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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人看待和思考古代法律制度和当代法律规范时，应当适当突破法学理论的束缚，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可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特别是运用经济学原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上层建筑——不同时期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信息;激励;连带责任
一、对中国古代制度的经济学视角理解
“连坐”、“保甲”等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笔者曾经只是简单地了解上述词语的基本意思，并不知晓其较为深层的含义（即经济学层面的含义），进而加入到盲目批判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为“恶法”的“团伙”中。
“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及统治阶级不具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知识，但其也必然知晓“经济”的含义。因而统治者及其智囊团会绞尽脑汁地节约统治成本，但同时不能动摇其统治权力。
为了实现统治目标，统治阶级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疆域广阔、地貌多变、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宗族聚居、农耕经济、官吏任免等多重因素，创造出具有现代法律制度性质的“连带责任”——“连坐”、“保甲”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在中华大地上持续数千年的历史。“连坐”、“保甲”制度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必然有其价值和意义，否则会迅速“夭折”或是仅仅闪现在某一段的历史时期之中。究其原因，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在古代制度中的运用
信息的重要性并不是如今的信息时代所特有的，而是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时期就具有这样的认识。统治者想要加强或维系统治，监督其领域内人们就显得十分必要。监督人们就需要获取其信息，否则不能进行相应的有效监督。如果只是考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而不去寻求一个保证信息收集的手段，这恐怕是难以实现统治者目的。而这种手段取一个“悦耳的名字”名字——“激励”。
“激励”意为激发和鼓励，通常用于家长引导孩子成长、老师教导学生学习和上司督导下属工作的方式、方法。而放眼中国古代制度中的“激励”有别于现在普遍认识，而是一种依托“宗族血缘”、“生活区域”和“科举推荐”等特定范围，构成对民众的“利害”思维的指引。而民众对于“害”——“连带责任”的认识和畏惧，形成了“服从法律”的意识和“担心惩罚”的心理，这就是统治者所要的“激励”效果。
三、中国古代“激励”手段与当代法律规范之比较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激励”手段——“连带责任”与今天的中国法律制度中的“连带责任”又有那些联系和不同哪？有些人认为今天法律中的“连带责任”就是古代法律制度中“保甲”、“连坐”制度的“影子”，是突破了“责任自负”的不合法理的表现。就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就此从刑事责任和民商、经济责任两个方面去分析现今的法律中连带责任规定：
（一）古代制度与刑法之比较
刑法中的连带责任。我国《刑法》第31条是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该条将本应该由单位单独承担的责任，扩大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同单位一并承担责任。这种扩大责任范围，笔者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种单位形式（如公司、合伙企业等），其对外作出任何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是将其背后控制人或机构（如总经理、董事长、股东会等等）的意思表达出来。当某种意思使单位行为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的时候。如果只是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人们多少会觉得单位是一只“无辜、可怜”的“替罪羊”。同时，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犯罪只适用罚金刑罚，在某些严重的单位犯罪中，不将某些主管人员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这将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样也不能达到预防相应的单位犯罪的效果。从预防犯罪这一角度去看，刑法对单位的雙罚制度，多少能够捕捉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连坐”的“踪迹”。
（二）古代制度与民法商、经济法之比较
民商法、经济法中的连带责任。因为民商法和经济法包含了繁多的连带责任的条文，所以笔者对这些连带责任进行了分类，以便说明和理解。第一种：恶意侵害的连带责任，如《民法总则》第164、167条中关于代理人恶意侵害被代理人、故意代理违法事项。第二种：特定身份的连带责任，如《公司法》第20条中关于股东人格否认制度，并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第三种：工作业务的连带责任，如《环境保护法》第65条中关于环保中介机构同造成环保污染的其他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种;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10、11条中关于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种：主体变更的连带责任，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8条中关于纳税人分立时未向税务机关报告并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各个纳税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段落所提及的连带责任主要通过法律的规定加强人们诚实信用、职业操守、行为谨慎、社会权益的意识，而且这些意识在特定的人群中并非“苛刻的要求”。如果人们违反，须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维护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权益。与此相比，由于中国古代时期法制是“重刑轻民”的观念，造成了民事法律制度发展较比刑法落后。那时的关于民事方面的“连带责任”无非就是大众所知晓的“父债子还”等内容。这与如今的“连带责任”的立法和理论相比，都是相距甚远。
参考文献
[1]胡胜.关于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探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7（S1）：166+168.
[2]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99-112+207.
[3]王能武，马荣春.再论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J].人民论坛，2014（29）：106-108.
[4]郑延谱.罪责自负原则——历史演进、理论根基与刑法贯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99-106.
关键词：信息;激励;连带责任
一、对中国古代制度的经济学视角理解
“连坐”、“保甲”等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笔者曾经只是简单地了解上述词语的基本意思，并不知晓其较为深层的含义（即经济学层面的含义），进而加入到盲目批判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为“恶法”的“团伙”中。
“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及统治阶级不具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知识，但其也必然知晓“经济”的含义。因而统治者及其智囊团会绞尽脑汁地节约统治成本，但同时不能动摇其统治权力。
为了实现统治目标，统治阶级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疆域广阔、地貌多变、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宗族聚居、农耕经济、官吏任免等多重因素，创造出具有现代法律制度性质的“连带责任”——“连坐”、“保甲”制度，并且这些制度在中华大地上持续数千年的历史。“连坐”、“保甲”制度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必然有其价值和意义，否则会迅速“夭折”或是仅仅闪现在某一段的历史时期之中。究其原因，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在古代制度中的运用
信息的重要性并不是如今的信息时代所特有的，而是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时期就具有这样的认识。统治者想要加强或维系统治，监督其领域内人们就显得十分必要。监督人们就需要获取其信息，否则不能进行相应的有效监督。如果只是考虑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而不去寻求一个保证信息收集的手段，这恐怕是难以实现统治者目的。而这种手段取一个“悦耳的名字”名字——“激励”。
“激励”意为激发和鼓励，通常用于家长引导孩子成长、老师教导学生学习和上司督导下属工作的方式、方法。而放眼中国古代制度中的“激励”有别于现在普遍认识，而是一种依托“宗族血缘”、“生活区域”和“科举推荐”等特定范围，构成对民众的“利害”思维的指引。而民众对于“害”——“连带责任”的认识和畏惧，形成了“服从法律”的意识和“担心惩罚”的心理，这就是统治者所要的“激励”效果。
三、中国古代“激励”手段与当代法律规范之比较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激励”手段——“连带责任”与今天的中国法律制度中的“连带责任”又有那些联系和不同哪？有些人认为今天法律中的“连带责任”就是古代法律制度中“保甲”、“连坐”制度的“影子”，是突破了“责任自负”的不合法理的表现。就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错误的。就此从刑事责任和民商、经济责任两个方面去分析现今的法律中连带责任规定：
（一）古代制度与刑法之比较
刑法中的连带责任。我国《刑法》第31条是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该条将本应该由单位单独承担的责任，扩大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同单位一并承担责任。这种扩大责任范围，笔者认为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一种单位形式（如公司、合伙企业等），其对外作出任何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是将其背后控制人或机构（如总经理、董事长、股东会等等）的意思表达出来。当某种意思使单位行为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的时候。如果只是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人们多少会觉得单位是一只“无辜、可怜”的“替罪羊”。同时，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犯罪只适用罚金刑罚，在某些严重的单位犯罪中，不将某些主管人员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这将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样也不能达到预防相应的单位犯罪的效果。从预防犯罪这一角度去看，刑法对单位的雙罚制度，多少能够捕捉到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连坐”的“踪迹”。
（二）古代制度与民法商、经济法之比较
民商法、经济法中的连带责任。因为民商法和经济法包含了繁多的连带责任的条文，所以笔者对这些连带责任进行了分类，以便说明和理解。第一种：恶意侵害的连带责任，如《民法总则》第164、167条中关于代理人恶意侵害被代理人、故意代理违法事项。第二种：特定身份的连带责任，如《公司法》第20条中关于股东人格否认制度，并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第三种：工作业务的连带责任，如《环境保护法》第65条中关于环保中介机构同造成环保污染的其他主体承担连带责任。第四种;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10、11条中关于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五种：主体变更的连带责任，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8条中关于纳税人分立时未向税务机关报告并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各个纳税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段落所提及的连带责任主要通过法律的规定加强人们诚实信用、职业操守、行为谨慎、社会权益的意识，而且这些意识在特定的人群中并非“苛刻的要求”。如果人们违反，须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维护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权益。与此相比，由于中国古代时期法制是“重刑轻民”的观念，造成了民事法律制度发展较比刑法落后。那时的关于民事方面的“连带责任”无非就是大众所知晓的“父债子还”等内容。这与如今的“连带责任”的立法和理论相比，都是相距甚远。
参考文献
[1]胡胜.关于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探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7（S1）：166+168.
[2]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99-112+207.
[3]王能武，马荣春.再论单位犯罪双罚制的根据[J].人民论坛，2014（29）：106-108.
[4]郑延谱.罪责自负原则——历史演进、理论根基与刑法贯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