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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时，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
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
《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
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
《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
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
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
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
《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
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
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
《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
《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
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
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
《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
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
《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
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
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年罗斯福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保险制度等等，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
黄亚生：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有些国家在这个时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举措。
说实在的，我也不认为国营企业一定要私有化。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体制。如果是在自由体制下，人们选择了国有企业，只要是人们自由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保留国有企业也可以，前提条件是经济上放开，让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经济领域，有足够的金融支持，有足够的法律保护。
《财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黄亚生：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那种一味追求“世界500强”的做法要好。不过，如果想依靠创新创业拉动GDP，肯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不能心存幻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会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 有研究表明，创业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也很难得。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
《财经》：中国现在很缺乏这种价值观念。很多大学毕业生竞相去考公务员，或者到跨国公司去就业。
黄亚生：所以从长远来讲，创业创新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也是改变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者可以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是进入体制里面去讨一口饭吃。一个社会里，如果很多人创业，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
所以，我非常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创新创业本身对GDP会带来什么。如果创新创业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大的贡献。
《财经》：也就是说，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黄亚生：对，一旦人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过去那种被动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了主动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但是这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创新的创新”。
《财经》：“创新的创新”主要含义是什么？
黄亚生：所谓“创新的创新”，是对过去那种创新模式的创新。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
但是，在第四次工业化时代，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也显得力不从心。
社会创新就是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目前，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财经》：那么创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黄亚生：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
《财经》：对于创业创新，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黄亚生：政府现在做了很多补贴，没有必要。创业是高风险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钱支持某些所谓创业创新的企业，就等于自己把创业的风险承担下来了。
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降低创业创新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业创新者创造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
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
《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
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
《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
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
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
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
《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
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
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
《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
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
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
《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
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
《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
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
更重要的是改革。当年罗斯福实行凯恩斯政策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增加支出，而是力推各项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保险制度等等，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中国经济的出路在改革，不在刺激。
黄亚生：加强刺激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资产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越来越高，若不消化，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有些国家在这个时候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改革举措。
说实在的，我也不认为国营企业一定要私有化。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体制。如果是在自由体制下，人们选择了国有企业，只要是人们自由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保留国有企业也可以，前提条件是经济上放开，让民营企业自由进入经济领域，有足够的金融支持，有足够的法律保护。
“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财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因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黄亚生：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过去那种一味追求“世界500强”的做法要好。不过，如果想依靠创新创业拉动GDP，肯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此不能心存幻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会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 有研究表明，创业成功的概率很低，真正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也很难得。创业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因为创业创新的人更加重视自我，要实现自我价值。
《财经》：中国现在很缺乏这种价值观念。很多大学毕业生竞相去考公务员，或者到跨国公司去就业。
黄亚生：所以从长远来讲，创业创新对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很重要，也是改变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创业者可以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是进入体制里面去讨一口饭吃。一个社会里，如果很多人创业，就会对政府形成压力，使得政府致力于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
所以，我非常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是支持的理由不同而已。我并不看重创新创业本身对GDP会带来什么。如果创新创业能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这是最大的贡献。
《财经》：也就是说，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黄亚生：对，一旦人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就有可能把过去那种被动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了主动型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但是这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创新的创新”。
《财经》：“创新的创新”主要含义是什么？
黄亚生：所谓“创新的创新”，是对过去那种创新模式的创新。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
但是，在第四次工业化时代，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也显得力不从心。
社会创新就是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目前，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财经》：那么创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黄亚生：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需要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
《财经》：对于创业创新，政府应该做什么呢？
黄亚生：政府现在做了很多补贴，没有必要。创业是高风险的事情，政府直接出钱支持某些所谓创业创新的企业，就等于自己把创业的风险承担下来了。
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降低创业创新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业创新者创造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