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秦是班里的一个“刺儿头”。他性格“嚣张”，同学走在他前面，很可能被他大喝一声“闪开”，没人敢怒敢言。别人稍有微词，他便动辄恶语相向，甚至挥拳威吓。课堂上，他也很少坐姿端正，认真听讲。时常会大声打着哈欠，或是随意插嘴……
　　种种“劣迹”，弄得我焦头烂额。于是不得不加大了对他的监控力度。在我的课上，凡有他插嘴、接话茬或是坐姿不端等，我从不放过对他的批评。如有任课老师来告状，我会对他加倍批评，结果往往是他“口服心不服”，如此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师生关系反而更加紧张。这样的僵局持续了一个多月，小秦的日常行为表现仍是毫无寸进，成绩也大有下降趋势。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我了解了他的小学同学，压根儿就没有说他好的。据说他父母很有钱，常年在外忙工作，一开始就让他读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农村的小伙伴们都对他羡慕不已。“怪不得，他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他的“遭遇”不免让我同情起来。
　　我把小秦的问题做了以下“确诊”：(1)一个从小就过集体生活的孩子，与同学的日常相处也会陷入“弱肉强食”的错误思维模式；(2)缺失正常的父母关爱；(3)简单的物质上的充裕，只能使他以自我为中心，以张扬为特征；(4)低龄同学辨识能力相对较弱，助长了他的霸气。
　　有了对小秦问题的归因，接下来的关键是寻求“对症下药”的良方。我和其父母取得了联系，建议他们增加与孩子团聚的机会，加强交流与沟通，增进亲子感情，遇事多做自我批评，赢得孩子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作为教师，我更是感到了教育与转化这个“问题学生”的责任，不能“在冬天里砍树”，我要改变认识上的思维定势。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个借“托儿”的招儿终于计上心头。我想起在读大二的学生刘畅(化名)，他当年也是个“浪子”，不是跟现在的小秦非常相像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刘畅，他不仅没有拒绝，而且很乐意现身说法，解决我的难题。“十一”长假的前一天，刘畅如约而至，成了我们主题班会的特约嘉宾。在谈及令他追忆、令他痛苦的一段“黑暗历程”时说：“在我上小学，以至后来刚上中学的日子里，我是个非常不争气的孩子，我行我素，蛮横无理，霸气冲天，粗言恶语，跟同学争吵打架是家常便饭，做事一向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凡是能用在坏孩子、坏学生身上的评语，我想对于我都不为过。那时，同学们像避瘟神似的躲着我，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玩伴，父母和老师为我伤透了心……”此时大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移向小秦，这对他来说不啻晴天霹雳，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颈，继而是眼里噙满泪水。
　　事后他主动找我谈心。他失去了以往咄咄逼人的张扬，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老师……我……我改还来得及吗?”我没作回答，只是认真地点头。此后，身边人都惊喜地发现小秦有变化了，尤其在和同学的相处上明显改观，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
　　一个学生性格的转变不可能太过轻易。果然，那天跟值日组长的大打出手便证明了这一点。我想何不让他担任些班务工作?这样有责任在肩上，他转变的内在动力自然就大了。我决定由他出任生活委员，负责分发点心和午餐。这让他惊讶于我的“不罚反赏”，在充满诧异与疑惑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他的几分感激。或许正是因了我的“不罚反赏”，他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渐渐地在同学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学习居然也跟了上来。现在他已经光荣地加入共青团。
　　“不罚反赏”给我的教育启示是：对待有过激行为的“问题学生”，一味地使用“加大监控力度”的做法并不可取，非但“无效”，反成“负效”。我们不妨敢于尝试给他们“开开口子”，也学学古已有之的“招安”，赏他们一把。或许，这就是成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