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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日辞世。在这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这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竟然陨落两颗学术巨星,这是中国文化界灰暗而哀伤的一天。因为他们不仅是北大精神的代表,更是执着体认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象征。痛悼之下,不禁让人又怀念起去年5月9日在上海辞世的王元化先生。同为当代国学的象征性人物,他们的相继辞世不仅是国学领域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更预示了大师云集的20世纪已毅然决然地渐行渐远。也许只有不断追忆他们曾经的学术生涯,才能为今天接续上一世纪的思想盛世。为此,我刊特刊登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近两年在全国多个读书论坛上的演讲《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以季羡林、王元化为例》。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季羡林和王元化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季先生的学问敦厚笃实,王先生则相对活跃善辩一些。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阅读“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回味且深思他们读书与生活二者交融的人生历程,这其中,我们想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理念和实践,更是老一辈学者真实、自然的人生态度。这也正如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对季先生的评价: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虽然是对其老师的评价,但用来表达对于像任继愈、王元化等大家的感悟依然恰当。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一共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我们的读书现状,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尤其是生活在深圳、上海这样一种急速现代化的城市氛围里的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什么样的;第二,老一辈的学者读书生活又是什么样的,这里我主要以季羡林和王元化两位先生为例;第三,现代人的读书现状和老一辈的读书生活有什么不同,而老一辈的读书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我在这里谈论“读书生活”,听起来,这似乎已经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我必须首先着重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书”,既包括为了谋生的职业需要而不得不读的那些“书”,也包括为了审美的志趣需要而愿意去读的那些“书”,更包括为了超越的精神需要而应该和必须去读的那些“书”。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那些一般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甚至完全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以文、史、哲为主体的那些“书”。这些“书”,通常被大家称为“闲书”,并且主要是传统的纸质印刷品。
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特别是我们还需要读这些“闲书”吗?尽管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接问出这个问题,但并不代表这个问题未曾在许多人心里徘徊过;尽管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但并不表明在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答案就真的是“对”。
我们这个华丽、忙碌、喧嚣、现实、世俗的时代,似乎也确实为提出“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提供了足够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都接受过系统教育,书已经为我们敲开了成为专业人士的大门,还有时间、兴趣、动力去看专业以外的书籍吗?我们要购房、买车、旅游、应酬、娱乐,还有空间留给书籍吗?我们生活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还有必要去看书籍吗?
不能说,这些借口和理由都是彻底站不住脚的。我这样说,是否有证据呢?有!近来,我经常受到媒体的垂青,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在今天,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也许在大家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困扰我们的无数问题中的两个而已,未必就有什么特别。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漫长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读书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极其崇高,甚至被赋予过某种宗教意义。不可胜数的人将读书作为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事情,可以说,读书就是他们的宗教。不必说那么多不同程度上成功了的秀才、举人、进士,吸引着全民族欣羡的目光,作为巨浪前头的那一簇浪花,他们象征着、引领着中国文化中奔腾不息的读书的洪流。民众将他们和天上的星宿对应起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算是那些被奔腾的洪流抛洒到干涸的滩岸上的失意的水滴,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之类,人们除了哀叹和嘲笑外,更多的也还是同情。
其实,读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远不必通过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来加以强化。曾几何时,还被大肆鞭挞批判的武训,近年来,他的“义丐”身份得到了广泛的体认。武训身为乞丐,不惜忍受种种屈辱,为的不就是给更多的人提供读书的机会吗?这样的精神,就算岁月流逝,就算迈进了讲究现实的当代也不能完全磨灭和遮掩它的光芒。
深圳的“感动中国人物”丛飞,难道不也是武训精神在当代的体现吗?我曾有缘比较早接触到丛飞的事迹。电影《丛飞》的导演扈耀之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有机会拜读过最早的剧本,也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当时,我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丛飞是个艺人,不是乞丐。但是,他为的不也就是给更多的人提供读书的机会吗?他和武训在精神上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前些天,偶然看到电影《丛飞》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提名,这让素不关心娱乐评奖的我很是高兴。
可见,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彻底崩塌之前,类似于“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基本是不可能在主流文化里真正出现的。的确,中国传统文化里同时还有一股“反智主义”的思潮,但毕竟它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主流。道理很简单,在传统中国,“读书”的价值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传统中国,类似问题的出现只是出于一种考虑:为了更加明确地给出肯定的答案做铺垫、做渲染,如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居然会成为问题呢?是现代化的影响所致吗?是市场化的影响所致吗?是网络化的影响所致吗?是!但都未必尽然。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困难,只需考察一下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的日本和欧美的读书情况,也就大致可以了。它们的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程度总比当今的中国高吧?可是,它们国民的读书现状又如何呢?在日本和欧美,读书的潮流不仅没有因为这“化”、那“化”而消减下来,反而随着国民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知识渴望的提高,渐流渐广、渐流渐大。在那里,一本书销售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成千万册,并不是什么太罕见的事情。在那里,地铁上、公车上、火车上、飞机上,手捧一册自得其乐的景象,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在那里,电视、报纸上的读书、书评栏目颇受欢迎,依然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起码告诉我们,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是相互排斥、彼此抵触的,相反是相互促进、彼此共进的。时代越是前进,读书人应该越多,对书籍的需求应该越旺盛,书籍的印量和销量也应该越大。然而,在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程度都明显高于我国的日本和欧美出现的盛行读书景象,却并没有在正以最大的热情追求着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中国,相比于其他行业,图书出版业恐怕很难说得上兴旺和景气。绝大多数书籍的印数少得可怜,像我的《玄奘西游记》凭借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势平台,起印数30万册,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关注,被冠以“超级畅销书”的美名了。读书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却很难说出现了可观的增量。
其二,读书在他们的生活里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首先,我想,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老一辈学者生活的全部,但是,应该说读书是他们生活的基调和主要部分。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面。季羡林先生每天4点多就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的书了。王元化先生的作息习惯和季羡林先生不同,但是,保持大量的阅读则是完全一样的。其次,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读书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使他们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是在季羡林身处“在打倒和未被打倒之间”、“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至于王元化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都随身带着《海上述林》。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王元化先生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就是靠着读书,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才使自己支撑了下来。今天的我们大概不太会再有类似的苦难遭遇了,可是,难道不也正因为这样,老一代学者们的读书生活才更具有启发意义吗?
其三,读书是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境界的?首先,对于像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学者来讲,读书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式。他们通过读书陶冶着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着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着自己的高尚品位。他们通过读书,洞察了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如果说这样讲有点抽象,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两位老先生都是爱书如命的,都将书籍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他们却都把毕生收藏的书籍捐献给了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了具体的形态,真正从读书中得到了人生的至高智慧。其次,读书也影响到了两位老一代学者的审美观念。季羡林先生居然能够从在常人眼睛里枯燥无比的《印度语言学论文集》里读出荡人心魂的美感;王元化先生也从艰涩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里领略到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感觉是读书境界还非常浅陋的我们很难理解的。然而,这正是他们的超凡之处、高明之处,也正是对我们极具教益和启迪之处。
毫无疑问,一次演讲,是无法全面回答“读书生活”这样意蕴丰富的问题的。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读书,读书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王元化简介:王元化(1920~2008),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在学术界与钱钟书齐名,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文忠简介:钱文忠(1966~),出身于江南望族无锡钱氏,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陈 敏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虽然是对其老师的评价,但用来表达对于像任继愈、王元化等大家的感悟依然恰当。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一共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我们的读书现状,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尤其是生活在深圳、上海这样一种急速现代化的城市氛围里的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什么样的;第二,老一辈的学者读书生活又是什么样的,这里我主要以季羡林和王元化两位先生为例;第三,现代人的读书现状和老一辈的读书生活有什么不同,而老一辈的读书生活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我在这里谈论“读书生活”,听起来,这似乎已经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我必须首先着重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书”,既包括为了谋生的职业需要而不得不读的那些“书”,也包括为了审美的志趣需要而愿意去读的那些“书”,更包括为了超越的精神需要而应该和必须去读的那些“书”。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那些一般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甚至完全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以文、史、哲为主体的那些“书”。这些“书”,通常被大家称为“闲书”,并且主要是传统的纸质印刷品。
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特别是我们还需要读这些“闲书”吗?尽管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接问出这个问题,但并不代表这个问题未曾在许多人心里徘徊过;尽管大概很少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但并不表明在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答案就真的是“对”。
我们这个华丽、忙碌、喧嚣、现实、世俗的时代,似乎也确实为提出“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提供了足够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都接受过系统教育,书已经为我们敲开了成为专业人士的大门,还有时间、兴趣、动力去看专业以外的书籍吗?我们要购房、买车、旅游、应酬、娱乐,还有空间留给书籍吗?我们生活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还有必要去看书籍吗?
不能说,这些借口和理由都是彻底站不住脚的。我这样说,是否有证据呢?有!近来,我经常受到媒体的垂青,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在今天,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也许在大家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困扰我们的无数问题中的两个而已,未必就有什么特别。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漫长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读书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极其崇高,甚至被赋予过某种宗教意义。不可胜数的人将读书作为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事情,可以说,读书就是他们的宗教。不必说那么多不同程度上成功了的秀才、举人、进士,吸引着全民族欣羡的目光,作为巨浪前头的那一簇浪花,他们象征着、引领着中国文化中奔腾不息的读书的洪流。民众将他们和天上的星宿对应起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就算是那些被奔腾的洪流抛洒到干涸的滩岸上的失意的水滴,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之类,人们除了哀叹和嘲笑外,更多的也还是同情。
其实,读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远不必通过形形色色的读书人来加以强化。曾几何时,还被大肆鞭挞批判的武训,近年来,他的“义丐”身份得到了广泛的体认。武训身为乞丐,不惜忍受种种屈辱,为的不就是给更多的人提供读书的机会吗?这样的精神,就算岁月流逝,就算迈进了讲究现实的当代也不能完全磨灭和遮掩它的光芒。
深圳的“感动中国人物”丛飞,难道不也是武训精神在当代的体现吗?我曾有缘比较早接触到丛飞的事迹。电影《丛飞》的导演扈耀之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有机会拜读过最早的剧本,也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当时,我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丛飞是个艺人,不是乞丐。但是,他为的不也就是给更多的人提供读书的机会吗?他和武训在精神上难道不是一脉相承吗?前些天,偶然看到电影《丛飞》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提名,这让素不关心娱乐评奖的我很是高兴。
可见,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彻底崩塌之前,类似于“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基本是不可能在主流文化里真正出现的。的确,中国传统文化里同时还有一股“反智主义”的思潮,但毕竟它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主流。道理很简单,在传统中国,“读书”的价值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在传统中国,类似问题的出现只是出于一种考虑:为了更加明确地给出肯定的答案做铺垫、做渲染,如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读书有什么用”、“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居然会成为问题呢?是现代化的影响所致吗?是市场化的影响所致吗?是网络化的影响所致吗?是!但都未必尽然。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困难,只需考察一下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的日本和欧美的读书情况,也就大致可以了。它们的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程度总比当今的中国高吧?可是,它们国民的读书现状又如何呢?在日本和欧美,读书的潮流不仅没有因为这“化”、那“化”而消减下来,反而随着国民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知识渴望的提高,渐流渐广、渐流渐大。在那里,一本书销售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成千万册,并不是什么太罕见的事情。在那里,地铁上、公车上、火车上、飞机上,手捧一册自得其乐的景象,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在那里,电视、报纸上的读书、书评栏目颇受欢迎,依然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它起码告诉我们,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和读书之间的关系,并不见得是相互排斥、彼此抵触的,相反是相互促进、彼此共进的。时代越是前进,读书人应该越多,对书籍的需求应该越旺盛,书籍的印量和销量也应该越大。然而,在现代化、市场化、网络化程度都明显高于我国的日本和欧美出现的盛行读书景象,却并没有在正以最大的热情追求着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中国,相比于其他行业,图书出版业恐怕很难说得上兴旺和景气。绝大多数书籍的印数少得可怜,像我的《玄奘西游记》凭借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强势平台,起印数30万册,就已经受到很大的关注,被冠以“超级畅销书”的美名了。读书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却很难说出现了可观的增量。
其二,读书在他们的生活里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首先,我想,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老一辈学者生活的全部,但是,应该说读书是他们生活的基调和主要部分。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上面。季羡林先生每天4点多就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的书了。王元化先生的作息习惯和季羡林先生不同,但是,保持大量的阅读则是完全一样的。其次,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读书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使他们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是在季羡林身处“在打倒和未被打倒之间”、“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至于王元化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都随身带着《海上述林》。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王元化先生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就是靠着读书,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才使自己支撑了下来。今天的我们大概不太会再有类似的苦难遭遇了,可是,难道不也正因为这样,老一代学者们的读书生活才更具有启发意义吗?
其三,读书是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境界的?首先,对于像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老一代学者来讲,读书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或者说更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式。他们通过读书陶冶着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着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着自己的高尚品位。他们通过读书,洞察了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如果说这样讲有点抽象,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两位老先生都是爱书如命的,都将书籍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他们却都把毕生收藏的书籍捐献给了社会。也就是说,他们超越了具体的形态,真正从读书中得到了人生的至高智慧。其次,读书也影响到了两位老一代学者的审美观念。季羡林先生居然能够从在常人眼睛里枯燥无比的《印度语言学论文集》里读出荡人心魂的美感;王元化先生也从艰涩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里领略到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感觉是读书境界还非常浅陋的我们很难理解的。然而,这正是他们的超凡之处、高明之处,也正是对我们极具教益和启迪之处。
毫无疑问,一次演讲,是无法全面回答“读书生活”这样意蕴丰富的问题的。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读书,读书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老一辈学者的读书生活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王元化简介:王元化(1920~2008),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在学术界与钱钟书齐名,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文忠简介:钱文忠(1966~),出身于江南望族无锡钱氏,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