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很多人为了学位而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或者到国外游学弄个克莱登文凭（冒牌货的代名词，《围城》方鸿渐是也），或者让秘书代为学习，自己坐享其成等等。总之，文凭学位成为某些人炫耀身份地位的资本或者进入仕途的所谓敲门砖，以致现在文凭学位掉价，社会调侃说，“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大概就是对这种片面追求虚假学位的一种讽刺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凭学位跟个人的真才实学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齐白石没有学位学历但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代宗师，华罗庚没有学位学历也没有影响他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如果说他们两位没有学历学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的话，那么，还有两位学界奇人是完全自己主动放弃外国博士学位的。他们在外国留学多年，学得一身超强本领，完全就是兴趣所致，而把文凭学位当做废纸一张不屑一顾，但是，在那个学术思想自由的年代，没有文凭学位的两位奇人照样成为学界的大师级人物，甚至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一位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人、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一位是学贯中西的史学界巨擘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家学渊源，名门俊彦，祖父陈宝箴是晚清封疆大吏、湖南巡抚，被时人称为“海内奇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长兄陈衡恪，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是齐白石恩师之。这样的家庭背景，给陈寅恪提供了极其丰饶的学术土壤，加上陈寅恪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中的佼佼者，父母的掌上明珠，一心一意要雕刻的璞玉。在陈寅恪十四岁的时候，父母决定送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三兄弟赴日本留学，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陈寅恪就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先后在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著名学府留学，精通了十多国的语言，成为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傅斯年曾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1904年，陈寅恪兄弟三人负笈东瀛。因为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母亲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陈寅恪在国内转入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09年，陈寅恪赴德国著名大学柏林大学学习；1911年，陈寅恪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8年秋，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导师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能够得到导师这样评价的中国留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恐怕还是第首例；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精通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就是在此打下的基础。陈寅恪十六年的留学生涯中，先后在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学习，但是他的学习纯粹是为学术研究而学习，并没有半点沽名钓誉的思想，所以在每一所大学的学习他都没有按照导师的设计写论文拿学位，而是一心一意进行自己的研究，可谓“躲进学府只研究，管他学历与文凭。”正是因为陈寅恪抛弃了功利的学习，所以能够在十六年的留学生涯中博览群书，集腋成裘，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校长曹云祥授权吴宓负责筹建，经过多方商榷，最后确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受聘为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和梁启超都是时代巨擘，学界泰山北斗的重量级人物；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这三位评为导师，校长曹云祥都非常满意。最后确定的是当时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当吴宓把陈寅恪的聘书给校长钤印时，曹云祥没有立即答应，梁启超获知情况后，亲自找到曹云祥要求发聘书给陈寅恪。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到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马上答应聘请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参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果然，陈寅恪不负众望，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成。蓝文征也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对于这些不解其义的课，学生叹服其高深。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陈先生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之后，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虽然没有半张学历学位，但是却凭着自己的学识成为一代史学大师。
　　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十三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1922年7月赴美国留学，他先去芝加哥大学学美术。据闻一多好友梁实秋先生的回忆，“一多是学画的，在美术学院起初也很努力。但是，画了一年下来，还是石膏素描，他不能忍了”。他开始参加芝加哥的新诗活动，并且在给父母的信中讲了一个无心美术的理由：“吾敢信我真有美术之天才，学与不学无大关系也，且学岂必在课堂乎？”
　　到了第二年，即1923年9月，清华好友梁实秋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闻一多得到梁实秋到美国的消息后，立即放弃了芝加哥大学美术学院的学习，来科罗拉多跟梁实秋一同学习，无怪梁实秋说“他就是这样冲动的一个人”。在科罗拉多学习，因为梁实秋是事先接洽好了的，所以就直接进了英语系读书，而闻一多是临时转来的，学校要闻一多补修数学方面的两门课程，才可以有学位。闻一多不肯，按梁实秋先生所说就是：“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凡事皆以性之所指为指归。我劝他向学术纪律低头，他执意不肯，故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
　　1924年，梁实秋结束了在科罗拉多的学习，转到哈佛大学学习，而闻一多也转到纽约一所艺术学院继续学画，“但是他在纽约的这一年时间里并没有好好上课，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索性不去上学了”（梁实秋《谈闻一多》）。再后来，闻一多就跟学校正式脱离关系，直到1925年回国，闻一多再也没有到学校学习。
　　自1922年到美国留学至1925年回国，闻一多先后在美国的几所著名大学学习，因为性情所致，始终没有坚持完成学业，所以也没有获得半张文凭或者学位。可是，凭着自己深厚的学力和广博的见识，闻一多回国后很快就获得了各家大学的争相延揽。
　　1925年年底，也就是回国后半年，闻一多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半年后，闻一多因为不堪学校欠薪和风潮迭起的压迫离开了学校，1926年到上海吴松国立政治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也担任学校训导长；1927年闻一多又到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教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大学的前身；1928年秋天，闻一多先生又到了国立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不久，国立青岛大学创办，蔡孑民（元培）担任筹办主任，邀请闻一多先生担任教授，闻一多便到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期间他发现培养了著名诗人臧克家和陈梦家；1931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国文系担任教授，这段时间最长，长达六年之久，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后来又迁往昆明，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的近十年时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和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为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血。
　　陈寅恪和闻一多两位学术界的巨人，不囿于传统约束，不为追求学位为学位，他们虽然没有半纸文凭学位，但也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时代精英，文化史上的北斗，相比之下，现在多少不学无术之徒，披着海归、博士、博士后、院士的头衔，却胸无点墨，拉虎皮做大旗，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真是可怜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