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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和编剧把这部关于党争、战争的历史剧拍成了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励志剧，用理想、信仰这些对于今日中国早已稀缺的元素，弥补了严格审查后严肃历史剧对年轻观众吸引力的匮乏。
“夺一取一个政权，那得需要多么坚定的理想主义啊。”在跟记者聊起剧情时，导演张黎感慨，当年一二十人的共产党小组，现在能发展成七八千万，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他最新的电视剧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人间》)花了50集的篇幅叙述从1925到1949，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
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剧，投资方江苏广电总台给出的主题是展示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必然性。这不是轻松的事，评价如今的执政党，要政治正确，还要拍得好看，这两个任务，张黎完成得都相当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正确与迎合市场的双重挤压下，编剧江奇涛本人关于阶级对抗、国共关系、信仰理想、政权建设等等一系列严肃历史的思考并没有被损害。
虽说经历了100多处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在扎堆播放的红色献礼剧中，《人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他不是简单地歌颂英明伟大的执政党，而是希望从这个政党最光辉的那段历史中思考更多问题，烛照更多现实。
妥协与突破
片中有一个情节：1927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暴动，在上海的弄堂里，经过一天一夜激烈的巷战，这个才刚刚成立6年的政党居然夺取了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的统治权，成立了临时市民政府。但就在市政府的大堂里，闯入一个戴眼镜、胖乎乎的中年上海市民，一口上海普通话，将市民政府的领导者、剧中的主人公、一心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领袖质问得哑口无言。
他说：你们叫市民政府，那么市民的事你们还管不管?你们在我家门口打仗，水管子水管子打爆了，电线电线扯断了，这没水没电，让我们怎么过日子嘛?你们还口口声声说人民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让过日子吧，北洋政府好不好，我们不管，最起码人家管你水，管你电，是不是?你们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届不如一届吧!
这些并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编剧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爬梳而得的真实细节，长达50集的片子中，这样虚实相间的历史叙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生动而大胆的细节，让这部献礼剧看起来似乎不那么“主旋律”了。
剧中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杨立仁并没有那么坏，这个沾满了共产党员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甚至还赢得了大部分观众的喜爱；作为国民党高官的杨立华甚至可以大声质问女共产党员：“我去过莫斯科，那里不是天堂，你们的路也不是唯一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共产党的军官杨立青则可以坦率承认：合作之始，一方是土匪，一方是执政党，一方破衣烂衫，一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理所应当。
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共产党居然一边跟苏联人买军火、做生意，一边还雇佣日本工程师来研制炮弹，打内战。事实上，以前不总拿雇佣日本人打内战，聘请岗村宁次当顾问来问罪国民党吗?
对于这些看起来“政治不正确”的细节，作为投资方的江苏广电总台台长周莉说：“我们对导演最大的要求就是片子的立意，最高层面的立意应该是展示共产党执政、国民党下台的必然性，为了体现这个主题，我们增加了一些情节，也减少一些情节，把大的方向把控住了，至于具体的台词设计、人物塑造，则是编剧和导演应该充分享有的创作空间。”
对于片子经历的100多处修改，周莉说，大部分都是基于史实的准确性和史论的正确性所作出的，其间听取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等不少专家的意见。“片子初步拍出来后，我第一遍看时，最为忐忑的是把共产党领袖上瞿恩和林娥的孩子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家里，目被他们疼爱有加，这样的情节设计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周莉说，第一时间就去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组长刘益濤的意见。
刘益涛说，这样的故事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两党早期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因此，这一段剧情才得以完整保留，贯穿全剧始终。
初版剧中国民党将领范希亮的角色塑造同样让周莉相当紧张，这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班长、蒋介石嫡系师长，虽然亲手枪杀了自己尊敬的老师、共产党领袖，却仍然被导演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塑造成一个抗日名将、军中英雄。最终播出的版本中，范希亮的戏份被删减了许多，早早死于抗日战争最为耻辱的一场战役——中条山之战。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
片子播出后，网络上的热议，大大超出了周莉的预期，作为一个红色献礼剧，她原本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年轻人对这个严肃的历史正剧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这20多年的历史虽然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中山舰事件、412清党、秋收起义、锦州战役、重庆谈判这些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存在的字眼已经相当陌生。
年轻观众的热议，除了演员演技的评判，大多集中在片子中两个戏份并不算多的主人公。一个是瞿恩，这个被导演塑造成“神一样的人，完美无瑕的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承载了编剧全部关于共产党员美好想象的角色。”张黎说。为此，他萃取了一大批早期共产党精英的优点于一身，瞿秋白的书生意气和慷慨赴义、周恩来的英俊雄辩、蔡和森的举家留学、恽代英的青年导师风范，都化在瞿恩一人身上。
另外一个是董建昌，这个军阀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斥为“卖花布的出身”，汪精卫当权的时候，他买汪精卫的“期货”，蒋介石壮大后，他又投靠蒋介石，后来，解放军兵临城下，他又投降了共产党。他毫无信仰可言，在那个每个人都讲求信仰和理想的年代，这个人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丑。
可到了今天，在观众的眼里，他却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因为他有气有节有情有义，在最后投降的时候，还能说出“我把军队和城市交给了人民”这样无比政治正确的话，他对家庭呵护有加，在革命有了第一批成果时，他为自己的伴侣争取到了去莫斯科留学的机会，在打败日本人后，他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家人在上海置办下了豪华别墅。
瞿恩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在片中最为经典的台词是：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为了理想，他抛弃爱情，牵累家庭，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而董建昌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最大的信仰就是生存主义。有网友在网上设置了一个投票：如果要选老公，瞿恩和董建昌。你选哪个?结果选择董建昌的超过了半数。
另外一个异常火爆的投票是“如果你生在杨立青、林娥这样的大官僚、大银行家的权贵家庭，你会去革命吗?”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从片子中得到答案的问题，片子中的主人公始终强调“我们这是阶级对抗，不是个人恩怨”，可为什么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口口声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人自我的出身却都是相当富足的权贵阶层，杨立青、杨立秋如此，林娥亦如此，这些并不是编剧的杜撰， 真实的历史中，早期的共产党员里确实有一大批都出身于这样的权贵家庭。
一个阶级出身，甚至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俩为什么会产生那么深刻的“阶级对抗”?是主义之争瓦解了传统的中国，还是已经瓦解了的传统中国中不同性格的精英们将主义拿来当作争夺统治权的工具?对于这些形而上的革命命题，人们无意深究，但是网络上发起的投票，结果却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会”。这样的情境跟电视剧中1920年代的中国青年的选择何其相似，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是，先有了信仰，所有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先理解了各种情况，然后才会信仰。
在百度贴吧里，有网友发起话题，请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此剧观后的感受，最多的四个字是“理想信仰”，甚至还有人写下：“我要革命”。这些充斥网络的种种反响，让人不禁怀疑，理想、信仰、主义，这些鼓舞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字眼，在今日是不是真的早已成了奢侈品?
这样的反响也说明作为导演的张黎成功了’他把这部关于党争、战争的历史剧拍成了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励志剧，用理想、信仰这些对于今日中国早已稀缺的元素弥补了严格审查后的严肃历史剧对年轻观众吸引力的匮乏。那段原本血雨腥风的历史，在张黎力求唯美的镜头下，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编剧设计下变得像一首浪漫的革命诗歌，革命、爱情、留洋、救国、横刀立马、斩将杀贼，丝毫不见战争残酷，党争权谋，民生凋敝。而真实的历史镜像可能是无数充当了炮灰的普通人，还有民族的丑恶与不堪，而不是两党的精英们在上海大宅子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快意恩仇。
6月底，投资方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关于《人间》的研讨会，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准也感慨：这部片子什么都好，就是底层叙事太少了。精英和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但根本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李准说，如果能够增加一个底层士兵，或者是杨家这个大家族的保姆，这些生活最艰辛的人对国共25年斗争的感受和态度，就增加了强有力的视角。
但这些只能是感慨，如果真加入那些看起来凄苦无比的底层叙事，故事还会好看吗?场景还会华丽吗?主人公的生活还会那么从容与精致吗?张黎说，他是个不懂得向市场和收视率妥协的导演，“不能说因为多数观众对历史不熟悉，不感兴趣，我就去迁就他们，去改变剧本、台词。”所以，《人间》全剧充斥着诸如“主义”、“这不是个人恩怨，是阶级对抗”、“我们的党像大海，永远有着自我净化的能力”、“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劳苦大众的中国”等等这些与今天观众的口味相去甚远，与一部志在取得市场成功的电视剧似乎格格不入的台词。
兴亡之道
作为一个通俗文化消费品，《人间》已经算是取得了成功，它让各种类型的观众从50集的电视剧中看到了许多自己想看的东西，男人好革命，心向往之，女人喜爱情，纠结于那些今天已经无法让人理解的情爱。导演的能耐在于将二者精心地编织在一起，就像片中主人公杨立仁的那句台词：“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义语，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二者献身。”
但对于此片的编剧江奇涛而言，文化消费品的定位显然不足以概括他在此片中更大的野心。江奇涛是个神秘的人，多年来他创作了《汉武大帝》、《亮剑》等等脍炙人口的剧本，是圈內出了名的一流编剧，但他却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关于他的身世，只是张黎曾经透露过，他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军旅作家，出生在传统的共产党家族，父亲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人间》是江奇涛改编自自己的小说，准备了两年之久，比之《汉武大帝》、《亮剑》等片，《人间》显然有着更大的野心，国共两党关系背后，承载的是编剧关于兴亡之道的思考，从这一点上跟《汉武大帝》没有区别，但这个兴亡之道不是遥远的大汉王朝，而是当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因此含蓄了许多。
在一篇文章中，江奇涛曾经提出过电视剧创作的“新历史主义”，他说，以复活沉睡的历史为基本功能的历史剧，其创作表达的首要任务是让沉睡在烟波浩渺的史书中的事件和人物鲜活、生动地走进今人的视野，实现今天与昨天的对话。
具体到《人间》此剧，不难看出，编剧着力塑造的瞿恩和董建昌两个气质极端对立的人物，背后隐喻的是理想主义的共产党战胜了实用主义的国民党。夺取政权靠理想，但是，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实用主义。
片子的结尾处，“国民党”埋葬了父亲和政权，满载着黄金美元，穿越海峡，在孤岛台湾开始了三民主义指引下的国家建设，而共产党，再次回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拉开了共产主义实验的大幕，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主义，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在将近30年的军事斗争之后，在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鲜血、生命和物质代价之后，两个政党各得其所，主义之争没有结束，一直到建国6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着，实验着。
而60年来，前30年是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后30年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思维指导国家建设的30年。走到今天，革命已经完成，建设却仍然任重道远。“我多次跟编剧沟通，他想表达的就是60年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共产党早期，前辈们身上闪光的东西，怎么来看待理想和信仰。”周莉说，所以编剧花大力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共产党员和一个实用主义的董建昌，他认为这样的角色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大量存在，在党内同样存在。
60年了，即使是在这个建国60年的纪念当口，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很多年前，它曾用它的理想和主义将那个动荡的年代渲染得火红而热烈。今天，那些曾经的理想还需要重拾吗?又将如何重拾?这是一个执政60年的政党应有的自我审视，但一部电视剧远远给不出答案，导演只是在最后一个镜头上打出一句台词：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夺一取一个政权，那得需要多么坚定的理想主义啊。”在跟记者聊起剧情时，导演张黎感慨，当年一二十人的共产党小组，现在能发展成七八千万，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他最新的电视剧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人间》)花了50集的篇幅叙述从1925到1949，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步夺取政权的。
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剧，投资方江苏广电总台给出的主题是展示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必然性。这不是轻松的事，评价如今的执政党，要政治正确，还要拍得好看，这两个任务，张黎完成得都相当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政治正确与迎合市场的双重挤压下，编剧江奇涛本人关于阶级对抗、国共关系、信仰理想、政权建设等等一系列严肃历史的思考并没有被损害。
虽说经历了100多处修改，但到目前为止，在扎堆播放的红色献礼剧中，《人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他不是简单地歌颂英明伟大的执政党，而是希望从这个政党最光辉的那段历史中思考更多问题，烛照更多现实。
妥协与突破
片中有一个情节：1927年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暴动，在上海的弄堂里，经过一天一夜激烈的巷战，这个才刚刚成立6年的政党居然夺取了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的统治权，成立了临时市民政府。但就在市政府的大堂里，闯入一个戴眼镜、胖乎乎的中年上海市民，一口上海普通话，将市民政府的领导者、剧中的主人公、一心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共产党领袖质问得哑口无言。
他说：你们叫市民政府，那么市民的事你们还管不管?你们在我家门口打仗，水管子水管子打爆了，电线电线扯断了，这没水没电，让我们怎么过日子嘛?你们还口口声声说人民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让过日子吧，北洋政府好不好，我们不管，最起码人家管你水，管你电，是不是?你们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届不如一届吧!
这些并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编剧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爬梳而得的真实细节，长达50集的片子中，这样虚实相间的历史叙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生动而大胆的细节，让这部献礼剧看起来似乎不那么“主旋律”了。
剧中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杨立仁并没有那么坏，这个沾满了共产党员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甚至还赢得了大部分观众的喜爱；作为国民党高官的杨立华甚至可以大声质问女共产党员：“我去过莫斯科，那里不是天堂，你们的路也不是唯一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共产党的军官杨立青则可以坦率承认：合作之始，一方是土匪，一方是执政党，一方破衣烂衫，一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机器，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理所应当。
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共产党居然一边跟苏联人买军火、做生意，一边还雇佣日本工程师来研制炮弹，打内战。事实上，以前不总拿雇佣日本人打内战，聘请岗村宁次当顾问来问罪国民党吗?
对于这些看起来“政治不正确”的细节，作为投资方的江苏广电总台台长周莉说：“我们对导演最大的要求就是片子的立意，最高层面的立意应该是展示共产党执政、国民党下台的必然性，为了体现这个主题，我们增加了一些情节，也减少一些情节，把大的方向把控住了，至于具体的台词设计、人物塑造，则是编剧和导演应该充分享有的创作空间。”
对于片子经历的100多处修改，周莉说，大部分都是基于史实的准确性和史论的正确性所作出的，其间听取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等不少专家的意见。“片子初步拍出来后，我第一遍看时，最为忐忑的是把共产党领袖上瞿恩和林娥的孩子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家里，目被他们疼爱有加，这样的情节设计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周莉说，第一时间就去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组长刘益濤的意见。
刘益涛说，这样的故事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两党早期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因此，这一段剧情才得以完整保留，贯穿全剧始终。
初版剧中国民党将领范希亮的角色塑造同样让周莉相当紧张，这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班长、蒋介石嫡系师长，虽然亲手枪杀了自己尊敬的老师、共产党领袖，却仍然被导演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塑造成一个抗日名将、军中英雄。最终播出的版本中，范希亮的戏份被删减了许多，早早死于抗日战争最为耻辱的一场战役——中条山之战。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
片子播出后，网络上的热议，大大超出了周莉的预期，作为一个红色献礼剧，她原本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的年轻人对这个严肃的历史正剧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这20多年的历史虽然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中山舰事件、412清党、秋收起义、锦州战役、重庆谈判这些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存在的字眼已经相当陌生。
年轻观众的热议，除了演员演技的评判，大多集中在片子中两个戏份并不算多的主人公。一个是瞿恩，这个被导演塑造成“神一样的人，完美无瑕的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承载了编剧全部关于共产党员美好想象的角色。”张黎说。为此，他萃取了一大批早期共产党精英的优点于一身，瞿秋白的书生意气和慷慨赴义、周恩来的英俊雄辩、蔡和森的举家留学、恽代英的青年导师风范，都化在瞿恩一人身上。
另外一个是董建昌，这个军阀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斥为“卖花布的出身”，汪精卫当权的时候，他买汪精卫的“期货”，蒋介石壮大后，他又投靠蒋介石，后来，解放军兵临城下，他又投降了共产党。他毫无信仰可言，在那个每个人都讲求信仰和理想的年代，这个人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丑。
可到了今天，在观众的眼里，他却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因为他有气有节有情有义，在最后投降的时候，还能说出“我把军队和城市交给了人民”这样无比政治正确的话，他对家庭呵护有加，在革命有了第一批成果时，他为自己的伴侣争取到了去莫斯科留学的机会，在打败日本人后，他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家人在上海置办下了豪华别墅。
瞿恩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在片中最为经典的台词是：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为了理想，他抛弃爱情，牵累家庭，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而董建昌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最大的信仰就是生存主义。有网友在网上设置了一个投票：如果要选老公，瞿恩和董建昌。你选哪个?结果选择董建昌的超过了半数。
另外一个异常火爆的投票是“如果你生在杨立青、林娥这样的大官僚、大银行家的权贵家庭，你会去革命吗?”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从片子中得到答案的问题，片子中的主人公始终强调“我们这是阶级对抗，不是个人恩怨”，可为什么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口口声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人自我的出身却都是相当富足的权贵阶层，杨立青、杨立秋如此，林娥亦如此，这些并不是编剧的杜撰， 真实的历史中，早期的共产党员里确实有一大批都出身于这样的权贵家庭。
一个阶级出身，甚至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俩为什么会产生那么深刻的“阶级对抗”?是主义之争瓦解了传统的中国，还是已经瓦解了的传统中国中不同性格的精英们将主义拿来当作争夺统治权的工具?对于这些形而上的革命命题，人们无意深究，但是网络上发起的投票，结果却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会”。这样的情境跟电视剧中1920年代的中国青年的选择何其相似，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是，先有了信仰，所有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先理解了各种情况，然后才会信仰。
在百度贴吧里，有网友发起话题，请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此剧观后的感受，最多的四个字是“理想信仰”，甚至还有人写下：“我要革命”。这些充斥网络的种种反响，让人不禁怀疑，理想、信仰、主义，这些鼓舞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字眼，在今日是不是真的早已成了奢侈品?
这样的反响也说明作为导演的张黎成功了’他把这部关于党争、战争的历史剧拍成了一部关于理想主义的励志剧，用理想、信仰这些对于今日中国早已稀缺的元素弥补了严格审查后的严肃历史剧对年轻观众吸引力的匮乏。那段原本血雨腥风的历史，在张黎力求唯美的镜头下，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编剧设计下变得像一首浪漫的革命诗歌，革命、爱情、留洋、救国、横刀立马、斩将杀贼，丝毫不见战争残酷，党争权谋，民生凋敝。而真实的历史镜像可能是无数充当了炮灰的普通人，还有民族的丑恶与不堪，而不是两党的精英们在上海大宅子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快意恩仇。
6月底，投资方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关于《人间》的研讨会，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李准也感慨：这部片子什么都好，就是底层叙事太少了。精英和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但根本上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李准说，如果能够增加一个底层士兵，或者是杨家这个大家族的保姆，这些生活最艰辛的人对国共25年斗争的感受和态度，就增加了强有力的视角。
但这些只能是感慨，如果真加入那些看起来凄苦无比的底层叙事，故事还会好看吗?场景还会华丽吗?主人公的生活还会那么从容与精致吗?张黎说，他是个不懂得向市场和收视率妥协的导演，“不能说因为多数观众对历史不熟悉，不感兴趣，我就去迁就他们，去改变剧本、台词。”所以，《人间》全剧充斥着诸如“主义”、“这不是个人恩怨，是阶级对抗”、“我们的党像大海，永远有着自我净化的能力”、“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劳苦大众的中国”等等这些与今天观众的口味相去甚远，与一部志在取得市场成功的电视剧似乎格格不入的台词。
兴亡之道
作为一个通俗文化消费品，《人间》已经算是取得了成功，它让各种类型的观众从50集的电视剧中看到了许多自己想看的东西，男人好革命，心向往之，女人喜爱情，纠结于那些今天已经无法让人理解的情爱。导演的能耐在于将二者精心地编织在一起，就像片中主人公杨立仁的那句台词：“从本质上讲，革命和情爱是同义语，都需要狂热和迷恋，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二者献身。”
但对于此片的编剧江奇涛而言，文化消费品的定位显然不足以概括他在此片中更大的野心。江奇涛是个神秘的人，多年来他创作了《汉武大帝》、《亮剑》等等脍炙人口的剧本，是圈內出了名的一流编剧，但他却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关于他的身世，只是张黎曾经透露过，他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军旅作家，出生在传统的共产党家族，父亲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人间》是江奇涛改编自自己的小说，准备了两年之久，比之《汉武大帝》、《亮剑》等片，《人间》显然有着更大的野心，国共两党关系背后，承载的是编剧关于兴亡之道的思考，从这一点上跟《汉武大帝》没有区别，但这个兴亡之道不是遥远的大汉王朝，而是当今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因此含蓄了许多。
在一篇文章中，江奇涛曾经提出过电视剧创作的“新历史主义”，他说，以复活沉睡的历史为基本功能的历史剧，其创作表达的首要任务是让沉睡在烟波浩渺的史书中的事件和人物鲜活、生动地走进今人的视野，实现今天与昨天的对话。
具体到《人间》此剧，不难看出，编剧着力塑造的瞿恩和董建昌两个气质极端对立的人物，背后隐喻的是理想主义的共产党战胜了实用主义的国民党。夺取政权靠理想，但是，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实用主义。
片子的结尾处，“国民党”埋葬了父亲和政权，满载着黄金美元，穿越海峡，在孤岛台湾开始了三民主义指引下的国家建设，而共产党，再次回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拉开了共产主义实验的大幕，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主义，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在将近30年的军事斗争之后，在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鲜血、生命和物质代价之后，两个政党各得其所，主义之争没有结束，一直到建国6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继续着，实验着。
而60年来，前30年是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后30年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思维指导国家建设的30年。走到今天，革命已经完成，建设却仍然任重道远。“我多次跟编剧沟通，他想表达的就是60年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共产党早期，前辈们身上闪光的东西，怎么来看待理想和信仰。”周莉说，所以编剧花大力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共产党员和一个实用主义的董建昌，他认为这样的角色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上大量存在，在党内同样存在。
60年了，即使是在这个建国60年的纪念当口，也没有多少人记得，很多年前，它曾用它的理想和主义将那个动荡的年代渲染得火红而热烈。今天，那些曾经的理想还需要重拾吗?又将如何重拾?这是一个执政60年的政党应有的自我审视，但一部电视剧远远给不出答案，导演只是在最后一个镜头上打出一句台词：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