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际产能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重要途径和重大举措，旨在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和比较优势，对接沿线国家供给能力和发展需求，共同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国际产能合作新进展
合作机制逐渐完善。在双边层面，中方同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30多个沿线及其他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有关文件，把产能合作纳入机制化轨道。在多边层面，中方积极参与和引领区域、次区域合作，推动发表《中国一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和有关国家共同谋划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多方共赢的合作格局。可以说，国际产能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
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不断深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总额、产能合作规模快速增长。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9822.7亿美元，是2002年末投资存量的66.3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6.4%，排名由世界第25位上升至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同（6.5万亿美元）、荷兰（2.4万亿美元）。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9年1-10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4.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7%。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9年1-10月，我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5494份，新签合同额1121.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63.5%，同比增长38.6%;完成营业额63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5%，同比下降2.8%。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带动富余产能转移。6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项目和园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第一单都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马友谊大桥、亚吉铁路、瓜达尔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印尼雅万高铁已签署商务合同并全面开工，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核电机组项目顺利开工。一批沿线国家亟需、采用中国装备和技术的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重大项目稳步实施。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海外国家和地区共建经贸合作园区，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突破口。截止到2018年末，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80多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多万个。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1万家，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成为中国基建、装备、技术、服务和品牌的重要市场，同时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电、建材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合作政策逐步落地，支撑体系不断完善。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立足国内优势并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并就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出了7大部分共41条指导意见，明确产能合作的任务和领域。截止到目前，中国政府至少出台了11份与产能合作相关的政策文件，从金融服务、中国制造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多个角度提供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
截至2016年底，中方与沿线2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推动产能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中方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地方政府、驻外使馆、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为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外交、商事、信息等各类优质服务。
国际产能合作新特征
国际产能合作参与主体多样化。2017年7月5日，香港新华集团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正式签约“新华明珠”房地产项目，开启了港企与央企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新里程。
企业是产能合作的主体，中央企业一直是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力量。但近几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成为走出去的一股新的支撑力量。当前，许多境外经贸合作区就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境内实施主体运营的。除了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之外，地方企业产能合作规模逐渐扩大。2018年，中央企业和单位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230.6亿美元，同比下降56.7%。在此情况下，地方企业产能合作规模却呈现逆势上扬趋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98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全国非金融类流量的81%。
产能合作行业传统和高端并存。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从传统行业产能输出，走向传统与高端产业并举的新局面。以往的产能合作，以基建领域的对外承包工程，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电解铝、水泥产业等富余产能为主。随着“走出去”企业和项目的增加，以高铁、核电、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开始走出国门，国际产能合作的层次开始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管理咨询等价值曲线的高端环节延伸。
特色产能合作模式逐渐显现。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逐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呈现出“两国双园”“两国多园”乃至“多国多园”等特色发展模式。
产能合作质量逐渐提升。针对境外投资中存在“脱实向虚”、借投资来转移资产等非理性对外投资现象，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2018年，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为1213.2亿美元，同比下跌13%。这正是资本投资回归理性的一种体现。随着国际产能合作顶层设计的完善，国际产能合作已经从顶层战略布局迈向项目落地生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对外投资增加的脚步，转向更加追求项目落实与收益的新阶段。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优化全球分工体系、推动国际合作新平台建构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中国制造业海外市场三种双向压力的良好解决办法。未来，应从多方面推进围际产能合作，包括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项目和政策对接，扎实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等，在项目建设、市场开拓等具体环节上下足功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赵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国际产能合作新进展
合作机制逐渐完善。在双边层面，中方同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等30多个沿线及其他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有关文件，把产能合作纳入机制化轨道。在多边层面，中方积极参与和引领区域、次区域合作，推动发表《中国一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和有关国家共同谋划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多方共赢的合作格局。可以说，国际产能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
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不断深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总额、产能合作规模快速增长。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9822.7亿美元，是2002年末投资存量的66.3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6.4%，排名由世界第25位上升至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同（6.5万亿美元）、荷兰（2.4万亿美元）。
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9年1-10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4.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7%。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9年1-10月，我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5494份，新签合同额1121.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63.5%，同比增长38.6%;完成营业额635.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5%，同比下降2.8%。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带动富余产能转移。6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大项目和园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高铁、核电“走出去”的第一单都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马友谊大桥、亚吉铁路、瓜达尔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印尼雅万高铁已签署商务合同并全面开工，巴基斯坦卡拉奇2号核电机组项目顺利开工。一批沿线国家亟需、采用中国装备和技术的钢铁、有色、建材等领域重大项目稳步实施。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海外国家和地区共建经贸合作园区，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突破口。截止到2018年末，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80多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多万个。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1万家，涉及国民经济18个行业大类。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成为中国基建、装备、技术、服务和品牌的重要市场，同时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电、建材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合作政策逐步落地，支撑体系不断完善。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立足国内优势并结合当地市场需求开展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并就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出了7大部分共41条指导意见，明确产能合作的任务和领域。截止到目前，中国政府至少出台了11份与产能合作相关的政策文件，从金融服务、中国制造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多个角度提供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
截至2016年底，中方与沿线2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推动产能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中方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地方政府、驻外使馆、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为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外交、商事、信息等各类优质服务。
国际产能合作新特征
国际产能合作参与主体多样化。2017年7月5日，香港新华集团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正式签约“新华明珠”房地产项目，开启了港企与央企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新里程。
企业是产能合作的主体，中央企业一直是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力量。但近几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成为走出去的一股新的支撑力量。当前，许多境外经贸合作区就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境内实施主体运营的。除了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之外，地方企业产能合作规模逐渐扩大。2018年，中央企业和单位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230.6亿美元，同比下降56.7%。在此情况下，地方企业产能合作规模却呈现逆势上扬趋势，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98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全国非金融类流量的81%。
产能合作行业传统和高端并存。近几年，“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从传统行业产能输出，走向传统与高端产业并举的新局面。以往的产能合作，以基建领域的对外承包工程，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电解铝、水泥产业等富余产能为主。随着“走出去”企业和项目的增加，以高铁、核电、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开始走出国门，国际产能合作的层次开始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管理咨询等价值曲线的高端环节延伸。
特色产能合作模式逐渐显现。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逐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呈现出“两国双园”“两国多园”乃至“多国多园”等特色发展模式。
产能合作质量逐渐提升。针对境外投资中存在“脱实向虚”、借投资来转移资产等非理性对外投资现象，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2018年，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为1213.2亿美元，同比下跌13%。这正是资本投资回归理性的一种体现。随着国际产能合作顶层设计的完善，国际产能合作已经从顶层战略布局迈向项目落地生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对外投资增加的脚步，转向更加追求项目落实与收益的新阶段。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优化全球分工体系、推动国际合作新平台建构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中国制造业海外市场三种双向压力的良好解决办法。未来，应从多方面推进围际产能合作，包括搭建更多开放平台，深化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项目和政策对接，扎实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等，在项目建设、市场开拓等具体环节上下足功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赵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