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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焦晃先生不轻易接受媒体专访,果不其然,打过去的第一个电话里,就跟笔者“诉苦”:“其实我很怕媒体,有次一家蛮知名的媒体来采访我,也没听清我说的是什么,胡写一气,急得我当时一头栽到了地板上,真的是打击很大……”因为也算是本刊的老朋友了,焦晃先生答应了采访的要求,只是说再等等,正在筹备一台新戏,到时再说。可这一等从繁花似锦的春季等到金桂飘香的秋季,其间通了几次电话,采访的日子却似乎遥遥无期。
终于,10月的一天,我们受邀来到了焦晃先生家。
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尚踩在三楼的阶梯,楼上已传来焦晃先生洪亮的欢迎声。再见焦晃,虽多了些银发,但依然儒雅而又时尚,深黄色的贴身休闲西装,泛蓝的牛仔裤,锃亮的棕黄色皮鞋,映衬出焦晃修长又健硕的身体。他等候在门口,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只是,一进入访谈,这份亲切很快转为了些许矜持。刚在客厅落座,焦晃就有些尴尬地笑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是记者发问:“前一阵,您联合老同学排演了果戈理经典作品《钦差大臣》,这也是你们五十多年前未演出的毕业作品。这出经典的现实主义大戏,被誉为是海派话剧新标杆之作,是否也是对当下都市话剧的一种正面回应,让70、80、90后的观众来剧场看看较传统的话剧演出?”
“我们当然希望年轻的观众们也能看到我们的创作。我与许多老同志,也许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在舞台上太投入了,一时也难以完全让自己闲暇下来,有个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搞个戏,大家都很愉快,但我们绝对没有要去争个是非。我个人这些年对上海话剧舞台的情况知之甚少,也说不出什么来。”焦晃纠正我的“回应说”。
如今的演艺圈,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为了不被遗忘,新老明星们都忙着“搏出位”,但焦晃却自愿退到一旁,“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希望在比较单纯的环境中进行他的创作,且对艺术永远怀着赤诚的态度。人们把“南焦北于”的赞誉赠予他,他如坐针毡,到处澄清,“这是一个开过了头的玩笑,于是之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无法相提并论。”而“莎剧王子”、“话剧皇帝”、“表演大师”等头衔在焦晃眼里也似过眼烟云。“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员艺术家毕生追求的是尽量扩展自己的创作幅度,严格地确立不同的创作课题,以塑造一个个不同类型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在50年的沧桑岁月里,尽管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审美理想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就促成了《钦差大臣》的排演。”
一部戏临近演出,焦晃甚至根本就不情愿过分宣传,他说;“戏是演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你的工作做得好,人们就会奔走相告。一部戏演出反响热烈,不是靠宣传出来的,而是在观众的口碑里滚雪球似地滚出来的。”
可是,一个演员的名声不是也很重要吗?
焦晃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老子所说的这样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思想境界是不能反着来的,不能‘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尽想着做大明星,是成不了什么事的。”
焦晃从书桌里翻出了几张纸,那是他草拟的“子见老子”的修改稿。他随即给我们朗读了一遍,语词精妙,意境悠远。我记下了其中老子关于“大器免成”的一段话:“世间功名不成也罢,不成反倒更能令人静下心来,圆满人的智慧,认清人生的究竟”。我在想,焦晃对老子“大器免成”的理解,也是他某种心神的写照,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是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
演员应是动作的大师
当话题转到焦晃所钟爱的艺术,所信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行动规律”演员学说时,他紧蹙的眉头开始舒展,目光深邃而专注,不时遭到“搁浅”的话语之泉喷涌而出。“在我们的术语里,动作,不是指一个姿势、一个身段、一个形体的摆动。我们讲的动作,是指有意识的行动,是‘做什么’。戏剧就是动作的组织,意志的冲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真实的动人的情感不是虚假地‘表演’出来的,而是通过动作的规律产生的。所以我与一些老同学总爱说‘不去演戏,去建立生活’。怎么去建立生活呢?我们得首先把握人生活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动作(行动),而不是去演状态、挤情感、演结果,这是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根本。”
焦晃停了一会,觉得还应该说上几句。他问在一旁的摄影记者:“比如,你现在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在抓拍你。”“好,抓这个字用得很好,不同于一般的拍照。但也不同于一般的抓拍。我看你很谨慎,生怕影响我们的谈话,你生怕冒然举起相机,让我们不自然。你一会在控制自己,一会趁人不注意好像是不经意地按了一下快门,你在维护我们的谈话……这就是你的动作,充满了生动的变化。”他又指向记者:“你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在听你说。”“好,听是个动词,是动作。但听也有不一样的听,你在分辨地听,比较地听,你眼睛有时转了一下,要找一个角度好将谈话较深入一些……如果有个什么摄像在一边,将我们各自都拍摄下来,会很有趣的,会很有色彩的,是有别于一般谈话的有生命的场面。”
演员的工作是创造人物,优秀的演员总是善于展开人物的动作构思,把握人物细腻的动作层次,而且他们总是热衷于突破自己的局限,创作一个个不同面貌的性格人物,他们总不甘心满足一般简单的自我表现。这就决定了没有太平日子好过,所以演员是个很艰苦的行业,但演员创作的魅力也恰恰在于此。
我总要负上我的责任
即便是处于文革时期,家散了,人也瘦骨嶙峋,周围到处都在批判斯坦尼,焦晃依然一样,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功课。之后,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影视中,焦晃运用斯坦尼理论而塑造的角色,无一不熠熠生辉。
退休后,凭借出演电视剧《雍正王朝》,焦晃一举拿下了当年电视领域的“飞天”和“金鹰”两个大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同时也被更广大的观众熟知,片约接二连三。但他挑选剧本的目光是苛刻的,让他觉得使不上劲的影视剧,片酬再高也一律不接。这时的焦晃是骄傲的,而一旦答应出演角色,他又不厌其烦地翻阅大量的书籍与资料,每一个角色都写下密密麻麻的札记,“要搞就要负上我的责任,不能乱来一气,一个角色总要有他的一个系统和相应的信息量。”但是并不是每个导演对于这份丰厚的“馈赠”都能心领神受的,不求深入、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他不可能接受的,实在谈不通,也就一走了之了。
曾经有部影片找到焦晃,他答应出演戏份不多但很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剧本传了过来,焦晃摇头叹息,历史人物岂能如此草率与简单,立马不眠不休查史料,亲自动手改写。然而对方却并未接受。“我就奇怪了,以前沟通起来挺好的,怎么现在变得那么难对话了?”后来焦晃发现 “导演也做不了主,由老板说了算,这就无法就范了。”
他非要“吹毛求疵”,显得那么“不识时务”!是啊,岁月如梭,以前的文化圈早已演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娱乐圈,一些培养演员艺术家的高等学府也沦为了明星培训班,演艺界与媒体达成联盟专注着向“亿元票房时代”挺进,人人都在“与时俱进”,开始变得长袖善舞,抑或虽心有不甘,却也身不由己。只有焦晃,就像一块“不解风情”的顽石,与已经约定俗成的“现实”背道而行。物质的事儿他并不跟谁计较,也从不倚仗已有的才气和名气摆架子,只是关乎艺术,他不能容忍人们的亵渎,倔强而不肯妥协,从而被称为“戏疯子”。
演话剧时很有劲,像过年一样
影视圈既热闹又更容易名利双收,但是焦晃更钟爱他的话剧舞台。他喜欢舞台的情绪在整个剧场的每个角落都弥漫开来,渗入观众的心底,同时感受着观众的期待与脉动……他指望每一场演出,都能获得某种新的体验。
“演话剧时很有劲,像过年一样。排《钦差大臣》时,一开始我们只想试试看。拿了5万块钱,每个演员,今天你来就给100块,包括打的费和一碗盒饭;不来,今天100块钱就没有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弄了三个礼拜,觉得还行,就决定排这个戏,开始投入。”
“演戏了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报纸也不看了,电话我也没心思打,有朋友来家里拜访,我就弯腰弓背,慢慢悠悠地站起来倒茶。朋友问,怎么你腰不好?不是不是,马上要演戏了。我得把自己的精力控制在最小限度的消耗量,生怕腰多挺一挺把精力花掉了,哈哈……我太太讲,你在外头生龙活虎,回到家里狗熊一只。哈哈哈,你把精力都花光了,到台上怎么演呢,怎么可能‘噌’一下跳上四个台阶,又没有声音呢?”
焦晃说:“舞台演出,其实每天都不会是一样的,即便外部形态大致一样,内部的感受却都是不一样的。每天在台上都得生活得有机、真情的投入,如果一些地方的表演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二三位数,哪怕你每天看,也不会看腻。”
我说起有个香港演员可能因为入戏太深,演了一个自杀的角色后,最后自己也自杀了。焦晃说:“这怎么可能呢?演员演戏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演员的自我,一个是角色的自我,演员的自我永远控制着角色的自我,演员的真实是创作的真实。演员在台上最激动的时刻,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怎么可能是他最糊涂的时刻呢,更何况戏已经演完了。这个演员的自杀与戏无关,他的死一定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
一个城市需要有审美关怀
焦晃说:“美是一种感动。戏剧艺术以情感人,演员创作追求的是通过审美抉择后,产生的一种具有感人力量的创作真实,舞台表现的是对人间美的事物的热情。如果你在舞台上先天高人一等,不懂得爱人、关切人,只知道教训人,这就不会有什么美感。若尽以恶俗的、刻薄的、取笑的态度来把握舞台,也不能说具有美感。人生在世,面临种种抉择,能把自己把握得好一些,就有了一点美的认识。对搞艺术创作的来说,美感特别重要。如果成天只知道嫉恨,只知道庸俗的计较,恐怕也就成不了艺术家。”
有人告诉焦晃,说他有两个朋友,当年看了焦晃演出的话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之后,两人在上海街头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俩决定结婚。焦晃听了真是感到非常欣慰,他觉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在舞台上的身心投入,还是给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诗意的情感。
他还说道,在台北演出《正红旗下》,谢幕时,1400个观众起立热烈鼓掌。焦晃即时向观众说了这样的话:“我想老舍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感知到台北今天这个夜晚,我想他会说,台北的朋友们,我爱你们!”第二天吃饭,台北焦仁和先生跟他说,好多观众听到这句话,一时都热泪盈眶。
是的,一个城市有了审美的关怀,是多么美好!
为了让更多的上海观众观看到《钦差大臣》,焦晃特意把票价降了下来:“你想那些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看青话戏的老观众,我在演戏的时候,他们还是初中生,现在都是60多岁的人了,一个月退休工资才1000多块钱,让人家花几百块钱来买张票看戏,我怎么能这么做呢?”
演戏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谈性正浓,焦晃拿出了两大本放满剧照的影集,并一一给我们介绍,眼神中满是热爱与留恋。各个风格迥异的角色,蔚为大观,然而在焦晃看来,太多的时光,还是荒废掉了。
一生中焦晃有两次被迫远离舞台,一次是文革中的九年,“活过来不容易啊,那段时间,逼得你必须去深思,同时这些苦难也变成了精神财富。”另一次是上海青年话剧团这个队伍被散掉之后,“有整整四年,没演一个戏。其实50岁的时候是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一个演员至少得不断积累二十年,他才有可能迈出较自由的一步。”这是最让焦晃心有不甘的十几年,于是他开始拼命地追时间,即便50多岁“被退休”,他依然佳作不断。“你叫我闲在这里,搓搓麻将,看看电视,这个日子我是过不了的。”搞了几十年戏剧,焦晃依然感觉功课还没有做完,尽可能寻找一些难题难为自己,于是就诞生了《SORRY》里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男主人公,《钦差大臣》里比自己年轻40多岁的假钦差。焦晃为自己追回了4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次极富勇气的挑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时代造就的无奈。
“明天开始我要打太极了,腰不好,一个月没锻炼了。唉。想的就是一朝台上能使上我的劲。” 演员的身心就是创作的材料,如同钢琴家的钢琴,画家的画笔和油彩,焦晃不时调整着,准备着再次出发。“最近又在筹备排新戏,因为戏比较宏大,人一下子凑不齐。我希望趁现在还有些气力,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时间上赶一赶。”对艺术的挚爱,让焦晃依然浑身洋溢着创作的激情,演戏也成为了最佳的养生之道.。
“算了,算了,我知道会让你失望的,扯了一个下午,不写也罢。”近四个小时过后,焦晃笑着感叹道,诚恳而谦虚。
失望吗?我问自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焦晃虽洞悉世事却并不张扬,在众多的感叹与省略号里,隐藏了多少悲欢离合,苍凉沧桑。而谈及戏剧舞台,焦晃则意气风发,激情澎湃,似乎舞台外的空间他都客居着,唯有舞台是真正的灵魂栖息处。正如评论家童道明所言:“焦晃是中国最有文化追求的演员,对他用实力派和演技派形容都不恰当,而应该用大演员来评价。是很高的职业精神、艺术追求和道德文化凝聚而成的综合素质,才确立了这样的地位与分量。”
诚哉斯言!在我的眼里,焦晃,是一个远离世故的艺术家。懂得世故且远离世故,须具备至高的人生境界。与焦晃对话,不但没有让我“失望”,而且让我充满希望:在物欲至上的今天,尚存如此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大艺术家,实为幸事。他的存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具有引领的精神意义。 摄/潘华佳
终于,10月的一天,我们受邀来到了焦晃先生家。
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尚踩在三楼的阶梯,楼上已传来焦晃先生洪亮的欢迎声。再见焦晃,虽多了些银发,但依然儒雅而又时尚,深黄色的贴身休闲西装,泛蓝的牛仔裤,锃亮的棕黄色皮鞋,映衬出焦晃修长又健硕的身体。他等候在门口,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只是,一进入访谈,这份亲切很快转为了些许矜持。刚在客厅落座,焦晃就有些尴尬地笑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于是记者发问:“前一阵,您联合老同学排演了果戈理经典作品《钦差大臣》,这也是你们五十多年前未演出的毕业作品。这出经典的现实主义大戏,被誉为是海派话剧新标杆之作,是否也是对当下都市话剧的一种正面回应,让70、80、90后的观众来剧场看看较传统的话剧演出?”
“我们当然希望年轻的观众们也能看到我们的创作。我与许多老同志,也许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在舞台上太投入了,一时也难以完全让自己闲暇下来,有个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搞个戏,大家都很愉快,但我们绝对没有要去争个是非。我个人这些年对上海话剧舞台的情况知之甚少,也说不出什么来。”焦晃纠正我的“回应说”。
如今的演艺圈,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为了不被遗忘,新老明星们都忙着“搏出位”,但焦晃却自愿退到一旁,“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希望在比较单纯的环境中进行他的创作,且对艺术永远怀着赤诚的态度。人们把“南焦北于”的赞誉赠予他,他如坐针毡,到处澄清,“这是一个开过了头的玩笑,于是之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无法相提并论。”而“莎剧王子”、“话剧皇帝”、“表演大师”等头衔在焦晃眼里也似过眼烟云。“我就是一个演员,演员艺术家毕生追求的是尽量扩展自己的创作幅度,严格地确立不同的创作课题,以塑造一个个不同类型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在50年的沧桑岁月里,尽管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的文化信念、审美理想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就促成了《钦差大臣》的排演。”
一部戏临近演出,焦晃甚至根本就不情愿过分宣传,他说;“戏是演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你的工作做得好,人们就会奔走相告。一部戏演出反响热烈,不是靠宣传出来的,而是在观众的口碑里滚雪球似地滚出来的。”
可是,一个演员的名声不是也很重要吗?
焦晃点燃一支烟,慢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老子所说的这样的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他的思想境界是不能反着来的,不能‘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尽想着做大明星,是成不了什么事的。”
焦晃从书桌里翻出了几张纸,那是他草拟的“子见老子”的修改稿。他随即给我们朗读了一遍,语词精妙,意境悠远。我记下了其中老子关于“大器免成”的一段话:“世间功名不成也罢,不成反倒更能令人静下心来,圆满人的智慧,认清人生的究竟”。我在想,焦晃对老子“大器免成”的理解,也是他某种心神的写照,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是对欲望保持一种体面的冷漠。
演员应是动作的大师
当话题转到焦晃所钟爱的艺术,所信奉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行动规律”演员学说时,他紧蹙的眉头开始舒展,目光深邃而专注,不时遭到“搁浅”的话语之泉喷涌而出。“在我们的术语里,动作,不是指一个姿势、一个身段、一个形体的摆动。我们讲的动作,是指有意识的行动,是‘做什么’。戏剧就是动作的组织,意志的冲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真实的动人的情感不是虚假地‘表演’出来的,而是通过动作的规律产生的。所以我与一些老同学总爱说‘不去演戏,去建立生活’。怎么去建立生活呢?我们得首先把握人生活中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动作(行动),而不是去演状态、挤情感、演结果,这是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根本。”
焦晃停了一会,觉得还应该说上几句。他问在一旁的摄影记者:“比如,你现在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在抓拍你。”“好,抓这个字用得很好,不同于一般的拍照。但也不同于一般的抓拍。我看你很谨慎,生怕影响我们的谈话,你生怕冒然举起相机,让我们不自然。你一会在控制自己,一会趁人不注意好像是不经意地按了一下快门,你在维护我们的谈话……这就是你的动作,充满了生动的变化。”他又指向记者:“你的动作是什么呢?”“我在听你说。”“好,听是个动词,是动作。但听也有不一样的听,你在分辨地听,比较地听,你眼睛有时转了一下,要找一个角度好将谈话较深入一些……如果有个什么摄像在一边,将我们各自都拍摄下来,会很有趣的,会很有色彩的,是有别于一般谈话的有生命的场面。”
演员的工作是创造人物,优秀的演员总是善于展开人物的动作构思,把握人物细腻的动作层次,而且他们总是热衷于突破自己的局限,创作一个个不同面貌的性格人物,他们总不甘心满足一般简单的自我表现。这就决定了没有太平日子好过,所以演员是个很艰苦的行业,但演员创作的魅力也恰恰在于此。
我总要负上我的责任
即便是处于文革时期,家散了,人也瘦骨嶙峋,周围到处都在批判斯坦尼,焦晃依然一样,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功课。之后,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影视中,焦晃运用斯坦尼理论而塑造的角色,无一不熠熠生辉。
退休后,凭借出演电视剧《雍正王朝》,焦晃一举拿下了当年电视领域的“飞天”和“金鹰”两个大奖的最佳男演员奖,同时也被更广大的观众熟知,片约接二连三。但他挑选剧本的目光是苛刻的,让他觉得使不上劲的影视剧,片酬再高也一律不接。这时的焦晃是骄傲的,而一旦答应出演角色,他又不厌其烦地翻阅大量的书籍与资料,每一个角色都写下密密麻麻的札记,“要搞就要负上我的责任,不能乱来一气,一个角色总要有他的一个系统和相应的信息量。”但是并不是每个导演对于这份丰厚的“馈赠”都能心领神受的,不求深入、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他不可能接受的,实在谈不通,也就一走了之了。
曾经有部影片找到焦晃,他答应出演戏份不多但很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剧本传了过来,焦晃摇头叹息,历史人物岂能如此草率与简单,立马不眠不休查史料,亲自动手改写。然而对方却并未接受。“我就奇怪了,以前沟通起来挺好的,怎么现在变得那么难对话了?”后来焦晃发现 “导演也做不了主,由老板说了算,这就无法就范了。”
他非要“吹毛求疵”,显得那么“不识时务”!是啊,岁月如梭,以前的文化圈早已演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娱乐圈,一些培养演员艺术家的高等学府也沦为了明星培训班,演艺界与媒体达成联盟专注着向“亿元票房时代”挺进,人人都在“与时俱进”,开始变得长袖善舞,抑或虽心有不甘,却也身不由己。只有焦晃,就像一块“不解风情”的顽石,与已经约定俗成的“现实”背道而行。物质的事儿他并不跟谁计较,也从不倚仗已有的才气和名气摆架子,只是关乎艺术,他不能容忍人们的亵渎,倔强而不肯妥协,从而被称为“戏疯子”。
演话剧时很有劲,像过年一样
影视圈既热闹又更容易名利双收,但是焦晃更钟爱他的话剧舞台。他喜欢舞台的情绪在整个剧场的每个角落都弥漫开来,渗入观众的心底,同时感受着观众的期待与脉动……他指望每一场演出,都能获得某种新的体验。
“演话剧时很有劲,像过年一样。排《钦差大臣》时,一开始我们只想试试看。拿了5万块钱,每个演员,今天你来就给100块,包括打的费和一碗盒饭;不来,今天100块钱就没有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弄了三个礼拜,觉得还行,就决定排这个戏,开始投入。”
“演戏了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报纸也不看了,电话我也没心思打,有朋友来家里拜访,我就弯腰弓背,慢慢悠悠地站起来倒茶。朋友问,怎么你腰不好?不是不是,马上要演戏了。我得把自己的精力控制在最小限度的消耗量,生怕腰多挺一挺把精力花掉了,哈哈……我太太讲,你在外头生龙活虎,回到家里狗熊一只。哈哈哈,你把精力都花光了,到台上怎么演呢,怎么可能‘噌’一下跳上四个台阶,又没有声音呢?”
焦晃说:“舞台演出,其实每天都不会是一样的,即便外部形态大致一样,内部的感受却都是不一样的。每天在台上都得生活得有机、真情的投入,如果一些地方的表演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二三位数,哪怕你每天看,也不会看腻。”
我说起有个香港演员可能因为入戏太深,演了一个自杀的角色后,最后自己也自杀了。焦晃说:“这怎么可能呢?演员演戏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演员的自我,一个是角色的自我,演员的自我永远控制着角色的自我,演员的真实是创作的真实。演员在台上最激动的时刻,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怎么可能是他最糊涂的时刻呢,更何况戏已经演完了。这个演员的自杀与戏无关,他的死一定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
一个城市需要有审美关怀
焦晃说:“美是一种感动。戏剧艺术以情感人,演员创作追求的是通过审美抉择后,产生的一种具有感人力量的创作真实,舞台表现的是对人间美的事物的热情。如果你在舞台上先天高人一等,不懂得爱人、关切人,只知道教训人,这就不会有什么美感。若尽以恶俗的、刻薄的、取笑的态度来把握舞台,也不能说具有美感。人生在世,面临种种抉择,能把自己把握得好一些,就有了一点美的认识。对搞艺术创作的来说,美感特别重要。如果成天只知道嫉恨,只知道庸俗的计较,恐怕也就成不了艺术家。”
有人告诉焦晃,说他有两个朋友,当年看了焦晃演出的话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之后,两人在上海街头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他俩决定结婚。焦晃听了真是感到非常欣慰,他觉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在舞台上的身心投入,还是给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诗意的情感。
他还说道,在台北演出《正红旗下》,谢幕时,1400个观众起立热烈鼓掌。焦晃即时向观众说了这样的话:“我想老舍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感知到台北今天这个夜晚,我想他会说,台北的朋友们,我爱你们!”第二天吃饭,台北焦仁和先生跟他说,好多观众听到这句话,一时都热泪盈眶。
是的,一个城市有了审美的关怀,是多么美好!
为了让更多的上海观众观看到《钦差大臣》,焦晃特意把票价降了下来:“你想那些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看青话戏的老观众,我在演戏的时候,他们还是初中生,现在都是60多岁的人了,一个月退休工资才1000多块钱,让人家花几百块钱来买张票看戏,我怎么能这么做呢?”
演戏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谈性正浓,焦晃拿出了两大本放满剧照的影集,并一一给我们介绍,眼神中满是热爱与留恋。各个风格迥异的角色,蔚为大观,然而在焦晃看来,太多的时光,还是荒废掉了。
一生中焦晃有两次被迫远离舞台,一次是文革中的九年,“活过来不容易啊,那段时间,逼得你必须去深思,同时这些苦难也变成了精神财富。”另一次是上海青年话剧团这个队伍被散掉之后,“有整整四年,没演一个戏。其实50岁的时候是创作最旺盛的时候,一个演员至少得不断积累二十年,他才有可能迈出较自由的一步。”这是最让焦晃心有不甘的十几年,于是他开始拼命地追时间,即便50多岁“被退休”,他依然佳作不断。“你叫我闲在这里,搓搓麻将,看看电视,这个日子我是过不了的。”搞了几十年戏剧,焦晃依然感觉功课还没有做完,尽可能寻找一些难题难为自己,于是就诞生了《SORRY》里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男主人公,《钦差大臣》里比自己年轻40多岁的假钦差。焦晃为自己追回了4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次极富勇气的挑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时代造就的无奈。
“明天开始我要打太极了,腰不好,一个月没锻炼了。唉。想的就是一朝台上能使上我的劲。” 演员的身心就是创作的材料,如同钢琴家的钢琴,画家的画笔和油彩,焦晃不时调整着,准备着再次出发。“最近又在筹备排新戏,因为戏比较宏大,人一下子凑不齐。我希望趁现在还有些气力,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时间上赶一赶。”对艺术的挚爱,让焦晃依然浑身洋溢着创作的激情,演戏也成为了最佳的养生之道.。
“算了,算了,我知道会让你失望的,扯了一个下午,不写也罢。”近四个小时过后,焦晃笑着感叹道,诚恳而谦虚。
失望吗?我问自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焦晃虽洞悉世事却并不张扬,在众多的感叹与省略号里,隐藏了多少悲欢离合,苍凉沧桑。而谈及戏剧舞台,焦晃则意气风发,激情澎湃,似乎舞台外的空间他都客居着,唯有舞台是真正的灵魂栖息处。正如评论家童道明所言:“焦晃是中国最有文化追求的演员,对他用实力派和演技派形容都不恰当,而应该用大演员来评价。是很高的职业精神、艺术追求和道德文化凝聚而成的综合素质,才确立了这样的地位与分量。”
诚哉斯言!在我的眼里,焦晃,是一个远离世故的艺术家。懂得世故且远离世故,须具备至高的人生境界。与焦晃对话,不但没有让我“失望”,而且让我充满希望:在物欲至上的今天,尚存如此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大艺术家,实为幸事。他的存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具有引领的精神意义。 摄/潘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