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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商务部2006年12月20日公布的首批434个“中华老字号”品牌中，"张裕"榜上有名。她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史，实现着创始人实业报国的梦想，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企业，并在力争全球十强的地位。那么，一百多年来，这个美酒品牌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858年，大清帝国的江山在世界列强的大炮下分崩离析，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开放了沿海11处通商口岸。山东烟台这座当时仅有2万人的小城，也身在其中。
经历了30余年的开埠岁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烟台已经是另一幅模样，大街上到处走着高鼻梁的外国人、海岸上停着耀武扬威的外国战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2年在烟台的一片海岸线上，一项浩大的工程紧锣密鼓地破土动工了。在现代人眼里，这项工程颇似一把"手枪"。但这座工程并非一座军事工程，而是一座庞大的地下酒窖。它深入地下达7米，占地2600多平方米，八个巨大的拱洞交错连环，犹如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古堡迷宫。就是这样的一个酒窖，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去了整整11年的时间，花费了建造者300万两白银。300万两白银的巨额投资，远非一位普通商人或政界人士的能力所及。那么谁愿意花费价值三艘战舰的白银建造这样一座酒窖，在当时的环境下令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建造酒窖的主人，他就是近代传奇商人张弼士。
张弼士，广东大埔人，父亲是道光年间的秀才，由于家境贫寒，他只随父亲读过三年书。18岁时，家乡遭受了一场洪涝灾害，生活迫使他应征做了志愿劳工，只身远走南洋。张弼士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在马来西亚三年便小有积蓄，从此进入矿产、种植、银行业等领域，经过30余年的苦心经营，他竟然成为了拥有资产8000万两白银的南洋华侨首富。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某一时期一年的国库收入，这样的他富可敌国。
尽管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张弼士如所有中国人特有的习性一样，将自己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绝了当时英荷属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赏赐。回国后，他经过考察，决定成立一家葡萄酒公司。这项与众不同的决定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1871年，张弼士先生在参加一次外交酒会时碰到了一位法国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到过烟台，发现烟台这个地方，山葡萄非常多，用他从家乡带过来的一些小型酿酒设备做出来的酒，味道还是可以的。
得知这一情况的张弼士立刻有了一种冲动，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优秀的资源，却酿不出全世界喜爱的葡萄酒呢？此后，一次机会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回国投资建葡萄酒庄园的想法。
1891年，张弼士收到烟台东海关的邀请，到烟台办理矿产、铁路事宜，顺便考察了这里的土壤、水文状况。他认为，烟台地区和盛产葡萄酒的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气候也极其相似。随后，他将土壤样本寄往法国、意大利。后来，经过这两个国家的专家研究认定，这里是葡萄生长的天然良园。
1892年，51岁的张弼士，从南洋回到了祖国，将巨资300万两白银投入到烟台，开办了专门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公司，取名"张裕"。“张”自然是他的家族姓氏，"裕"字则代表了希望富裕昌盛之意，而沿着烟台海岸线建造大型的地下酒窖，就是他在祖国发展的第一步。
在建造酒窖的同时，张弼士也曾尝试用这种烟台本地土生土长的葡萄试制葡萄酒，但试验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里有满山遍野的野生葡萄，但这些野生葡萄根本无法酿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没有理想的酿酒原料，并没有挡住立志要实业救国的张弼士。寻找优良的葡萄品种，成为他当时的首要任务。在遍查分析各国优质的葡萄产区后，他做出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设想。
如果说是张骞在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了食用葡萄，那么在两千年之后，就是张弼士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能酿造红酒的葡萄，而这一次却是通过波涛汹涌的海上丝绸之路。
1897年，64万株，120多个品种的葡萄，从奥地利装运出发，驶向了东方人为它们精心设计的第二故乡。浩浩荡荡的船队历时半年，风尘仆仆地抵达烟台。然而意外发生了，栽种不久的葡萄，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另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是，构筑地窖的钢筋受海水腐蚀断裂，出现了渗漏、塌陷！失败和挫折，笼罩着诞生不久的张裕公司，是放弃还是继续？如何走出这风雨飘绕的困境？
经过多次的尝试和失败后，创始人张弼士决定将钢架结构的西法建造和中国的青砖土建法结合运用，最终解决了自家酒窖渗漏塌陷的问题。但是，葡萄的大面积死亡问题得不到解决，仍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烟台山上的野生葡萄，这个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
欧洲葡萄因为没有在烟台种過，跟个小孩一样，它没有产生抗性，一到新的环境条件下，就容易得病，所以张裕公司就用当地的葡萄枝条来嫁接。嫁接之后，形成对葡萄从虫害到冻害的抗性，使得葡萄能够正常的生长，葡萄种植问题终于解决了。
1500亩优良的葡萄为张裕公司的工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但酿造高质量的葡萄酒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酿酒方法，西方的葡萄酒酿造历史悠久，而且早就有工业化酿酒的现成经验，张弼士从欧洲引进了整套的工业化酿造设备后，还必须寻找到一位优秀的酿酒师。
张裕公司的创办初期，对酒师的引进非常严格，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叫“三聘酒师”。公司第一次聘的酒师在到中国的途中，走到上海，牙病感染去逝了。第二位，遇到了个外国版的南郭先生，一个滥竽充数的荷兰人，最后也没有成功。一次一次的翘首期盼，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和无奈，已经六十多岁的张弼士仍然在默默地等待。来到张裕公司的第三位酿酒师巴保，原本的身份是一位奥匈帝国驻烟台的领事官，出身于酿酒世家，拥有奥匈帝国颁发的酿酒证书。出于对酿酒的爱好和对张弼士的尊敬，巴保来到了张裕公司。
酿酒师是酿酒艺术的灵魂，他们掌管着葡萄美酒酿造艺术的密码，依靠舌尖和鼻子的敏感与特有的天赋，在色香味中精雕细琢。在张裕长达18年的酿酒经历中，巴保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把西方酿制美酒的密码与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壤珠联璧合，帮助烟台张裕酿造出了属于中国的葡萄美酒。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桶又一桶的美酒充填起这庞大的地下宫殿。高挑的石拱地下，齐整的木桶如同列队的士兵顺着墙面延展排开。看着眼前的场景，张弼士内心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觉得，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张裕公司生产的大量美酒将要上市，张弼士还必须做出最后努力。
此时，他还要做几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清政府官僚作风严重，申办一个手续必须要得到朝廷的点头许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鸿章终于为公司亲自批示，“准予专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这应该算是清政府批准的最早专利。
接下来，张弼士决定打通当时政治势力最强的环节——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他奉上一笔厚厚的晋见礼白银30万两，一举轰动紫禁城。张弼士同时上书千言，提出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等十二条建议，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赏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张弼士从此成为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完成了他葡萄酒上市前的主要准备工作。
在张裕酒厂的地下酒窖里，一个葡萄酒桶王的容量是15吨，加上其余的200多个小桶，公司当时的产量已经达到200多吨。但是，新的难题出现了，在那个封闭的旧中国，这些美酒的去向成为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中国有着两千年的酒文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葡萄酒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依然游历于陌生的边缘。在政治纷争、兵荒马乱的晚清时期，葡萄酒对中国人而言更是没有吸引力。
实际上，张弼士的目的也并非从中国人的口袋里赚钱，他的目标是那些喜欢喝葡萄酒的外国人。烟台从1856年起成为通商口岸，30余年之后已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世界，洋文、洋人遍布大街小巷。到了1911年前后，烟台每100个居民中就有两个外国人。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张弼士销售计划中的一部分。
就在張裕公司生产的葡萄酒销往世界各国的同时，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也在通过革命的手段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的理论和张弼士先生的实业兴邦、商业救国的理念非常吻合，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张弼士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暗中捐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
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商业生涯，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孙中山进京路过烟台。在参观张裕公司后，孙中山先生题赠“品重醴泉”四字，对张裕葡萄酒给予了高度评价。
1915年，74岁张弼士作为团长，和黄炎培一起率领中国商业报聘团，远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次全球酒业的盛会上，张裕的四种产品一举夺得金奖及最优等奖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庆功宴上，白发苍苍的张弼士有感而言：“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祖国的产品就能成为世界名牌。”这是中国近代开展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外交，中国酒类产品走出了国门，为世人肯定和瞩目。
1858年，大清帝国的江山在世界列强的大炮下分崩离析，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开放了沿海11处通商口岸。山东烟台这座当时仅有2万人的小城，也身在其中。
经历了30余年的开埠岁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烟台已经是另一幅模样，大街上到处走着高鼻梁的外国人、海岸上停着耀武扬威的外国战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2年在烟台的一片海岸线上，一项浩大的工程紧锣密鼓地破土动工了。在现代人眼里，这项工程颇似一把"手枪"。但这座工程并非一座军事工程，而是一座庞大的地下酒窖。它深入地下达7米，占地2600多平方米，八个巨大的拱洞交错连环，犹如一个欧洲中世纪的古堡迷宫。就是这样的一个酒窖，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去了整整11年的时间，花费了建造者300万两白银。300万两白银的巨额投资，远非一位普通商人或政界人士的能力所及。那么谁愿意花费价值三艘战舰的白银建造这样一座酒窖，在当时的环境下令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建造酒窖的主人，他就是近代传奇商人张弼士。
张弼士，广东大埔人，父亲是道光年间的秀才，由于家境贫寒，他只随父亲读过三年书。18岁时，家乡遭受了一场洪涝灾害，生活迫使他应征做了志愿劳工，只身远走南洋。张弼士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在马来西亚三年便小有积蓄，从此进入矿产、种植、银行业等领域，经过30余年的苦心经营，他竟然成为了拥有资产8000万两白银的南洋华侨首富。8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某一时期一年的国库收入，这样的他富可敌国。
尽管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张弼士如所有中国人特有的习性一样，将自己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绝了当时英荷属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赏赐。回国后，他经过考察，决定成立一家葡萄酒公司。这项与众不同的决定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1871年，张弼士先生在参加一次外交酒会时碰到了一位法国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到过烟台，发现烟台这个地方，山葡萄非常多，用他从家乡带过来的一些小型酿酒设备做出来的酒，味道还是可以的。
得知这一情况的张弼士立刻有了一种冲动，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优秀的资源，却酿不出全世界喜爱的葡萄酒呢？此后，一次机会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回国投资建葡萄酒庄园的想法。
1891年，张弼士收到烟台东海关的邀请，到烟台办理矿产、铁路事宜，顺便考察了这里的土壤、水文状况。他认为，烟台地区和盛产葡萄酒的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气候也极其相似。随后，他将土壤样本寄往法国、意大利。后来，经过这两个国家的专家研究认定，这里是葡萄生长的天然良园。
1892年，51岁的张弼士，从南洋回到了祖国，将巨资300万两白银投入到烟台，开办了专门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公司，取名"张裕"。“张”自然是他的家族姓氏，"裕"字则代表了希望富裕昌盛之意，而沿着烟台海岸线建造大型的地下酒窖，就是他在祖国发展的第一步。
在建造酒窖的同时，张弼士也曾尝试用这种烟台本地土生土长的葡萄试制葡萄酒，但试验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里有满山遍野的野生葡萄，但这些野生葡萄根本无法酿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没有理想的酿酒原料，并没有挡住立志要实业救国的张弼士。寻找优良的葡萄品种，成为他当时的首要任务。在遍查分析各国优质的葡萄产区后，他做出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设想。
如果说是张骞在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了食用葡萄，那么在两千年之后，就是张弼士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能酿造红酒的葡萄，而这一次却是通过波涛汹涌的海上丝绸之路。
1897年，64万株，120多个品种的葡萄，从奥地利装运出发，驶向了东方人为它们精心设计的第二故乡。浩浩荡荡的船队历时半年，风尘仆仆地抵达烟台。然而意外发生了，栽种不久的葡萄，出现大面积的死亡。
另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是，构筑地窖的钢筋受海水腐蚀断裂，出现了渗漏、塌陷！失败和挫折，笼罩着诞生不久的张裕公司，是放弃还是继续？如何走出这风雨飘绕的困境？
经过多次的尝试和失败后，创始人张弼士决定将钢架结构的西法建造和中国的青砖土建法结合运用，最终解决了自家酒窖渗漏塌陷的问题。但是，葡萄的大面积死亡问题得不到解决，仍然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烟台山上的野生葡萄，这个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
欧洲葡萄因为没有在烟台种過，跟个小孩一样，它没有产生抗性，一到新的环境条件下，就容易得病，所以张裕公司就用当地的葡萄枝条来嫁接。嫁接之后，形成对葡萄从虫害到冻害的抗性，使得葡萄能够正常的生长，葡萄种植问题终于解决了。
1500亩优良的葡萄为张裕公司的工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但酿造高质量的葡萄酒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酿酒方法，西方的葡萄酒酿造历史悠久，而且早就有工业化酿酒的现成经验，张弼士从欧洲引进了整套的工业化酿造设备后，还必须寻找到一位优秀的酿酒师。
张裕公司的创办初期，对酒师的引进非常严格，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叫“三聘酒师”。公司第一次聘的酒师在到中国的途中，走到上海，牙病感染去逝了。第二位，遇到了个外国版的南郭先生，一个滥竽充数的荷兰人，最后也没有成功。一次一次的翘首期盼，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和无奈，已经六十多岁的张弼士仍然在默默地等待。来到张裕公司的第三位酿酒师巴保，原本的身份是一位奥匈帝国驻烟台的领事官，出身于酿酒世家，拥有奥匈帝国颁发的酿酒证书。出于对酿酒的爱好和对张弼士的尊敬，巴保来到了张裕公司。
酿酒师是酿酒艺术的灵魂，他们掌管着葡萄美酒酿造艺术的密码，依靠舌尖和鼻子的敏感与特有的天赋，在色香味中精雕细琢。在张裕长达18年的酿酒经历中，巴保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把西方酿制美酒的密码与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壤珠联璧合，帮助烟台张裕酿造出了属于中国的葡萄美酒。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桶又一桶的美酒充填起这庞大的地下宫殿。高挑的石拱地下，齐整的木桶如同列队的士兵顺着墙面延展排开。看着眼前的场景，张弼士内心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觉得，自己实业救国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张裕公司生产的大量美酒将要上市，张弼士还必须做出最后努力。
此时，他还要做几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当时清政府官僚作风严重，申办一个手续必须要得到朝廷的点头许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鸿章终于为公司亲自批示，“准予专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这应该算是清政府批准的最早专利。
接下来，张弼士决定打通当时政治势力最强的环节——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他奉上一笔厚厚的晋见礼白银30万两，一举轰动紫禁城。张弼士同时上书千言，提出抵制洋货，以商战收回利权等十二条建议，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赏给他头品顶戴，太仆寺正卿职。张弼士从此成为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在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完成了他葡萄酒上市前的主要准备工作。
在张裕酒厂的地下酒窖里，一个葡萄酒桶王的容量是15吨，加上其余的200多个小桶，公司当时的产量已经达到200多吨。但是，新的难题出现了，在那个封闭的旧中国，这些美酒的去向成为下一步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中国有着两千年的酒文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葡萄酒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依然游历于陌生的边缘。在政治纷争、兵荒马乱的晚清时期，葡萄酒对中国人而言更是没有吸引力。
实际上，张弼士的目的也并非从中国人的口袋里赚钱，他的目标是那些喜欢喝葡萄酒的外国人。烟台从1856年起成为通商口岸，30余年之后已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世界，洋文、洋人遍布大街小巷。到了1911年前后，烟台每100个居民中就有两个外国人。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张弼士销售计划中的一部分。
就在張裕公司生产的葡萄酒销往世界各国的同时，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也在通过革命的手段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的理论和张弼士先生的实业兴邦、商业救国的理念非常吻合，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张弼士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暗中捐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
辛亥革命爆发后，又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商业生涯，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912年，孙中山进京路过烟台。在参观张裕公司后，孙中山先生题赠“品重醴泉”四字，对张裕葡萄酒给予了高度评价。
1915年，74岁张弼士作为团长，和黄炎培一起率领中国商业报聘团，远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次全球酒业的盛会上，张裕的四种产品一举夺得金奖及最优等奖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庆功宴上，白发苍苍的张弼士有感而言：“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祖国的产品就能成为世界名牌。”这是中国近代开展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外交，中国酒类产品走出了国门，为世人肯定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