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大部制之后，十七大代表、湖北随州市委书记、马明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随州市自2000年成为地级市起，便开始进行大部制的探索和实践。一项7年前开始的改革，就此在多年沉寂后走入公众的视线。
　　当记者联系到随州市编制委员会，对方告诉记者，近段时期，前来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随州也乐意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向全国展示。
　　
　　改革的“先天优势”
　　
　　随州编委办主任夏明远对记者说，当初随州的“大部制”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起航，因为具有“先天优势”。
　　首先是没有旧的包袱，俗话说，一张白纸好画图。2000年6月25日，随州由原来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从“新”开始，改革因而能够轻装上阵。
　　再有，新成立的随州市管辖一区一市，经济基础并不太好，必须考虑成本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行政成本，还有社会成本。官帽多了，社会资源消耗多，老百姓意见也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当时主要领导的锐意改革。“毕竟，像随州这样的条件的地方全国很多，但搞改革的只有随州一家。”夏明远说。
　　随州的改革是有传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县级市随州就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1985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随州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成果，称其“一个工农并举、城乡一体、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网络型的经济格局已见雏形”。
　　和编制工作打了22年交道的夏明远对多年前的那场改革至今记忆犹新。时任随州市委书记刘荣礼大刀阔斧精简机构、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如将计划经济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合并为“计经委”。然而，在刘荣礼调任后，旧的势力卷土重来，当初合并的部门又纷纷分拆重新恢复设立。
　　而2000年的改革跨越7年，历经三任主要领导而不衰。夏明远认为，随州改革能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人。“继任的领导在机构管理这个问题上，思路非常统一，坚持走精简的路子，这是很大的幸运。”
　　
　　“合并同类项”
　　
　　“当时没有大部制概念，改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精简机构，减少行政人员，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随州编办的同志说。
　　2000年出台的《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不搞上下对口，不搞横向看齐，基本思路是“合并同类项”：职能基本相近的单位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设置，职能衔接较紧的单位采取挂牌设置，职能交叉的单位能不单设的尽可能不单设。
　　于是，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成一家；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为“文体局”。
　　随州不仅在党政机关设置上大动干戈，同时还严格事业单位的规模。“有的事业单位最多加挂了7块牌子。”市农业局下设的农技推广中心，同时加挂市农药监督管理站、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物检疫站、市植物保护站、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市种子管理站、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夏明远自豪地说：“同级市一般有300多个事业单位，我们只有120个。”
　　在内设机构的设置中也贯穿着“精简”：全市成立一个财会核算中心，所有单位一律不设人事科和财务科，各单位只设兼职的报账员；并且，过去行政机关配有专职的文印员、通讯员和收发员，改革后绝大多数单位的这类工作由机关干部兼任。
　　方案很快通过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于当年11月初实施。新成立的随州市设置了55个市级机构，比其它地级市少设11个机构（党委2个、政府3个、群团4个、直属事业单位2个）。
　　不仅机构“瘦身”，人员也“减肥”。随州市本级只有行政编制860名，与其他地（市、州）相比，几乎少了近三分之一，并且还留下20%的编制的空缺，用来逐年招考公务员和接收军转干部；整个市的编制总量从建市前的5569名减少到5134名，精简率达8%。
　　当地官场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把女人当男人用”。在如目前随州市编办共5个人，主任下面是3个科长和1个司机，科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司机也兼职做起了打字员、卫生员。
　　
　　步履蹒跚的七年
　　
　　随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斌认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是改革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
　　主事者的职位变迁无疑是衡量高层对改革态度的重要风向标。首倡改革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后来都被委以重任，当时的书记调任到一个更大的市主政，当时的市长现在已经是湖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对随州的做法大加赞扬，在全省大会上宣传随州经验。“但是，很多地方都说‘学不了’，他们没有随州从‘零’开始的条件，旧体制沉淀多年，改革起来伤筋动骨。”夏明远说。
　　而现实是，不光是推广难；就是改革者自身，在过去的7年中，也显得步履艰难。
　　阻力主要来自上面。夏明远用“坚决反对，多方干预”来形容一些上级部门的态度。他认为，反对的原因不是出于工作考虑，而是思维问题。在实际工作运行中，合并对工作没有影响，甚至还更有利于开展，比如残联设在民政局，协调起来非常方便。
　　然而，“不独立、不分设，上头就觉得你不重视。”据说，随州市将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成“文体局”后，有关领导很不高兴，曾经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说，“随州带了个坏头”。后来，这位领导不再来随州视察、调研。
　　在各种压力下，改革成果被逐步蚕食，旧体制开始反弹。最初“独立”的是科协。在2000年，科协被合并到科技局中。但2005年市科协换届选举，在向省主管单位递交方案后不予批准，理由是随州科协不是个独立单位。最后，市里只好将科协与科技局重新单独设置。
　　此后，市残联、规划局、综教局、法制办等多个机构加入这一“分离运动”；还有一些部门是中央明确要求增设的，如安全监督局等。现在，随州市级机构由最初的55个上升到64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即使这样，相比兄弟市，随州还是要少10个左右的机构。并且，虽然机构分合反复，但该市编制的口子从没开过，目前为860个，和7年前的编制数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中国作为单一制的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必须要有高层的支持，要有强有力的强制手段，要有全国一盘棋的部署。”采访中，一随州官员对记者说。
　　因此，当十七大报告响亮地喊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后，夏明元又振奋又感慨，“我们终于和中央接轨了！”
　　谈到下一步，他声音里掩饰不住的兴奋：“随州的改革将按照中央精神，进一步深化发展。我们还准备到全国其他一些搞得好的地方学习，比如你们成都把园林管理局和林业局合并为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