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时处顺”是道教基于出世与人世兼行的思想理念和修持方式。该理念源于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老夫子一生志在“克己复礼”，他不辞劳苦，带弟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针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状态，他认为恢复盛周的礼仪秩序太重要了!但作为长者的老子告诉他：周王朝兴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掀开新篇章，身在其中的人们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安时处顺”。
　　孔子与老子的对话有很深的意蕴。其中“不得其时”和“得其时”之谓，一方面在于出世修持的层面，是指导教徒内俭清心，坐忘证道，“安时”以待玄機；当“消息”萌动，则依序推进，使修养更入佳境，以结大道成果，此之谓“处顺”。另一方面则在于入世功德社会的层面，指机遇未到、时机不成熟就不能莽撞，而应收敛锐气、韬光养晦；当机遇来临时，不能左顾右盼，要牢牢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不过，无论入世的仕途还是出世的养生，都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在养生谓之守火候，这其间漫漫昼夜，时无尽期，掌握火候，适时抽添，静待消息；在仕途谓之安时待机，这其间天时、地利、人和，虽不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宿命论的玄乎，但机遇确是很重要，同时还要有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的勤奋坚韧之精神，更要把握时机创建实在业绩。
　　关于“安时处顺”的旨趣，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理解、诠释、应用和发挥。战国时的庄子是道家，他认为生命和自由对于本位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宁做一只在烂泥地里爬的“曳尾龟”，也不愿成为失去生命供奉在祭坛上的神龟；宁愿是没人管束的野牛，也不要成为被戴上金轭头饱食终日准备做牺牲的神牛。他在著作《庄子》中，多以独特的思想叙述“安时处顺”的状态、体悟和理念。庄子不赞成那种迷恋长生不死、为了形体长存、自寻烦恼的人。他认为人的生与死就如同四时的节序，生自于父母，回归于天地，生不值得兴奋，死也不必伤悲。妻子逝世时，他不仅没有丝毫悲泣，还“鼓盆而歌”，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实际上是“安时处顺”的突出表现。
　　三国时的诸葛亮是位道教信奉者，他用自己人生的过程展现了“安时处顺”的别样意境。他高卧陇中，观天下大势，此之谓“安时”；刘备“三顾茅庐”，他出而辅佐，最终因天不假寿，虽“出师未捷”，但志在一统山河，也是鞠躬尽瘁，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展现了志士的心胸和情怀，也是“处顺”之意。
　　南朝齐梁高道陶弘景，原在皇族圈中为“诸王侍读”，深明这不符自己的性志，遂隐居茅山中。梁武帝请其出山佐政时，他清楚这位帝王的心性和时政，故以喜爱山中白云为借口请辞，此乃“安时”之举；可他又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志士，因此朝庭每有大事遣使问策，他又披肝沥胆为之筹划，人称“山中丞相”，这又是“处顺”。
　　“安时处顺”对于社会人的价值更为显然，所谓“安时”就是目光敏锐，认清大势，顺应自然规律，不投机取巧，不回避矛盾，不害怕困难，即使处于逆境中也处之泰然而不气馁；“处顺”就是即使窥测了事物的窍要，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也不张扬大喜，而是老实做人，踏实做事。也就是说，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中，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冷静的眼光去观察现实，以平和的心态应对世情万象。以不骄不躁的情绪和作风，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复杂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