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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引致的社会影响
相对剥夺感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目前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会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实现目标的行动，并产生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不同社会影响。比如，合理竞争、盲目攀比、平均主义等等均属此列。但对于贫困群体而言，更多的是起到一种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加剧了社会焦虑心理的产生。由富裕阶层较高的经济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引发贫困群体的高期望、高失落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这是社会焦虑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城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这种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散状态，从而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并使社会成员和长期性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由于从事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焦虑存在着共生共长的双向恶性循环联系，将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损害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贫困群体的利益要求和自尊得不到实现，会感到压抑、自卑、无助、受挫、孤立，使得该群体的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对社会问题及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害，均持观望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心理会发展为反社会的心理或者宿命的心理。基于对现实的无奈，许多贫困居民将目前的生活境地片面地归结于由于强势群体的存在而导致自身的贫困，而无法客观地评价自身现状的成因，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更加没有规则的约束，且往往采取一些粗暴的反社会行为，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这种无助与受挫感，如果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宣泄、疏导，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焦点。
——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存在严重相对剥夺感的贫困群体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强化了“今不如昔”的怀旧心理，妨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当前，贫困群体的不满心态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社会生活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资本占有量的悬殊、社会地位的绝对低下、公共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治安的恶化等。与其它群体比较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化了该群体的惧变和怀旧心理。在市场风险和社会生活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刺激下，一些人开始留念起“吃大锅饭”的安稳日子；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的悬殊使他们厌倦目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怀念“平均分配”的计划模式。这种心理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便会形成局部性的抗拒改革的不安全隐患，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阻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大部分存在相对剥夺感的贫困群体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这样就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贫困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存在，还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贫困群体相对剥夺感的若干社会调适
为了有效地克服、疏导由内外部环境所导致贫困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心理，以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安全阀机制。美国著名的冲突论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社会冲突产生于社会报酬的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这种分配不均表现的失望。科塞提出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又可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安全阀机制是使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它应包括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和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两种主要形式。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指设在医疗机构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人员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对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实施个别或集体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指能发挥心理疏导功能和“社会安全阀”作用的某种制度体系。要在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他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的同时，在我国构建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问题信息采集、反馈系统，设立由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负责的社会情绪宣泄场所，通过专业心理治疗人员的沟通、疏导等，努力地为社会成员提供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将平时因遭受挫折而蓄积的敌对、不满等消极情绪予以宣泄、化解，从而改变认识、理顺情绪、恢复心理平衡，从而把可能造成的负效应降至最低程度。
——从基本需要满足入手，确保贫困群体能够不断地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努力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使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不适心理不至于加剧。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像教育、健康和卫生这样的公共服务事业，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要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在二次分配中，可按照关怀和分享的原则，通过资源的分享换来社会的稳定，使富人和穷人都能获利。此外，社会和政府需要对贫民的脱贫机制提供一个“加速器”，尤其是需要产生一个贫者变富、富者变穷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悲剧效应。很显然，促使贫者致富，有助于对贫民阶层产生一个示范效应，鼓励他们的奋斗精神；而富者也可能破产、变穷的社会环境，则有助于强化富者的危机意识，而且也能给众多穷人一个公平竞争的符号启示。
——建立起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进人的平等、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并推动社会发展。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仍很不完善，应增大投入，动员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构建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共同构筑的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4项制度。对于贫困群体应该采取“治标性的输血”和“治本性的造血”相结合的方法，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切实地解决贫困问题。
——发挥主导价值观作用，强化理想信念。缺少了主导价值观念和信念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有凝聚力的。对个人来讲，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观念，没有对平凡和普通常识的坚定认可，就会“随波逐流”，容易迷失方向，导致心理紊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观念，和与承认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集体主义观念，这样的主导价值观，必然能够有利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只有不断地强化这种理想信念，才能更好地疏导和释放由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最终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
——要做好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鉴于社会舆论及宣传跟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有必要适当地引导社会舆论和宣传。不能一味地报道富裕群体以及新富阶层的生活现状，而应该多报道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白手起家的新富阶层的发家历程，为贫困者树立一个脱贫的典型，激发贫困者摆脱目前贫困状况的斗志和决心；要密切关注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积极报道国家和社会在济贫中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效果，让贫困者明白整个社会都在真心地关注着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他们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大家庭抛弃，以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要通过宣传树立扶贫典型，动员更多有经济实力的人积极致力于中国的扶贫济困事业，为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相对剥夺感反映了人们要求改变目前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会转化为不同类型的实现目标的行动，并产生正面或负面，积极或消极的不同社会影响。比如，合理竞争、盲目攀比、平均主义等等均属此列。但对于贫困群体而言，更多的是起到一种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加剧了社会焦虑心理的产生。由富裕阶层较高的经济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引发贫困群体的高期望、高失落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这是社会焦虑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城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这种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散状态，从而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并使社会成员和长期性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由于从事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焦虑存在着共生共长的双向恶性循环联系，将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损害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贫困群体的利益要求和自尊得不到实现，会感到压抑、自卑、无助、受挫、孤立，使得该群体的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对社会问题及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害，均持观望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不正常的心理会发展为反社会的心理或者宿命的心理。基于对现实的无奈，许多贫困居民将目前的生活境地片面地归结于由于强势群体的存在而导致自身的贫困，而无法客观地评价自身现状的成因，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更加没有规则的约束，且往往采取一些粗暴的反社会行为，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这种无助与受挫感，如果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以宣泄、疏导，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焦点。
——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存在严重相对剥夺感的贫困群体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强化了“今不如昔”的怀旧心理，妨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当前，贫困群体的不满心态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社会生活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资本占有量的悬殊、社会地位的绝对低下、公共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治安的恶化等。与其它群体比较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化了该群体的惧变和怀旧心理。在市场风险和社会生活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刺激下，一些人开始留念起“吃大锅饭”的安稳日子；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的悬殊使他们厌倦目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怀念“平均分配”的计划模式。这种心理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便会形成局部性的抗拒改革的不安全隐患，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阻碍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大部分存在相对剥夺感的贫困群体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这样就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贫困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存在，还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贫困群体相对剥夺感的若干社会调适
为了有效地克服、疏导由内外部环境所导致贫困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心理，以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应该要做到以下几点：
——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安全阀机制。美国著名的冲突论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社会冲突产生于社会报酬的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这种分配不均表现的失望。科塞提出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发泄积累的敌对情绪，又可以使统治者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避免灾难性冲突的爆发和社会结构的破坏。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安全阀机制是使人们的消极情绪得以宣泄和释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它应包括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和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两种主要形式。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是指设在医疗机构中，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治疗人员运用心理治疗技术，对有心理障碍的患者实施个别或集体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非医疗情境下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指能发挥心理疏导功能和“社会安全阀”作用的某种制度体系。要在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以及其他反映、采纳社情民意的制度的同时，在我国构建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问题信息采集、反馈系统，设立由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负责的社会情绪宣泄场所，通过专业心理治疗人员的沟通、疏导等，努力地为社会成员提供正常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将平时因遭受挫折而蓄积的敌对、不满等消极情绪予以宣泄、化解，从而改变认识、理顺情绪、恢复心理平衡，从而把可能造成的负效应降至最低程度。
——从基本需要满足入手，确保贫困群体能够不断地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努力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使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不适心理不至于加剧。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像教育、健康和卫生这样的公共服务事业，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要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在二次分配中，可按照关怀和分享的原则，通过资源的分享换来社会的稳定，使富人和穷人都能获利。此外，社会和政府需要对贫民的脱贫机制提供一个“加速器”，尤其是需要产生一个贫者变富、富者变穷的社会机制，而不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悲剧效应。很显然，促使贫者致富，有助于对贫民阶层产生一个示范效应，鼓励他们的奋斗精神；而富者也可能破产、变穷的社会环境，则有助于强化富者的危机意识，而且也能给众多穷人一个公平竞争的符号启示。
——建立起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增进人的平等、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并推动社会发展。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仍很不完善，应增大投入，动员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构建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共同构筑的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4项制度。对于贫困群体应该采取“治标性的输血”和“治本性的造血”相结合的方法，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切实地解决贫困问题。
——发挥主导价值观作用，强化理想信念。缺少了主导价值观念和信念的国家和民族是不会有凝聚力的。对个人来讲，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观念，没有对平凡和普通常识的坚定认可，就会“随波逐流”，容易迷失方向，导致心理紊乱。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观念，和与承认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集体主义观念，这样的主导价值观，必然能够有利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只有不断地强化这种理想信念，才能更好地疏导和释放由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最终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
——要做好社会舆论的引导工作。鉴于社会舆论及宣传跟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有必要适当地引导社会舆论和宣传。不能一味地报道富裕群体以及新富阶层的生活现状，而应该多报道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白手起家的新富阶层的发家历程，为贫困者树立一个脱贫的典型，激发贫困者摆脱目前贫困状况的斗志和决心；要密切关注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积极报道国家和社会在济贫中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效果，让贫困者明白整个社会都在真心地关注着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他们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大家庭抛弃，以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要通过宣传树立扶贫典型，动员更多有经济实力的人积极致力于中国的扶贫济困事业，为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