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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中央于1942年开展的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严格要求自己,为整风运动中的广大党员树立了学习和改造思想的榜样。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高风亮节,值得今天的广大党员认真学习。
毛泽东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后,在审查干部过程中,一度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刑讯下,短时间内,延安地区各县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来人,却挖出170名“特务”,而陕北公学的500人中,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标:“一人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这样,审查干部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高明之处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立即改正。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周恩来制订《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28日,在整风运动学习中的周恩来,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在这七条要则中,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修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地体现了当时整风运动的精神。
周恩来不仅对个人党性修养要则制订得具体细致,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得很到位,堪称广大党员的楷模。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
在延安整风的审查干部期间,任弼时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排除“左”的干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发现了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违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审查干部初期,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央机关圈了几百人的名单,把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关押起来。康生准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对这些人进行逼供信,进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康生还以欺骗的方法,树立“彻底坦白”的典型。他找了一些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让他们上主席台,戴大红花,给大家作报告。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反对:“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这样没根据地逮捕人,逮那样多的人,是会带来极坏的后果的,应当立即制止。”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多次,然后坚决果断地纠正了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张闻天进行一年之的农村调查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党内的宣传及干部教育工作。为了弥补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张闻天于1941年11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带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的九名干部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奔赴农村。张闻天等人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他们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了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还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写出了几十份有研究成果、有具体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
1943年3月,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张闻天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出发归来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宝贵财富之一。
林伯渠爱护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一直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决定一切。”他对犯了错误的于部,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总务处科长廖德震在料理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后来,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时,与会者严厉地批评了廖的错误。有许多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因而主张开除廖的党籍。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的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但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我们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冲在最前面。如今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林伯渠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同时也使廖德震深受教育。廖德震当即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
毛泽东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后,在审查干部过程中,一度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刑讯下,短时间内,延安地区各县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来人,却挖出170名“特务”,而陕北公学的500人中,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标:“一人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这样,审查干部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高明之处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立即改正。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周恩来制订《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28日,在整风运动学习中的周恩来,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在这七条要则中,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修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地体现了当时整风运动的精神。
周恩来不仅对个人党性修养要则制订得具体细致,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得很到位,堪称广大党员的楷模。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
在延安整风的审查干部期间,任弼时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排除“左”的干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发现了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违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审查干部初期,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央机关圈了几百人的名单,把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关押起来。康生准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对这些人进行逼供信,进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康生还以欺骗的方法,树立“彻底坦白”的典型。他找了一些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让他们上主席台,戴大红花,给大家作报告。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反对:“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这样没根据地逮捕人,逮那样多的人,是会带来极坏的后果的,应当立即制止。”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多次,然后坚决果断地纠正了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张闻天进行一年之的农村调查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党内的宣传及干部教育工作。为了弥补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张闻天于1941年11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带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的九名干部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奔赴农村。张闻天等人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他们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了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还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写出了几十份有研究成果、有具体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
1943年3月,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张闻天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出发归来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宝贵财富之一。
林伯渠爱护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一直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决定一切。”他对犯了错误的于部,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总务处科长廖德震在料理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后来,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时,与会者严厉地批评了廖的错误。有许多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因而主张开除廖的党籍。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的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但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我们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冲在最前面。如今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林伯渠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同时也使廖德震深受教育。廖德震当即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