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运村:海边很遥远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kyboat52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然距离三亚只有100公里,但56岁的什运村农民王轩秀却从没去过海边,他的儿子没去过海边,他儿子的儿子也没去过海边。
  全村800多人,大多和他一样是从电视里认识大海的。不过,曾经能看60多个频道的卫星电视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台。这让王轩秀觉得,自己离海边更远了。
  电视也告诉王轩秀,海南要成为一个“旅游岛”。“什么时候带1000块钱去三亚旅游。”王轩秀带些情绪说。
  
  电视带来的特区
  
  和五指山所有农民一样,王轩秀有张满是皱纹的脸。即使身在海南,他的故事里恐怕也不包括“特区”、“开放”这些海南最流行的词汇。
  什运村——在海南话里,如果“什”用作地名,就要读成“杂”。它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的6个村子之一。这个县位于海南岛中央,没有一处临海。乡干部简洁地介绍了全乡的情況,人口和他们的主要财产,包括5000多口人,两三千头猪,两三千头牛和1万只鸡鸭鹅。
  它其实离“外面”并不遥远:南北贯穿海南岛的海榆中线公路就从一公里外的乡墟经过。沿公路北上海口有200公里,南下三亚只需两个小时——虽然要经过无数山间急弯,经常使北方来的旅客呕吐不止。
  什运村现在有800多人,600多亩地。村子周围的山大多属于农场,村里的地都在背后那个叫鹦哥岭的山上。王轩秀去自己的橡胶林要走4里地。
  曾经有很多年,差不多贯穿了王轩秀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得到粮食。“邓小平很好。”他说,包产到户以后大家都能吃饱了。
  在记者的强烈要求下,他艰难地把记忆拉回到1988年,像剁蕉叶那样反复用力。“开会!”王轩秀豁然开朗——那时他们去二里地外的乡上开大会,庆祝成立海南省,“说这样会让我们更富裕,现代化。”
  作为干部,当时担任大队文书的王世彪去了十几里地外的琼中县城开会。‘领导说,搞特区了,就要搞经济。”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比较难。
  
  怎么“搞经济”
  
  1988年的什运村,大多数人仍住在茅草房里。在1991年前后,全村陆续住进了政府盖的瓦房:大约一家六七十平方米。到今天,海南仍在解决偏远山区的住房问题。
  王世彪的房子有60平方米,最显眼的是一张住进来时就贴在墙上的巨幅毛主席像。前几年,又在旁边贴了一张小观音像。
  房间里的摆设如下:四张床、一套桌椅、一台电视、三只电灯泡、一个米缸、一台碾米机。屋外还有四头小猪、大约十只鸡鸭,以及山里必需的摩托车。
  对于这些微薄的财产,当过干部的王世彪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他说,在更高、更远的山里这已经算是“小康”了。
  住进瓦房,王世彪说这是海南省成立后什运村最大的变化。从包产到户算起,它就是第二大变化,第一大变化当然是吃饱肚子。如果能成功“搞经济”,恐怕就是第三大变化了。
  县里给各级干部们开了很多会,贯彻上级精神。后来每次国家给海南新机会,王世彪都领回红头文件,再开村民大会。有时候,他自己说得也很激动,好像海口那些高楼大厦就要在什运村拔地而起。
  作为干部,王世彪是去过海边的。1992年后的海口令让他记忆深刻:过去晚上漆黑一片的城市变得灯火通明,来自大陆的外地人操着各种口音说着上百万元的事情。
  虽然从没做过生意,但他很奇怪这些身无长物、露宿街头的人们本钱在哪。他猜测,也许是他们满是汗渍的白衬衫上那个小小的兜里揣着支票。
  广东,这是大陆上最近的地方,据说那里的农民都穿西服、住进大楼。他们从香港进货,运到内陆卖掉,每次都能挣几万元。或者找老板来开工厂,加工服装卖给香港人。外地人跟王世彪们讲各种他们从来没听过的“搞经济”的办法,然后说,你们海南岛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肯定比广东更能赚钱。
  “我们决定搞橡胶。”王世彪说。
  
  只有橡胶存活下来
  
  王世彪不知道从哪里进货,海口商店里的东西还是原来那么多。海口的房子也变得很贵,一个人站的地方就卖一万块,那是他们全家五六年的收入。至于西服,他现在有一套,天冷的时候就穿上。正式的场合,比如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从屋里拿出来穿上。那是前几年在县城里花几十元买的。
  那时没有一个老板到这里来看看。后来的20多年里,外边的海滩上潮起潮落,但它们都没有进入过什运村的世界。
  种橡胶是简单的:一年割一次胶,其他时候不用管。他们也种过龙眼、荔枝一类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瓜。现在只有橡胶很好地生存下来。
  王世彪说,很多年里他们只知道用农药解决经济作物的生长问题,后来才知道农药多了也会引发虫害,现在龙眼树比过去差不多高一倍,果实却还没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至于西瓜,“农技站的人只会种橡胶,不懂西瓜”,结果也种得一塌糊涂。现在他们全家有900多棵橡胶树,一年收益两三千元。
  2000年前后,政府组织农民去更富裕的海边打工。王世彪的大儿子去了文昌,每月能寄一两百元回来。不过他前两年结婚时还是住在老屋里。大儿媳妇后来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就9口人了。
  好在王世彪的三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以及一个女儿都已出去打工。他们都是政府组织的,自己贸然出去还是很危险。经常听说邻村有年轻人去了外面,最后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
  王轩秀家的好处是,他的四个女儿都已嫁到外地。这些年,村里越来越多的姑娘嫁到了琼中以外的地方。
  他的儿媳妇是从五指山那边更靠近山里的村庄娶过来的。这样一家只有六口:老两口、儿子夫妇和两个小孩住在这70平方米的老屋里,四个成年人每年共有四五千元收入。
  什运村最有钱的人,可能也是这一片几个村子里最富裕的人,是一直住在山上的一个孤老头,“70多岁,没娶过老婆、没孩子,在山上不花钱。”王轩秀琢磨了一下,“他能有几万元存款。”
  
  海边和山里是两个世界
  
  虽然一条水泥路——省道S301线就从什运穿村而过,但匆匆前往三亚、五指山的游客并不停留,全村甚至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前几年政府鼓励他们发展黎族文化,织些黎锦拿出去出售。不过织一件黎族服装要一个月,却很难卖出去。
  王世彪说,自己家没这样的衣服,赶上婚丧仪式就借来穿穿。
  在五指山这些散落的黎族村庄里,什运还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因为村里有一位大人物:90岁、会唱34种黎族歌调的王坏大。她大概也是全乡最有见识的人:曾经两次去人民大会堂唱黎族民歌。
  不过这几天,王坏大去县里住院了。如果她不在了,这些调子恐怕就要失传。
  至于年轻人就更不要说了。王轩秀听说附近乐东县这些地方年轻人都“吃毒”,什运村的墙上也刷了“预防艾滋病、远离毒品”这些标语。
  这些年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有“坐监’的。在王轩秀的话语中,海边和山里是两个世界。山里人出去只能卖苦力、“受欺负”。
  但是年轻人显然更愿意去海边,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也愿意在海边的城市里闲逛。
  前些天政府又给了20只小鹅。王轩秀觉得这些年国家给他们的帮助很多,“从盖房子开始,树苗、小鸡、小鹅什么都给。”不过对于贷款扩大生产这些事情,他是万万不敢的,“还不起。”实际上,即使有这些钱,他也不清楚该投资在什么地方。
  对王轩秀,他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儿子来讲,也许还需要慢慢地攒钱,然后去海边或者更远的地方看世界。
其他文献
马尔兰认为,全民公决顺利通过并不意外,这是人心思定的急迫表现。然而,国家恢复合法政权体系和实现经济复苏仍将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选择过总统制,选择过总统议会制,现在,我们选择了议会制,希望这能带给我们好运。”马尔兰这样说。  他个头不高,眼睛不大,有着一张内陆山地居民典型的黑里透红的脸。今年30出头的他已经是吉尔吉斯斯坦知名私人新闻网站z-press的资深记者,此前曾供职于吉国家通讯社多年。 
“用一组数字可以体现我们改革的成果,象山县如意眼镜店的老板周青发,在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前开第一家店时,领工商执照用了32天。在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后开第二家连锁店用了7天。在行政审批职能归并改革后开第三家连锁店时,他办好全部证件,只花了32分钟。”浙江省宁波市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主任李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32天”到“32分钟”,也大致反映了宁波市行政审批制度10年的改革历程。    要让阳
我在美国明尼苏达有个朋友,是个小有名气的碧古鱼(北美特产的一种大眼鱼——编者注)钓鱼爱好者。他曾经告诉我:“唯一能够接近钓到鱼一刻的快感的,就是没有钓到鱼时的心情。如果你理解不了这一点,就不够资格跟我去钓鱼。”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钓鱼的真正乐趣其实不在于一天下来,钧到很多条鱼,而是在于那种期待一一那种让人心痒难耐的,经历了无聊等待(再加上一点运气和耐心)之后突然得到某种疯狂体验的可能性。  正
自由裁量权不再是依人伸缩的“橡皮筋”  “王某盗窃2.4万元判3年,我盗窃1万元,不足王某盗窃数额的一半,也判3年,我俩都没有从轻、减轻情节,只是盗窃时间、地点不同。这样的判刑对我不公,法院应该改判,要么增加王某的刑期,要么缩短我的刑期。”  这封写自囚笼内的信,寄给了江苏省姜堰市法院院长汤建国。  写信人没能盼来法院的改判,但他一定想不到,这封信竟意外地触动了司法界的一个重大议题。  自收到信的
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国际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1月2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间,温家宝关于大学的两段话被广为传播,一句是:“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另一句是:“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
9年来,贺文秀始终坚信丈夫朱继峰没有杀人。  2001年3月24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被人打伤,弃于国道旁,入院抢救十几天后死亡。由于高怀堂与同村的贺家此前有些积怨,再加上死者家属的报案,2001年4月26日起,贺家有9个人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陆续被逮捕。  此后的9年中,榆林市中院先后做出四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朱继峰等9人死缓、无期以及不等的有期徒刑。而陕西省高院则以
“死刑废止后,生刑又没有跟上,这才是历朝历代统治后期腐败滋生,民怨累积的原因”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如我们这般关注如何惩治贪官。特别是当他们被判死后,究竟是“刑”,还是“缓”。    小心的律师    对民间评价律师为一些贪官申辩从轻判处有“通天本领”、能屡屡刀下留人之说,刑辩律师孙中伟给予直接否认。  孙在北京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全国首家、几乎也是唯——家以死刑辩护为主要核心业务的专业化
备受关注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目前,专家、开发商、民众等各个方面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就新条例提出意见,博弈正在激烈进行。  一向以大胆敢言闻名的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关于新条例,他依然毫不含糊。    交没交土地出让金很关键    《瞭望东方周刊》:草案第40条对非公共利益拆迁做了规定,称要符合规划,并办理审批手续。这是
前几天还是政府直接出面动员的拆迁工作,在血案发生后划出现了古寨村民从未听说过的拆迁公司和安保公司    11月8日下午,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孟建伟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在电话中对其破口大骂,指责孟建伟父亲的死让他丢了饭碗。  对方自称是柒星安保公司的。“因为我家里的事,他下岗了,我很抱歉。”盂建伟淡然地说。这个善良沉静的26岁小伙子,在经历父亲突然而凄惨的死之后,变得愈发轻言细语。  
全球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打乱了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不过,危机也让决策层进一步认识到了调结构的迫切性,因为一个粗放的、严重依赖外需而国内市场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2009年12月17日,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撰文说,当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机制尚未形成,经济持续回升的基础还不巩固,下滑风险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应把‘调结构’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回升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