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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调查式记者的责任所在，在调查式记者的定性思维中，揭露是他们的崇高责任，出于对公众负责的崇高目的，有些时候，可以不考虑手段的合理性，因为揭露比掩盖更符合伦理道德。
从十九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有了“记者”这一称谓，因其肩负着追求真相、启蒙公众重任，被受众称为“无冕之王”。但是，在一份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中发现，现在只有不到一成的被调查者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
在这一成的认同者看来，记者就是荣耀、诚实、道德、良知和正义的象征，自诞生之初就被寄予厚望。他们认为，在遇到困难或冤情的时候，找记者甚至比找有关主管部门还管用。但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却提出了对记者“不良”的看法，少数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低劣的职业道德素质，影响了记者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他们认为“记者门槛太低，良莠不齐”。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记者这一曾经无上光荣的职业光芒渐暗。假记者的出现不仅败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名声，也对调查式记者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的新闻产业特征决定了调查式记者中除那些“寄居”中央大媒体的外，大部分还属于“流浪记者”，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炒掉，成为媒体原始积累时期的牺牲品。
一家媒体的编辑部主任曾这样对作者说，他们单位的一个聘用记者曾是国内著名的调查式记者，写出了多篇调查式新闻报道，有些新闻还获得了国家级的新闻奖。去年，他根据单位工作安排，到某地调查公安干警殴打嫌犯致死的事件。没想到，这名记者到了采访地点后没有多久，就被当地公安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监狱，然后，当地公安机关向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举报说抓获了一名涉嫌敲诈的“假记者”，当新闻管理机关到他们单位核实身份时，单位的负责人因这位聘用记者“涉嫌敲诈”，怕影响单位名声，干脆一推了之，不承认他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这名聘用的调查式记者被以“冒充记者进行敲诈”为名遭到了关押。事后，经过检察机关认定，没有证据能证明这名聘用的调查式记者涉嫌敲诈，但是，由于聘用单位不承认他的“记者”身份，他仍然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因为他“冒充记者”。这家媒体的编辑部主任说，他非常惋惜。
随着网络走近人们的生活，网络记者方兴未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2004年7月26日，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多了一批特殊的记者忙碌的身影。这批特殊的记者，就是平时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网络记者（Bloggers）。据媒体报道，参加会议的网络记者多达36人；而共和党也打算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10到20张采访证给网络记者。
在中国，网络记者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也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网络记者从事类似记者的信息汇集、梳理、评价和导向工作，充当了信息中介服务的角色，但同时他们的身份相对简单，只是代表个人，因此这种信息的加工、处理和传播又具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一方面，当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另一方面，非专业性可能导致信息本身经不住检验。但是，网络记者杀伤力则不可小觑，他们掌握新闻采集要领，拥有较多信源，一些报道由于涉及某些利害关系而难以在专业化大众传媒发表，但借助博客网站，这些新闻一旦曝光，便成为重磅炸弹。从黑龙江的宝马车案到长沙的奔驰车连撞七人事件，再到长春林肯车撞人案的车主和因驾现代牌吉普车撞人的辽宁人大代表侯建军“淹死在网络记者的唾沫里”，可以发现网络记者的“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网络记者已经成为调查式记者中的一支生力军。
北京大学一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教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国内的调查式记者很多人是在法律雷区的边缘行为，如今媒体对中国调查式记者的报道是属实的，但是又很不客观，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是灰色的，除去不法分子对他们的伤害外，有些时候，他们会因为一纸记者证而深陷牢狱。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介绍到，在我国，无论是音像调查式记者或网络调查式记者，都要受着多部法律法规的管制，《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新闻管理的法律法规都对调查式记者发挥着制约效力。
调查式记者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和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因噎废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英国新闻调查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在《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隐形拍摄很容易让人想到伦理道德问题”的疑问时说，作为一名调查式记者，其职责就是探明、揭露真相，所以，当伦理道德问题摆上了案头时，要坚信出于对公众负责的崇高目的，揭露比掩盖更符合伦理道德。
“揭露比掩盖更符合伦理道德”，一句话说出了调查式记者的发展方向，一个记者，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责任所在，就这一点而言，揭露是记者的崇高责任，手段合理性是第二位的。
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对调查式记者的发展状况给予了关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式记者被看作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记者的崇高使命等同于新闻调查。”他说：“最崇高的职业是记者，最优秀的记者是调查记者，最出色的调查记者是让害人者难受的记者。”
从十九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有了“记者”这一称谓，因其肩负着追求真相、启蒙公众重任，被受众称为“无冕之王”。但是，在一份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中发现，现在只有不到一成的被调查者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
在这一成的认同者看来，记者就是荣耀、诚实、道德、良知和正义的象征，自诞生之初就被寄予厚望。他们认为，在遇到困难或冤情的时候，找记者甚至比找有关主管部门还管用。但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却提出了对记者“不良”的看法，少数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低劣的职业道德素质，影响了记者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他们认为“记者门槛太低，良莠不齐”。
新闻从业者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记者这一曾经无上光荣的职业光芒渐暗。假记者的出现不仅败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名声，也对调查式记者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的新闻产业特征决定了调查式记者中除那些“寄居”中央大媒体的外，大部分还属于“流浪记者”，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炒掉，成为媒体原始积累时期的牺牲品。
一家媒体的编辑部主任曾这样对作者说，他们单位的一个聘用记者曾是国内著名的调查式记者，写出了多篇调查式新闻报道，有些新闻还获得了国家级的新闻奖。去年，他根据单位工作安排，到某地调查公安干警殴打嫌犯致死的事件。没想到，这名记者到了采访地点后没有多久，就被当地公安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监狱，然后，当地公安机关向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举报说抓获了一名涉嫌敲诈的“假记者”，当新闻管理机关到他们单位核实身份时，单位的负责人因这位聘用记者“涉嫌敲诈”，怕影响单位名声，干脆一推了之，不承认他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这名聘用的调查式记者被以“冒充记者进行敲诈”为名遭到了关押。事后，经过检察机关认定，没有证据能证明这名聘用的调查式记者涉嫌敲诈，但是，由于聘用单位不承认他的“记者”身份，他仍然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因为他“冒充记者”。这家媒体的编辑部主任说，他非常惋惜。
随着网络走近人们的生活，网络记者方兴未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2004年7月26日，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多了一批特殊的记者忙碌的身影。这批特殊的记者，就是平时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网络记者（Bloggers）。据媒体报道，参加会议的网络记者多达36人；而共和党也打算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10到20张采访证给网络记者。
在中国，网络记者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也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网络记者从事类似记者的信息汇集、梳理、评价和导向工作，充当了信息中介服务的角色，但同时他们的身份相对简单，只是代表个人，因此这种信息的加工、处理和传播又具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一方面，当涉及他们专长的领域时，其提供的信息常常比报纸更贴近事实；另一方面，非专业性可能导致信息本身经不住检验。但是，网络记者杀伤力则不可小觑，他们掌握新闻采集要领，拥有较多信源，一些报道由于涉及某些利害关系而难以在专业化大众传媒发表，但借助博客网站，这些新闻一旦曝光，便成为重磅炸弹。从黑龙江的宝马车案到长沙的奔驰车连撞七人事件，再到长春林肯车撞人案的车主和因驾现代牌吉普车撞人的辽宁人大代表侯建军“淹死在网络记者的唾沫里”，可以发现网络记者的“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网络记者已经成为调查式记者中的一支生力军。
北京大学一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教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国内的调查式记者很多人是在法律雷区的边缘行为，如今媒体对中国调查式记者的报道是属实的，但是又很不客观，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是灰色的，除去不法分子对他们的伤害外，有些时候，他们会因为一纸记者证而深陷牢狱。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介绍到，在我国，无论是音像调查式记者或网络调查式记者，都要受着多部法律法规的管制，《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新闻管理的法律法规都对调查式记者发挥着制约效力。
调查式记者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和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因噎废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英国新闻调查中心主任加文·麦克法蒂安在《南方周末》记者提出“隐形拍摄很容易让人想到伦理道德问题”的疑问时说，作为一名调查式记者，其职责就是探明、揭露真相，所以，当伦理道德问题摆上了案头时，要坚信出于对公众负责的崇高目的，揭露比掩盖更符合伦理道德。
“揭露比掩盖更符合伦理道德”，一句话说出了调查式记者的发展方向，一个记者，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责任所在，就这一点而言，揭露是记者的崇高责任，手段合理性是第二位的。
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对调查式记者的发展状况给予了关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式记者被看作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记者的崇高使命等同于新闻调查。”他说：“最崇高的职业是记者，最优秀的记者是调查记者，最出色的调查记者是让害人者难受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