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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法、诗词等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对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出现了中兴之兆。不仅对联组织遍布各地，征联活动此起彼伏，而且对联报刊林立，对联书籍也竞相问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传媒所刊对联作品时，会发现部分对联的作（撰）者往往有好几个“版本”。
据笔者观察，对联作者之所以遭到“误读”，通常是通过两类方式实现的：借用与附会。
所谓借用，是指对他人的联作不加或略加改造便开始在自题联和社交场合中使用。这种情况的发生，多是文人或书画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结果。它包括摘句、书写、代笔、改造四种。所谓附会，是指将毫无联系的作者和作品拉扯在一起，硬说某作者写过某对联。这种情况除了少数确系出于误会外，大都是明知故犯的。它包括顶替、编串和误传三种。
两种方式的“误读”之间并非了无干系。借用某一对联时间久了，读者只知该联的“今生”而不晓其“往世”，难免转向附会（误传）。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类七种情况。
第一种：摘句型。
众所周知，诗词特别是律诗里面有不少对仗句，其中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单摘出来成为对联，因而常受对联家和书法家青睐，并称之为摘句联。由于书写者在抄写这些摘句联时不署诗词作者姓名，从而给人以对联书写者亦即对联撰写者的错觉。当书写者声名远播时，此情此景最易发生。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身是后凋松。这是一副流传甚广的庆贺联。《郑板桥对联辑注》（刁骏编著）认为是郑板桥写的赠人联，另有说法是冰心祖父谢子修所创作。其实两者都不是。据刘福铸先生考证，它出自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一首七律诗：
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相逢。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公身是后凋松。
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
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樽相属要从容。
郑板桥所书及冰心福州旧居里的这副对联，与黄诗颔联相比仅差一字，而且“公”“君”在此并无意义差别。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该联非黄庭坚莫属。
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青少年学对联》（熊尚鸿编著）将其归在书画大家启功名下，认为这是他的自题联。笔者经多方查考，发现这又是一副摘句联，其真正的作者乃是词坛泰斗夏承焘。
夏的这阕名为《鹧鸪天·九溪十一涧茗坐》的词是这样的：
滩响招人有抑扬，幡风不动更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
无一语，答秋光。隔年吟事亦沧桑。筇边谁会苍茫意，独立斜阳数雁行。
第二种：书写型。
书法是对联存在方式之一。作为书写者笔下的对联，既可以是现成的摘句联，也可以是他人的独立创作联。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署名问题都不能忽略，否则一样容易发生“误读”。鲁迅曾书写何瓦琴的集字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蒋介石也曾书写谢晋元的联句赠人：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结果许多人都误以为鲁迅和蒋介石是两联的作者，即为一证。
如果说赠人以联还是小范围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书写他人联句用以公共场所悬挂则属大众传播。按照现代著作权法的观点，这便意味着作品的发表；也因此，署上联作者的姓名当是其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一切所谓“习以为常，已成行规”的托词必将受到法律的质疑。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南京市的两起名胜楹联著作权纠纷，起因都是从两位奉命书丹的著名书法家在落款时“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开始的，结果造成当地政府对对联作者的侵权事实，并最终以道歉、补名甚至赔偿而作结。
附带说说口头引用问题。从文学意义上讲，书写型其实就是一种引用，而引用除了书面引用，还有口头引用。在实际生活中，口头引用也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毛泽东曾对杨成武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引用了李贽的《藏书》集句联。但有些联书却只说这是毛泽东赠叶剑英联，而不作其他文字交代。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很容易使人将对联的作者搞混。
第三种：代笔型。
蔡锷病逝后，与他有过交往的风尘女子筱凤仙送过两副挽联，一般认为均属代笔之作。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一副据说捉刀人是方尔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剧怜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这一副有的依然定为筱凤仙所作《中国楹联大典》（谷向阳主编），有的则注明是易宗夔捉刀《名联三百副》（白稚山选注）。诚然该联确实出自易宗夔著作，但他并未承认为自己所作。看来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止于一种猜测。不过透过这一公案，我们似可看出传统文人急公好义、淡薄名利的品德。
第四种：改造型。
清人梁章钜《巧对录》卷四有一段记载，说的是明朝礼部侍郎程敏政少慧的故事：“安南（越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程篁墩（敏政）对云：‘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不知何时它却演绎成清代官员应对八国联军军官的巧对，只是稍有改动：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出句）；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对句）。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时有副旗联：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由于该联充分表达了红巾军推翻腐朽王朝的决心和信心，且极具文采，因而被后来的农民起义军多次借用。明朝中期杨虎、刘六起义时，其军旗上便缀有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字样。只是同原联相比，更换了三个字。清朝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也在天王龙凤殿刻下了这副对联：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这次也是更换了三个字，而语义、结构同样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后世却将它误记在天王洪秀全的名下《实用对联六千副》（阎万春编）。
另外，毛泽东、李大钊也都改造过前人的对联。青年毛泽东将明代胡居仁的若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分别改换和对调两个字，变成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抄写在黑板上和自己的床头。李大钊将明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铸文章，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赠给挚友杨子慧。客观地说，两联的改造不尽成功。与原联相比，前者意义未变而平仄有误，后者虽然强调了“阴阳平衡”，却淡化了原“题狱壁联”的那种阳刚和浑然。好在毛、李二人都不是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创作，其改造联只是临时使用时的产物。有鉴于此，我们似可不必为贤者讳，在引述两联时至少知道原联模样为好。
第五种：顶替型。
以上四种当事人都无贪天之功为己有的意思，代笔型的作者还是在做无名英雄。相比之下，顶替型就等而下之，属于现代人的胆大妄为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海《青年报》举办征联活动，某中学老师张跃进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下联）应征落选。令人奇怪的是，时隔不久有人竟将张的应征联署上自己的姓名再次举办征联活动，并在港澳引起轰动。张跃进气愤不过，四处写信投诉无果。１９９３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举办春联大赛，其中两人一字不改地抄袭古人和当代人的对联，结果双双获得二等奖。
第六种：编串型。
顶替可被看作是一个人向着名利主动出击，编串则是这个人“强迫”另一个人去侵占第三者的精神成果。试看这一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据清代邓文滨《醒睡录初编》记载，它是明代胡寄垣因为“试下等，愤甚”时所作。此外，近代吴恭亨的《对联话》刊有金正希的一副题书室联：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兵甲可吞吴，如此相似。然而，当代不少联书却都认定它为蒲松龄所撰写，如著名的《对联经》（陆伟廉著）、《对联格律·对联谱》（余德全著）就持这种观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受某君误导的结果。１９８１年某君在当时的《贵州青年》上编写了三段“聊斋”，其中一段就是关于蒲松龄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于镇纸铜条上刻下这副对联的故事。从此，这副所谓的蒲松龄自勉联，便不胫而走。时隔两年，人们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有人以《郭沫若妙手回春》为题作文，又把这副对联“改判”给郭沫若。到了１９９４年，某君出面在《对联》杂志上“澄清事实”。除了说明该联与蒲、郭二人无关外，又石破天惊地宣布：那是他自己“拈断数茎须”后撰写出来的。一副对联有如此的传奇，一个人有如此的行为，可谓匪夷所思。
故事一旦编串起来，往往会越来越离谱。今人不但可以占有古人作品，而且可以随意驱谴古人。《古今巧联妙对大观》（梁石、梁栋编著）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苏州刺史韦应物与朋友钟耘舫对句，韦出句七屏三色，鹅黄鸭绿鸡冠紫，钟对答半联七字，李白桃红杨柳青。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韦是唐朝诗人，钟是清朝联客。让两个文人隔着四个朝代去对对子，这真是活脱脱的对联版“关公战秦琼”！
第七种：误传型。
严格地讲，凡是把甲撰写的对联错误地看成是乙撰写的都属误传，包括顶替、编串。而我们这里所谈的“误传”，则仅仅局限于后人由于不知就里而人云亦云，从而发生“误读”的情形。如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一联，《对联知识手册》（常江著）注为石达开所作，有的联书还编有一段故事云云。其实，梁章钜《楹联续话卷四·杂缀》几乎一字不差地载有这副对联：“又相传有一剃发店，乞联于狂士者，大书云：‘磨厉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数日间，客皆裹足不前，其店顿闭。”据《楹联续话·序》所记，该书成书于道光癸卯年（公元１８４３年）。其时石达开不过是一个１２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同“狂士”联系在一起？再者，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洪秀全、冯云山去贵县活动是在１８４４年，因此，在此之前贵县是不可能设有起义联络点的，自然也就无所谓给作为联络点的剃发店撰写对联的故事发生。退一步说，即便是石达开真的为剃发店写过对联，那也不过是抄写别人的现成文字罢了。
还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清联》（钟华一编写）认为是冯玉祥题成都武侯祠联，有的联书还特别注明是冯玉祥“１９２８年撰书”。真是这样的吗？试看梁章钜另一部著作《楹联丛话》卷三·庙祀（上）所载：“陈东桥孝廉为余述：灵川县有诸葛祠联云……又云：‘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忘却撰者姓名。”《楹联丛话》成书于１８４０年，较冯玉祥“撰写”要早８８年，该联著作权不属冯玉祥，明矣！
误传的发生，并不全是因为编者疏于翻检资料的缘故。有时虽然引经据典，力证某联为某人所作，但是因为忽视了必要的实物考察，加之功利意识的影响（不一定是为个人私利），同样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原四川省古蔺县雪山关（现属永叙县辖）南门楹联作者的争论，便属这种情况：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临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面对这副传世名联，人们争相把它与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北伐相联系，不仅不顾季节的错位和口吻的差异，将该联作者附会到蔡锷身上，还把当时蔡锷的部下朱德牵扯进来，一会儿说是朱德所作，一会儿又说是蔡朱二人合作完成。那些认为是朱德所作的人，竟将此联书录后悬挂在朱德旧居陈列馆。为弄清真相，原古蔺县文物馆王云先生特地做了实地考察，从荒土中挖出大部分残石片块，拼镶起来，尚能看清其落款是“辛酉秋赤水分知县丞杨□石□□书”字样。联系民国１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楹联类编》曾收录此联，作者署名为杨公石的事实，我们不难推断出谁是真正的作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传媒所刊对联作品时，会发现部分对联的作（撰）者往往有好几个“版本”。
据笔者观察，对联作者之所以遭到“误读”，通常是通过两类方式实现的：借用与附会。
所谓借用，是指对他人的联作不加或略加改造便开始在自题联和社交场合中使用。这种情况的发生，多是文人或书画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结果。它包括摘句、书写、代笔、改造四种。所谓附会，是指将毫无联系的作者和作品拉扯在一起，硬说某作者写过某对联。这种情况除了少数确系出于误会外，大都是明知故犯的。它包括顶替、编串和误传三种。
两种方式的“误读”之间并非了无干系。借用某一对联时间久了，读者只知该联的“今生”而不晓其“往世”，难免转向附会（误传）。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这两类七种情况。
第一种：摘句型。
众所周知，诗词特别是律诗里面有不少对仗句，其中有的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单摘出来成为对联，因而常受对联家和书法家青睐，并称之为摘句联。由于书写者在抄写这些摘句联时不署诗词作者姓名，从而给人以对联书写者亦即对联撰写者的错觉。当书写者声名远播时，此情此景最易发生。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身是后凋松。这是一副流传甚广的庆贺联。《郑板桥对联辑注》（刁骏编著）认为是郑板桥写的赠人联，另有说法是冰心祖父谢子修所创作。其实两者都不是。据刘福铸先生考证，它出自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的一首七律诗：
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相逢。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公身是后凋松。
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
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樽相属要从容。
郑板桥所书及冰心福州旧居里的这副对联，与黄诗颔联相比仅差一字，而且“公”“君”在此并无意义差别。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该联非黄庭坚莫属。
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青少年学对联》（熊尚鸿编著）将其归在书画大家启功名下，认为这是他的自题联。笔者经多方查考，发现这又是一副摘句联，其真正的作者乃是词坛泰斗夏承焘。
夏的这阕名为《鹧鸪天·九溪十一涧茗坐》的词是这样的：
滩响招人有抑扬，幡风不动更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
无一语，答秋光。隔年吟事亦沧桑。筇边谁会苍茫意，独立斜阳数雁行。
第二种：书写型。
书法是对联存在方式之一。作为书写者笔下的对联，既可以是现成的摘句联，也可以是他人的独立创作联。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署名问题都不能忽略，否则一样容易发生“误读”。鲁迅曾书写何瓦琴的集字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事当以同怀视之。蒋介石也曾书写谢晋元的联句赠人：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结果许多人都误以为鲁迅和蒋介石是两联的作者，即为一证。
如果说赠人以联还是小范围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书写他人联句用以公共场所悬挂则属大众传播。按照现代著作权法的观点，这便意味着作品的发表；也因此，署上联作者的姓名当是其中应有之义。在这里，一切所谓“习以为常，已成行规”的托词必将受到法律的质疑。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南京市的两起名胜楹联著作权纠纷，起因都是从两位奉命书丹的著名书法家在落款时“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开始的，结果造成当地政府对对联作者的侵权事实，并最终以道歉、补名甚至赔偿而作结。
附带说说口头引用问题。从文学意义上讲，书写型其实就是一种引用，而引用除了书面引用，还有口头引用。在实际生活中，口头引用也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毛泽东曾对杨成武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里引用了李贽的《藏书》集句联。但有些联书却只说这是毛泽东赠叶剑英联，而不作其他文字交代。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很容易使人将对联的作者搞混。
第三种：代笔型。
蔡锷病逝后，与他有过交往的风尘女子筱凤仙送过两副挽联，一般认为均属代笔之作。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一副据说捉刀人是方尔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剧怜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这一副有的依然定为筱凤仙所作《中国楹联大典》（谷向阳主编），有的则注明是易宗夔捉刀《名联三百副》（白稚山选注）。诚然该联确实出自易宗夔著作，但他并未承认为自己所作。看来其作者究竟是谁，至今还止于一种猜测。不过透过这一公案，我们似可看出传统文人急公好义、淡薄名利的品德。
第四种：改造型。
清人梁章钜《巧对录》卷四有一段记载，说的是明朝礼部侍郎程敏政少慧的故事：“安南（越南）使入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程篁墩（敏政）对云：‘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不知何时它却演绎成清代官员应对八国联军军官的巧对，只是稍有改动：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出句）；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对句）。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时有副旗联：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由于该联充分表达了红巾军推翻腐朽王朝的决心和信心，且极具文采，因而被后来的农民起义军多次借用。明朝中期杨虎、刘六起义时，其军旗上便缀有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字样。只是同原联相比，更换了三个字。清朝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也在天王龙凤殿刻下了这副对联：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这次也是更换了三个字，而语义、结构同样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后世却将它误记在天王洪秀全的名下《实用对联六千副》（阎万春编）。
另外，毛泽东、李大钊也都改造过前人的对联。青年毛泽东将明代胡居仁的若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分别改换和对调两个字，变成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抄写在黑板上和自己的床头。李大钊将明代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铸文章，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赠给挚友杨子慧。客观地说，两联的改造不尽成功。与原联相比，前者意义未变而平仄有误，后者虽然强调了“阴阳平衡”，却淡化了原“题狱壁联”的那种阳刚和浑然。好在毛、李二人都不是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创作，其改造联只是临时使用时的产物。有鉴于此，我们似可不必为贤者讳，在引述两联时至少知道原联模样为好。
第五种：顶替型。
以上四种当事人都无贪天之功为己有的意思，代笔型的作者还是在做无名英雄。相比之下，顶替型就等而下之，属于现代人的胆大妄为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海《青年报》举办征联活动，某中学老师张跃进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下联）应征落选。令人奇怪的是，时隔不久有人竟将张的应征联署上自己的姓名再次举办征联活动，并在港澳引起轰动。张跃进气愤不过，四处写信投诉无果。１９９３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举办春联大赛，其中两人一字不改地抄袭古人和当代人的对联，结果双双获得二等奖。
第六种：编串型。
顶替可被看作是一个人向着名利主动出击，编串则是这个人“强迫”另一个人去侵占第三者的精神成果。试看这一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据清代邓文滨《醒睡录初编》记载，它是明代胡寄垣因为“试下等，愤甚”时所作。此外，近代吴恭亨的《对联话》刊有金正希的一副题书室联：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兵甲可吞吴，如此相似。然而，当代不少联书却都认定它为蒲松龄所撰写，如著名的《对联经》（陆伟廉著）、《对联格律·对联谱》（余德全著）就持这种观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受某君误导的结果。１９８１年某君在当时的《贵州青年》上编写了三段“聊斋”，其中一段就是关于蒲松龄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于镇纸铜条上刻下这副对联的故事。从此，这副所谓的蒲松龄自勉联，便不胫而走。时隔两年，人们在《读者文摘》上看到有人以《郭沫若妙手回春》为题作文，又把这副对联“改判”给郭沫若。到了１９９４年，某君出面在《对联》杂志上“澄清事实”。除了说明该联与蒲、郭二人无关外，又石破天惊地宣布：那是他自己“拈断数茎须”后撰写出来的。一副对联有如此的传奇，一个人有如此的行为，可谓匪夷所思。
故事一旦编串起来，往往会越来越离谱。今人不但可以占有古人作品，而且可以随意驱谴古人。《古今巧联妙对大观》（梁石、梁栋编著）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苏州刺史韦应物与朋友钟耘舫对句，韦出句七屏三色，鹅黄鸭绿鸡冠紫，钟对答半联七字，李白桃红杨柳青。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韦是唐朝诗人，钟是清朝联客。让两个文人隔着四个朝代去对对子，这真是活脱脱的对联版“关公战秦琼”！
第七种：误传型。
严格地讲，凡是把甲撰写的对联错误地看成是乙撰写的都属误传，包括顶替、编串。而我们这里所谈的“误传”，则仅仅局限于后人由于不知就里而人云亦云，从而发生“误读”的情形。如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一联，《对联知识手册》（常江著）注为石达开所作，有的联书还编有一段故事云云。其实，梁章钜《楹联续话卷四·杂缀》几乎一字不差地载有这副对联：“又相传有一剃发店，乞联于狂士者，大书云：‘磨厉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数日间，客皆裹足不前，其店顿闭。”据《楹联续话·序》所记，该书成书于道光癸卯年（公元１８４３年）。其时石达开不过是一个１２岁的小孩，怎么可能同“狂士”联系在一起？再者，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洪秀全、冯云山去贵县活动是在１８４４年，因此，在此之前贵县是不可能设有起义联络点的，自然也就无所谓给作为联络点的剃发店撰写对联的故事发生。退一步说，即便是石达开真的为剃发店写过对联，那也不过是抄写别人的现成文字罢了。
还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清联》（钟华一编写）认为是冯玉祥题成都武侯祠联，有的联书还特别注明是冯玉祥“１９２８年撰书”。真是这样的吗？试看梁章钜另一部著作《楹联丛话》卷三·庙祀（上）所载：“陈东桥孝廉为余述：灵川县有诸葛祠联云……又云：‘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像，万古清高。’忘却撰者姓名。”《楹联丛话》成书于１８４０年，较冯玉祥“撰写”要早８８年，该联著作权不属冯玉祥，明矣！
误传的发生，并不全是因为编者疏于翻检资料的缘故。有时虽然引经据典，力证某联为某人所作，但是因为忽视了必要的实物考察，加之功利意识的影响（不一定是为个人私利），同样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原四川省古蔺县雪山关（现属永叙县辖）南门楹联作者的争论，便属这种情况：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临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面对这副传世名联，人们争相把它与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北伐相联系，不仅不顾季节的错位和口吻的差异，将该联作者附会到蔡锷身上，还把当时蔡锷的部下朱德牵扯进来，一会儿说是朱德所作，一会儿又说是蔡朱二人合作完成。那些认为是朱德所作的人，竟将此联书录后悬挂在朱德旧居陈列馆。为弄清真相，原古蔺县文物馆王云先生特地做了实地考察，从荒土中挖出大部分残石片块，拼镶起来，尚能看清其落款是“辛酉秋赤水分知县丞杨□石□□书”字样。联系民国１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楹联类编》曾收录此联，作者署名为杨公石的事实，我们不难推断出谁是真正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