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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最早译文类，其内容丰富、故事动人，在西藏已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论者多从翻译时间、不同版本、故事情节和内涵、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对敦煌本《罗摩衍那》的文本结构少有论述。本文对敦煌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的源起、内涵和特色加以分析，以探讨其在英雄史诗中的艺术功效。
关键词：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框架式叙述结构
对于文学作品的结构，古今中外都高度重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结构耗费巨大心血，称“谁知其中味”。歌德说：“要费多大力，用多少心思，才能是一个宏伟的整体安排停当。”作品结构，实际上与文体特点有关联。文体应当说是约定俗成的较大类型的结构，具体作品结构受其制约。英雄史诗的结构基本是纵向发展式，一般为英雄下凡，登上王位，美人被夺，两国交战，英雄（代表正义）获胜，统治人间（三界或国家）、英雄升天。是按照事物发展的时序进行，这是叙事型文学题材的基本种类。这种结构是建立在顺叙和倒叙的基础上，主体上属于纵向发展式，从头到尾地发展故事情节，线索层次清晰。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属于纵向发展式结构，但也有其特殊之处。纵观全文，以罗摩和悉多故事为框架，其中穿插了鸟国的故事、猴国的故事和罗婆那的故事，形成了纵向发展的框架式叙述结构。
框架式叙述结构并非《罗摩衍那》所独有，这种形式来自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的直接影响。在印度，佛教徒编订的《佛本生故事》，以及流传到西藏的《尸语故事》等故事文学的形式，均属于框架式叙述结构。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的《七日谈》等，都借鉴了框架式叙述结构。这一结构一般在主框架上插入很多小故事，形成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特殊模式，是一种开放型的叙事结构，为各种插叙敞开了方便之门。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包容性和可读性，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自身结构形态美的艺术手法。结构本身的开放型特征，可以容纳无数个小故事，这对民间口传故事文学的传承起到了一种堡垒式的保护作用。
敦煌本古藏文本《罗摩衍那》以结构的开放型和包容型，容纳多数个小故事，与罗摩和悉多的故事相连接，增加罗摩完成“使命”的难度。但是从客观上讲，对一部成型的作品来讲无限制地增加小故事是不合理的，读者也会对冗长拖沓的连环故事产生审美疲劳，故而它的包容型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它又是有限的，这样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框架式美的特点，同时以故事的可读性为前提。 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具有其独特性，大故事中的小故事并不像《尸语故事》、《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通过德觉桑布、山鲁佐德和扮演国王或女王的十位青年男女的口头讲述的形式呈现的，这些小故事以“故事的情感”力量，感召人性的“勇气”、“生命”和“智慧”。而《罗摩衍那》中的小故事恰恰是通过主人公的“行动”来呈现和连贯的。这种呈现方式，使大故事更具有立体感，能够感染读者的情感，深化罗摩的英雄形象。文本中悉多被劫，罗摩兄弟寻找悉多，在一个谷口遇到猴王妙音，他兄长巴里争夺王位械斗而受伤。罗摩与妙音协定，助他争夺王位，妙音则帮助罗摩寻觅悉多。以主人公的“行动”引发了猴国的故事，实际上猴国同阿逾陀城一样，存在着“王位继承”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由罗摩解决和完成。通过“行动”引发的另一个小故事，即鸟国的故事，鸟国同样存在是“王位继承”问题。这一事件虽不是罗摩“直接”参与解决，但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最后罗摩率领猴子大军，消灭罗刹众部，救回悉多。所有的小故事都是通过主人公罗摩的“行动”来推动和发展的，“罗摩的故事”就像一座巨大的框架，可以架构起更多的小故事和情节，但一味地让小故事发展下去，不仅会“弱化”罗摩形象，故事本身也会变得乏味无趣，缺乏可读性。
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呈现的小故事，同其它框架式叙述结构作品中穿插的小故事一样具有独立性，并有着完整的情节。如妙音和巴里大战两天，罗摩无法分辨兄弟特征，第三天妙音在尾巴上系了镜子，罗摩放箭射杀巴里。这一情节在《西藏王统记》中也有类似记载[1]，吐蕃第七位赞普直贡赞普与大臣洛昂械斗，洛昂使计，械斗之日赞普额系明镜，洛昂对赞普额上明镜放出一箭，赞普遂中箭身亡。这两则小故事，细节虽有差异，但均属同一“母题”，都有“王权继承---械斗---明镜----中箭身亡”的完整情节。那么，这一小故事可以穿插于任何一个大故事内，其呈现和连贯方式，可以通过故事整体的需求做改动和调整。
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在“人国”、“猴国”、“鸟国”等三个国家的“王位继承”这一“平行主题”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大故事的主人公罗摩的人物性格， 所有矛盾因罗摩的“宽容、智慧、神勇”而得以解决。《罗摩衍那》系英雄史诗，如同史诗《格萨尔》，程式化框架结构具有突出英雄形象的作用和功效。
参考文献：
[1]萨迦.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M].民族出版社，1982，10：P55-56.
关键词：古藏文本；《罗摩衍那》；框架式叙述结构
对于文学作品的结构，古今中外都高度重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结构耗费巨大心血，称“谁知其中味”。歌德说：“要费多大力，用多少心思，才能是一个宏伟的整体安排停当。”作品结构，实际上与文体特点有关联。文体应当说是约定俗成的较大类型的结构，具体作品结构受其制约。英雄史诗的结构基本是纵向发展式，一般为英雄下凡，登上王位，美人被夺，两国交战，英雄（代表正义）获胜，统治人间（三界或国家）、英雄升天。是按照事物发展的时序进行，这是叙事型文学题材的基本种类。这种结构是建立在顺叙和倒叙的基础上，主体上属于纵向发展式，从头到尾地发展故事情节，线索层次清晰。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属于纵向发展式结构，但也有其特殊之处。纵观全文，以罗摩和悉多故事为框架，其中穿插了鸟国的故事、猴国的故事和罗婆那的故事，形成了纵向发展的框架式叙述结构。
框架式叙述结构并非《罗摩衍那》所独有，这种形式来自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的直接影响。在印度，佛教徒编订的《佛本生故事》，以及流传到西藏的《尸语故事》等故事文学的形式，均属于框架式叙述结构。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昂古莱姆的《七日谈》等，都借鉴了框架式叙述结构。这一结构一般在主框架上插入很多小故事，形成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特殊模式，是一种开放型的叙事结构，为各种插叙敞开了方便之门。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包容性和可读性，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自身结构形态美的艺术手法。结构本身的开放型特征，可以容纳无数个小故事，这对民间口传故事文学的传承起到了一种堡垒式的保护作用。
敦煌本古藏文本《罗摩衍那》以结构的开放型和包容型，容纳多数个小故事，与罗摩和悉多的故事相连接，增加罗摩完成“使命”的难度。但是从客观上讲，对一部成型的作品来讲无限制地增加小故事是不合理的，读者也会对冗长拖沓的连环故事产生审美疲劳，故而它的包容型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它又是有限的，这样才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框架式美的特点，同时以故事的可读性为前提。 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的框架式叙述结构具有其独特性，大故事中的小故事并不像《尸语故事》、《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等，通过德觉桑布、山鲁佐德和扮演国王或女王的十位青年男女的口头讲述的形式呈现的，这些小故事以“故事的情感”力量，感召人性的“勇气”、“生命”和“智慧”。而《罗摩衍那》中的小故事恰恰是通过主人公的“行动”来呈现和连贯的。这种呈现方式，使大故事更具有立体感，能够感染读者的情感，深化罗摩的英雄形象。文本中悉多被劫，罗摩兄弟寻找悉多，在一个谷口遇到猴王妙音，他兄长巴里争夺王位械斗而受伤。罗摩与妙音协定，助他争夺王位，妙音则帮助罗摩寻觅悉多。以主人公的“行动”引发了猴国的故事，实际上猴国同阿逾陀城一样，存在着“王位继承”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由罗摩解决和完成。通过“行动”引发的另一个小故事，即鸟国的故事，鸟国同样存在是“王位继承”问题。这一事件虽不是罗摩“直接”参与解决，但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最后罗摩率领猴子大军，消灭罗刹众部，救回悉多。所有的小故事都是通过主人公罗摩的“行动”来推动和发展的，“罗摩的故事”就像一座巨大的框架，可以架构起更多的小故事和情节，但一味地让小故事发展下去，不仅会“弱化”罗摩形象，故事本身也会变得乏味无趣，缺乏可读性。
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呈现的小故事，同其它框架式叙述结构作品中穿插的小故事一样具有独立性，并有着完整的情节。如妙音和巴里大战两天，罗摩无法分辨兄弟特征，第三天妙音在尾巴上系了镜子，罗摩放箭射杀巴里。这一情节在《西藏王统记》中也有类似记载[1]，吐蕃第七位赞普直贡赞普与大臣洛昂械斗，洛昂使计，械斗之日赞普额系明镜，洛昂对赞普额上明镜放出一箭，赞普遂中箭身亡。这两则小故事，细节虽有差异，但均属同一“母题”，都有“王权继承---械斗---明镜----中箭身亡”的完整情节。那么，这一小故事可以穿插于任何一个大故事内，其呈现和连贯方式，可以通过故事整体的需求做改动和调整。
敦煌古藏文本《罗摩衍那》在“人国”、“猴国”、“鸟国”等三个国家的“王位继承”这一“平行主题”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大故事的主人公罗摩的人物性格， 所有矛盾因罗摩的“宽容、智慧、神勇”而得以解决。《罗摩衍那》系英雄史诗，如同史诗《格萨尔》，程式化框架结构具有突出英雄形象的作用和功效。
参考文献：
[1]萨迦.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M].民族出版社，1982，10：P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