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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说人生有四大乐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处于压轴地位的就是考上进士，名题金榜，步入仕途，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一员，也正因如此，人们将“金榜题名”作为对读书人的美好祝愿，而古代士绅经朝廷允许在故土设立的“科第坊”则是这一现象的最为典型的证明。位于山西省翼城县城内古城的这座科第坊，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虽饱经沧桑，却依旧巍峨壮观。
精绝古坊
“科第坊”，顾名思义就是以旌表古人功名，激励后人效法的一种励志性、地标性建筑，常设立于科举兴盛，文化繁荣之所。山西翼城的科第坊，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它处于城内古城村南十字街心，老县衙的北面，为明清时期翼城县城的中央之所，翼城本地人称其为“木牌楼”，现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牌坊呈平面方形阁楼式，面阔、进深均为6米，四面可以通行，两层滴水檐，十字歇山顶。高近20余米，共有八根立柱，皆没有柱基，立柱每两根为一组，直接竖于四个五边形的台基之上，柱子排列采用平面方形和单排立柱相结合的手法：即中间四根通天柱直通楼顶，通天柱向外45度。中线上各立一边柱，边柱和通天柱呈单排柱子分布，其上各支撑一座歇山楼顶，山花向外，四角皆然，形成檐挑八角，但不设平座，中间为八角藻井，楼顶为十字歇山，飞檐挑四角，顶部共有翼角12个，每个翼角下各挂有1个造型古朴的风铃，每当微风吹过，悦耳动听的铃声便会响起。同时，大小额坊相联，上下两檐叠压，翼角相互交织。
科举之标
与建筑上的精妙绝伦，视觉上的雄壮伟岸相比，科第坊四面坊额上的题字，无疑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简明扼要的反衬出科举制度与科第坊关联性的同时，也更能体现出科举制度对于翼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
科第坊东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乡科”，小额坊上题字为“桂殿芬香”。“乡科”指的是“乙科”，也就是俗话说的中举。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科举考试是从乡试开始的，因为之前的县试、府试乃至院试，都只是一级一级获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乡试，也称乡闱，是科举考试的第一级。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在京师和各省省会举行，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中举之后，才算正式步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其地位是秀才望尘莫及的。一般秀才不能做官，所以秀才穷的居多。而举人就不同了，他们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若想直接步入仕途，可以通过“大挑”的方式，担任县丞、主簿、典史、教谕、巡检等下级官吏，若想更上一层楼，则可以继续苦读，考取进士。
科第坊西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甲科”，小额坊上题字为“澹墨传芳”。“甲科”指的是考中进士，与“乙科”相对，因为科举考试中式者分为考中举人与考中进士两个层次，在官场中都算是正途出身，与通过恩荫、捐纳等杂途出身的官员相比，更为世人所重。原来贡士们经殿试之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之为进士。且分为三个等级：一甲3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又因为宋代以后，天子经常亲自在殿试中策问进士，以杜绝主考大臣们与新科录取的进士们结为师生关系，将用人权牢牢控制在天子手中，所以时人又将进士们称作“天子门生”。因为进士为读书人中的翘楚，朝廷对进士群体的文采、书法要求都非常严格。实事求是地讲，进士出身的官员，文章、书法都堪称双绝，不仅在当时名动一方，更足以藏之名山，流传于后世，所以以“澹墨传芳”四字来形容进士们的书法、文章，也是实至名归的。明代，进士的地位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不仅一中进士就可以马上做官，而且在明朝中前期通常可以以五品官衔直接入仕，起步相当高。
科第坊南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明经”，小额坊上题字为“宫墙脱颖”。明经，科举制度中选拔官员的考试科目，肇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属于特科考试。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学，所以经学在汉代占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众多名臣皆以“明经”而入仕。其后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谓之“进士”，以经义取士谓之“明经”。但是唐人认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而进士“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故在唐人心目中，明经科的地位不如进士科，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唐代的“明经”科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第三场试时务策，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但是不论如何，“明经”科考试，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特定的渠道，亦为国家选拔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以“明经”而入仕者，品秩虽低，多居下僚，然亦需人宫朝见天子，陛辞之后，方可赴任，故小额坊题字为“宫墙脱颖”。及至明清，“明经”更作为贡生的别称。
科第坊北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封翁”，小额坊上题字为“龙章宠赫”。封翁，古代对被荫封的长者的尊称，封者，封典也；翁者，尊翁也，通俗的讲就是封建时代因子孙显贵而受到朝廷封典的人。封翁属于古代恩荫制的一种，指的是家族之中的后辈子孙若能做到七品以上的正官（或五品以上的佐官），且政绩卓著，便可以请求朝廷依据礼法及自身品第赐予其布衣身份的祖父或父亲以相应的荣誉散官职衔，如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朝议大夫等，清代官场小说《儒林外史》第八回：“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讲的就是此事。这种制度属于中国古代恩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查《山西通志·选举·封赠表》：“任子起自汉，封赠起自唐。……明初定封赠祖父之制，皆如其子孙之官。公侯侯伯，一品官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生者为封，死者为赠。父子俱有官，父从本身之封；兄弟俱有官，其祖父之封，从其大者，而以其小者推恩及伯叔、外祖；兄弟官相同，其祖父封从其先。……”皇帝通过封赠制度来笼络人心，获得臣下的效忠；官僚们则通过封赠制度来光耀门楣，赢得父祖的欢心；封赠制度，使得官员们的父亲、祖翁、伯叔、外祖等亲人，可以通过恩荫的方式，从白丁一跃成为朝廷散官，步入士绅阶层，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政治制度，皇恩浩荡，施恩及彼，对受到实惠的官员来说，又岂是“龙章宠赫”可以概括的？
太祖远虑
如此精美壮观，内涵丰富，历史久远的科第坊之所以能落户在翼城，而众多邻近的兄弟县市却没有，这其中包含着一个优美的历史故事，而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则是英明神武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翼城籍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臣高翀。高翀，字腾霄，山西布政司平阳府翼城县人，祖居潭村里（今唐兴镇潭村），洪武辛丑乡荐，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进士，授官刑部主事（正六品），后升郎中（正五品）。此人不仅博闻强记，熟悉法律典章，而且居官清约，不异寒素。一日太祖朱元璋微服私访，路过其家，发现刑部郎中高翀的家里不仅陈设简单，远离奢华，而且高狮的妻子穿着朴素，正在埋头纺织，与一般的农妇无异，丝毫没有高官夫人的矫揉造作。这一发现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悦，认定高狲是个勤俭称职的廉政官员，堪为举朝官员的楷模。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赐予大量丝绸给高翀，以表彰高翀的清廉。经此表彰，高翀更是感君恩之隆，操守愈佳。洪武二十一年，高翀卒于任所，朱元璋倍感惋惜，赐祭、葬，同时，为了表示对高翀的怀念，下令地方有司在高翀的籍贯所在地建科第坊一座，当时京官四品以上的寺卿、部堂或翰林、詹事府职官方可享受此等待遇，而高翀以五品郎中而获得这份哀荣，在当时堪称奇谭。
原来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低微，元末明初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不乐意与之合作。为了选拔官员，朱元璋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为大明帝国培养后备干部，而且亲自征召一些文士来朝廷做官，此外还强制地方官员荐举人才，“朱元璋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以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麟鬃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致治。”高翀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考中进士，以贤才的身份走进朱元璋的视线中的。
加上朱元璋幼年时贫困无依，既曾出家为僧，也曾沿街乞讨，饱尝了世间沧桑，故对基层百姓的困苦有很深的体会，登基之后，丝毫不改农民皇帝的本色，崇尚节俭，反对奢华。而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当初随从朱元璋打江山的一帮文臣武将，文如太师李善长，武如大将军蓝玉全都奢华享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勤俭节俭，廉政称职的高翀虽然仅仅是个五品郎中，但是依然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佳的政治印象，成为洪武朝廉政的典型。风云际会，君臣相知，一心想要谋求大明帝国长治久安的朱元璋给翼城留下了一座科第旌节坊，或许怀念高翀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依靠科举考试选拔出大批听命于己的贤才，以扩大统治基础，摆脱功臣勋戚集团对朝政的影响，对皇权独尊的威胁，这个才是更深层次的意义。
文脉绵长
地方官府遵照朱元璋的圣旨，于翼城唐代文庙旧址前建起了一座巍峨壮丽的科第坊，以旌表前人功名。然而历史总是神奇的，不管朱元璋下令建科第坊的初衷是什么，这座壮美、神奇的科第坊给翼城士子带来了出奇的好运，并且成为了翼城气运文脉的象征。有明一代，翼城共考中高狮、叶林、续曼、史学迁等22位进士，考中乔岩、常贞、王敏、吴廷瓒等96位举人，考中薛良桂、段美、贾允恭、王斌等16位武举人。
明清易代，饱经战火的翼城社会、经济发展大受影响，但是文脉不颓，反而更加兴盛，清代共考中王廷谏、上官鉴、张凤起、石家绍等43位进士，考中上官鋐、李生桂、孔传泗、范宏文等10位武进士，考中常淑程、师学先、王士亨、秦大章等114位举人，考中董任、王世隆、吕殆、上官涵等56位武举人。
而据专家考证，明清时期山西各县平均能考中12个进士，唯独翼城考中了65个进士，及第率远高于平均水平，冠绝一方，古语云：河山环绕，风气来凝，从来科第蝉联，实由地灵钟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翼城士子们的勤奋好学，科第坊对翼城文风的护佑，以及唐尧故地、三晋源头这块土地的卓越与不凡。
然岁月浸远，风雨剥蚀，构件颓圮，形迹尽湮，文献无征，有识共惜，于是乎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故乡父老士绅们倾囊出资对这座护佑乡梓文脉，堪称故土地表的科第坊进行了数次重修。2009年，山西省政府下拔专项资金，聘请省内知名的古建筑修复专家对翼城木牌坊进行了专项维修，在加固柱身、修缮衰朽的部件的同时、对部分绘画和漆面也进行了专业修复，以敬天应人，传承文明，壮一方文物之观，受百世培植之福！
精绝古坊
“科第坊”，顾名思义就是以旌表古人功名，激励后人效法的一种励志性、地标性建筑，常设立于科举兴盛，文化繁荣之所。山西翼城的科第坊，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它处于城内古城村南十字街心，老县衙的北面，为明清时期翼城县城的中央之所，翼城本地人称其为“木牌楼”，现为第六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牌坊呈平面方形阁楼式，面阔、进深均为6米，四面可以通行，两层滴水檐，十字歇山顶。高近20余米，共有八根立柱，皆没有柱基，立柱每两根为一组，直接竖于四个五边形的台基之上，柱子排列采用平面方形和单排立柱相结合的手法：即中间四根通天柱直通楼顶，通天柱向外45度。中线上各立一边柱，边柱和通天柱呈单排柱子分布，其上各支撑一座歇山楼顶，山花向外，四角皆然，形成檐挑八角，但不设平座，中间为八角藻井，楼顶为十字歇山，飞檐挑四角，顶部共有翼角12个，每个翼角下各挂有1个造型古朴的风铃，每当微风吹过，悦耳动听的铃声便会响起。同时，大小额坊相联，上下两檐叠压，翼角相互交织。
科举之标
与建筑上的精妙绝伦，视觉上的雄壮伟岸相比，科第坊四面坊额上的题字，无疑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简明扼要的反衬出科举制度与科第坊关联性的同时，也更能体现出科举制度对于翼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
科第坊东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乡科”，小额坊上题字为“桂殿芬香”。“乡科”指的是“乙科”，也就是俗话说的中举。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科举考试是从乡试开始的，因为之前的县试、府试乃至院试，都只是一级一级获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乡试，也称乡闱，是科举考试的第一级。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在京师和各省省会举行，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中举之后，才算正式步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其地位是秀才望尘莫及的。一般秀才不能做官，所以秀才穷的居多。而举人就不同了，他们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若想直接步入仕途，可以通过“大挑”的方式，担任县丞、主簿、典史、教谕、巡检等下级官吏，若想更上一层楼，则可以继续苦读，考取进士。
科第坊西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甲科”，小额坊上题字为“澹墨传芳”。“甲科”指的是考中进士，与“乙科”相对，因为科举考试中式者分为考中举人与考中进士两个层次，在官场中都算是正途出身，与通过恩荫、捐纳等杂途出身的官员相比，更为世人所重。原来贡士们经殿试之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之为进士。且分为三个等级：一甲3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又因为宋代以后，天子经常亲自在殿试中策问进士，以杜绝主考大臣们与新科录取的进士们结为师生关系，将用人权牢牢控制在天子手中，所以时人又将进士们称作“天子门生”。因为进士为读书人中的翘楚，朝廷对进士群体的文采、书法要求都非常严格。实事求是地讲，进士出身的官员，文章、书法都堪称双绝，不仅在当时名动一方，更足以藏之名山，流传于后世，所以以“澹墨传芳”四字来形容进士们的书法、文章，也是实至名归的。明代，进士的地位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不仅一中进士就可以马上做官，而且在明朝中前期通常可以以五品官衔直接入仕，起步相当高。
科第坊南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明经”，小额坊上题字为“宫墙脱颖”。明经，科举制度中选拔官员的考试科目，肇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属于特科考试。因为汉武帝独尊儒学，所以经学在汉代占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众多名臣皆以“明经”而入仕。其后重经之风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谓之“进士”，以经义取士谓之“明经”。但是唐人认为明经举子“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而进士“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故在唐人心目中，明经科的地位不如进士科，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唐代的“明经”科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第三场试时务策，以通经比例决定等第。但是不论如何，“明经”科考试，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特定的渠道，亦为国家选拔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以“明经”而入仕者，品秩虽低，多居下僚，然亦需人宫朝见天子，陛辞之后，方可赴任，故小额坊题字为“宫墙脱颖”。及至明清，“明经”更作为贡生的别称。
科第坊北面的大额坊上题字为“封翁”，小额坊上题字为“龙章宠赫”。封翁，古代对被荫封的长者的尊称，封者，封典也；翁者，尊翁也，通俗的讲就是封建时代因子孙显贵而受到朝廷封典的人。封翁属于古代恩荫制的一种，指的是家族之中的后辈子孙若能做到七品以上的正官（或五品以上的佐官），且政绩卓著，便可以请求朝廷依据礼法及自身品第赐予其布衣身份的祖父或父亲以相应的荣誉散官职衔，如光禄大夫、资政大夫、太中大夫、朝议大夫等，清代官场小说《儒林外史》第八回：“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讲的就是此事。这种制度属于中国古代恩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查《山西通志·选举·封赠表》：“任子起自汉，封赠起自唐。……明初定封赠祖父之制，皆如其子孙之官。公侯侯伯，一品官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生者为封，死者为赠。父子俱有官，父从本身之封；兄弟俱有官，其祖父之封，从其大者，而以其小者推恩及伯叔、外祖；兄弟官相同，其祖父封从其先。……”皇帝通过封赠制度来笼络人心，获得臣下的效忠；官僚们则通过封赠制度来光耀门楣，赢得父祖的欢心；封赠制度，使得官员们的父亲、祖翁、伯叔、外祖等亲人，可以通过恩荫的方式，从白丁一跃成为朝廷散官，步入士绅阶层，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政治制度，皇恩浩荡，施恩及彼，对受到实惠的官员来说，又岂是“龙章宠赫”可以概括的？
太祖远虑
如此精美壮观，内涵丰富，历史久远的科第坊之所以能落户在翼城，而众多邻近的兄弟县市却没有，这其中包含着一个优美的历史故事，而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则是英明神武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翼城籍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臣高翀。高翀，字腾霄，山西布政司平阳府翼城县人，祖居潭村里（今唐兴镇潭村），洪武辛丑乡荐，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进士，授官刑部主事（正六品），后升郎中（正五品）。此人不仅博闻强记，熟悉法律典章，而且居官清约，不异寒素。一日太祖朱元璋微服私访，路过其家，发现刑部郎中高翀的家里不仅陈设简单，远离奢华，而且高狮的妻子穿着朴素，正在埋头纺织，与一般的农妇无异，丝毫没有高官夫人的矫揉造作。这一发现使得朱元璋龙颜大悦，认定高狲是个勤俭称职的廉政官员，堪为举朝官员的楷模。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赐予大量丝绸给高翀，以表彰高翀的清廉。经此表彰，高翀更是感君恩之隆，操守愈佳。洪武二十一年，高翀卒于任所，朱元璋倍感惋惜，赐祭、葬，同时，为了表示对高翀的怀念，下令地方有司在高翀的籍贯所在地建科第坊一座，当时京官四品以上的寺卿、部堂或翰林、詹事府职官方可享受此等待遇，而高翀以五品郎中而获得这份哀荣，在当时堪称奇谭。
原来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低微，元末明初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不乐意与之合作。为了选拔官员，朱元璋费了很大的心思，不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为大明帝国培养后备干部，而且亲自征召一些文士来朝廷做官，此外还强制地方官员荐举人才，“朱元璋尝命吏部访求天下贤才，谕之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以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麟鬃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可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致治。”高翀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考中进士，以贤才的身份走进朱元璋的视线中的。
加上朱元璋幼年时贫困无依，既曾出家为僧，也曾沿街乞讨，饱尝了世间沧桑，故对基层百姓的困苦有很深的体会，登基之后，丝毫不改农民皇帝的本色，崇尚节俭，反对奢华。而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当初随从朱元璋打江山的一帮文臣武将，文如太师李善长，武如大将军蓝玉全都奢华享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勤俭节俭，廉政称职的高翀虽然仅仅是个五品郎中，但是依然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佳的政治印象，成为洪武朝廉政的典型。风云际会，君臣相知，一心想要谋求大明帝国长治久安的朱元璋给翼城留下了一座科第旌节坊，或许怀念高翀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依靠科举考试选拔出大批听命于己的贤才，以扩大统治基础，摆脱功臣勋戚集团对朝政的影响，对皇权独尊的威胁，这个才是更深层次的意义。
文脉绵长
地方官府遵照朱元璋的圣旨，于翼城唐代文庙旧址前建起了一座巍峨壮丽的科第坊，以旌表前人功名。然而历史总是神奇的，不管朱元璋下令建科第坊的初衷是什么，这座壮美、神奇的科第坊给翼城士子带来了出奇的好运，并且成为了翼城气运文脉的象征。有明一代，翼城共考中高狮、叶林、续曼、史学迁等22位进士，考中乔岩、常贞、王敏、吴廷瓒等96位举人，考中薛良桂、段美、贾允恭、王斌等16位武举人。
明清易代，饱经战火的翼城社会、经济发展大受影响，但是文脉不颓，反而更加兴盛，清代共考中王廷谏、上官鉴、张凤起、石家绍等43位进士，考中上官鋐、李生桂、孔传泗、范宏文等10位武进士，考中常淑程、师学先、王士亨、秦大章等114位举人，考中董任、王世隆、吕殆、上官涵等56位武举人。
而据专家考证，明清时期山西各县平均能考中12个进士，唯独翼城考中了65个进士，及第率远高于平均水平，冠绝一方，古语云：河山环绕，风气来凝，从来科第蝉联，实由地灵钟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翼城士子们的勤奋好学，科第坊对翼城文风的护佑，以及唐尧故地、三晋源头这块土地的卓越与不凡。
然岁月浸远，风雨剥蚀，构件颓圮，形迹尽湮，文献无征，有识共惜，于是乎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故乡父老士绅们倾囊出资对这座护佑乡梓文脉，堪称故土地表的科第坊进行了数次重修。2009年，山西省政府下拔专项资金，聘请省内知名的古建筑修复专家对翼城木牌坊进行了专项维修，在加固柱身、修缮衰朽的部件的同时、对部分绘画和漆面也进行了专业修复，以敬天应人，传承文明，壮一方文物之观，受百世培植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