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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沉重地打击了中国晋西的小城祁县。上百家以玻璃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考验。
“烟囱冒烟就说明工厂还开着，不冒烟的就是停产的。”范师傅手握方向盘说话的时候，我们正在驶进祁县城南的温曲村，这里是祁县玻璃企业集中地之一，往东的下申村、五里坡集中着祁县一半多的玻璃企业。路上人迹寥寥，高高耸立的烟囱数量代表着每户企业的规模，但是大部分烟囱已经不冒烟了。
“要是在以前，路两边都是下班等公交的工人，附近的网吧也是满的。”范师傅说。他有一个朋友，夫妻两个都在玻璃厂工作，从7月份开始“放假”，如今已经过去5个月了。而前几年的时候，“生意好的工厂车间主任年底能发一辆三四万的汽车，领班能有几千块的奖金。”范师傅讲。
祁县，这个位于太原市以南80公里、人口只有26万的县城，曾在2002年被中国轻工联合会授予“中国玻璃器皿生产出口基地”称号。该县出口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年产值10亿人民币，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吸纳3.5万人就业，是全国最大的玻璃吹制品出口基地，上缴利税占到县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
当地政府对此寄予厚望，在祁县政府“十一五”规划纲要里，祁县玻璃器皿首当其冲，“力争到‘十一五’期末，玻璃器皿产值突破40亿元，自营出口达到70％以上，出口额占到全国50％”。
如今，随着玻璃器皿主要市场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危机，这个历史上曾出过王允、王维、罗贯中，近代出现过乔家、渠家、何家等一批明清金融巨贾的县城。正面临着一场剧烈的冲击。
“今年祁县经济在晋中地区又要倒数了。”范师傅叹了一口气，“以往靠玻璃出口，能保持在中游水平，今年靠不住了，很多玻璃企业都倒闭了。”
困窘的大华
一眼望去，大华玻璃厂的办公区都是空空的座椅，很多员工都“放假”了。这个祁县最大的玻璃企业，有5盘电熔炉，现在只开了两盘，原有4000多人，如今只剩下1000多。
今年七八月份，企管部的郝主任明显感觉到订单在减少。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年7月份到9月份，是玻璃销售订货的高峰，“但是今年感觉这个高峰根本就没来。”这位看起来敦厚踏实的负责人所在的大华玻璃器皿公司，总资产3个亿，近年来年平均出口额2亿人民币，他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每月订单平均能达到1400万左右，但是今年只有900万。
“价格也低了，原本1块钱的出口价，现在只能卖8毛。”郝主任说，原计划今年2亿元人民币的年出口额，只好调整到了1.5亿。他告诉记者，董事长闫保平去太原陪客户了。“现在遇到一个有潜力的客户，老板格外重视。”
郝主任解释，记者刚才看到的烟囱是一种最古老的圆炉，烧煤，污染比较大。如今很多祁县的大玻璃企业都开始用天然气炉或者电熔炉，圆炉只是做特殊材料时才用。
“祁县的玻璃厂之前有大概1604个，如今只剩下了40个左右。”郝主任说，即使是剩下的40个厂子，也都减产了，在勉强维持，“祁县比较大的玻璃厂，像宏艺，他们厂有两盘电炉，停了一盘；晶鹏也是有两盘，现在停了一盘。”
这个1992年以5000元的流动资金建厂的玻璃企业，遇到了16年来最大的困难。郝主任和董事长闫保平的烦恼还不止这些。2006时11月，大华和美国三期玻璃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山西帝豪玻璃有限公司，美方以机器、技术入股，并投资200万美元，中方以流动资金、土地、厂矿、人员入股，新厂主要烧机制玻璃，预计“一天出料60吨”，比原有的大华玻璃厂规模还要大。
新玻璃厂本来预计7月份开工，因为美方在美国投资失败，拿不出投资而不能开工运转。这个年产能预计达到3.6亿人民币的工厂胎死腹中，刚刚招聘的200名工人只好就地解散。“什么都安装好了，冷试车也试了，我们跟可口可乐公司和美国蜡烛公司已经签订了1600万只的订单，但就是没有资金。”大华投资的8000万也被套住了。
“现在我们没钱啊，银行贷不出款来，我们自己投不起。报纸上老宣传国家支持中小企业，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政策的优惠。”郝主任说。除了裁员之外，他们能做的节约资金的应对措施，一个是内部节能降耗，对生产环节搞一些小革新、小发明，尽量节约成本。
“像我们就是沾了宜家的光，现在订单还是有一些。”郝主任说，大华玻璃厂是宜家的战略合作伙伴，有70％的订单来自宜家。但是玻璃杯子卖给宜家，后者贴上自己牌子，转手就在国内卖出数倍于出口价的价格，也让他很无奈。
“我们老总2006年走访十几个国家，大华玻璃杯在国外贴人家的牌子，卖的价格最高要高15倍。这是我们祁县玻璃企业的悲哀。”
市场没了
“现在的变化是订单小了、价格低了、交期短了、品种杂了。”晶鹏玻璃公司董事长李建国说，因为金融风暴，行情动荡，客户不敢预测三个月以后的市场。只能做短期订单。从11月份开始，他感觉订单明显下降。“我们好多美国的客户，有好几个这段时间申请破产了，有一个客户，股票由45美元降到8美分，我就知道他要破产了，我们肯定要受牵连。”他现在感觉美国市场完全停顿了，因为祁县整个玻璃器皿出口80％市场在美国，所以总体遭受巨大打击。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工厂每个月出口额大致在100到120万美元，现在订单价格低了，额度也小了，但你得有这么大的生产量，没有你就开不了工。”最近半个月，李建国发现欧洲开始大批量接受便宜的订单。“以前的欧洲人要产品的品牌、质量，现在他们没办法，也接受次点的，南非还有一些要二等品的。”
比起大华，晶鹏玻璃公司董事长李建国显得更有底气。他的厂子规模虽然在祁县排第三，但2000多员工一个都没少。在所有玻璃厂企业老总里面，李建国资格最老，说起来，大华玻璃厂董事长闫保平还是他的徒弟。李建国15岁时进入国营祁县玻璃厂“吹小块”，做吹管工，最后做到副厂长，1991年，他带着手下的一帮徒弟辞职另开门户。
“17年了，这个厂子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我们没有借过一次国家的贷款。”这位54岁的敦厚男人，有着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特有的保守和踏实，他的资金压力要比大华小一些。
订单价格低，就要解决成本问题，晶鹏如今更加注重成本核算，公司内部专门设立了几个小的核算单位，核算产品成本。“其实五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做了。”李建国拿起一个杯子，“就像这批杯子，正常的出厂价应该是6块人民币，但是这段时间只能卖4块，这两块钱的风险怎么化解?我们的管理者拿回去，大家商量，做不做?不做只能死，做咱们就要消化这个成本。这个就分散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不这样做大家没饭吃。”
李建国指着公司墙上张贴的工资设置表给记者看，从11月到2009年4月份，公司员工工资，原来超过1500的，降到1500；800块以上的，降到800。“外面70％ 的工人已经没工作了，现在老百姓反应可灵敏了，他们都很理解。”
“咱们这种行当实际上就是人肉换着吃猪肉，太苦了。”他向记者抱怨现在生意难做，经常停电，“一停电我们要自己用柴油发电，一度电的油钱就要一块两毛钱，前段时间柴油涨到八千块钱一吨，我们也得买。”
在晶鹏公司的墙上，张贴着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新颁布的出口退税调整表，12月起，玻璃器皿出口退税由5％增加到11％，李建国指着图表，“老外精明的很，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谈价格的时候就说，把那6％给我们吧。”
“最初改革开放的时候只要敢干就可以赚钱。但是三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就像现在，通过这一次危机，你要不专业你就得出局。除了专业，你不努力也不行。”李建国说。
他说的也许是对的，距离晶鹏玻璃厂不远处的吉旺玻璃厂已经完全停产了，这是个只有一百人的小厂，厂长吕生勇的妻子李女士正在张罗着几个工人忙活，准备在厂子西头修建—个浴池，“挣点钱过年”。
华尔街漩涡
在老一辈祁县人记忆里，祁县玻璃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解放前，一帮来自附近交城、晋城的手艺人，冬天在家庭作坊里吹一种祁县话叫“流哩个嘣儿”的玻璃制儿童玩具，正月里扛着大笼子沿街叫卖。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祁县就此开始有了玻璃工艺的火种。解放后，祁县国营玻璃厂开始生产马灯玻璃灯罩，八成在国内销售，其余市场则在非洲。上世纪90年代祁县私营玻璃企业风起云涌，最高峰曾达到200家，就业人数达到3.5万，约占祁县人口的六分之一。
祁县的街头看不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惊涛骇浪，建于几百年前的老城更是似乎没有知觉。街道两边的店铺风格仍是几百年前的，和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并无不同，问起老城的年头，祁县人都说“自古就有”，至于多“古”，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祁县人把平遥和祁县的对比用饺子打了个比方。叫“平遥皮好，祁县馅好”，“平遥就是有城墙嘛，祁县的城墙以前比平遥得要好得多，只是后来给拆了。不过祁县的大院比平遥的好得多。”但是来山西旅游的游客。去过祁县城北12公里的乔家大院后，便往东直奔平遥，很少有人来吃这里的馅。
这让渠家大院的馆长助理刘立本有些郁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曾任县文化局副局长，是乔家大院最早开发者。渠家大院占了祁县东半城，号称“渠半城”，但是游人要比乔家大院少得多。
在老城的胡同，每走不远就能看到一处大院，当地政府把这些院落都保存得很好。一律高高的院墙，墙头还修有垛口，像小长城。两百年前，这些院落的主人驰骋九州，票号遍布中国，而总部就在这处位于太原以南80公里的县城以及周围的太古和平遥县城。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在一部作品里大为感慨，曾把太古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世事轮回，昔日“中国的华尔街”的后代，正在承受今日华尔街所造成的地震波及。
“你来的这个时机不好。现在破产的小企业厂长躲债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情接受采访?”中小企业局局长申建平对记者说。
为了帮助扶持祁县玻璃企业，祁县政府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申建平告诉记者，最初出口退税调整中。并没有玻璃企业，分管县长带着人，每天跑太原商务厅财政厅，又住到北京跑商务部、财务部、发改委，“不管怎么样，最后给我们把出口退税从5％调到了11％”。
但政府部门提供的帮助也就这些了，“到了县里一级，银行权利是很小的，很多银行—分钱的贷款权利都没有。”申建平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企业“减少点干扰”。“不能说这个部门去了，那个部门又去了，检查这个检查那个。”
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远通玻璃器皿公司的会议室里，除了所有玻璃企业常见的大量各式各样的玻璃杯，还陈列着其他玻璃企业没有的产品：几件琉璃质地的吉祥物和几只大玻璃杯。远通玻璃器皿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固然告诉记者，他们正准备生产榨汁机用的大玻璃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四次市场调查，市场前景很大。
他和董事长两个人最近都特别忙，但不是因为目前的玻璃出口，而是别的项目。桌子上放的琉璃工艺品是他今年春节就要上马的项目，和太原的一个经销商进行合作。至于玻璃器皿出口市场，范固然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和中东。目前他们正在找外贸公司合作，并且参加一些展览，寻找自己的客户。
“祁县玻璃厂的垮台是必然的，靠低价劳动力来拿订单的方式已经不灵了。”范固然是市场营销科班出身。曾在河南安徽工作多年。三年前回到祁县，在这家中等规模的玻璃厂做总经理。祁县玻璃厂“近亲结婚”，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都让他觉得没前途。
“祁县一个技术人员的工资是1500块人民币，到越南只要400就够了。玻璃器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工资就占到了40％。现在很多外商采购已经转到越南和印度去了。”范固然所在的远通玻璃厂只开了一盘炉，原有职工400人左右，现在有100多人。
“你可以随便坐在一个厂的业务部，看看他们和客户是怎么谈判的。定价权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你根本没有和他讨价还价的权利，你说不做他马上就给第二家做去了。说祁县玻璃厂是世界工厂都是客气的，我们其实就是人家的一个生产车间。”
对于祁县玻璃厂的未来，范固然觉得需要“重新洗牌”，“都死了再重新起来，去粗取精，在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谁是真正的企业家。”在记者的了解走访中，只有他开始开发国内市场。很多企业还在等待，对转型考虑的不多，李建国认为要“慢慢来”。
“在表面上，祁县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变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变了。”李建国告诉记者，晶鹏已经完全实现了股份制的转型，他给记者画了一张公司结构图，向记者解释公司股份制结构的运作模式。
在此期间，他接到了来自大洋彼岸办事处的电话。属下汇报，一家他们之前合作的匹兹堡公司要倒闭了，想再次和他们谈合作的事情。“那家公司之前就要和我们合作，但是他的出价太高，我们没答应，现在他们要垮台了，条件就没那么高了。”他向记者解释。
“你们讨论一下吧，看有没有文章可以傲，把他的技术和市场通过合作咱们接过来，因为他有他的客户群体嘛。”这位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董事长，对着电话大声说。
“烟囱冒烟就说明工厂还开着，不冒烟的就是停产的。”范师傅手握方向盘说话的时候，我们正在驶进祁县城南的温曲村，这里是祁县玻璃企业集中地之一，往东的下申村、五里坡集中着祁县一半多的玻璃企业。路上人迹寥寥，高高耸立的烟囱数量代表着每户企业的规模，但是大部分烟囱已经不冒烟了。
“要是在以前，路两边都是下班等公交的工人，附近的网吧也是满的。”范师傅说。他有一个朋友，夫妻两个都在玻璃厂工作，从7月份开始“放假”，如今已经过去5个月了。而前几年的时候，“生意好的工厂车间主任年底能发一辆三四万的汽车，领班能有几千块的奖金。”范师傅讲。
祁县，这个位于太原市以南80公里、人口只有26万的县城，曾在2002年被中国轻工联合会授予“中国玻璃器皿生产出口基地”称号。该县出口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年产值10亿人民币，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吸纳3.5万人就业，是全国最大的玻璃吹制品出口基地，上缴利税占到县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
当地政府对此寄予厚望，在祁县政府“十一五”规划纲要里，祁县玻璃器皿首当其冲，“力争到‘十一五’期末，玻璃器皿产值突破40亿元，自营出口达到70％以上，出口额占到全国50％”。
如今，随着玻璃器皿主要市场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危机，这个历史上曾出过王允、王维、罗贯中，近代出现过乔家、渠家、何家等一批明清金融巨贾的县城。正面临着一场剧烈的冲击。
“今年祁县经济在晋中地区又要倒数了。”范师傅叹了一口气，“以往靠玻璃出口，能保持在中游水平，今年靠不住了，很多玻璃企业都倒闭了。”
困窘的大华
一眼望去，大华玻璃厂的办公区都是空空的座椅，很多员工都“放假”了。这个祁县最大的玻璃企业，有5盘电熔炉，现在只开了两盘，原有4000多人，如今只剩下1000多。
今年七八月份，企管部的郝主任明显感觉到订单在减少。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年7月份到9月份，是玻璃销售订货的高峰，“但是今年感觉这个高峰根本就没来。”这位看起来敦厚踏实的负责人所在的大华玻璃器皿公司，总资产3个亿，近年来年平均出口额2亿人民币，他告诉记者，往年这个时候每月订单平均能达到1400万左右，但是今年只有900万。
“价格也低了，原本1块钱的出口价，现在只能卖8毛。”郝主任说，原计划今年2亿元人民币的年出口额，只好调整到了1.5亿。他告诉记者，董事长闫保平去太原陪客户了。“现在遇到一个有潜力的客户，老板格外重视。”
郝主任解释，记者刚才看到的烟囱是一种最古老的圆炉，烧煤，污染比较大。如今很多祁县的大玻璃企业都开始用天然气炉或者电熔炉，圆炉只是做特殊材料时才用。
“祁县的玻璃厂之前有大概1604个，如今只剩下了40个左右。”郝主任说，即使是剩下的40个厂子，也都减产了，在勉强维持，“祁县比较大的玻璃厂，像宏艺，他们厂有两盘电炉，停了一盘；晶鹏也是有两盘，现在停了一盘。”
这个1992年以5000元的流动资金建厂的玻璃企业，遇到了16年来最大的困难。郝主任和董事长闫保平的烦恼还不止这些。2006时11月，大华和美国三期玻璃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山西帝豪玻璃有限公司，美方以机器、技术入股，并投资200万美元，中方以流动资金、土地、厂矿、人员入股，新厂主要烧机制玻璃，预计“一天出料60吨”，比原有的大华玻璃厂规模还要大。
新玻璃厂本来预计7月份开工，因为美方在美国投资失败，拿不出投资而不能开工运转。这个年产能预计达到3.6亿人民币的工厂胎死腹中，刚刚招聘的200名工人只好就地解散。“什么都安装好了，冷试车也试了，我们跟可口可乐公司和美国蜡烛公司已经签订了1600万只的订单，但就是没有资金。”大华投资的8000万也被套住了。
“现在我们没钱啊，银行贷不出款来，我们自己投不起。报纸上老宣传国家支持中小企业，我们根本感受不到政策的优惠。”郝主任说。除了裁员之外，他们能做的节约资金的应对措施，一个是内部节能降耗，对生产环节搞一些小革新、小发明，尽量节约成本。
“像我们就是沾了宜家的光，现在订单还是有一些。”郝主任说，大华玻璃厂是宜家的战略合作伙伴，有70％的订单来自宜家。但是玻璃杯子卖给宜家，后者贴上自己牌子，转手就在国内卖出数倍于出口价的价格，也让他很无奈。
“我们老总2006年走访十几个国家，大华玻璃杯在国外贴人家的牌子，卖的价格最高要高15倍。这是我们祁县玻璃企业的悲哀。”
市场没了
“现在的变化是订单小了、价格低了、交期短了、品种杂了。”晶鹏玻璃公司董事长李建国说，因为金融风暴，行情动荡，客户不敢预测三个月以后的市场。只能做短期订单。从11月份开始，他感觉订单明显下降。“我们好多美国的客户，有好几个这段时间申请破产了，有一个客户，股票由45美元降到8美分，我就知道他要破产了，我们肯定要受牵连。”他现在感觉美国市场完全停顿了，因为祁县整个玻璃器皿出口80％市场在美国，所以总体遭受巨大打击。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工厂每个月出口额大致在100到120万美元，现在订单价格低了，额度也小了，但你得有这么大的生产量，没有你就开不了工。”最近半个月，李建国发现欧洲开始大批量接受便宜的订单。“以前的欧洲人要产品的品牌、质量，现在他们没办法，也接受次点的，南非还有一些要二等品的。”
比起大华，晶鹏玻璃公司董事长李建国显得更有底气。他的厂子规模虽然在祁县排第三，但2000多员工一个都没少。在所有玻璃厂企业老总里面，李建国资格最老，说起来，大华玻璃厂董事长闫保平还是他的徒弟。李建国15岁时进入国营祁县玻璃厂“吹小块”，做吹管工，最后做到副厂长，1991年，他带着手下的一帮徒弟辞职另开门户。
“17年了，这个厂子是一点一点走过来的，我们没有借过一次国家的贷款。”这位54岁的敦厚男人，有着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特有的保守和踏实，他的资金压力要比大华小一些。
订单价格低，就要解决成本问题，晶鹏如今更加注重成本核算，公司内部专门设立了几个小的核算单位，核算产品成本。“其实五年以前我们就开始做了。”李建国拿起一个杯子，“就像这批杯子，正常的出厂价应该是6块人民币，但是这段时间只能卖4块，这两块钱的风险怎么化解?我们的管理者拿回去，大家商量，做不做?不做只能死，做咱们就要消化这个成本。这个就分散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不这样做大家没饭吃。”
李建国指着公司墙上张贴的工资设置表给记者看，从11月到2009年4月份，公司员工工资，原来超过1500的，降到1500；800块以上的，降到800。“外面70％ 的工人已经没工作了，现在老百姓反应可灵敏了，他们都很理解。”
“咱们这种行当实际上就是人肉换着吃猪肉，太苦了。”他向记者抱怨现在生意难做，经常停电，“一停电我们要自己用柴油发电，一度电的油钱就要一块两毛钱，前段时间柴油涨到八千块钱一吨，我们也得买。”
在晶鹏公司的墙上，张贴着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新颁布的出口退税调整表，12月起，玻璃器皿出口退税由5％增加到11％，李建国指着图表，“老外精明的很，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谈价格的时候就说，把那6％给我们吧。”
“最初改革开放的时候只要敢干就可以赚钱。但是三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时代已经不同了，就像现在，通过这一次危机，你要不专业你就得出局。除了专业，你不努力也不行。”李建国说。
他说的也许是对的，距离晶鹏玻璃厂不远处的吉旺玻璃厂已经完全停产了，这是个只有一百人的小厂，厂长吕生勇的妻子李女士正在张罗着几个工人忙活，准备在厂子西头修建—个浴池，“挣点钱过年”。
华尔街漩涡
在老一辈祁县人记忆里，祁县玻璃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解放前，一帮来自附近交城、晋城的手艺人，冬天在家庭作坊里吹一种祁县话叫“流哩个嘣儿”的玻璃制儿童玩具，正月里扛着大笼子沿街叫卖。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祁县就此开始有了玻璃工艺的火种。解放后，祁县国营玻璃厂开始生产马灯玻璃灯罩，八成在国内销售，其余市场则在非洲。上世纪90年代祁县私营玻璃企业风起云涌，最高峰曾达到200家，就业人数达到3.5万，约占祁县人口的六分之一。
祁县的街头看不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惊涛骇浪，建于几百年前的老城更是似乎没有知觉。街道两边的店铺风格仍是几百年前的，和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并无不同，问起老城的年头，祁县人都说“自古就有”，至于多“古”，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
祁县人把平遥和祁县的对比用饺子打了个比方。叫“平遥皮好，祁县馅好”，“平遥就是有城墙嘛，祁县的城墙以前比平遥得要好得多，只是后来给拆了。不过祁县的大院比平遥的好得多。”但是来山西旅游的游客。去过祁县城北12公里的乔家大院后，便往东直奔平遥，很少有人来吃这里的馅。
这让渠家大院的馆长助理刘立本有些郁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曾任县文化局副局长，是乔家大院最早开发者。渠家大院占了祁县东半城，号称“渠半城”，但是游人要比乔家大院少得多。
在老城的胡同，每走不远就能看到一处大院，当地政府把这些院落都保存得很好。一律高高的院墙，墙头还修有垛口，像小长城。两百年前，这些院落的主人驰骋九州，票号遍布中国，而总部就在这处位于太原以南80公里的县城以及周围的太古和平遥县城。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在一部作品里大为感慨，曾把太古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世事轮回，昔日“中国的华尔街”的后代，正在承受今日华尔街所造成的地震波及。
“你来的这个时机不好。现在破产的小企业厂长躲债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情接受采访?”中小企业局局长申建平对记者说。
为了帮助扶持祁县玻璃企业，祁县政府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申建平告诉记者，最初出口退税调整中。并没有玻璃企业，分管县长带着人，每天跑太原商务厅财政厅，又住到北京跑商务部、财务部、发改委，“不管怎么样，最后给我们把出口退税从5％调到了11％”。
但政府部门提供的帮助也就这些了，“到了县里一级，银行权利是很小的，很多银行—分钱的贷款权利都没有。”申建平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企业“减少点干扰”。“不能说这个部门去了，那个部门又去了，检查这个检查那个。”
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远通玻璃器皿公司的会议室里，除了所有玻璃企业常见的大量各式各样的玻璃杯，还陈列着其他玻璃企业没有的产品：几件琉璃质地的吉祥物和几只大玻璃杯。远通玻璃器皿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固然告诉记者，他们正准备生产榨汁机用的大玻璃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四次市场调查，市场前景很大。
他和董事长两个人最近都特别忙，但不是因为目前的玻璃出口，而是别的项目。桌子上放的琉璃工艺品是他今年春节就要上马的项目，和太原的一个经销商进行合作。至于玻璃器皿出口市场，范固然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和中东。目前他们正在找外贸公司合作，并且参加一些展览，寻找自己的客户。
“祁县玻璃厂的垮台是必然的，靠低价劳动力来拿订单的方式已经不灵了。”范固然是市场营销科班出身。曾在河南安徽工作多年。三年前回到祁县，在这家中等规模的玻璃厂做总经理。祁县玻璃厂“近亲结婚”，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都让他觉得没前途。
“祁县一个技术人员的工资是1500块人民币，到越南只要400就够了。玻璃器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工资就占到了40％。现在很多外商采购已经转到越南和印度去了。”范固然所在的远通玻璃厂只开了一盘炉，原有职工400人左右，现在有100多人。
“你可以随便坐在一个厂的业务部，看看他们和客户是怎么谈判的。定价权是掌握在客户手里，你根本没有和他讨价还价的权利，你说不做他马上就给第二家做去了。说祁县玻璃厂是世界工厂都是客气的，我们其实就是人家的一个生产车间。”
对于祁县玻璃厂的未来，范固然觉得需要“重新洗牌”，“都死了再重新起来，去粗取精，在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谁是真正的企业家。”在记者的了解走访中，只有他开始开发国内市场。很多企业还在等待，对转型考虑的不多，李建国认为要“慢慢来”。
“在表面上，祁县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变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变了。”李建国告诉记者，晶鹏已经完全实现了股份制的转型，他给记者画了一张公司结构图，向记者解释公司股份制结构的运作模式。
在此期间，他接到了来自大洋彼岸办事处的电话。属下汇报，一家他们之前合作的匹兹堡公司要倒闭了，想再次和他们谈合作的事情。“那家公司之前就要和我们合作，但是他的出价太高，我们没答应，现在他们要垮台了，条件就没那么高了。”他向记者解释。
“你们讨论一下吧，看有没有文章可以傲，把他的技术和市场通过合作咱们接过来，因为他有他的客户群体嘛。”这位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董事长，对着电话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