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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墓园作为一个特定物的载体，在古代社会道与器的支配关系中，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深深地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印上时代的标记。古代墓园设计处于不断嬗变之中，纵观其发展历程，它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影响嬗变的要素可以归结为礼仪习俗、政治经济状态、科技和材料水平三个方面。考察研究影响古代墓园设计嬗变要素对于了解我国几千年文明与文化的传承具有认识意义。
关键词：墓园设计；嬗变；要素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墓园是一座最真实记录其进程的地下博物馆，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缩影。墓园中的帝陵常常是其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把中国各朝各代的墓园排列在一起，就能展现中国历史的全貌。前后相沿的夏、商、周、战国、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諸多王陵或帝陵，或地面有如皇宫般的建筑，或地下有数不清的文物，例如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们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同时，墓园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最全面、直观地表征出各个不同朝代的工艺美术发展水平。可以说，古代墓园设计既不限于建筑设计，又不囿于工艺品设计。它表面是关于死的问题，实则是关于生的问题。研究我国古代墓园设计嬗变的轨迹和要素，能够从一个侧面显示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流转传承，学术和认识意义不言自明。影响或制约墓园设计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殡葬礼仪习俗，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和经济状况，科技和材料水平。
1 殡葬礼仪习俗的影响
1.1 殡葬礼仪习俗的来源
殡葬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考古学资料看，最早的殡葬出现在欧洲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1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有了殡葬死者的习俗；我国最早出现在大约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1]殡葬产生的根源是人类“灵魂不死”观念的诞生。古人对“灵魂”的意识是源于死亡和梦。我国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灵魂的原始宗教观念，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瓮棺上留有供亡灵出入的小孔，便是灵魂不死意识的具体体现。[2]原始人相信存在一个所谓的“阴间冥界”，他们不但以当时的生活条件和要求来虚构鬼魂世界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把自己的心理诉求都附加给鬼魂，希望通过葬礼，用满足鬼魂种种要求的形式来达到自我安慰并祈求他们庇护、保佑。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葬礼和葬俗，即殡葬礼仪习俗。[3]由“魂”的汉字的构成就可知它是一个会意字。由“鬼”到会意字“魂”，表明古人已经知道“鬼”和“魂”的关系，“魂”是源于“鬼”。导致灵魂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梦。原始人在睡眠时的做梦现象：梦中可以打仗、从事狩猎、劳动等等在白天可能从事的所有事情以及见到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亲朋好友等“怪异”现象，似乎这是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一个另外“自我”。这个“自我”，原始人将它称之为灵魂。[4]人们由此认为：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人的死亡只是身体的死亡，但灵魂还在人世间。因此，对于灵魂仍在的肉体自然要善待。这种原始人的生死观和灵魂意识导致了丧葬礼仪的形成。
1.2 殡葬礼仪习俗的变化历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殡葬礼仪习俗经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易·系辞下》中记载原始社会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到儒家思想中礼制的建立。西周时把丧礼列为五礼之一，对每一个人的殡葬都以“礼”的形式来规定、限制。到唐代，殡葬礼仪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被规定并沿袭下来。在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墓地，西周时期的五服制，汉朝的墓祭之风，唐代的三教合一形式，宋代的简葬薄葬形式，等等。民间丧仪是以儒家礼制和历代丧制为依据，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当时的社会风尚进行了增删、演绎转变而成。[5]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俗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俗已基本具备，以“礼”的形式规范下来。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大体上继承春秋战国时的丧葬礼仪制度，而且趋于隆重化。以西汉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位土坑直穴木椁墓；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6]
魏晋时期，由于国家战乱频繁，礼仪大体与汉同，只是采用薄葬，丧事从简，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记载，魏武帝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为其预选寿陵时下令：“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魏文帝曹丕更是废除了陵寝制，取消上陵礼仪。他以“古不墓祭，皆设子庙”为由下令废去其父“高陵上殿屋”，使“车马还厩，衣服藏府”。北朝时，丧葬礼俗汉晋兼并，最有特色就是渴葬，古礼称死者未及葬期而提前埋葬，《公羊传隐公三年》：“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南朝同魏晋丧葬礼仪差不多，但在皇陵建筑上还是比较规范。
隋朝在位时间短，虽然恢复了秦汉礼仪制度，但是在营建规模上还远远比不上秦汉陵寝那样高大宏伟。唐代时，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最为繁荣、鼎盛时期，丧葬礼仪发展的最为完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集大成者。根据《唐开元礼》丧葬礼仪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丧葬程序一共有七十六道。宋代继承了前代，但政治色彩更浓。元时由于是少数民族的统治，对汉族有防范心理，要求丧葬礼仪必须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对汉族的丧葬礼仪进行必要的改革。明代的丧礼，君臣上下各有等差，帝后的丧礼最为隆重，也借鉴唐代的很多做法。清代沿袭明代，变化不大。
宗白华先生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指出，“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礼’好像画上的线条勾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物昭然有序”。《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7]
1.3 殡葬礼仪习俗对墓园设计的影响 殡葬礼仪习俗是决定墓园设计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殡葬习俗以外，不同地区的民间殡葬习俗还融入了它本地的历史、文化、民俗及若干别的特色。以汉武帝茂陵的修建为例，基本是按当时的礼制进行修建，其中方位高度布局以及相关的附属建筑等等，都有严格的明文规定。据《汉旧仪》及《皇览》等书记载，西汉帝陵一般占地七顷，墓冢修建于陵园中心，高12丈，地下墓室深13丈，墓室为方形等要求。整个园区规划中，汉武帝的陵墓在陵园的西南方，是承袭了古代礼俗崇尚西方为上的形式再现。[8]所以，不同的殡葬礼仪习俗对墓园设计规模、大小、外形及陪葬品等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坟的高度为例，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引《汉律》云：“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记载最为完备的《唐开元礼》卷3《序列下·杂志》中说，一品官的坟高一丈八尺，二品以后，每低一品减低二尺，六品以下为八尺，至六品以下用七尺，庶人坟高4尺。[9]
对坟的外形各朝、各代、各地也有规定和礼仪习俗。比如，汉代陵墓是以方形覆盖式为主；唐代、宋代陵墓基本继承了汉代的陵墓外形；到了明代，一改前代的外形风格，由方形变为圆形，俗说宝顶形；而清代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变化，将陵台形制设计为前方后圆。
2 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
2.1 生死观念的影响
不同的生死观念对古代墓园设计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朝历代对生死的观念应该来说都有所不同，但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归纳以来大致分为：原始社会的生死观，儒家思想的生死观，道家思想的生死观，墨家思想的生死观，佛教信仰的生死观；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的生死观为核心。
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创立者为孔子和他的弟子孟子，他们提出了“仁”的思想，要求人要讲“仁义”，讲道德和尊严，为了“仁和义”可以“舍生求死”，强调生和死都要有价值，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如《论语》中的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概括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他们的观点是通过积极的入世精神，主张生前有作为，死才能有价值，才值得永久纪念。这为后来的“厚葬说”埋下了伏笔，暗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死后要将丧事办的热闹隆重；同时修建墓园要根据墓主身份的高低，规模有所不同。这种生死观正好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所以后来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文武大臣都大肆修建自己的陵墓，以显示生前的地位和身份，炫耀于世，目的也是光宗耀祖。
佛教是东汉时由印度传入中国，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与儒家的入世主义不同，它倡导的是出世主义。佛教的生死观可归纳为缘起论、轮回论、生死涅槃论。缘起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石，它认为色心不二，肉体与精神一体，二者不可以分割，没有前后、本末之分，浑然一体，共同构成宇宙的实相，生命的本质。轮回论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认为人世间的凡人都在三界六道中重复着生与死的循环，生死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节点。生死涅槃论，生死即“涅槃”，也就是人生的一种解脱，超越了生的痛苦，进入极乐世界。它的大彻大悟是佛教解脱论的真髓所在，死即超脱凡尘。[10]佛教主张薄葬。葬法上采用“火葬”这一简单的方式，佛教徒的遗骨不埋地下，大多火化成灰后收拢遗骨放入寺庙塔内。受这种思想影响的非佛教徒在死后一般也采用简单的安葬方式，坟墓建的很简单，起到安葬的作用就可。
老子关于“生”与“死”的关系，他首先揭示了两者的对立性，认为生死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状态，这种不同在生命体存在的过程中既已显示出来。《老子》第76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快。”[11]这种透过生命存在的表象，着眼于生命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其次，老子看到了生命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庄子的生死观，其总体特征是力图透过之异而揭示其本质之同，力图超越一般人乐生恶死的生死情怀，通过对死亡价值的挖掘而使人生死通达、生死释然，从而启示人们以一种随顺的态度对待生死问题。
墨家务实的追求也反映在生死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当时盛行“厚葬”和“久葬”之风，认为厚葬浪费了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安定没有益处，只会将民风导向华而不实乃至奢靡，最终是“国贫”、“民穷”，流于形式的久丧以及服丧期间的烦琐规定和禁忌也无益于身体健康。在《庄子·天下》中说墨子本人也做到了“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前，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在对待死后的殡葬行为，观点上都与儒家不同的，提倡简单的“节葬”和“薄葬”的形式。
墓地设计也同其他艺术设计一样，“设计”本身只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受人们思想支配的，反映出道与器的关系。
2.2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墓园设计的决定性因素。墓地设计表面上是个人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国家行为，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一个朝代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即所谓“政通人和”时，这时国家一般从上到下都采用相对隆重的葬礼，如汉、唐、明、清这些朝代；而当一个朝代或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经济衰落之际，大多采用“薄葬”的形式，在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这一阶段国内战争不断，经济萧条，政权更迭频繁，人民不能休养生息，从上到下，基本都采用“薄葬”的形式。帝王陵墓的兴衰，更是古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点，在唐十八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初唐到盛唐，唐帝陵越修越厚；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步衰败，陵墓建造才稍有收缩；到晚唐，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僖宗的靖陵等，都是堆土成陵。靖陵已发掘，其规模甚至不如盛唐的王公大臣墓，仅为单室土洞墓，实在也是国力衰弱，不得已而为之。[12]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没精力、也没条件去办隆重的葬礼；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维持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当然也不排除极个别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依然大肆修建陵园的，如东晋帝陵皆“不封不树”，唯穆帝永平陵除外；他的陵墓规模比较宏大，结构复杂，随葬品较丰富且制作精美。[13]還有就是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同前面的社会条件不允许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后者是主动为之。 2.3 风水理论对墓园设计的影响
（1）风水理论的产生与影响。风水术对墓地选择和设计建造的影响非常大。当风水与气、阴阳、五行等理论结合起来，所谓的“风水术”便产生了。据考证风水作为一门理论，产生于战国末年燕、齐的一派方士之中，他们将气、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相结合，附会人事，预测凶吉，用以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当时称“阴阳术”。至两汉，风水术流行于天下，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多信奉之[14]。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在建居住地，为亲人造墓地依然请风水先生来选择地点，在有些偏僻地区，这一行业还十分繁荣，人们依然将未来的能否兴旺发达寄托在风水位置的选择上。有些家庭遇到天灾人祸等不顺心的事，甚至还认为祖坟的风水不对，采用改葬它地的做法以躲避灾祸。
在古代上至天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墓地的选择上总是按风水的要求选择最佳的安葬处，以便子孙后代能得到先人神灵的庇佑，兴旺发达。有些地方因为一时找不到好的风水之地，竟然出现几年不下葬的怪现象，尸体都腐烂了，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最后甚至出现了官府强迫才下葬。[清]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中，清乾隆皇帝对此曾予以严厉禁止，指出：“朕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穷，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风俗之要务也。务各宜凛遵无忽，钦此！”到后来更是下令：以一年为期限，不按时下葬，要求官府给予治罪惩罚。
（2）风水理论在墓园设计上的体现。刘沛林在《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一书中说道：古人选择墓地，是希望选择一个“有生气和能之风得水”的理想生态环境。其实，风水的最初源头就是选一块合乎科学根据的地理位置，古人很早就在建筑房屋时选择地址，并对居住地周围的环境进行选择，如坐北朝南、居于台地、靠近水源，背靠山坡，躲避风寒；土质结实，是为了防止坍塌；前面河流环绕，便于防御和使用。以上这些要求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均十分合理。但这种考虑是出于环境舒适和方便生活等，与兴旺发达、子孙后代升官发财倒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4]
风水对墓地的一般要求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统一和谐：风水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求有一个山清水秀、排水良好的环境；风水认为和谐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二是对称均衡：好的风水地要求不发生剥蚀，具有堆积或四神砂结构（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且具有对称性。具体体现为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中轴线对称布局达到对称和谐；同时墓地还要有四神砂结构开口的小盆地相配。风水先生一般选定一个“藏风聚气”结穴之处，将穴点定，在此挖墓安葬。对不符合风水要求的环境要进行“拆成”，使其达到风水宝地的要求，尤其是帝陵的选址更是严格要求。风水对墓地还有出身等级的划分，信奉佳穴需有福命才能起到福荫作用，不同等级的人应有不同的阴宅风水结构和规模，所以帝陵都建的高大、复杂。[15]
以西汉帝陵为例，它集中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首先，风水对西汉帝陵选址有影响。它继承了秦代特别是始皇陵“依山傍水”的风水观念，即讲究“龙势”和“地气”。咸阳原地势高敞开阔，南面渭水，北依泾河，居泾渭之间，水天相融，气势恢宏。黄石公《青囊经》云：“天之所临，地之所盛，形山气蓄，万物优生，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所以西汉十一帝中有九帝葬于此。其次，风水还影响西汉帝陵的建设布局。以汉宣帝杜陵为例，中国古代阳宅选址深受风水影响，其陵园布局明显模仿了都城长安和皇宫。杜陵与长安相似，平面呈方形，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每面有三座；杜陵四个方向也各有司马门，陵墓四面正中也各有一条墓道，均与风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暗合，取护卫之意。[16]
唐代帝陵中除献陵、庄陵、端陵等三陵采用高大风土外，其他诸陵均“依山而建”，建于山峰之下，俯瞰脚下莽莽平原，气象宏伟。明十三陵选址天寿山南麓，整个陵区的山水形态无可挑剔：八面环山，群山围绕，层峦叠嶂，正好“藏风聚气”，又有两两相汇的龙虎交合之水，将讲究“天人合一”的风水术发挥到极致。
由于古代人的生产力低下，不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导致开始信奉鬼神，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将家庭的是否兴旺都与居住地和先人的墓地联系起来，并形成一套系统的风水理论，并且在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盲信和实践中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3 科技和材料的影响
3.1 科技的影响
科技推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人类从愚昧带入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作用，再好的设想没有科技的支撑也等于零。早在1000多年前，“飞天”这一优美的形象就被中国人所设想，但人类真正的上天却是在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才实现。墓地设计也不例外，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作用。
帝陵最能反映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秦汉帝王陵墓的封土坟头造型，大都采用方上的形式。从东汉开始，烧窑技术的成熟，陵墓开始采用砖石劵砌或碟涩砌筑。明清时，这种陵墓的规模就更宏大完备了。从木材到砖石材料的转变，明显反映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科技的提高。唐朝由封山为陵而变成依山为陵，需具备一定的钻探和勘测技术，难度加大了。明清两朝的帝王陵墓都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比以前的方上形复杂得多。这种建筑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已经开始运用运筹学的原理进行工程计算，施工中已经使用手摇卷扬机、千斤顶、罗盘针等高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和仪器。[13]帝王陵墓制作规模庞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这些都是科技的作用。秦时正是因为高超的烧窑技术，才烧出那么多精彩绝伦的兵马俑塑像。
冶铁技术的发达，使得墓地上的雕刻作品开始出现。在铁出现之前，墓地上的华表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铁的使用，使得人们可以用铁制工具开凿石头，使得石头成为墓地建筑的主要材料，广泛应用于石碑，华表、祠堂、墓园雕塑，使得墓园中的各种造型和建筑越来越美，雕塑制作也更精致，艺术性更高。中国古代雕塑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墓地制作的需要成为当时雕刻使用的最主要场所，尤其是帝王的陵墓。代表性的有秦始皇的兵马俑和昭陵的六骏雕刻；还有一些大臣的墓地也有大量的雕塑作品，如霍去病墓前的雕刻艺术。墓园从下面的墓穴里砖的使用，劵拱结构的运用，以及各种陪葬品，还有棺木等到地上的各种建筑的制作，每样都是科技的结晶。由此可知科技水平与制作工艺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墓地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说，墓地设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高低。 3.2 材料的影响
墓园设计中，材料是一个重要因素和方面，因为再好的设计构思方案都是通过材料来制作和完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的设计通过不同的材料制作出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帝陵的建造都是选用全国最好的材料，为此不惜财力、民力和物力。例如，清雍正泰陵使用琉璃的上等瓦料有392902件，耗银7436.3447两；运送巨大的达十几吨、几十吨、上百吨的圣德神功碑石料，用时将近一年；它的殿宇楼亭用的是金丝楠木、柏木、杉木、梨树等，绝大部分来自遥远的南方深山老林中，数万民夫光伐木就花去七年的时间，仅四川一地的木料，其运费就耗银近二万两。[13]
古代墓园设计中使用的材料从最初的土、砖、木材，到花岗岩、大理石、汉白玉、陶瓷、玻璃、钢筋混凝土，以及更多其他不同类型材料的运用。其中汉白玉石是中国皇家建筑陵墓使用的名贵材料，它通体洁白，是一种白色的大理石。从中国古代起，就开始专门用这种石料制作宫殿中的石阶和护栏。从明定陵地宫发掘证明，汉白玉、艾青石和花斑石的巨大石块已成为营造帝陵的主要建筑材料。品质好的材料的运用，不仅墓园的外形改观了，坚固耐久了，更主要是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墓园敬仰之情，达到自我安慰并祈求他们庇护、保佑的目的。
4 结语
古代墓园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虽然它也是以工艺美术形式物的存在作为它的载体；但仅仅只从美学设计的角度去考虑是不够的，它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它历经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不同时期，总是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分别有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墓穴建筑还是地上坟的造型，以及地上各类建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中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创新，也有根本不同的改变；既有符合社会制度的共性，也有最高统治者的不同个性使然。从原始社会灵魂的不死观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对生死的不同看法，再到秦汉确定以儒家“厚葬论”作为国家的丧葬礼仪制度，无一不在墓园中找到它的踪迹。由此看出，古代墓园设计受多种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古代墓园建造是一部观念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是一部科技的历史，也是一部血泪的历史。有些皇陵的建造，举全国之力，民脂民膏。秦始皇陵墓70万人花了38年修建；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54年，花53年建墓。“厚葬”盛行，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宏伟的墓园建筑背后，看到的是奴隶主、封建主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剥削。一座陵園的建成，也标志着政权的坟墓也在同步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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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仲萍（1974—），女，安徽宿松人，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丁晓青（1971—），男，安徽合肥人，研究生，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艺术设计。
关键词：墓园设计；嬗变；要素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墓园是一座最真实记录其进程的地下博物馆，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缩影。墓园中的帝陵常常是其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把中国各朝各代的墓园排列在一起，就能展现中国历史的全貌。前后相沿的夏、商、周、战国、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諸多王陵或帝陵，或地面有如皇宫般的建筑，或地下有数不清的文物，例如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们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同时，墓园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最全面、直观地表征出各个不同朝代的工艺美术发展水平。可以说，古代墓园设计既不限于建筑设计，又不囿于工艺品设计。它表面是关于死的问题，实则是关于生的问题。研究我国古代墓园设计嬗变的轨迹和要素，能够从一个侧面显示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流转传承，学术和认识意义不言自明。影响或制约墓园设计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殡葬礼仪习俗，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和经济状况，科技和材料水平。
1 殡葬礼仪习俗的影响
1.1 殡葬礼仪习俗的来源
殡葬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考古学资料看，最早的殡葬出现在欧洲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10～1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已有了殡葬死者的习俗；我国最早出现在大约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1]殡葬产生的根源是人类“灵魂不死”观念的诞生。古人对“灵魂”的意识是源于死亡和梦。我国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灵魂的原始宗教观念，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瓮棺上留有供亡灵出入的小孔，便是灵魂不死意识的具体体现。[2]原始人相信存在一个所谓的“阴间冥界”，他们不但以当时的生活条件和要求来虚构鬼魂世界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把自己的心理诉求都附加给鬼魂，希望通过葬礼，用满足鬼魂种种要求的形式来达到自我安慰并祈求他们庇护、保佑。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葬礼和葬俗，即殡葬礼仪习俗。[3]由“魂”的汉字的构成就可知它是一个会意字。由“鬼”到会意字“魂”，表明古人已经知道“鬼”和“魂”的关系，“魂”是源于“鬼”。导致灵魂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梦。原始人在睡眠时的做梦现象：梦中可以打仗、从事狩猎、劳动等等在白天可能从事的所有事情以及见到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亲朋好友等“怪异”现象，似乎这是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一个另外“自我”。这个“自我”，原始人将它称之为灵魂。[4]人们由此认为：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魂；人的死亡只是身体的死亡，但灵魂还在人世间。因此，对于灵魂仍在的肉体自然要善待。这种原始人的生死观和灵魂意识导致了丧葬礼仪的形成。
1.2 殡葬礼仪习俗的变化历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殡葬礼仪习俗经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易·系辞下》中记载原始社会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到儒家思想中礼制的建立。西周时把丧礼列为五礼之一，对每一个人的殡葬都以“礼”的形式来规定、限制。到唐代，殡葬礼仪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被规定并沿袭下来。在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墓地，西周时期的五服制，汉朝的墓祭之风，唐代的三教合一形式，宋代的简葬薄葬形式，等等。民间丧仪是以儒家礼制和历代丧制为依据，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当时的社会风尚进行了增删、演绎转变而成。[5]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俗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俗已基本具备，以“礼”的形式规范下来。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大体上继承春秋战国时的丧葬礼仪制度，而且趋于隆重化。以西汉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位土坑直穴木椁墓；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6]
魏晋时期，由于国家战乱频繁，礼仪大体与汉同，只是采用薄葬，丧事从简，也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记载，魏武帝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为其预选寿陵时下令：“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魏文帝曹丕更是废除了陵寝制，取消上陵礼仪。他以“古不墓祭，皆设子庙”为由下令废去其父“高陵上殿屋”，使“车马还厩，衣服藏府”。北朝时，丧葬礼俗汉晋兼并，最有特色就是渴葬，古礼称死者未及葬期而提前埋葬，《公羊传隐公三年》：“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渴葬也。”南朝同魏晋丧葬礼仪差不多，但在皇陵建筑上还是比较规范。
隋朝在位时间短，虽然恢复了秦汉礼仪制度，但是在营建规模上还远远比不上秦汉陵寝那样高大宏伟。唐代时，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最为繁荣、鼎盛时期，丧葬礼仪发展的最为完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礼仪习俗的集大成者。根据《唐开元礼》丧葬礼仪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丧葬程序一共有七十六道。宋代继承了前代，但政治色彩更浓。元时由于是少数民族的统治，对汉族有防范心理，要求丧葬礼仪必须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对汉族的丧葬礼仪进行必要的改革。明代的丧礼，君臣上下各有等差，帝后的丧礼最为隆重，也借鉴唐代的很多做法。清代沿袭明代，变化不大。
宗白华先生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指出，“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礼’好像画上的线条勾出事物的形象轮廓，使万物昭然有序”。《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7]
1.3 殡葬礼仪习俗对墓园设计的影响 殡葬礼仪习俗是决定墓园设计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殡葬习俗以外，不同地区的民间殡葬习俗还融入了它本地的历史、文化、民俗及若干别的特色。以汉武帝茂陵的修建为例，基本是按当时的礼制进行修建，其中方位高度布局以及相关的附属建筑等等，都有严格的明文规定。据《汉旧仪》及《皇览》等书记载，西汉帝陵一般占地七顷，墓冢修建于陵园中心，高12丈，地下墓室深13丈，墓室为方形等要求。整个园区规划中，汉武帝的陵墓在陵园的西南方，是承袭了古代礼俗崇尚西方为上的形式再现。[8]所以，不同的殡葬礼仪习俗对墓园设计规模、大小、外形及陪葬品等都有不同的规定。以坟的高度为例，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引《汉律》云：“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记载最为完备的《唐开元礼》卷3《序列下·杂志》中说，一品官的坟高一丈八尺，二品以后，每低一品减低二尺，六品以下为八尺，至六品以下用七尺，庶人坟高4尺。[9]
对坟的外形各朝、各代、各地也有规定和礼仪习俗。比如，汉代陵墓是以方形覆盖式为主；唐代、宋代陵墓基本继承了汉代的陵墓外形；到了明代，一改前代的外形风格，由方形变为圆形，俗说宝顶形；而清代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变化，将陵台形制设计为前方后圆。
2 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
2.1 生死观念的影响
不同的生死观念对古代墓园设计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历朝历代对生死的观念应该来说都有所不同，但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归纳以来大致分为：原始社会的生死观，儒家思想的生死观，道家思想的生死观，墨家思想的生死观，佛教信仰的生死观；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的生死观为核心。
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创立者为孔子和他的弟子孟子，他们提出了“仁”的思想，要求人要讲“仁义”，讲道德和尊严，为了“仁和义”可以“舍生求死”，强调生和死都要有价值，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如《论语》中的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概括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他们的观点是通过积极的入世精神，主张生前有作为，死才能有价值，才值得永久纪念。这为后来的“厚葬说”埋下了伏笔，暗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死后要将丧事办的热闹隆重；同时修建墓园要根据墓主身份的高低，规模有所不同。这种生死观正好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所以后来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文武大臣都大肆修建自己的陵墓，以显示生前的地位和身份，炫耀于世，目的也是光宗耀祖。
佛教是东汉时由印度传入中国，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与儒家的入世主义不同，它倡导的是出世主义。佛教的生死观可归纳为缘起论、轮回论、生死涅槃论。缘起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石，它认为色心不二，肉体与精神一体，二者不可以分割，没有前后、本末之分，浑然一体，共同构成宇宙的实相，生命的本质。轮回论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认为人世间的凡人都在三界六道中重复着生与死的循环，生死死亡只是生命的一个节点。生死涅槃论，生死即“涅槃”，也就是人生的一种解脱，超越了生的痛苦，进入极乐世界。它的大彻大悟是佛教解脱论的真髓所在，死即超脱凡尘。[10]佛教主张薄葬。葬法上采用“火葬”这一简单的方式，佛教徒的遗骨不埋地下，大多火化成灰后收拢遗骨放入寺庙塔内。受这种思想影响的非佛教徒在死后一般也采用简单的安葬方式，坟墓建的很简单，起到安葬的作用就可。
老子关于“生”与“死”的关系，他首先揭示了两者的对立性，认为生死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状态，这种不同在生命体存在的过程中既已显示出来。《老子》第76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快。”[11]这种透过生命存在的表象，着眼于生命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其次，老子看到了生命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庄子的生死观，其总体特征是力图透过之异而揭示其本质之同，力图超越一般人乐生恶死的生死情怀，通过对死亡价值的挖掘而使人生死通达、生死释然，从而启示人们以一种随顺的态度对待生死问题。
墨家务实的追求也反映在生死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当时盛行“厚葬”和“久葬”之风，认为厚葬浪费了社会资源，对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安定没有益处，只会将民风导向华而不实乃至奢靡，最终是“国贫”、“民穷”，流于形式的久丧以及服丧期间的烦琐规定和禁忌也无益于身体健康。在《庄子·天下》中说墨子本人也做到了“其生也勤，其死也薄。”《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前，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在对待死后的殡葬行为，观点上都与儒家不同的，提倡简单的“节葬”和“薄葬”的形式。
墓地设计也同其他艺术设计一样，“设计”本身只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受人们思想支配的，反映出道与器的关系。
2.2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墓园设计的决定性因素。墓地设计表面上是个人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国家行为，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当一个朝代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即所谓“政通人和”时，这时国家一般从上到下都采用相对隆重的葬礼，如汉、唐、明、清这些朝代；而当一个朝代或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经济衰落之际，大多采用“薄葬”的形式，在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明显。这一阶段国内战争不断，经济萧条，政权更迭频繁，人民不能休养生息，从上到下，基本都采用“薄葬”的形式。帝王陵墓的兴衰，更是古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一点，在唐十八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初唐到盛唐，唐帝陵越修越厚；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步衰败，陵墓建造才稍有收缩；到晚唐，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僖宗的靖陵等，都是堆土成陵。靖陵已发掘，其规模甚至不如盛唐的王公大臣墓，仅为单室土洞墓，实在也是国力衰弱，不得已而为之。[12]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没精力、也没条件去办隆重的葬礼；另一方面也是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维持刚刚建立的新生政权。当然也不排除极个别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依然大肆修建陵园的，如东晋帝陵皆“不封不树”，唯穆帝永平陵除外；他的陵墓规模比较宏大，结构复杂，随葬品较丰富且制作精美。[13]還有就是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同前面的社会条件不允许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后者是主动为之。 2.3 风水理论对墓园设计的影响
（1）风水理论的产生与影响。风水术对墓地选择和设计建造的影响非常大。当风水与气、阴阳、五行等理论结合起来，所谓的“风水术”便产生了。据考证风水作为一门理论，产生于战国末年燕、齐的一派方士之中，他们将气、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相结合，附会人事，预测凶吉，用以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当时称“阴阳术”。至两汉，风水术流行于天下，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多信奉之[14]。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在建居住地，为亲人造墓地依然请风水先生来选择地点，在有些偏僻地区，这一行业还十分繁荣，人们依然将未来的能否兴旺发达寄托在风水位置的选择上。有些家庭遇到天灾人祸等不顺心的事，甚至还认为祖坟的风水不对，采用改葬它地的做法以躲避灾祸。
在古代上至天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在墓地的选择上总是按风水的要求选择最佳的安葬处，以便子孙后代能得到先人神灵的庇佑，兴旺发达。有些地方因为一时找不到好的风水之地，竟然出现几年不下葬的怪现象，尸体都腐烂了，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最后甚至出现了官府强迫才下葬。[清]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中，清乾隆皇帝对此曾予以严厉禁止，指出：“朕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穷，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风俗之要务也。务各宜凛遵无忽，钦此！”到后来更是下令：以一年为期限，不按时下葬，要求官府给予治罪惩罚。
（2）风水理论在墓园设计上的体现。刘沛林在《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一书中说道：古人选择墓地，是希望选择一个“有生气和能之风得水”的理想生态环境。其实，风水的最初源头就是选一块合乎科学根据的地理位置，古人很早就在建筑房屋时选择地址，并对居住地周围的环境进行选择，如坐北朝南、居于台地、靠近水源，背靠山坡，躲避风寒；土质结实，是为了防止坍塌；前面河流环绕，便于防御和使用。以上这些要求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均十分合理。但这种考虑是出于环境舒适和方便生活等，与兴旺发达、子孙后代升官发财倒没有什么必然联系。[14]
风水对墓地的一般要求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统一和谐：风水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求有一个山清水秀、排水良好的环境；风水认为和谐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二是对称均衡：好的风水地要求不发生剥蚀，具有堆积或四神砂结构（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且具有对称性。具体体现为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中轴线对称布局达到对称和谐；同时墓地还要有四神砂结构开口的小盆地相配。风水先生一般选定一个“藏风聚气”结穴之处，将穴点定，在此挖墓安葬。对不符合风水要求的环境要进行“拆成”，使其达到风水宝地的要求，尤其是帝陵的选址更是严格要求。风水对墓地还有出身等级的划分，信奉佳穴需有福命才能起到福荫作用，不同等级的人应有不同的阴宅风水结构和规模，所以帝陵都建的高大、复杂。[15]
以西汉帝陵为例，它集中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首先，风水对西汉帝陵选址有影响。它继承了秦代特别是始皇陵“依山傍水”的风水观念，即讲究“龙势”和“地气”。咸阳原地势高敞开阔，南面渭水，北依泾河，居泾渭之间，水天相融，气势恢宏。黄石公《青囊经》云：“天之所临，地之所盛，形山气蓄，万物优生，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所以西汉十一帝中有九帝葬于此。其次，风水还影响西汉帝陵的建设布局。以汉宣帝杜陵为例，中国古代阳宅选址深受风水影响，其陵园布局明显模仿了都城长安和皇宫。杜陵与长安相似，平面呈方形，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每面有三座；杜陵四个方向也各有司马门，陵墓四面正中也各有一条墓道，均与风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暗合，取护卫之意。[16]
唐代帝陵中除献陵、庄陵、端陵等三陵采用高大风土外，其他诸陵均“依山而建”，建于山峰之下，俯瞰脚下莽莽平原，气象宏伟。明十三陵选址天寿山南麓，整个陵区的山水形态无可挑剔：八面环山，群山围绕，层峦叠嶂，正好“藏风聚气”，又有两两相汇的龙虎交合之水，将讲究“天人合一”的风水术发挥到极致。
由于古代人的生产力低下，不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导致开始信奉鬼神，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将家庭的是否兴旺都与居住地和先人的墓地联系起来，并形成一套系统的风水理论，并且在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盲信和实践中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3 科技和材料的影响
3.1 科技的影响
科技推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人类从愚昧带入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科技的作用，再好的设想没有科技的支撑也等于零。早在1000多年前，“飞天”这一优美的形象就被中国人所设想，但人类真正的上天却是在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才实现。墓地设计也不例外，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作用。
帝陵最能反映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秦汉帝王陵墓的封土坟头造型，大都采用方上的形式。从东汉开始，烧窑技术的成熟，陵墓开始采用砖石劵砌或碟涩砌筑。明清时，这种陵墓的规模就更宏大完备了。从木材到砖石材料的转变，明显反映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科技的提高。唐朝由封山为陵而变成依山为陵，需具备一定的钻探和勘测技术，难度加大了。明清两朝的帝王陵墓都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比以前的方上形复杂得多。这种建筑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已经开始运用运筹学的原理进行工程计算，施工中已经使用手摇卷扬机、千斤顶、罗盘针等高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和仪器。[13]帝王陵墓制作规模庞大，有气吞山河之势，这些都是科技的作用。秦时正是因为高超的烧窑技术，才烧出那么多精彩绝伦的兵马俑塑像。
冶铁技术的发达，使得墓地上的雕刻作品开始出现。在铁出现之前，墓地上的华表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铁的使用，使得人们可以用铁制工具开凿石头，使得石头成为墓地建筑的主要材料，广泛应用于石碑，华表、祠堂、墓园雕塑，使得墓园中的各种造型和建筑越来越美，雕塑制作也更精致，艺术性更高。中国古代雕塑在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墓地制作的需要成为当时雕刻使用的最主要场所，尤其是帝王的陵墓。代表性的有秦始皇的兵马俑和昭陵的六骏雕刻；还有一些大臣的墓地也有大量的雕塑作品，如霍去病墓前的雕刻艺术。墓园从下面的墓穴里砖的使用，劵拱结构的运用，以及各种陪葬品，还有棺木等到地上的各种建筑的制作，每样都是科技的结晶。由此可知科技水平与制作工艺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墓地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说，墓地设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高低。 3.2 材料的影响
墓园设计中，材料是一个重要因素和方面，因为再好的设计构思方案都是通过材料来制作和完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的设计通过不同的材料制作出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帝陵的建造都是选用全国最好的材料，为此不惜财力、民力和物力。例如，清雍正泰陵使用琉璃的上等瓦料有392902件，耗银7436.3447两；运送巨大的达十几吨、几十吨、上百吨的圣德神功碑石料，用时将近一年；它的殿宇楼亭用的是金丝楠木、柏木、杉木、梨树等，绝大部分来自遥远的南方深山老林中，数万民夫光伐木就花去七年的时间，仅四川一地的木料，其运费就耗银近二万两。[13]
古代墓园设计中使用的材料从最初的土、砖、木材，到花岗岩、大理石、汉白玉、陶瓷、玻璃、钢筋混凝土，以及更多其他不同类型材料的运用。其中汉白玉石是中国皇家建筑陵墓使用的名贵材料，它通体洁白，是一种白色的大理石。从中国古代起，就开始专门用这种石料制作宫殿中的石阶和护栏。从明定陵地宫发掘证明，汉白玉、艾青石和花斑石的巨大石块已成为营造帝陵的主要建筑材料。品质好的材料的运用，不仅墓园的外形改观了，坚固耐久了，更主要是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墓园敬仰之情，达到自我安慰并祈求他们庇护、保佑的目的。
4 结语
古代墓园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设计，虽然它也是以工艺美术形式物的存在作为它的载体；但仅仅只从美学设计的角度去考虑是不够的，它承载了太多的功能。它历经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不同时期，总是处于不断嬗变之中，分别有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墓穴建筑还是地上坟的造型，以及地上各类建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中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并创新，也有根本不同的改变；既有符合社会制度的共性，也有最高统治者的不同个性使然。从原始社会灵魂的不死观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对生死的不同看法，再到秦汉确定以儒家“厚葬论”作为国家的丧葬礼仪制度，无一不在墓园中找到它的踪迹。由此看出，古代墓园设计受多种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古代墓园建造是一部观念文化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是一部科技的历史，也是一部血泪的历史。有些皇陵的建造，举全国之力，民脂民膏。秦始皇陵墓70万人花了38年修建；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54年，花53年建墓。“厚葬”盛行，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宏伟的墓园建筑背后，看到的是奴隶主、封建主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剥削。一座陵園的建成，也标志着政权的坟墓也在同步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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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仲萍（1974—），女，安徽宿松人，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丁晓青（1971—），男，安徽合肥人，研究生，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艺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