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2月3日或4日为中国传统节日的立春，自秦代以来，我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日中，春是温暖、是生长。农谚提醒人们“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立春是耕耘播种的开始。立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节气，民间则习称“打春”，又名正月节，由于它标志着春天的开始，民间都把立春作为节日来过。传统的气象计算方法，一般在冬至后四十六天为立春，或在大寒后十五天为立春，当日斗指东北维，此时日行黄经315度，气温开始回升，多风，民谣说：“春来鹅毛起”，象征春天开始了。立春所以又叫打春，与岁事活动“鞭春牛”有直接关系。
　　鞭春牛历史
　　“鞭春牛”，又称“祭春牛”“鞭土牛”“唱春牛”“跳春牛”“春牛会”，俗称“打春牛”，简称“鞭春”“鞭牛”“打春”，以致将立春称之为“打春”，至今仍在流传。这一古老的民俗起源于周代。高承《事物纪原》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周礼·月令》载：“出土牛以送寒气。”周朝迎接“立春”的仪式大致如下：立春前三日，天子开始斋戒，到了立春日，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方八里之郊迎春，祈求丰收。汉代鞭春牛已相当流行，《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之刻，京都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令吏，皆服青帻青旖，拖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主要是在立春日制土牛以示农耕早晚。《隋书·礼仪志》载：“彩杖击牛”。到辽，则“立春日皇帝御殿进酒戴肚，始亲执杖鞭土牛，赐百官茶酒”。唐代诗人冷朝阳《立春》诗：“玉律传佳节，青阳应此辰。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之句，描写了使僮男僮女70人在立春郊礼时所奏之乐歌。
　　至宋代，宋仁宗景祜元年1034颁布《土牛经》于天下，使鞭土牛风俗传播更广以至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梦粱录》中记载，“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这证明，迎春活动已经从郊野进入宫廷，成为官吏之间的互拜礼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人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到了明代，《明会典》中明确规定了《有司鞭春仪》。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二二《进春仪》记载，永乐中定：“每岁，有司预期塑造春牛并芒神。立春前一日，各官常服，舆迎至府州县门外，土牛南向，芒神在东西向。”清代继承了明代这种规定，鞭春牛活动蔚然成风，成为全民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地方志不乏记载。康熙《济南府志·岁时》载：“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载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仗，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清顾禄《清嘉录》卷一载：“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谓之打春。农民竟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里胥以春毯相馈贻，预兆丰稔。百姓买芒神、春牛、亭子置堂中。”《燕京岁时记》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立春打春牛，经过示春之早晚、劝农、到祈丰收；从单纯的土牛展示，到“花装栏坐”，彩杖击打、谷麦抛洒，以至供奉于“堂中”，节日活动不断发展完善。
　　土牛，即泥土所制的牛，这一活动固定于立春之日，早在春秋时期，立春就作为一个节气出现了，在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迎春礼的描述。到东汉时正式产生了迎春的礼俗和民间的饮食服饰习俗。在唐宋时，这些礼俗和习俗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明清两代是立春文化的鼎盛时期。辛亥革命以后，立春的官方礼俗骤然消亡，而民间的习俗也逐渐式微。现在，立春只作为一个节气而存在。因此，关于立春的礼俗和民俗对许多人来说可能相当陌生。明清时期，每年皇帝都要在立春时，赴先农坛祭祀，并亲自作象征性扶犁耕地，以表示劝农，迎春气而兆丰年。而地方宫府亦在立春时举行相应的活动，以代御亲耕，其整个活动经历迎春和打春两个程式。
　　春牛与芒神
　　各地的州县衙门在每年的春天来临之际，要举行隆重的“鞭春牛”仪式，作为劝农的一项重大政务。《礼记·月令》里已有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说法，到汉朝逐步演变为在立春时节堆造土牛，庆祝春耕开始的习俗，唐朝时有的地方由官府来组织这种活动，而明清时这就成为州县衙门一项制度化的政务，以此表示春耕开始，迎春气而兆丰年。
　　“鞭春牛”在每年立春举行，立春前预先用泥土捏一个“春牛”，再捏一个“句芒”神像。句芒是春神，即草木神和生命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尚书大传·鸿范》——《子·时则训》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句芒的形象是人面兽身，抡规圆矩，主春事，是主管命运和植物生长的大神。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其中山东“芒神也称作掏芒”，迎春祭句芒时，根据句芒的服饰预告当年的气候状况：“看它戴帽则示春暖，去头则示春赛，穿鞋则示春雨多，赤脚则示春雨少。”
　　春牛为土制，具五方之色（东青、南红、西自、北黑、中黄），其各个部位不同之色彩，决定于当年干支、立春日的干支，这样，每年春牛的各部之色也不会全同。句芒神或称司春之神，后多作耕牧之神祭祀，以五行阴阳，其服饰的色彩、年纪、姿态，也据当年干支而定。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三“立春鞭土牛，必备五方之色。宋景祐元年颁《土牛经》，丁度作序。其法以岁之千色为首，支色为身，纳音为腹。以立春日千色为耳、角、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今遵之。”在《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有：“造春牛法，日短至，辰日，取土水木于岁德之方。木以桑柘，身尾高下之度，以岁八节四季，日十有二时，踏用府门之扇，左右以岁阴阳，牛口张合，尾左右缴。芒立左右，亦以岁阴阳，以岁干支纳音之五行。三者色，为头身腹色，日三者色，为角身尾，为膝胫，为蹄色。以日支盂春季为笼之素，柳鞭之结，于之麻苎丝。牛鼻中木，日拘脊子，桑柘为子，以正月中官色为其色也。”也就是说，牛头以立春年的干支确定，身躯以年的地支来确定颜色，腹色以年纳音决定，耳、角、尾配立春日干支，胫色配立春日地支，蹄色配立春日纳音，牛嘴阳年张开，阴年合拢，牛尾阳年左摆，阴年右摆。干支由五种物质组成，各有其色，即金为白色，木为青色，水为黑色，火为红色，土为黄色。根据其相对应或相克关系，决定春牛的形象。 　　以戊申的春牛而言，其中就有许多讲究：戊属土，土呈黄色，牛头为黄色；申属金，金呈白色，牛身为白色；立春年纳音属土，牛腹为黄色；立春日干属金，金为白色，牛角、耳、尾俱白；立春日支属木，木为青色，牛胫为青色；立春日纳音属木，木为青色，牛蹄为青色；戊申系阳年，故牛开口，牛尾左缴，阴年则牛口合，牛尾右缴。立春日干属金，克金者火，火呈红色，牛笼头，拘绳皆为红色；戊申系阳年，牛踏板用县衙门左扇门。
　　依制度，清朝每年六月都责成钦天监按年建干支，推算次年春牛之颜色、形象、绘色、制成春牛，芒神图，然后发往各地府县，各地官员再依图绘制春牛，芒神像，由主管祭春，众人持鞭打春牛，举行隆重的祭春仪式。春鞭又名春杖，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岁时杂记》载：“春杖用五彩丝缠之，官吏人各二条，以鞭春牛。”其实，春鞭用料也很讲究，以立春日时间确定，即地支：寅、巳、申、亥用麻，子、卯、午、酉用芋，丑、辰、未、戌用丝。后来也有用彩纸装饰春鞭的。鞭春牛是立春节的活动，是春耕伊始的标志，最初的鞭春牛可能用的是真牛，后改为土牛，清末时期又改用纸牛，即以竹为骨架，外糊以纸。
　　纸糊的春牛和芒神框架主要用树枝扎制，所用树木之品种及牛和芒神的各部分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元典章》记载：“春牛用桑拓木为胎骨，牛头至尾桩八尺，按八节（象征一年中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牛尾一尺二寸，按十二时辰（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高四尺，按四时（象征一年四季）。芒神身高三尺六寸五分，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鞭子用柳枝儿，长二尺四寸，按二十四气。上用结子，孟日立春用麻，仲日用苎，季日用丝。用粉五色点染。”春牛及芒神的尺寸大小与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相对应，意在顺应时气，求得与自然和谐统一。芒神身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鞭长二尺四寸，象征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芒神所站的位置也以阴阳年确定，阳年芒神站在春牛左边，阴年站在右边；立春日距正月初一之前五日之外，芒神站在牛前，距正月初一后五日之外，芒神站在牛后，如果立春日在正月初一前、后五日内，芒神则与春牛并列。
　　迎春
　　迎春是自古以来立春的重要活动，事先必须作好各项准备，并进行预演，俗称“演春”，然后才能在立春那天正式迎春。康熙《大兴县志》卷六《岁时》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于东郊。次晨，鞭土牛，遵古送寒气之意也。”清嘉庆《滦州志·岁时》载：“立春先一日，官戒于东门外，农商百艺各持器以往，选集优人习剧。谓之‘演春’。届期，各城官员往迎，前列武戏，殿以春牛，老稚趋观，谓之‘迎春’。回次于衙庭，至时鞭春牛而碎之。乃分献别朔小芒神、土牛于各绅士家，谓之‘送春’。”立春时节，必咬春，即吃生萝卜。光绪《遵化通志·岁时》载：“立春日，啖薄饼，曰春饼，食生菜，饮春酒。”民国《铁岭县志·岁时》载：“立春为国家盛典。前一日，守土官率僚属，盛陈卤薄仪仗，杂以秧歌、龙灯、高脚、旱船等剧，并具芒神、春牛往东关高台庙拈香行礼，俗曰‘演春’，即迎春于东郊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迎春是在立春前一日进行的，目的是把春天的句芒神接回来。迎春必设春官，该职由乞丐担任，或者由娼妓充当，并预告立春之时。这种风俗可能说明迎春仪式比较原始粗野，故由地位卑贱的乞丐、娼妓担任，同时娼妓任春宫报春，也具有以女性迎春的用意。山东民间迎春，称为接春，该日必三五成群出村，远近不限，但以见到穿红衣或戴红帽、系红巾、提红提包者为吉，认为红色为春的象征，也就是把春迎接回来了。
　　而县级官署，则在立春前一日，先把县署大堂东侧的“迎春池”盛满清水，知县身着朝服亲率众官吏卒的迎春队伍，高擎仪仗和“春”字牌，浩浩荡荡开至城南先农坛，祭祀春牛和芒神。知县在春场扶犁耕地一至二垅，表示代御亲耕，劝民农桑，以祈年丰。在每年鞭春牛前知县扶犁亲耕时如果选中了哪户的耕牛，为户主一大荣幸，同时还能享受免去当年赋税的优惠待遇。知县扶犁亲耕后，迎春队伍将土牛、芒神抬至大堂前迎春池旁安放。
　　鞭春
　　立春日，县署仪门大开，对百姓开放，大堂前设香案，摆香烛、猪羊、白酒等祭品。百姓手执彩旗、敲锣鼓、吹唢呐，聚集而来。在州县长官的带领下，全体官员朝服盛装，排班向北四鞠躬，然后跪下三奠酒，起身再四拜。赞礼官诵读祝文：“维神职司春令德应苍龙，生意诞敷，品汇荫达。忝守是土，具礼迎新，戴仰神功，佑我黎庶。尚飨！”
　　礼毕，众官手执彩杖，肃立春牛两旁，赞礼官唱：“长宫击鼓！”州县长官亲自擂响三通鼓。赞礼官又唱：“鞭春（打春）！”众官吏边唱边绕牛三圈，官员们纷纷用彩杖抽打春牛，然后知县将春牛击破。在鞭春牛时，各地还唱民歌，故有唱春牛之谓。民国《义县志·岁时》载：“比时，装春官者每以丐者充之，翌晨，众官齐集署前鞭牛，曰‘打春’。邑令在后，约正在前，各执纸鞭鞭牛，唱：‘一鞭曰风调雨顺，二鞭曰国泰平安，三鞭曰天子万岁春’。”这些民谚正是人们鞭春牛的心态。知县将牛肚击破后，事先填满的五谷千果，枣子、核桃等纷纷落地，众官与百姓欢呼抢食，以期五谷丰登，吉年有余。唐代诗人元稹诗《生春》：“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先“鞭”而后“争”，是古代送冬寒迎新春风俗语的两部曲。随后出县署开始游街闹春，大街小巷彩棚栉比，披红戴绿。鼓乐、狮子、旱船、高跷等民间杂耍奇玩尽兴表演，万人空巷，官民同乐，到处洋溢着吉庆欢快的气氛，将打春这一活动推向高潮。
　　而民间鞭春牛则一边鞭一边唱道：“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地肥土暄，三打三阳开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登，六打六合同春。”走一段路，把土牛放下，向“农祥星”方向刨土，祈求农事平安。民间鞭春牛还有预告农时的作用，“人们从芒神和土牛排列的前后秩序来看农事的早晚。如果立春在腊月，则神在牛后，鞭及牛肩，以示农作早；在腊月晦和正月朔，则神在牛后，鞭牛肩，以示农作中；在正月望，则神在牛前，鞭及牛膝，以示农作晚。”
　　据清代四川南部某县档案记载，鞭春牛的活动延续到清末，全国统一改为正月初二举行迎春大典，官民一体庆贺。但有的仍沿袭旧制，一直延续到民国。《内乡县志》“时序节令”有记载：“立春先一日，城中地方用鼓乐彩旗于句芒神、土牛前，以迎春气兆丰年。”不过，这时的土牛已不是土制，而是纸糊的了。
　　鞭春牛的巫术意义
　　在民间各地，鞭春牛的意义，不仅仅限于送寒气，促春耕，还有一定的巫术意义。山东民问在鞭春牛后要把土牛打碎，人人争抢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浙江境内迎春牛，在立春前一日，举行盛大的迎春仪式，先用黄泥做一只牛，如肥猪般大，身上披红挂绿，头上插金花，由四人抬着先行，后面跟着春官。春官都由乞丐扮演，头戴乌纱帽，身穿朝服，脚登朝靴，手持一把牛鞭赶牛。将春牛抬至城郊指定地点，再按品级高低，依次向春牛叩头。拜毕，百姓一拥而上，将春牛弄碎，抢舂牛泥回家，撒牛栏内。由此看出，鞭春牛还是种繁殖巫术，经过迎春或交媾的春牛土，撒在牛栏内可以促进牛的繁殖。
　　牛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发展，牛耕渐渐削弱，而鞭春牛的民事民风民俗，也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尘封于封建历史的褶皱里。内乡县衙博物馆为宏扬节日传统文化，于每年立春日将鞭春牛这一沉淀了三千余年的传统节日文化丰富生动得以真实再现。内乡县衙鞭春牛已成功申报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13年以12分钟时长首次走进河南卫视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