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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对传奇式的共产党员夫妻——张申府和刘清扬。丈夫张申府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后来他又介绍妻子刘清扬入党，刘清扬也是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春，张申府和刘清扬共同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张申府退出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和刘清扬也最终分道扬镳。
二人相识于一次陶然亭聚会
张申府名崧年，1893年6月15日生于河北献县小垛庄。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申府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张申府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革命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辛亥革命后，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停课。张申府又于1912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系。1917年北大毕业后留校做助教的张申府，教授逻辑和数学，三年后被提为讲师，其间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在他的主持下，北大气象一新。思想敏捷活跃的张申府，对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罗曼·罗兰等西方名人及其思想，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伯兰特·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在此前后，张申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并任《新青年》编委，还参加了《每周评论》的创刊工作。
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里有名的才女，也是一位极具鼓动力的街头演说家。
刘清扬1894年2月生于天津，先后在天津平民女子小学、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过小学教员，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她喜欢读《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时，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刘清扬还任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抑制日货委员会常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调查科理事、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1919年6月26日，刘清扬被推举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的赴京请愿代表。1920年2月，全国学联派她赴南洋宣传，并组织募捐。
1920年8月初，周恩来在天津主持觉悟社年会时，总结一年多来的爱国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任务应是深入劳动群众，联合各地进步青年团体，以真正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会后，周恩来、刘清扬偕同觉悟社成员11人赴北京。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的代表，在北京郊外的陶然亭召开茶话会，共同商讨今后运动的方向问题。刘清扬报告了开会的宗旨，邓颖超向大会报告觉悟社的组织与经过。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此次会议之后，上述五个革命团体共同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还在北大任教的张申府结识了刘清扬等人。
早在两个月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进程。当时，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之后，鉴于刘清扬的进步表现，李大钊和张申府首先想到介绍刘清扬加入共产党。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却意外地拒绝了。后来张申府回忆说：“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她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刘清扬很能干。她（1920年）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大钊）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小组的最初成员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在异国成为革命伴侣
张申府经历了多次婚姻。1911年，他回乡结婚。虽然是旧式婚姻，但夫妻感情笃厚。1914年，妻子在生孩子中染病死去。1915年春，张申府根据父母的安排第二次结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此时，觉悟社派刘清扬等人赴法开展工作。因此，刘清扬与张申府一起赴法。
在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上，刘清扬向张申府表达了爱慕之情。1920年12月27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船抵马赛，然后他们一起前往巴黎。张申府后来回忆说：“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共。”此后不久，刘清扬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赵世炎、陈公培持陈独秀的信到达巴黎，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这样，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担任负责人，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这个小组与国内的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所以他们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里昂中法大学负责人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由于巴黎物价较高，生活日益艰难，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在德国期间，张申府与周恩来一起介绍赴欧的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者和革命者的夫妻组合
1923年底，张申府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却为胡适等人所拒。经李大钊介绍，张申府到了广州。当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孙中山在广州筹办了黄埔军校。张申府参加了筹建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聘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担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31岁的张申府由此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第一人。
负责黄埔军校实际筹办工作的廖仲恺、戴季陶，希望张申府推荐一些海外留学生到黄埔军校任职。张申府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间，他们希望我能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记得还有周佛海等人。我告诉他们：周恩来人材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张申府到黄埔军校工作不久，对校长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刚愎自用非常不满，不久便离开黄埔军校。而在1924年张申府结束暑假回到广州后，国民党右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不再续聘张申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理由是：马克思说过，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张申府的意见被蔡和森讽刺为幼稚可笑，就因为这句话，他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后来，张申府来到北平，李大钊、赵世炎都劝他不要退党。但是张申府还是不为所动，最终选择了退党。
退党后的张申府主要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张申府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都特别注重逻辑课，因而被称为“数理逻辑派”，并称“四大金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加重，张申府经常利用课堂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思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直至5月经冯玉祥担保和社会各界声援才被营救出狱，但张申府回到清华大学不久，即被学校解聘。1941年，张申府代表华北各界救国会加入了民盟。
与张申府潜心研究教授哲学不同，刘清扬继续留在党内从事革命工作。她于1923年冬回国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其间，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让刘清扬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春，她被派往广州，参加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年曾随李大钊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刘清扬被中共中央调至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后当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
尽管两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但仍然生活在一起，维系了将近28年的夫妻关系，生育过3个孩子。1926年3月间，为躲避军阀的追捕，夫妇俩和李大钊一起羁留苏联大使馆。早在李大钊被捕之前，夫妻俩已经秘密逃离了北平。1927年1月，刘清扬奉命调到武汉工作，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刘清扬退出了国民党。由于怀孕在身，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刘清扬也脱离了共产党。
张申府、刘清扬的最终分手
张申府在脱离中共后，过着学者的书斋生活。1930年秋，张申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哲学小书《所思》，这是一本关于自由（包括性自由）、妇女解放、社会革命的文集。北京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孙荪荃读后非常感兴趣，两人慢慢交往起来。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和孙荪荃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刘清扬非常生气，对张申府多有指责。张申府则反驳说，这是刘清扬的嫉妒心在作祟，两人暂时分开了。
抗战爆发后，张申府来到重庆，编辑《战时文化》。张申府曾教过的女学生董桂生担任其秘书。董桂生在学生时代就崇拜张申府，到一起工作后，渐由崇拜而生爱慕，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申府痛斥其不忠。张申府最后选择了与孙荪荃分手。
张申府和女学生的恋情，受到了社会的非议。因无法承受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把董桂生嫁给自己的另一名学生。
七七事变后，刘清扬又一次离开北平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的主张。并且和邓颖超、史良等人一起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经过努力，将宋美龄组建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委员会训练组组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刘清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由，经桂林转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入敌手。1942年，刘清扬撤离香港，在中共地方组织协助下，经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跋山涉水回到重庆，继续参加救国会活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工作。1943年初春，周恩来在重庆出面组织祝贺刘清扬50岁寿辰活动。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清扬煮寿面，让刘清扬非常感动。
1944年，刘清扬在重庆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翌年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1944年，张申府主动与同在重庆的刘清扬握手言和。张申府在3月11日完成的《妇女与宪法》初稿里，明确表示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期望建立“长期忠诚及相互奉献的男女关系”。刘清扬重新接纳了张申府，他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然而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却把他和刘清扬的关系推向了崩溃。1948年10月28日，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国共“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张申府说：“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失了元气，丢尽了脸。”这篇文章让张申府获得了3000元的稿酬，解了他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张申府的这篇文章，显然有悖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战略意图，引起了民盟高层和共产党的不满。民盟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张申府“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方面也说张申府“扰乱民心”。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清扬的一则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消息说，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示无比愤慨，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成为张申府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多次后悔地对人说：“我一生后悔的事不多，但这篇1948年的文章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
1948年11月，刘清扬带着子女离开国统区，来到解放后的石家庄。尽管张申府内心很痛苦，但他理解刘清扬的选择。他说：“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建国后，张申府备受冷遇，甚至工作都成问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申府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并解决了住房。1957年张申府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7月，《人民日报》刊出一条讣告，指出张申府“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称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与张申府不同，刘清扬则在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她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1977年7月19日，刘清扬在北京逝世。
（责编 雷蕾）
二人相识于一次陶然亭聚会
张申府名崧年，1893年6月15日生于河北献县小垛庄。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申府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张申府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革命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辛亥革命后，北平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停课。张申府又于1912年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系。1917年北大毕业后留校做助教的张申府，教授逻辑和数学，三年后被提为讲师，其间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在他的主持下，北大气象一新。思想敏捷活跃的张申府，对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罗曼·罗兰等西方名人及其思想，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伯兰特·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在此前后，张申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并任《新青年》编委，还参加了《每周评论》的创刊工作。
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里有名的才女，也是一位极具鼓动力的街头演说家。
刘清扬1894年2月生于天津，先后在天津平民女子小学、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过小学教员，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她喜欢读《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时，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刘清扬还任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抑制日货委员会常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调查科理事、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1919年6月26日，刘清扬被推举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的赴京请愿代表。1920年2月，全国学联派她赴南洋宣传，并组织募捐。
1920年8月初，周恩来在天津主持觉悟社年会时，总结一年多来的爱国经验教训，指出今后的任务应是深入劳动群众，联合各地进步青年团体，以真正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会后，周恩来、刘清扬偕同觉悟社成员11人赴北京。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的代表，在北京郊外的陶然亭召开茶话会，共同商讨今后运动的方向问题。刘清扬报告了开会的宗旨，邓颖超向大会报告觉悟社的组织与经过。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此次会议之后，上述五个革命团体共同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就是在这次聚会上，还在北大任教的张申府结识了刘清扬等人。
早在两个月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加快了建党进程。当时，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
之后，鉴于刘清扬的进步表现，李大钊和张申府首先想到介绍刘清扬加入共产党。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却意外地拒绝了。后来张申府回忆说：“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她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刘清扬很能干。她（1920年）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大钊）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也回到了北京”，“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小组的最初成员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在异国成为革命伴侣
张申府经历了多次婚姻。1911年，他回乡结婚。虽然是旧式婚姻，但夫妻感情笃厚。1914年，妻子在生孩子中染病死去。1915年春，张申府根据父母的安排第二次结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而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张申府应聘前往教逻辑。此时，觉悟社派刘清扬等人赴法开展工作。因此，刘清扬与张申府一起赴法。
在开往法国马赛的轮船上，刘清扬向张申府表达了爱慕之情。1920年12月27日，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船抵马赛，然后他们一起前往巴黎。张申府后来回忆说：“我们在1920年便同居了。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示爱。她很接受我的意见，听我的话。我推荐她参加中共。”此后不久，刘清扬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赵世炎、陈公培持陈独秀的信到达巴黎，与张申府接上关系。这样，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担任负责人，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这个小组与国内的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因为来不及通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所以他们没有派代表参加。
1922年，张申府由于支持留法学生抗议里昂中法大学负责人吴稚晖拒收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入学，毅然辞去教授之职。由于巴黎物价较高，生活日益艰难，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乘车转往德国柏林。在德国期间，张申府与周恩来一起介绍赴欧的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者和革命者的夫妻组合
1923年底，张申府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却为胡适等人所拒。经李大钊介绍，张申府到了广州。当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孙中山在广州筹办了黄埔军校。张申府参加了筹建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聘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担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31岁的张申府由此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第一人。
负责黄埔军校实际筹办工作的廖仲恺、戴季陶，希望张申府推荐一些海外留学生到黄埔军校任职。张申府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间，他们希望我能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记得还有周佛海等人。我告诉他们：周恩来人材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张申府到黄埔军校工作不久，对校长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刚愎自用非常不满，不久便离开黄埔军校。而在1924年张申府结束暑假回到广州后，国民党右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不再续聘张申府。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理由是：马克思说过，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张申府的意见被蔡和森讽刺为幼稚可笑，就因为这句话，他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后来，张申府来到北平，李大钊、赵世炎都劝他不要退党。但是张申府还是不为所动，最终选择了退党。
退党后的张申府主要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张申府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都特别注重逻辑课，因而被称为“数理逻辑派”，并称“四大金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加重，张申府经常利用课堂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思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张申府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直至5月经冯玉祥担保和社会各界声援才被营救出狱，但张申府回到清华大学不久，即被学校解聘。1941年，张申府代表华北各界救国会加入了民盟。
与张申府潜心研究教授哲学不同，刘清扬继续留在党内从事革命工作。她于1923年冬回国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并担任报社总经理。其间，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让刘清扬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春，她被派往广州，参加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年曾随李大钊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刘清扬被中共中央调至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后当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长。
尽管两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但仍然生活在一起，维系了将近28年的夫妻关系，生育过3个孩子。1926年3月间，为躲避军阀的追捕，夫妇俩和李大钊一起羁留苏联大使馆。早在李大钊被捕之前，夫妻俩已经秘密逃离了北平。1927年1月，刘清扬奉命调到武汉工作，先后担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刘清扬退出了国民党。由于怀孕在身，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刘清扬也脱离了共产党。
张申府、刘清扬的最终分手
张申府在脱离中共后，过着学者的书斋生活。1930年秋，张申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哲学小书《所思》，这是一本关于自由（包括性自由）、妇女解放、社会革命的文集。北京第一女子学校的校长孙荪荃读后非常感兴趣，两人慢慢交往起来。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张申府和孙荪荃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刘清扬非常生气，对张申府多有指责。张申府则反驳说，这是刘清扬的嫉妒心在作祟，两人暂时分开了。
抗战爆发后，张申府来到重庆，编辑《战时文化》。张申府曾教过的女学生董桂生担任其秘书。董桂生在学生时代就崇拜张申府，到一起工作后，渐由崇拜而生爱慕，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孙荪荃知悉后怒不可遏，写信给张申府痛斥其不忠。张申府最后选择了与孙荪荃分手。
张申府和女学生的恋情，受到了社会的非议。因无法承受社会的压力，张申府忍痛把董桂生嫁给自己的另一名学生。
七七事变后，刘清扬又一次离开北平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的主张。并且和邓颖超、史良等人一起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经过努力，将宋美龄组建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委员会训练组组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刘清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由，经桂林转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入敌手。1942年，刘清扬撤离香港，在中共地方组织协助下，经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跋山涉水回到重庆，继续参加救国会活动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工作。1943年初春，周恩来在重庆出面组织祝贺刘清扬50岁寿辰活动。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清扬煮寿面，让刘清扬非常感动。
1944年，刘清扬在重庆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翌年当选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1944年，张申府主动与同在重庆的刘清扬握手言和。张申府在3月11日完成的《妇女与宪法》初稿里，明确表示放弃对性自由的追求，期望建立“长期忠诚及相互奉献的男女关系”。刘清扬重新接纳了张申府，他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然而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却把他和刘清扬的关系推向了崩溃。1948年10月28日，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提倡国共“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张申府说：“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失了元气，丢尽了脸。”这篇文章让张申府获得了3000元的稿酬，解了他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但张申府的这篇文章，显然有悖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战略意图，引起了民盟高层和共产党的不满。民盟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张申府“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方面也说张申府“扰乱民心”。
1948年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清扬的一则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消息说，刘清扬致函民盟沈钧儒和章伯钧，对张申府的思想堕落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表示无比愤慨，表示她要与张申府断绝一切公私关系。《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成为张申府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多次后悔地对人说：“我一生后悔的事不多，但这篇1948年的文章是我后悔的事情之一。”
1948年11月，刘清扬带着子女离开国统区，来到解放后的石家庄。尽管张申府内心很痛苦，但他理解刘清扬的选择。他说：“她是被迫和我分手的。她没有选择，她要保护自己和女儿。解放后，我们没有说过话，但她一直都透过朋友了解我的情况。”
建国后，张申府备受冷遇，甚至工作都成问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申府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并解决了住房。1957年张申府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得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6月，张申府逝世。7月，《人民日报》刊出一条讣告，指出张申府“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1920年在北京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称他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与张申府不同，刘清扬则在1961年重新加入中共。她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1977年7月19日，刘清扬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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