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
关键词：《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史叙述；文学史观念
中图分类号：1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80-05
一、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内容与主要对象
《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有关中国文学的叙述，是这部文学史对于中国文学的最早描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编者分三个时段对中国汉以前的中国文学进行了叙述，即“上古阶段”、“古典阶段”和“晚古阶段”。编者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我们是指从公元前二千年的中期到公元三世纪这一大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可以再分为三个大时代：部落联盟时代——夏——殷朝（前二十世纪至前十二世纪）和周朝（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列国时代（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帝国时代（前三世纪至三世纪）。”这样的表述，说明编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开始阶段所产生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叙述就有了一个合理的框架。当然，后面分成“上古”、“古典”、“晚古”三个阶段是不是合理，还可以讨论。在上古阶段的文学史叙述中，作者介绍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起源。以及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情况，重点论述了《书经》、《诗经》、《易经》、《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古典阶段，编者介绍社会与文化发展，再次论述了《论语》、《老子》、《管子》、《孙子》、《春秋》、《墨子》、《韩非子》、《列子》、《孟子》、《庄子》、《荀子》、《楚辞》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晚古阶段，编者论述了所谓的“帝国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秦汉两朝的社会变换及其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此历史时段的重要发展，论述了《过秦论》、《诗大序》、宋玉、汉武帝《秋风辞》、司马相如、乐府诗、《史记》、《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而在中国，对同样历史时段的文学史叙述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叙述：封建社会以前的文学：封建社会文学的战国时代文学：封建社会文学中的秦汉文学。在第一个时期，编者分三章进行叙述：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学》；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第三章《（诗经）》。在第二个时期，是分四章进行叙述的：第一章《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文学的繁荣》；第二章《历史散文》；第三章《诸子散文》；第四章《屈原和其他楚辞作家》。在第三个时期，是分六章进行叙述的：第一章《秦及汉初文学》；第二章《西汉中叶文学》；第三章《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第四章《西汉末叶到东汉末的辞赋和散文》；第五章《汉代乐府民歌》；第六章《五言诗的成长》。中国学者对于那段文学史的叙述所花的篇幅。大致相当于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学者的三倍，也分得更细致、更曲折；然而，并不是中国学者就比俄国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俄国学者更具有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把握是更全面、科学、合理的，什么可以入文学史、什么不可以入文学史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按照文体来叙述的，而俄国学者基本上是按照文学作品集来叙述的；中国学者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样的历史劃分来叙述的。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的理论，来叙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而俄国学者则是从世界文学发展广阔背景出发，把中国文学发展放在世界文学构成的大的知识背景中来进行叙述，是根据中国古代文学构成的特点来进行把握的。中国学者比较重视的《诗经》、《楚辞》、《乐府》、《论语》这样的作品，俄国学者有所叙述，而中国学者不重视的《列子》、《老子》、《孙子》、《管子》等这样的作品，俄国学者也有重点的叙述。同一段文学史叙述，虽然俄国学者的篇幅不如中国学者，然而他们却介绍了许多为中国学者所不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并且有的作家与作品占了很大的篇幅，因此也重新改写了固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学术创造。根据我们从前对汉以前中国文学史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初始阶段的认识，在叙述内容与对象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如何叙述同样的内容、如何评价同样的作家与作品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叙述上的独立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特点。
二、文学史叙述的独立追求与重要特点
《世界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完全不同，与中国学者所编的文学史有很大区别。从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学史之所以没有特点，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之间大同小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史是主编的，而不是个人所撰写的，不是一种学术著作意义上的文学史，而只是作为教材而存在的，似乎教材就可以是大杂烩；其实，这种理解绝对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世界文学史》是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由数以百计的专家参与撰写，但它不是教材型的文学史，而是一种学术性的系列著作，它的特点是值得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家所重视的。其原因就在于每一部分都是由专家撰写，他们长期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所以发表的都是自己的、独立的认识，是经过自己的分析与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而远远不只是一种公共知识。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叙述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有一个先历史、再文化、再文学的思路。这是根据中国上古时期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选择的，因为在任何民族的早期历史中，文学与其他学科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真正的纯文学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文学史》所述的一些古本中，最早的中国文学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诗经》、《庄子》与《史记》，而其他的著述可以看作是文学，也可以不看作是文学。这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形态。而文学史不是要讲它们的全部，而只是讲述它们中的文学内容与在形式上所形成的特点，或者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叙述，或者是对文学史产生影响的方面进行叙述。所以，《世界文学史》在讲上古阶段、古典阶段、晚古阶段中国文学的时候，首先是叙述本阶段的社会历史情况，再讲其文化传统构成的形态，最后再重点讲文学史层面的东西。我们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现对于同一部作品前后都在讲，似乎是重复了，其实是没有重复的，因为前面讲的是史料，后面讲的才是文学。文学产生的前提是文化，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历史，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所以编者在叙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所体现的这种理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本来也是历史、文化、哲学、科学与文化相混合的，如果只是讲纯文学的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纯文学，那就没有什么好讲的、重要的内容。 其二，以作品与作家双重视角进行，而以作品介绍为主，再落实到作家的层面来探讨文学的个性与风格。有的文学史是以作家命名其章节的，显然它们是以作家为主来讲文学史的，对于作品的介绍与叙述显然是为了证明作家的存在与价值；有的文学史是以作品为章节的命名。对于作家的介绍与叙述显然是为了论证作品的存在与价值。《世界文学史》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述，是以作品为主而来谈论作家的。编者有明确的作家概念，即任何作品都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而中国汉以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一种典籍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著作往往又不是由一个人所写，而是由后世的学者所编的，并且许多时候它们的编者与作者还不是太明确。因此，对于这样一些著作的文学价值，就不能完全从作品出发，而要联系到作者才能来谈其主要的内容与风格的形成。然而作品的思想与形式却是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到了屈原、司马相如、宋玉的时代，当文学的个体创作身份比较明确的时候，才直接地讨论作家，把所有的作品完全归于一位作家的名下，让这部分的文学史叙述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特点。根据那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叙述角度与叙述方法，体现了编者对于文学史叙述艺术的追求，也体现了编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熟悉与了解。实事求是、真实可靠的文学史观念。也在此充分地体现出来。
其三，采取一种个性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在此可以见出编者的真性情与真见识。文学史叙述自然是严谨的与科学的，然而有的文学史只是一种对于公共知识的介绍，而没有自己的个性与风采，从而也没有一点个性化的内容存在，也不会有什么见识出现。个人所写的文学史与集体所编写的文学史是存在重大区别的。本书显然是集体编写，然而每一个部分则是个人署名，虽然只是在前言里来统一说明，并不是在每一部分的后面进行记载，这与个人所写的文学史没有很大的区别。编者时不时地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又进行解答，这样的行文方式构成了这部分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方式。“那么，周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易》（或称《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那么，孔夫子认为‘文’（教养、文化）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呢？”“谁是这部哲理长诗的作者呢？据传是老子。”“那么，为什么把《孙子》当作文学作品呢？”“书中是怎么把他刻画出来的呢？通过谈话。”以上实例可以说明，编者是以一边提问、一边回答的方式来叙述文学史的，正是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面对读者与听众，来讲解与回答相关的问题，让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化，力争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够读懂文学史内容。同时，这部分文学史的语言表述具有浓厚的口语化色彩，似乎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所以还保留了课堂演讲时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能够给我们一种少有的现场感。在讲到《孟子》的时候，编者这样说：“让我们打开这本书，翻到第一页。”显然是课堂讲义的一种记录，读的时候似乎编者是在给我们讲课一样。在讲到《庄子》的时候，编者这样说：“我们接下去要谈的那部书就是这样开头的”，“再往下，书中说了这样的话”，“这部书就是《庄子》。我们已经知道，要是称呼一个人，在他的姓之下加个‘子’字，就表明此人是一位哲人、老师、思想家”。这样的口语表述，同样说明了这一部分文学史叙述的来历。更有个性的地方是以下一些表述：“他是老子，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老头儿’。为什么是老头儿？因为他在娘胎里待了八十一年，等到出世，须发都白了。为什么姓李呢？因为他的母亲是在一棵李子树下生的他。那为什么要取名耳呢？因为他的两只耳朵特别长。不。周王朝的那个可敬的守藏吏不是《老子》的主人公，书中讲的不是他的思想。只有不同寻常的人物才能够成为它的主人公。而他的命运也应该不同寻常。”原来。编者是如此讲述《老子》的由来以及它的作者的，好像讲故事一样，却也不令人意外。我们的一些文学史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内容，而只有有关作家作品的死板的、毫无生气的介绍，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叙述。所以。有没有个性与气质，其实是真正文学史的重要区别，因为所谓学术见解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如果是死的，那就只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见识与理论发现。
其四。在比较之中来论述作家与作品的个性与地位，在比较之中来发现文学史构成与发展特点。编者在讨论中国上古时期文学史的时候，总是将有关的作家联系起来思考，开始读的时候，会发现有的地方前后有一点重复，其实不是这样的。编者在讲《诗经》的时候联系到《楚辞》，在讲孔子的时候联系到孟子，在讲屈原的时候联系到韩非子，在讲司马相如的时候联系到宋玉，这样的特点在文学史叙述中是相当普遍的存在，成为《世界文学史》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特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如“跟屈原一样，韩非也是贵族出身；他是当时已经快要崩溃的一个小国韩国的王室成员。和屈原相似，他也试图对统治者起些影响，唤醒后者推行据他看来必要的改革，但他像屈原一样，只是白费心力。”没有想到编者在他们相似的命运上找到了许多的相似点，所以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又如编者把中国上古文学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联系了起来：“没落的世界企图加以对抗，或者用纯理性主义道德（中国用儒家道德，希腊用斯多噶学派道德）为武器，或者用唯物主义（像中国的王充或者希腊后期的若干哲学家那样）为武器。但是到头来两者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改弦易辙，跟着宗教随波逐流。于是，在希腊，柏拉图主义变成了新柏拉图主义，而在中国，老子的道家变成了道教。在这之外，新的力量已经在天边显出了轮廓：西方诞生了基督教，而整个中亚细亚和东亚则诞生了佛教。”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看中国与西方新的宗教的产生，并且在宗教背景之下来对比各自不同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当然是科學的与本质性的。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里面，像这样的中西联系与对比的地方比比皆是，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就是这样构成的。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叙述方面有着很高的追求，形成了明显的优势与不可替代的特点。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如何肯定它的成就也不为过。因为它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严重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为了表现我们的水平，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以期让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与深刻，更加合理与科学，以便以后他们有机会进行修改的时候，可以提供参考。 《世界文学史》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有一些概念与术语使用生硬。本书编者说中国最早的时代是部落联盟时代、后来是列国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编者认为再后面就是“帝国时代”，也许是一种新的说法，听起来有一点点陌生。秦始皇、汉武帝的确是属于中国最古老的皇帝系列，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那个时代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帝国时代”，也许可以讨论。如果说那个时代是封建时代的开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那个时代是“帝国时代”，那么汉朝之后的所有王朝也都是帝国时代，后面的“帝國”与这个时期的“帝国”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又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名称，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术语。“周王朝时期早在古代就成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当人民走上历史生活的舞台，充分尝到了生活的艰难困苦。这个‘黄金时代’的想法就出现了。把那样的美好生活想象成完全可能实现的愿望，使得这种被想象出来的画面不是属于未来，即以前不存在并只可能出现在未来；而属于过去，即确曾存在过，并因此完全可能重新出现。关于‘黄金时代’的概念，我们在孔夫子的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就见到了，而且他本人对巩固这个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描绘了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的蓝图，并竭力使其具有尽可能大的说服力，他引证说，这样的制度以前早就有过。而在这个‘以前’中占主导位置的就是周王朝”。在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多次运用“黄金时代”这个概念，成为本书中一个重要概念。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孔子是不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而它与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关呢？同时，编者还在多处运用了“中世纪”这个概念，同样存在一个适当性的问题。“读着中国古代第二三时期也即晚期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只要是熟悉欧洲古代同一时期的文学的读者，很可能会感到中世纪已经在胎中萌动的声息了”，“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古代那些大的文学史（如中国和希腊罗马的文学史）的整个第三时期乃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不过这种过渡性质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才表现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完成了向特殊而独树一帜的封建的中世纪的过渡”。显然，“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来自于西方。但丁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在时间上，中国的汉代与欧洲的中世纪差不多，但中国历来是以朝代来命名文学历史发展阶段，“中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不是存在，自然是值得讨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中国文学史叙述里，在总体上运用的概念不是很多，然而有的术语运用，的确让我们觉得比较陌生。
其二，是引用材料的出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也有一些注解，但几乎所有的注解都是译注，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这一部分一共20条注解，但几乎没有一条是原文本上的注解，而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作的注解。译者的注解下面再说，现在要指出的问题是，本书所有的引文包括对于作品的引用，以及对前人一些材料的引用，都是没有出处的。引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编者说是周王朝那个时代的谚语，但没有任何的出处，不知从何而来。对《论语》的引用，倒是注明了篇名，然而也没有注明出自什么版本、页码多少。对于《老子》、《管子》、《孟子》的引用，基本上也是如此，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是需要注明出处的，如“乐府，如上所述，乃是一种‘戏剧管理机构’，但是歌手、乐师、舞者等‘能人’也在乐府供职。他们人数不少。这是从公元前7年哀帝时发生的那次‘罢乐府’看出来的，当时八百二十九人只留下四百四十一人”。这个材料出自于哪里，作者并没有注明它的来源。有的人也许认为教材可以不注明出处，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教材是最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之一，任何材料都必须注明出处，因为它对于学生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的学术教材都不注明材料的来源，那我们如何要求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有根有据地进行论述呢？
其三，似乎存在一些知识性的错误，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整体评价。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有：在谈到《诗经》的时候，编者说：“这些诗在当时并不是读的，而是唱的。早在古代，歌唱和唱词就是分开的”，“《舜典》是《书经》中的一篇，其中说：‘诗言志，歌咏言’，换句话说，诗不是歌唱本身，而是唱词”。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也许需要进行考证。中国古代的诗歌也不是唱的，而是吟诵，至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吟诗的传统，而不是所谓的“唱”。“而这样的对比往往成为奇谈怪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丧。’”又说：“下面这些格言式的警句看来就是纯粹的奇谈怪论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第三十八章）”。显然，编者并没有看懂其意，所以才认为它们是奇谈怪论。不能将自己读不懂的东西，都以奇谈怪论来称之，这是文学史的基本常识。《老子》自然是中国古书中最难懂的之一，因此一般读者认为它是奇谈怪论，倒也没有什么，而《世界文学史》的编者认为它是奇谈怪论，真就有一点“奇怪”了。有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如“在屈原的《九歌》中有着地理的标志，湘江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是湖南省的一个地区。我们知道，很久以前在这个地区以及沅江地区，民间到了节日还会举行盛大的仪式，包括歌唱和跳舞，以娱乐当地的神祗。”这里说的湘江是湖南的“一个地区”、“很久以前”之类的说法，都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也许是翻译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外国的学者来写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古代文学史，是相当不易的；同时，他们也只能以他们的文学理论术语来界说中国的文学，超越自我的学术传统是不可能的；他们掌握的汉语资料与文学作品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那样全面与详尽。然而，即使是他们的错误，也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让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学发展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世界文学史》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整个世界来看都是少有的开拓性著述，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全面的阅读与科学的理解。我们在此指出它所形成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某些文学史叙述现象提出批评，与俄国的文学史研究者进行对话，同时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进行交流，一个方面是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一个方面是为未来的文学史叙述提供借鉴。其一，这部《世界文学史》从总体上来看是集体成果，然而从某一部分来看却是个人著述。因此深具个性与风采，这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史编写者学习的。我们的许多文学史不是专家写的。而是教学工作者根据需要编写的，不是真正的学有所长的专家，根本没有必要进入文学史编写的队伍。其二，这部文学史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体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想与历史观念，是与俄国学者的理论素质和学术思想相一致的。它选择了自己所认可的作家与作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学构成形态的不同，实事求是地进行文学史叙述，所以写出了与我们中国学者不一样的文学史，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而我们中国学者所编写的一些文学史，不是你抄我就是我抄你，所以大同小异，是需要认真反思与有所改进的。其三，这部《世界文学史》是一部活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死的文学史，是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术语构建起来的文学史，也许并不符合某种特定的规范。然而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而我们中国有的文学史则前后左右是一模一样的，对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文学史的叙述都是相同的，没有对于条条框框的超越性。其四，译注是需要的，但原注也不可删除。这部文学史的翻译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学术工程之一，数十位译者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译完了这部多达8卷共有16册的学术巨著，当然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然而，为什么那么多的材料没有出处，为什么当注明的没有注明，除了对编写者有所怀疑之外，也有对译者的怀疑，我们对学术著作的翻译是需要大力改进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部《世界文学史》的重要性，发掘出它真正的思想与学术价值，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史叙述；文学史观念
中图分类号：11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80-05
一、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内容与主要对象
《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有关中国文学的叙述，是这部文学史对于中国文学的最早描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编者分三个时段对中国汉以前的中国文学进行了叙述，即“上古阶段”、“古典阶段”和“晚古阶段”。编者开宗明义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古代，我们是指从公元前二千年的中期到公元三世纪这一大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可以再分为三个大时代：部落联盟时代——夏——殷朝（前二十世纪至前十二世纪）和周朝（前十二世纪至前八世纪），列国时代（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帝国时代（前三世纪至三世纪）。”这样的表述，说明编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开始阶段所产生的情况是相当清楚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叙述就有了一个合理的框架。当然，后面分成“上古”、“古典”、“晚古”三个阶段是不是合理，还可以讨论。在上古阶段的文学史叙述中，作者介绍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起源。以及当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情况，重点论述了《书经》、《诗经》、《易经》、《论语》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在古典阶段，编者介绍社会与文化发展，再次论述了《论语》、《老子》、《管子》、《孙子》、《春秋》、《墨子》、《韩非子》、《列子》、《孟子》、《庄子》、《荀子》、《楚辞》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晚古阶段，编者论述了所谓的“帝国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秦汉两朝的社会变换及其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此历史时段的重要发展，论述了《过秦论》、《诗大序》、宋玉、汉武帝《秋风辞》、司马相如、乐府诗、《史记》、《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而在中国，对同样历史时段的文学史叙述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叙述：封建社会以前的文学：封建社会文学的战国时代文学：封建社会文学中的秦汉文学。在第一个时期，编者分三章进行叙述：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学》；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第三章《（诗经）》。在第二个时期，是分四章进行叙述的：第一章《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文学的繁荣》；第二章《历史散文》；第三章《诸子散文》；第四章《屈原和其他楚辞作家》。在第三个时期，是分六章进行叙述的：第一章《秦及汉初文学》；第二章《西汉中叶文学》；第三章《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第四章《西汉末叶到东汉末的辞赋和散文》；第五章《汉代乐府民歌》；第六章《五言诗的成长》。中国学者对于那段文学史的叙述所花的篇幅。大致相当于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学者的三倍，也分得更细致、更曲折；然而，并不是中国学者就比俄国学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好，与此相反，我们认为俄国学者更具有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把握是更全面、科学、合理的，什么可以入文学史、什么不可以入文学史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按照文体来叙述的，而俄国学者基本上是按照文学作品集来叙述的；中国学者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样的历史劃分来叙述的。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的理论，来叙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而俄国学者则是从世界文学发展广阔背景出发，把中国文学发展放在世界文学构成的大的知识背景中来进行叙述，是根据中国古代文学构成的特点来进行把握的。中国学者比较重视的《诗经》、《楚辞》、《乐府》、《论语》这样的作品，俄国学者有所叙述，而中国学者不重视的《列子》、《老子》、《孙子》、《管子》等这样的作品，俄国学者也有重点的叙述。同一段文学史叙述，虽然俄国学者的篇幅不如中国学者，然而他们却介绍了许多为中国学者所不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并且有的作家与作品占了很大的篇幅，因此也重新改写了固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学术创造。根据我们从前对汉以前中国文学史的认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初始阶段的认识，在叙述内容与对象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如何叙述同样的内容、如何评价同样的作家与作品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叙述上的独立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特点。
二、文学史叙述的独立追求与重要特点
《世界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完全不同，与中国学者所编的文学史有很大区别。从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学史之所以没有特点，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之间大同小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学史是主编的，而不是个人所撰写的，不是一种学术著作意义上的文学史，而只是作为教材而存在的，似乎教材就可以是大杂烩；其实，这种理解绝对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世界文学史》是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由数以百计的专家参与撰写，但它不是教材型的文学史，而是一种学术性的系列著作，它的特点是值得世界各国的文学史家所重视的。其原因就在于每一部分都是由专家撰写，他们长期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所以发表的都是自己的、独立的认识，是经过自己的分析与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而远远不只是一种公共知识。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叙述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有一个先历史、再文化、再文学的思路。这是根据中国上古时期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选择的，因为在任何民族的早期历史中，文学与其他学科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真正的纯文学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文学史》所述的一些古本中，最早的中国文学在我们看来也许只是《诗经》、《庄子》与《史记》，而其他的著述可以看作是文学，也可以不看作是文学。这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形态。而文学史不是要讲它们的全部，而只是讲述它们中的文学内容与在形式上所形成的特点，或者是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叙述，或者是对文学史产生影响的方面进行叙述。所以，《世界文学史》在讲上古阶段、古典阶段、晚古阶段中国文学的时候，首先是叙述本阶段的社会历史情况，再讲其文化传统构成的形态，最后再重点讲文学史层面的东西。我们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现对于同一部作品前后都在讲，似乎是重复了，其实是没有重复的，因为前面讲的是史料，后面讲的才是文学。文学产生的前提是文化，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历史，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所以编者在叙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所体现的这种理路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本来也是历史、文化、哲学、科学与文化相混合的，如果只是讲纯文学的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纯文学，那就没有什么好讲的、重要的内容。 其二，以作品与作家双重视角进行，而以作品介绍为主，再落实到作家的层面来探讨文学的个性与风格。有的文学史是以作家命名其章节的，显然它们是以作家为主来讲文学史的，对于作品的介绍与叙述显然是为了证明作家的存在与价值；有的文学史是以作品为章节的命名。对于作家的介绍与叙述显然是为了论证作品的存在与价值。《世界文学史》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述，是以作品为主而来谈论作家的。编者有明确的作家概念，即任何作品都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而中国汉以前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一种典籍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著作往往又不是由一个人所写，而是由后世的学者所编的，并且许多时候它们的编者与作者还不是太明确。因此，对于这样一些著作的文学价值，就不能完全从作品出发，而要联系到作者才能来谈其主要的内容与风格的形成。然而作品的思想与形式却是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到了屈原、司马相如、宋玉的时代，当文学的个体创作身份比较明确的时候，才直接地讨论作家，把所有的作品完全归于一位作家的名下，让这部分的文学史叙述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特点。根据那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叙述角度与叙述方法，体现了编者对于文学史叙述艺术的追求，也体现了编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熟悉与了解。实事求是、真实可靠的文学史观念。也在此充分地体现出来。
其三，采取一种个性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在此可以见出编者的真性情与真见识。文学史叙述自然是严谨的与科学的，然而有的文学史只是一种对于公共知识的介绍，而没有自己的个性与风采，从而也没有一点个性化的内容存在，也不会有什么见识出现。个人所写的文学史与集体所编写的文学史是存在重大区别的。本书显然是集体编写，然而每一个部分则是个人署名，虽然只是在前言里来统一说明，并不是在每一部分的后面进行记载，这与个人所写的文学史没有很大的区别。编者时不时地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又进行解答，这样的行文方式构成了这部分文学史叙述的主要方式。“那么，周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易》（或称《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那么，孔夫子认为‘文’（教养、文化）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呢？”“谁是这部哲理长诗的作者呢？据传是老子。”“那么，为什么把《孙子》当作文学作品呢？”“书中是怎么把他刻画出来的呢？通过谈话。”以上实例可以说明，编者是以一边提问、一边回答的方式来叙述文学史的，正是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面对读者与听众，来讲解与回答相关的问题，让艰深的学术问题通俗化，力争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够读懂文学史内容。同时，这部分文学史的语言表述具有浓厚的口语化色彩，似乎是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所以还保留了课堂演讲时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能够给我们一种少有的现场感。在讲到《孟子》的时候，编者这样说：“让我们打开这本书，翻到第一页。”显然是课堂讲义的一种记录，读的时候似乎编者是在给我们讲课一样。在讲到《庄子》的时候，编者这样说：“我们接下去要谈的那部书就是这样开头的”，“再往下，书中说了这样的话”，“这部书就是《庄子》。我们已经知道，要是称呼一个人，在他的姓之下加个‘子’字，就表明此人是一位哲人、老师、思想家”。这样的口语表述，同样说明了这一部分文学史叙述的来历。更有个性的地方是以下一些表述：“他是老子，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老头儿’。为什么是老头儿？因为他在娘胎里待了八十一年，等到出世，须发都白了。为什么姓李呢？因为他的母亲是在一棵李子树下生的他。那为什么要取名耳呢？因为他的两只耳朵特别长。不。周王朝的那个可敬的守藏吏不是《老子》的主人公，书中讲的不是他的思想。只有不同寻常的人物才能够成为它的主人公。而他的命运也应该不同寻常。”原来。编者是如此讲述《老子》的由来以及它的作者的，好像讲故事一样，却也不令人意外。我们的一些文学史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内容，而只有有关作家作品的死板的、毫无生气的介绍，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史叙述。所以。有没有个性与气质，其实是真正文学史的重要区别，因为所谓学术见解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如果是死的，那就只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见识与理论发现。
其四。在比较之中来论述作家与作品的个性与地位，在比较之中来发现文学史构成与发展特点。编者在讨论中国上古时期文学史的时候，总是将有关的作家联系起来思考，开始读的时候，会发现有的地方前后有一点重复，其实不是这样的。编者在讲《诗经》的时候联系到《楚辞》，在讲孔子的时候联系到孟子，在讲屈原的时候联系到韩非子，在讲司马相如的时候联系到宋玉，这样的特点在文学史叙述中是相当普遍的存在，成为《世界文学史》文学史叙述的重要特点，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如“跟屈原一样，韩非也是贵族出身；他是当时已经快要崩溃的一个小国韩国的王室成员。和屈原相似，他也试图对统治者起些影响，唤醒后者推行据他看来必要的改革，但他像屈原一样，只是白费心力。”没有想到编者在他们相似的命运上找到了许多的相似点，所以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又如编者把中国上古文学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联系了起来：“没落的世界企图加以对抗，或者用纯理性主义道德（中国用儒家道德，希腊用斯多噶学派道德）为武器，或者用唯物主义（像中国的王充或者希腊后期的若干哲学家那样）为武器。但是到头来两者不是举手投降，就是改弦易辙，跟着宗教随波逐流。于是，在希腊，柏拉图主义变成了新柏拉图主义，而在中国，老子的道家变成了道教。在这之外，新的力量已经在天边显出了轮廓：西方诞生了基督教，而整个中亚细亚和东亚则诞生了佛教。”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看中国与西方新的宗教的产生，并且在宗教背景之下来对比各自不同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当然是科學的与本质性的。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里面，像这样的中西联系与对比的地方比比皆是，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就是这样构成的。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叙述方面有着很高的追求，形成了明显的优势与不可替代的特点。可以这样说，无论我们如何肯定它的成就也不为过。因为它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然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严重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并不是吹毛求疵。也不是为了表现我们的水平，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以期让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与深刻，更加合理与科学，以便以后他们有机会进行修改的时候，可以提供参考。 《世界文学史》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有一些概念与术语使用生硬。本书编者说中国最早的时代是部落联盟时代、后来是列国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编者认为再后面就是“帝国时代”，也许是一种新的说法，听起来有一点点陌生。秦始皇、汉武帝的确是属于中国最古老的皇帝系列，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那个时代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帝国时代”，也许可以讨论。如果说那个时代是封建时代的开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那个时代是“帝国时代”，那么汉朝之后的所有王朝也都是帝国时代，后面的“帝國”与这个时期的“帝国”有什么区别呢？后来又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名称，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术语。“周王朝时期早在古代就成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当人民走上历史生活的舞台，充分尝到了生活的艰难困苦。这个‘黄金时代’的想法就出现了。把那样的美好生活想象成完全可能实现的愿望，使得这种被想象出来的画面不是属于未来，即以前不存在并只可能出现在未来；而属于过去，即确曾存在过，并因此完全可能重新出现。关于‘黄金时代’的概念，我们在孔夫子的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就见到了，而且他本人对巩固这个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描绘了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的蓝图，并竭力使其具有尽可能大的说服力，他引证说，这样的制度以前早就有过。而在这个‘以前’中占主导位置的就是周王朝”。在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多次运用“黄金时代”这个概念，成为本书中一个重要概念。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孔子是不是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而它与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有关呢？同时，编者还在多处运用了“中世纪”这个概念，同样存在一个适当性的问题。“读着中国古代第二三时期也即晚期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只要是熟悉欧洲古代同一时期的文学的读者，很可能会感到中世纪已经在胎中萌动的声息了”，“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古代那些大的文学史（如中国和希腊罗马的文学史）的整个第三时期乃是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时期，不过这种过渡性质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才表现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完成了向特殊而独树一帜的封建的中世纪的过渡”。显然，“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来自于西方。但丁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在时间上，中国的汉代与欧洲的中世纪差不多，但中国历来是以朝代来命名文学历史发展阶段，“中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不是存在，自然是值得讨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中国文学史叙述里，在总体上运用的概念不是很多，然而有的术语运用，的确让我们觉得比较陌生。
其二，是引用材料的出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本书也有一些注解，但几乎所有的注解都是译注，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这一部分一共20条注解，但几乎没有一条是原文本上的注解，而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发现了一些问题而作的注解。译者的注解下面再说，现在要指出的问题是，本书所有的引文包括对于作品的引用，以及对前人一些材料的引用，都是没有出处的。引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编者说是周王朝那个时代的谚语，但没有任何的出处，不知从何而来。对《论语》的引用，倒是注明了篇名，然而也没有注明出自什么版本、页码多少。对于《老子》、《管子》、《孟子》的引用，基本上也是如此，有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是需要注明出处的，如“乐府，如上所述，乃是一种‘戏剧管理机构’，但是歌手、乐师、舞者等‘能人’也在乐府供职。他们人数不少。这是从公元前7年哀帝时发生的那次‘罢乐府’看出来的，当时八百二十九人只留下四百四十一人”。这个材料出自于哪里，作者并没有注明它的来源。有的人也许认为教材可以不注明出处，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教材是最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之一，任何材料都必须注明出处，因为它对于学生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的学术教材都不注明材料的来源，那我们如何要求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有根有据地进行论述呢？
其三，似乎存在一些知识性的错误，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整体评价。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有：在谈到《诗经》的时候，编者说：“这些诗在当时并不是读的，而是唱的。早在古代，歌唱和唱词就是分开的”，“《舜典》是《书经》中的一篇，其中说：‘诗言志，歌咏言’，换句话说，诗不是歌唱本身，而是唱词”。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也许需要进行考证。中国古代的诗歌也不是唱的，而是吟诵，至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吟诗的传统，而不是所谓的“唱”。“而这样的对比往往成为奇谈怪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丧。’”又说：“下面这些格言式的警句看来就是纯粹的奇谈怪论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第三十八章）”。显然，编者并没有看懂其意，所以才认为它们是奇谈怪论。不能将自己读不懂的东西，都以奇谈怪论来称之，这是文学史的基本常识。《老子》自然是中国古书中最难懂的之一，因此一般读者认为它是奇谈怪论，倒也没有什么，而《世界文学史》的编者认为它是奇谈怪论，真就有一点“奇怪”了。有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如“在屈原的《九歌》中有着地理的标志，湘江就是其中之一。现在这是湖南省的一个地区。我们知道，很久以前在这个地区以及沅江地区，民间到了节日还会举行盛大的仪式，包括歌唱和跳舞，以娱乐当地的神祗。”这里说的湘江是湖南的“一个地区”、“很久以前”之类的说法，都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也许是翻译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外国的学者来写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古代文学史，是相当不易的；同时，他们也只能以他们的文学理论术语来界说中国的文学，超越自我的学术传统是不可能的；他们掌握的汉语资料与文学作品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那样全面与详尽。然而，即使是他们的错误，也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让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学发展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可以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世界文学史》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整个世界来看都是少有的开拓性著述，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全面的阅读与科学的理解。我们在此指出它所形成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对某些文学史叙述现象提出批评，与俄国的文学史研究者进行对话，同时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者进行交流，一个方面是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一个方面是为未来的文学史叙述提供借鉴。其一，这部《世界文学史》从总体上来看是集体成果，然而从某一部分来看却是个人著述。因此深具个性与风采，这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史编写者学习的。我们的许多文学史不是专家写的。而是教学工作者根据需要编写的，不是真正的学有所长的专家，根本没有必要进入文学史编写的队伍。其二，这部文学史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体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想与历史观念，是与俄国学者的理论素质和学术思想相一致的。它选择了自己所认可的作家与作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学构成形态的不同，实事求是地进行文学史叙述，所以写出了与我们中国学者不一样的文学史，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而我们中国学者所编写的一些文学史，不是你抄我就是我抄你，所以大同小异，是需要认真反思与有所改进的。其三，这部《世界文学史》是一部活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死的文学史，是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术语构建起来的文学史，也许并不符合某种特定的规范。然而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而我们中国有的文学史则前后左右是一模一样的，对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文学史的叙述都是相同的，没有对于条条框框的超越性。其四，译注是需要的，但原注也不可删除。这部文学史的翻译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学术工程之一，数十位译者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译完了这部多达8卷共有16册的学术巨著，当然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然而，为什么那么多的材料没有出处，为什么当注明的没有注明，除了对编写者有所怀疑之外，也有对译者的怀疑，我们对学术著作的翻译是需要大力改进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部《世界文学史》的重要性，发掘出它真正的思想与学术价值，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