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中央于1942年开展的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严格要求自己，为整风运动中的广大党员树立了学习和改造思想的榜样。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高风亮节，值得今天的广大党员认真学习。
毛泽东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后，在审查干部过程中，一度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刑讯下，短时间内，延安地区各县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来人，却挖出170名“特务”，而陕北公学的500人中，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标：“一人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这样，审查干部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高明之处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立即改正。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周恩来制订《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28日，在整风运动学习中的周恩来，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在这七条要则中，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修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地体现了当时整风运动的精神。
周恩来不仅对个人党性修养要则制订得具体细致，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得很到位，堪称广大党员的楷模。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
在延安整风的审查干部期间，任弼时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排除“左”的干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发现了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违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审查干部初期，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央机关圈了几百人的名单，把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关押起来。康生准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对这些人进行逼供信，进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康生还以欺骗的方法，树立“彻底坦白”的典型。他找了一些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让他们上主席台，戴大红花，给大家作报告。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反对：“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这样没根据地逮捕人，逮那样多的人，是会带来极坏的后果的，应当立即制止。”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多次，然后坚决果断地纠正了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张闻天进行一年之的农村调查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党内的宣传及干部教育工作。为了弥补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张闻天于1941年11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带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的九名干部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奔赴农村。张闻天等人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他们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了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还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写出了几十份有研究成果、有具体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
1943年3月，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张闻天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出发归来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宝贵财富之一。
林伯渠爱护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一直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决定一切。”他对犯了错误的于部，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总务处科长廖德震在料理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后来，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时，与会者严厉地批评了廖的错误。有许多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因而主张开除廖的党籍。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的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但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我们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冲在最前面。如今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林伯渠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同时也使廖德震深受教育。廖德震当即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
毛泽东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后，在审查干部过程中，一度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刑讯下，短时间内，延安地区各县就挖出2463名“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只有200来人，却挖出170名“特务”，而陕北公学的500人中，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抢救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43年8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标：“一人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这样，审查干部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得到了纠正。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公开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高明之处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立即改正。今天，我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错整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周恩来制订《我的修养要则》
1943年3月28日，在整风运动学习中的周恩来，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在这七条要则中，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修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地体现了当时整风运动的精神。
周恩来不仅对个人党性修养要则制订得具体细致，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得很到位，堪称广大党员的楷模。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
在延安整风的审查干部期间，任弼时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排除“左”的干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发现了少数阶级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但是，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违背党中央的干部政策，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审查干部初期，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央机关圈了几百人的名单，把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全部关押起来。康生准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十天大会，对这些人进行逼供信，进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康生还以欺骗的方法，树立“彻底坦白”的典型。他找了一些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让他们上主席台，戴大红花，给大家作报告。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表示反对：“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命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这样没根据地逮捕人，逮那样多的人，是会带来极坏的后果的，应当立即制止。”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多次，然后坚决果断地纠正了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
张闻天进行一年之的农村调查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主要负责党内的宣传及干部教育工作。为了弥补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张闻天于1941年11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带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的九名干部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奔赴农村。张闻天等人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他们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了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还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写出了几十份有研究成果、有具体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
1943年3月，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张闻天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出发归来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宝贵财富之一。
林伯渠爱护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一直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决定一切。”他对犯了错误的于部，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总务处科长廖德震在料理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后来，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时，与会者严厉地批评了廖的错误。有许多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因而主张开除廖的党籍。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的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但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我们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冲在最前面。如今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林伯渠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同时也使廖德震深受教育。廖德震当即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