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尽快建立一个良性的、信息公开的公民问责环境。民众在公开的政治信息中进行讨论和质疑，反而会强化他们对社会管理体制的信赖。
　　最近以来，各地发生了一些群体性暴力事件，我们也就在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评述中，见到了习以为常的一句话——“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许这只是一句模式化的描述，但是，却无意中透露出了一系列比较严峻的问题：“不明真相”却可以被各种谣言蛊惑，现代中国政治的信赖感何以如此脆弱?
　　现代政治不同于古代政治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一个方面很值得重视：传播环境的巨大差异。古代政治主要通过简单朴素的人际传播来实现政治意图的阐释与政治策略的宣导；现代政治却面临复杂多样的现代传播形式，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再到手机网络，这既形成了有利于现代政治阐释与宣导的环境，也造就了更多形式的质疑和反问。事实上，现代传播媒介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积极对话，乃是现代社会政治必然要面临的景观。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在现代媒介上面确立自己透明阳光的形象，另一方面，民众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不断表达各种忧虑，促动政府的政策调整。
　　当然，上面这个机制，乃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型”。尽管如此，现代政治与现代媒介的博弈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趣的是，这种“博弈”的激烈程度与政治的稳定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公众的质疑与政治的透明由此形成了一种牢固的“政治信赖”：民众在公开的政治信息中进行讨论和质疑，反而会强化他们对社会管理体制的信赖。
　　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言，这种“良性博弈”不仅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出现令人担忧的状况。一年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行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不能满足民众了解社会体制运作细节的要求；粗放型的政务处理方式与功利主义的为官哲学，阻碍了真实信息的坦白、公开。据报道，河南南阳公民王清依据去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要求这些行政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情况。但是，得到的结果既有政府官员的粗暴谩骂和冷漠相对，也有无的放矢的行政回复，甚至还有刺探国家机密的诉讼。不论王清的行为是否真的触犯了法律，这个事件本身就已经说明，公民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执政信息责问的过程，在今天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现代媒介传播只好大量生产复杂多样的“政治想象”，并造就了这样一种形势：媒介广场上的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充满刺激的“政治想象”来代替对社会体制的“政治依赖”；人们越来越喜欢用“传奇”的期待来对中国政治的不足之处进行“过度想象”。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诸如网络媒介等传播形式，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特殊地位，成为很多人“民主幻觉”的依托物。于是，一种“广场政治”的非理性话语日益高涨，而理性思考的精神，进一步被这种广场嘶喊淹没。中国社会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多、如此快的谣言传播局面，-而唯一行之有效的杜绝“媒介广场谣言”的方式，就是迅速强化政府的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光明正大的“公民问责制”。
　　最近，人民网正在为一则关于高干子女财产问题的传闻进行辩解。部分人相信网络上面传播的“高干子女占超亿万元富豪人数91％”的传闻是可信的，而这种财富极端集中的局面必然造成相对贫困的出现；而人民网则力求通过翔实可靠的求证来让人们认识到这个传闻不过是一则谣言。但是，问题在于，分辨一则谣言的真假并不是难事，而消除人们对谣言的喜爱心理却异常复杂。
　　简而言之，今天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表明，我们需要尽快建立一个良性的、信息公开的公民问责环境。事实上，现代传播媒介上的“公民对政府的问责”，乃是现代社会政治不得不通过的必修课。“信赖来自质疑”，这恰好是现代政治的辨证逻辑。公开的信息，公民的理性问责，才能避免社会非理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