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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工业化时代已过去，现在是“全球化城市”的年代，
城市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心脏
深秋，我在汉堡港搭船。眼前千帆熙攘，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海港上千年的繁荣。
来汉堡好几次，感觉这个城市有一种独特又磅礴的气势。从今年开始，这里更多了点睛一笔——汉堡新地标易北爱乐大厅。
易北河畔灰天冷雨，坐船经过这座庞然大物时，眼前如一道亮光擦过天际。这座110米高的巨型玻璃建筑以上世纪60年代的红砖码头仓库群为“基座”，看上去像一团滔天巨浪，又像一艘巨轮漂浮在海港上，漂亮又骄傲。
爱乐大厅坐落在摩登的汉堡港新城内，今年初才落成开幕，不过六七年前我来汉堡时已听说坊间对这项工程的争议。
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汉堡市长提出了未来城市建筑的概念，当地政府在过去10年间规划建成了这个商住合一的新区。汉堡的政客们野心勃勃，要投下巨资修建全德国乃至全欧洲最好的歌剧院。造价日新月异地涨，正反方的媒体大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由于要建新城，一些老街老店都面临着被拆除或“绅士化”的命运，民间自发进行了各种抗议。
与许多国家相比，德国对于传统与老建筑算是有足够的尊重了。但抗议者认为，德国的市政规划者们近35年来对于旧城改造的思路“总是考虑怎样拆除，而并不去考虑如何修补”。其中，生于1966年的社運斗士克里斯托弗·特克尔写了一本书，名为《绅士化一切，还是要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城市》，提出了城市亚文化在面临全球化与“绅士化”时的困境。
“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是个与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相关的新词，简略中蕴含着想象力，形象地描绘了老楼的穿衣戴帽工程。虽然这个词近10年才在欧洲兴起，但仔细想来，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城市的绅士化，早已不陌生。
说起汉堡港新城，不可不提席卷汉堡的朋克浪潮。上世纪80年代初，汉堡港附近的房子越来越抢手。房价飙升之下，汉堡市民想供楼越来越困难。彼时，很多房东有了新想头：既然自己的房子处于这般黄金地段，也许应当考虑拆掉老房建新楼，再卖给有钱人。于是，一边是房屋空置，一边是房主们坐地起价。适逢英伦朋克风潮席卷欧洲，而德国“68一代”的影响已式微，年轻一代正需要创新，德国人环保意识的觉醒、“绿党”的成型，都已是暗雷滚滚。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这段汉堡另类文化史的揭幕。
一众买不起房的艺术青年直截了当占据了汉堡港一带的空置楼房，将房子粉刷一新，在外墙自由涂鸦，开起了画廊、咖啡馆等艺术空间。这种“占领根据地”式的做法，赢得了不少德国左翼政客的支持。当时在任的汉堡市长克劳斯·冯·唐纳伊对愤怒又不知所措的房主们承诺，会请占房的年轻人交纳一定房租，假如行不通，将自动放弃政治生涯。结果还挺和谐：克劳斯的乌纱帽继续戴着，艺术青年们的居住合法化，他们还组建了“汉堡港街社团”，共同维护已成规模的文艺角落。
汉堡港新城的一套房，未建成时售价已是150万欧元，月租3千欧元，现在有升无降。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规划者“只想要有钱人出入，不要底层百姓流连”。
而汉堡政府还打算更大规模地改造旧城。一条布满便民小店和“一欧元店”的街道，孩子们在嬉戏，退休老人悠闲地待着，但这种自足有余的社区生活却令政客们不满意，因为“没有摩天大楼，对面也没有美味的中国餐馆”，经济效益不足。
克里斯托弗在书里探讨的正是“我们在大城市里该如何生存”。他认为，这也是德国民意与政府矛盾的根源，当绅士化蔓延，城市已快要容不下建筑里的蓝领族。一位接受他采访的德国作家则认为，城市绅士化的根源在于：城市的工业化时代已过去，现在是“全球化城市”的年代，公司都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因此城市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心脏。
建成后的汉堡港新城，在前几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近四成的房屋一直空置，一些政府部门只好自己搬进去，才没那么难看。克里斯托弗觉得，奢华的泡泡裙一样的新城不过是面子工程，终归“只是一帮势利眼的幻梦”。
不过，今日的爱乐大厅并没有落入克里斯托弗的预言中。当初因为爱乐大厅总耗资比预计价格高出三倍而愤怒的汉堡市民踏着华丽的弧形楼梯，置身离地37米高的观景广场，欣赏过一览无余的港口胜景后，骂声、抱怨声渐渐减少。观景广场是免费的，除非人流过多才会收2欧元门票。逐渐地，汉堡市民开始为这个新地标而自豪，全球各地的游客也慕名而来踏破了门槛。
一日，我去德国《明镜周刊》看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八年前，她曾经带着我在汉堡港新城一带逛，对还在襁褓中的爱乐大厅大加质疑。但事实是，《明镜周刊》这本德国最大的新闻杂志的办公地点两年前已搬到了汉堡港新城中心。
亚历山德拉的办公室在八楼，落地玻璃窗外刚好看得见爱乐大厅。现在说起这座建筑，她口气完全变了：“每天早晚我看出窗外，爱乐大厅的颜色随着天色而变化，蔚蓝、粉红、灰白，我喜欢极了。”她说，从开幕至今，爱乐大厅里的任何一场演出或讲座都一票难求。她曾经带两个小女儿去观景大堂里玩，孩子们也很喜欢。
我也去看了一场音乐会。开演前半小时，门前还排满了等退票的观众。不过许多人在中场时便离席，继续在大厅内欣赏风光。
与光鲜、现代的港口新城相对，左翼人士聚居的“星形街区”可能是汉堡人反叛精神的自留地。亚历山德拉和朋友很喜欢到这里过夜生活。街上随处可见涂鸦，廉价的个性工艺品小店、素食小馆，几乎都是雅皮、另类、潮客风格的装修。
建于19世纪末、前身为商场的“红花”（Rote Flora）如今是新一代朋克的聚集地，不时有另类音乐会和派对举行。房子表面有点破旧颓废，外墙铺满喷漆涂鸦。屋檐下的空地上放着很多床被单，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
与港口新城一样，这个街区也逃不开绅士化的侵入。街区如今还有四五幢昔日的空屋，门前或“搁浅”着一艘船，或停泊着喷满涂鸦的房车。前些年，街区曾经历了房主们新一波的逼迁。朋克们自然选择了坚守。他们说，这里是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精神驻地。
在这里，你会看到20多层高的红楼外墙上张扬地涂着“不受控”三个字，印着红五星的房子跟前有免费修单车的角落，不起眼的墙脚之处画着写着“欢迎”的蜡笔小画——走远了些回头看，发现顶楼上方涂着醒目的几个字：没有人是非法的。
城市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心脏
深秋，我在汉堡港搭船。眼前千帆熙攘，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海港上千年的繁荣。
来汉堡好几次，感觉这个城市有一种独特又磅礴的气势。从今年开始，这里更多了点睛一笔——汉堡新地标易北爱乐大厅。
易北河畔灰天冷雨，坐船经过这座庞然大物时，眼前如一道亮光擦过天际。这座110米高的巨型玻璃建筑以上世纪60年代的红砖码头仓库群为“基座”，看上去像一团滔天巨浪，又像一艘巨轮漂浮在海港上，漂亮又骄傲。
爱乐大厅坐落在摩登的汉堡港新城内，今年初才落成开幕，不过六七年前我来汉堡时已听说坊间对这项工程的争议。
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汉堡市长提出了未来城市建筑的概念，当地政府在过去10年间规划建成了这个商住合一的新区。汉堡的政客们野心勃勃，要投下巨资修建全德国乃至全欧洲最好的歌剧院。造价日新月异地涨，正反方的媒体大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由于要建新城，一些老街老店都面临着被拆除或“绅士化”的命运，民间自发进行了各种抗议。
与许多国家相比，德国对于传统与老建筑算是有足够的尊重了。但抗议者认为，德国的市政规划者们近35年来对于旧城改造的思路“总是考虑怎样拆除，而并不去考虑如何修补”。其中，生于1966年的社運斗士克里斯托弗·特克尔写了一本书，名为《绅士化一切，还是要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城市》，提出了城市亚文化在面临全球化与“绅士化”时的困境。
“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是个与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相关的新词，简略中蕴含着想象力，形象地描绘了老楼的穿衣戴帽工程。虽然这个词近10年才在欧洲兴起，但仔细想来，其实我们中国人对城市的绅士化，早已不陌生。
说起汉堡港新城，不可不提席卷汉堡的朋克浪潮。上世纪80年代初，汉堡港附近的房子越来越抢手。房价飙升之下，汉堡市民想供楼越来越困难。彼时，很多房东有了新想头：既然自己的房子处于这般黄金地段，也许应当考虑拆掉老房建新楼，再卖给有钱人。于是，一边是房屋空置，一边是房主们坐地起价。适逢英伦朋克风潮席卷欧洲，而德国“68一代”的影响已式微，年轻一代正需要创新，德国人环保意识的觉醒、“绿党”的成型，都已是暗雷滚滚。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这段汉堡另类文化史的揭幕。
一众买不起房的艺术青年直截了当占据了汉堡港一带的空置楼房，将房子粉刷一新，在外墙自由涂鸦，开起了画廊、咖啡馆等艺术空间。这种“占领根据地”式的做法，赢得了不少德国左翼政客的支持。当时在任的汉堡市长克劳斯·冯·唐纳伊对愤怒又不知所措的房主们承诺，会请占房的年轻人交纳一定房租，假如行不通，将自动放弃政治生涯。结果还挺和谐：克劳斯的乌纱帽继续戴着，艺术青年们的居住合法化，他们还组建了“汉堡港街社团”，共同维护已成规模的文艺角落。
汉堡港新城的一套房，未建成时售价已是150万欧元，月租3千欧元，现在有升无降。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规划者“只想要有钱人出入，不要底层百姓流连”。
而汉堡政府还打算更大规模地改造旧城。一条布满便民小店和“一欧元店”的街道，孩子们在嬉戏，退休老人悠闲地待着，但这种自足有余的社区生活却令政客们不满意，因为“没有摩天大楼，对面也没有美味的中国餐馆”，经济效益不足。
克里斯托弗在书里探讨的正是“我们在大城市里该如何生存”。他认为，这也是德国民意与政府矛盾的根源，当绅士化蔓延，城市已快要容不下建筑里的蓝领族。一位接受他采访的德国作家则认为，城市绅士化的根源在于：城市的工业化时代已过去，现在是“全球化城市”的年代，公司都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外，因此城市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心脏。
建成后的汉堡港新城，在前几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近四成的房屋一直空置，一些政府部门只好自己搬进去，才没那么难看。克里斯托弗觉得，奢华的泡泡裙一样的新城不过是面子工程，终归“只是一帮势利眼的幻梦”。
不过，今日的爱乐大厅并没有落入克里斯托弗的预言中。当初因为爱乐大厅总耗资比预计价格高出三倍而愤怒的汉堡市民踏着华丽的弧形楼梯，置身离地37米高的观景广场，欣赏过一览无余的港口胜景后，骂声、抱怨声渐渐减少。观景广场是免费的，除非人流过多才会收2欧元门票。逐渐地，汉堡市民开始为这个新地标而自豪，全球各地的游客也慕名而来踏破了门槛。
一日，我去德国《明镜周刊》看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八年前，她曾经带着我在汉堡港新城一带逛，对还在襁褓中的爱乐大厅大加质疑。但事实是，《明镜周刊》这本德国最大的新闻杂志的办公地点两年前已搬到了汉堡港新城中心。
亚历山德拉的办公室在八楼，落地玻璃窗外刚好看得见爱乐大厅。现在说起这座建筑，她口气完全变了：“每天早晚我看出窗外，爱乐大厅的颜色随着天色而变化，蔚蓝、粉红、灰白，我喜欢极了。”她说，从开幕至今，爱乐大厅里的任何一场演出或讲座都一票难求。她曾经带两个小女儿去观景大堂里玩，孩子们也很喜欢。
我也去看了一场音乐会。开演前半小时，门前还排满了等退票的观众。不过许多人在中场时便离席，继续在大厅内欣赏风光。
与光鲜、现代的港口新城相对，左翼人士聚居的“星形街区”可能是汉堡人反叛精神的自留地。亚历山德拉和朋友很喜欢到这里过夜生活。街上随处可见涂鸦，廉价的个性工艺品小店、素食小馆，几乎都是雅皮、另类、潮客风格的装修。
建于19世纪末、前身为商场的“红花”（Rote Flora）如今是新一代朋克的聚集地，不时有另类音乐会和派对举行。房子表面有点破旧颓废，外墙铺满喷漆涂鸦。屋檐下的空地上放着很多床被单，是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
与港口新城一样，这个街区也逃不开绅士化的侵入。街区如今还有四五幢昔日的空屋，门前或“搁浅”着一艘船，或停泊着喷满涂鸦的房车。前些年，街区曾经历了房主们新一波的逼迁。朋克们自然选择了坚守。他们说，这里是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精神驻地。
在这里，你会看到20多层高的红楼外墙上张扬地涂着“不受控”三个字，印着红五星的房子跟前有免费修单车的角落，不起眼的墙脚之处画着写着“欢迎”的蜡笔小画——走远了些回头看，发现顶楼上方涂着醒目的几个字：没有人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