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8岁，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这輩子住的时间最长的就是胡同里的平房大杂院。您要问我，几十年中最深刻的记忆和感触是什么，那就是大杂院的邻里情。
　　出出进进一家人
　　上世纪60年代，我一家三口住在东城区治国胡同，院儿里的街坊十多家，融洽得就像一大家人。我家是双职工，晚上下班回来蜂窝煤炉子火灭了，需要烧一块炭引火，隔壁崔大婶会把自家火炉上的饭锅端下来先给我烧。炒菜的时候，缺个葱姜蒜、鸡蛋什么的，打声招呼就去他们家小厨房自己拿。院里的街坊们干什么工作的都有，但互相信任，白天屋门可以不上锁，夜里睡觉可以不插门。你上班了，邮局送来了包裹、信件、电报，院里的大爷大妈们抢着给你代收，碰上刮风下雨的日子，你晾在院里的衣服被单，早就有人给你收起来了。
　　有一次，我十几年前上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从沈阳来北京出差，顺便来家里看我，恰好我不在家，那会儿没有手机，一时也联系不上，院里的大叔大婶们把来人请到屋里，沏茶倒水热情接待，把来人姓字名谁，来北京临时住在哪儿，还要待几天才回去问了一个底儿掉，晚上我回来后，给我交代得一清二楚。后来，那个同学对我说，有这样的好街坊，是你的福分啊！
　　张嘴闭嘴都是您
　　平时，街坊们之间那个客气劲儿就别提了。不管你是什么职业，都尊称师傅，开出租的是师傅，售货员是师傅，练摊儿的也是师傅，互相间说话都是您字当头，“您吃了？您出门儿啊？”听着就那么热乎，亲近，舒坦。要是向人家借点东西，求对方帮点忙，或问点什么事儿，那必定是“劳驾”、“麻烦您了”不离嘴。
　　遇上过年过节，谁家亲戚送来土特产，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保准儿先端上一盘儿请你尝尝鲜儿，你要是道谢，得到的回答准是“咱们谁跟谁呀！甭客气！”赶上哪家办喜事，院里的人纷纷出工出力，借家具腾房子，招待宾客，就像自己家的事一样跟着忙活。
　　邻居们来自四面八方，什么脾气秉性的人都有，为人处事、行动做派也各有特点。但有一条共同的，就是多少都有点北京人豁达、仗义、爱管闲事、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天性。我在菜市口住的时候，西屋一个发小想做点小买卖，但手头有点紧，便跟街坊一个爷们想借俩钱儿，那爷们听了二话不说，愣把自己孩子的学杂费拿出来让发小先去使。根本不提什么时候还钱，也不说打个借条。您说，那会儿邻居之间的诚信，有多“铁”！
　　当然，个别“爱谁谁，混不吝”的主儿也不是没有，但很少。我曾遇上两家街坊，因为孩子之间一点小事打起架来，其中一位家长比较通情达理，既不“护犊子”，也不得理不饶人。而另一位矫情不讲理，不但不认错，还有点穷“横”劲儿。街坊们看不过去，纷纷出来打抱不平，指责他“没理没面儿”、“不懂规矩”，“给咱大院跌份儿”，在众人一片谴责声中，失礼的那家人臊不搭眼地偃旗息鼓，不久就从大院搬走了。
　　清清白白君子交
　　那时的大杂院，一个院子不管多少户，水和电只有一个总表，每月的水电费用由各户分摊。铁定规矩是，水按“人头儿”，电按“灯头儿”（瓦数），住户们轮流负责统计、算账，收钱、往银行缴。大院里一二十户，你在他不在的，这一串事弄下来也挺麻烦的。但我住了几十年大杂院，感触最深的就是人们那种自觉和自律，不管轮到谁家，都是乐此不疲，绝不推诿。那时候，水电费并不贵，但人们都特别实诚，家里的人口增减或是用电有什么变化，都会主动声明。而负责收费的更是“丁是丁，卯是卯”，每次完成任务，把清清楚楚的账本和缴费后剩余的零钱，都一五一十地交给下一家，遇有钢镚儿时还用纸包好，生怕丢了，那种责任心和认真劲儿，恐怕现在的人们都难以理解。
　　大杂院另外一件公共的事就是上厕所。过去人们把厕所叫“茅房”，公共厕所叫“官茅房”。那年月，院里的简易厕所或胡同里的公厕，设施都很简陋，卫生条件也差。一大早前来解手儿的川流不息，“茅房”又是那个年代大杂院人们的“交际场所”。老少爷们见了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兴许就能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哥几个抽着烟，侃侃而谈，什么家庭琐事、社会奇闻、国家大事，山南海北的一通神侃，也是胡同里的一大特色。
　　时光流转，我搬进了楼房，邻里关系可就大不一样了。住在一个楼门里的街坊，竟然不知道对方姓什么，有的甚至见面都不打一声招呼。送快递的把楼门敲得山响，也不见邻居有人出来搭句腔儿。各家装的防盗门、猫眼儿，本意是防盗，可也把邻里之间的人情往来给“防”住了。
　　每聊起这些，自然就会想起当年的那些岁月。现在居住条件比过去强多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更加怀念大杂院的邻里情，那是一种温暖、真挚、敞亮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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