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我国，对印度现代印地语作家伯勒萨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阴影主义诗歌和戏剧，对其小说研究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其代表长篇小说《蒂德利》中女性议题的分析，发现伯勒萨德的小说创作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通过对印度新女性特征的书写，充分利用女性在文化核心、精神家园中的符号作用，引导新女性观的建构，进而反击西方思想侵蚀，重建本民族文化自信。
关键词：伯勒萨德 《蒂德利》 女性叙事 民族主义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项目名称：“伯勒萨德长篇小说《蒂德利》中典型人物形象分析”，项目编号：13XWC01
一、引言
伯勒萨德（1890-1937）是印度现代印地语文学中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蒂德利》创作于1934年，是伯勒萨德创作晚期较为成熟的代表作。在我国，对伯勒萨德的研究聚焦于其阴影主义诗歌和戏剧成就，而对其小说研究非常鲜见。
我国印地语文学奠基性著作《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谈及印地语文学史分期问题，介绍了格纳蒂金德尔·古伯德的文学史分期方法，将印度民族大起义起至“今”定义为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时期，即1857年至1965年。这期间包括阴影主义时期（1920-1937）和进步主义时期（1937-1945）。（刘安武，1987：14）作者刘安武先生在尊重印度学者划分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将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文学时期，并明确提出了“民族觉醒初期”的说法，文学形式主要有民族主义诗歌和阴影主义诗歌两大类。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成熟与高潮时期，民族主义在东方由隐而显，成为东方社会运行的主轴性思潮（黎跃进，2015：163）。可见，20世纪初既是印度现代文学时期，也民族主义文学时期。显然，刘安武先生在印地语文学史的书写中将伯勒萨德列为民族觉醒时期作家的做法是合理的。我们也应将伯勒萨德纳入民族主义作家的范畴进行考察。伯勒萨德的文学创作不但体现出阴影主义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民族主义色彩通过小说体裁中的女性议题较为直接地体现出来。
印裔美籍学者查特吉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在东西方学术界反响巨大，产生了广泛共鸣。作为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在考察了印度民族主义发展时期的殖民档案之后提出，印度民族主义议程中妇女的赋权进程作用巨大。女性议题曾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构建其叙事合法性的媒介，甚至是工具。通过札记、历史书写和现当代文学创作叙事反映出的女性议题并不全然是真实的，而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政治交锋的话语后果。在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民族主义者通过不同策略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以对中产女性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对上层女性的机构化规训来达到重塑民族主义新女性的目的，进而捍卫本民族精神家园，反击殖民思想的精神侵蚀。查特吉以孟加拉语戏剧文学和本土语言教材的编写为例进行了阐释。本文将以伯勒萨德的小说《蒂德利》为例，释读女性议题作为民族主义议程中的媒介和工具这一说法，也以此推证伯勒萨德的小说创作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二、印度新女性重塑与民族主义色彩释读
查特吉的民族主义二元文化论将社会空间区分为“家庭和世界”，“世界是外部的，主要代表物质领域；家庭则代表精神自我”（陈义华，2016：86）。女性占据印度社会空间中的家庭空间，民族主义议程中，家庭被赋予民族精神家园的特殊地位，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是民族的立身之本。对女性议题的书写，就是对印度精神核心的书写，女性被赋予了精神家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肩负着维护民族文化内在精神实质的崇高使命，即“无论生活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女性都不能失去精神美德。”（陈义华，2016：88）塑造印度新女性形象成了民族主义者规避传统文化弊端，重塑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效方法，民族主义者认为新女性的良好表现是其进行社会变革的积极后果（陈义华，2016：88），从叙事来看，也是民族主义者以妇女为媒介构建民族主义话语的结果。
（一）主题思想再解读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对《蒂德利》的介绍如下：
“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的景象，而且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这种不平，可贵的是作者对上层人物进行了批判，批判了封建保守的地主、空虚无聊玩弄女人的资本家，也批判了地主的爪牙和封建把头，当然这种批判还不能说全面和深刻。所以，从思想内容来看，反映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主题思想似乎是写资产阶级式的农村改革，而且作者还勉强给了一个成功的结局。”
该文学史出版于1987年，从文字中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批判意识，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学史书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反映出我国当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的主流价值取向。通读小说，会发现上述批判是真实的，但对伯勒萨德创作主题思想的解读有待商榷。
小说以两位女性的生活及情感经历为主要线索，交织着印度与西方两种生活观念的碰撞，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对宗教和人生的讨论，揭露出20世纪初印度農村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凶残面目，也展现了一些普通人的真实面貌，但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传统女性蒂德利，作者甚至以她的名字来命名整部小说。
主人公蒂德利是印度生活观的代表。她生活在农村，有着较高但悲惨的身世，由婆罗门自幼抚养。她天真善良、待人真诚友好，长大后与朝夕相处的玩伴莫图本之间产生了爱情，地主们为了争夺各自私利，试图破坏两人的订婚仪式，婆罗门老人排除干扰，成全了这对青梅竹马。婚后莫图本因系列误会逃亡在外。面对婚姻生活的巨变，蒂德利表现出极大的坚强，直面不幸与痛苦，坚持对丈夫的绝对信任。蒂德利在家乡兴办女校造福一方，同时耐心等待丈夫归来。另一位主人公莎拉是西方生活观的代表。她是印裔英国女性，与地主的儿子因陀罗在伦敦偶遇，流浪的生活经历教会她独立与谨慎。与因陀罗一同来到印度体验农村生活。她学习印地语，接触各阶层的人们。她的独立友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上层妇女的嫉妒。无意中她发现自己的身世，父母曾经生活在这里。莎拉通过开办医院救治穷人，获得独立并赢得人们的尊敬。感情上对因陀罗的爱情由回避转为接纳，谅解了父亲，最终回归家庭，体会到了家庭的幸福。 （二）重塑新女性形象
印度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是通过蒂德利和莎拉共同实现的，蒂德利更具有代表性，而两人之间关系的设定也表达了民族主义者维护精神自信的需求。作者通过核心主人公蒂德利的形象塑造与精神价值的重塑，发掘出印度新女性应有的特征。蒂德利美丽善良、活泼真诚、追求自由爱情，她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梵语教育。家庭生活是其精神重建的主要场域。她营造出充满爱意的温暖的家庭氛围，面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她又表现出常人难有的坚忍，独自承受痛苦，独立承担生活，甚至肩负起使他人幸福的使命，对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责任感。这些叙事主要通过对话和心理活动展现。
为了维护丈夫，在与莎拉的对话中，她表达道：“毫无疑问，莎拉。整个世界都在说他是个盗贼、杀人犯或者强盗；但我知道他不是。所以我从来不怨恨他。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他的影子，都装满着他的爱，我非常满足。我知道他不会爱其他的女人，根本就不会去想。有阵子麦娜四处散播谣言，我是不会相信她的。是的，我肯定感到痛苦，是因为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他。哪怕是一丁点的软弱对我来说都是侮辱。我能够阻止它们继续散播。”（■，2006：220）面对丈夫的逃离和他人的谣言，蒂德利甚至失去了平日的宁静与理智，变得有些倔强：“但是我也认为不应该在他人的伟大面前展示自己的渺小。我正在经受命运的审判，但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在你的幸福面前展现自己的痛苦？独自一人与这个世界斗争让我感觉更好” （■，2006：207），她唯一提出的要求，便是：“就让我独自一人承担自己的悲喜吧”，“让我好好享受自己的无助和贫穷吧” （■，2006：210）。对丈夫长达十四年的漫长等待，也会让她的内心濒临崩溃，但守护家庭的责任让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之所以如此坚强地承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公正，就是因为相信有一天他会回来的。没有人能理解这种煎熬。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再忍受几天这吃人的世界的责难和欺压。直到我能够当面向心上人倾诉悲喜”（■，2006：242）。
除了蒂德利自身内心坚强的书写，还书写了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责任。她同情刚从牢房里出来的罗摩杰斯没有半分地，没有半分钱。决定要保护寡妇和女孤儿，“让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们团结起来，让她们经营我的学校和田地，我要把这里建成一所女子学校” （■，2006：208）。对贱民群体她也有着“令人激动”的理解：“世界上最崇高的就是不可接触者！他们是残酷社会现实当之无愧且自命不凡的导演！他们是只配苟活于世的价值连城的生命，就连得到自己母亲爱抚的接触也是罪恶！他们是伤风败俗的子孙！”（■，2006：208）面对爷爷的去世，蒂德利平静且充满前行的力量：“是的，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要让他复活的话，就得找到让他永生的办法。” （■，2006：211）通过这些书写，作者对新女性生活观、贞德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的引导表露无遗。
莎拉的角色设定，定义了当时上层女性的特征。她们争取个人独立，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对爱情的追求建立在较高的精神需求之上。同时，这个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上层女性也在努力融入印度上层社会，学习地方语言，了解地方风俗，情感中洋溢着寻根文学中浓浓的乡愁，她将印度定义为“母亲”，甚至在血脉根源上与印度同出一脉，她对暴戾“父亲”的谅解和接受也映射出当时上层女性在空间、文化和心理归属上寻求印度和家庭的庇护。莎拉流浪与获得归属的心路历程最终止步于融洽的家庭氛围中，这是将家庭隐喻为精神的庇护所。
（三）重塑印度文化自信
蒂德利与莎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印度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作者在两人关系的设定中流露出的意图，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将蒂德利与莎拉叙述为要好的朋友，也将蒂德利叙述为莎拉生活中的重要模范、情感生活的引导者和温暖的港湾。莎拉在蒂德利身上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品质：“高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生活应有的样子。他们勤劳努力，对生活坚定不移，脸上洋溢着满足宁静的笑容，我感觉从伦敦那种压抑的人性中走出来了。”（■，2006：30）面对因陀罗的爱情，莎拉一再回避，蒂德利告诉她：“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生活变得过于复杂了”，“请你不要忘记，不要让因陀罗太失望，不要阻止他对幸福的追寻。幸福之神住在人的内心深处，用心呵护才是对它最崇高的膜拜”（■，2006：221）。每次从蒂德利那里获得精神的力量，“莎拉的心里暖暖的。她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希望，开始幻想着作为女主人的甜蜜。” （■，2006：134）两位主人公的关系如此紧密，甚至通过蒂德利，莎拉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夜色下，莎拉内心的秘密得到释放，她感受到了母爱，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妈妈的爱。而听人讲起父亲的暴戾也让她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当年母亲的痛苦。她感觉到，这里才是世世代代真正的家，是自己真正的庇护所，从前在英国就像是一场国外的旅行。莎拉开始思考自己的根，思考她的经历，思考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印度、自己还有因陀罗。蒂德利也讓她的思绪驻足，正是由于蒂德利，莎拉才有机缘听到感受到她的这一切。”（■，2006：60）
民族主义议程中，民族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自信，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通过女性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思想的潜移默化，暗示印度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之强大。小说中处处展现出对印度传统文化和精神核心的重塑。蒂德利的坚强可以理解为对纯真爱情的守护，更深层次的应该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坚决守护。莎拉由西方文化思维逐渐转变为接受印度传统文化，接受印度的传统家庭观念，更是暗示西方文化对印度传统文化的承认与接受。
三、结语
在女性议题的叙事问题上，印度现代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家，不论是民族主义作家、阴影主义作家，还是进步主义作家，抑或现实主义作家，都不自觉地参与进印度现代女性形象重塑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女性叙事的话语权。普列姆昌德是典型的代表，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也是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中女性议题非常丰富。创作了许多以妇女不幸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如烈女为丈夫殉节、寡妇的凄惨生活、嫁妆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可悲命运等，也有对崇尚西式生活的妇女进行讽刺的作品。这种叙事给读者造成了印度下层女性生活贫苦悲惨，地位低下的直观印象。对女性议题的书写惯性塑造了这一时期印度女性的整体形象，贫苦、依附、弱小、受人欺凌、束缚、牺牲品等标签被自然地贴在了女性群体身上。但，正如查特吉所认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政治角力和文学叙事的结果，其真实性还有待考察。况且，被书写的女性主要来自下层社会，叙事对象本身也不够全面。
伯勒萨德在小说《蒂德利》中，将中产女性和上层女性纳入了女性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坚强、善良、忠贞、追求独立，维护家庭、有着明确自我赋权意识的新女性。他跳出了印度女性议题中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叙事漩涡，对印度女性的形象重塑起到了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女性议题作为民族精神重建的素材与媒介的重要形式，《蒂德利》不自觉地具有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2]
[3] 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304-323.
[4] 季羡林.东方文学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1265-1290.
[5] 黎跃进.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63.
[6] 陈义华，王伟均.查特吉论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议题[J].妇女研究论丛，2016（3）.
关键词：伯勒萨德 《蒂德利》 女性叙事 民族主义
★基金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青年项目，项目名称：“伯勒萨德长篇小说《蒂德利》中典型人物形象分析”，项目编号：13XWC01
一、引言
伯勒萨德（1890-1937）是印度现代印地语文学中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蒂德利》创作于1934年，是伯勒萨德创作晚期较为成熟的代表作。在我国，对伯勒萨德的研究聚焦于其阴影主义诗歌和戏剧成就，而对其小说研究非常鲜见。
我国印地语文学奠基性著作《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谈及印地语文学史分期问题，介绍了格纳蒂金德尔·古伯德的文学史分期方法，将印度民族大起义起至“今”定义为印地语文学的现代时期，即1857年至1965年。这期间包括阴影主义时期（1920-1937）和进步主义时期（1937-1945）。（刘安武，1987：14）作者刘安武先生在尊重印度学者划分方法的基础上综合将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文学时期，并明确提出了“民族觉醒初期”的说法，文学形式主要有民族主义诗歌和阴影主义诗歌两大类。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成熟与高潮时期，民族主义在东方由隐而显，成为东方社会运行的主轴性思潮（黎跃进，2015：163）。可见，20世纪初既是印度现代文学时期，也民族主义文学时期。显然，刘安武先生在印地语文学史的书写中将伯勒萨德列为民族觉醒时期作家的做法是合理的。我们也应将伯勒萨德纳入民族主义作家的范畴进行考察。伯勒萨德的文学创作不但体现出阴影主义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民族主义色彩通过小说体裁中的女性议题较为直接地体现出来。
印裔美籍学者查特吉的东方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在东西方学术界反响巨大，产生了广泛共鸣。作为后殖民批评家，查特吉在考察了印度民族主义发展时期的殖民档案之后提出，印度民族主义议程中妇女的赋权进程作用巨大。女性议题曾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构建其叙事合法性的媒介，甚至是工具。通过札记、历史书写和现当代文学创作叙事反映出的女性议题并不全然是真实的，而是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政治交锋的话语后果。在民族主义发展进程中，民族主义者通过不同策略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以对中产女性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对上层女性的机构化规训来达到重塑民族主义新女性的目的，进而捍卫本民族精神家园，反击殖民思想的精神侵蚀。查特吉以孟加拉语戏剧文学和本土语言教材的编写为例进行了阐释。本文将以伯勒萨德的小说《蒂德利》为例，释读女性议题作为民族主义议程中的媒介和工具这一说法，也以此推证伯勒萨德的小说创作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二、印度新女性重塑与民族主义色彩释读
查特吉的民族主义二元文化论将社会空间区分为“家庭和世界”，“世界是外部的，主要代表物质领域；家庭则代表精神自我”（陈义华，2016：86）。女性占据印度社会空间中的家庭空间，民族主义议程中，家庭被赋予民族精神家园的特殊地位，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是民族的立身之本。对女性议题的书写，就是对印度精神核心的书写，女性被赋予了精神家园的符号与象征意义，肩负着维护民族文化内在精神实质的崇高使命，即“无论生活的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女性都不能失去精神美德。”（陈义华，2016：88）塑造印度新女性形象成了民族主义者规避传统文化弊端，重塑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效方法，民族主义者认为新女性的良好表现是其进行社会变革的积极后果（陈义华，2016：88），从叙事来看，也是民族主义者以妇女为媒介构建民族主义话语的结果。
（一）主题思想再解读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对《蒂德利》的介绍如下：
“作者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的景象，而且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这种不平，可贵的是作者对上层人物进行了批判，批判了封建保守的地主、空虚无聊玩弄女人的资本家，也批判了地主的爪牙和封建把头，当然这种批判还不能说全面和深刻。所以，从思想内容来看，反映了一些正确的观点，主题思想似乎是写资产阶级式的农村改革，而且作者还勉强给了一个成功的结局。”
该文学史出版于1987年，从文字中流露出强烈的阶级批判意识，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学史书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反映出我国当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的主流价值取向。通读小说，会发现上述批判是真实的，但对伯勒萨德创作主题思想的解读有待商榷。
小说以两位女性的生活及情感经历为主要线索，交织着印度与西方两种生活观念的碰撞，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对宗教和人生的讨论，揭露出20世纪初印度農村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凶残面目，也展现了一些普通人的真实面貌，但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传统女性蒂德利，作者甚至以她的名字来命名整部小说。
主人公蒂德利是印度生活观的代表。她生活在农村，有着较高但悲惨的身世，由婆罗门自幼抚养。她天真善良、待人真诚友好，长大后与朝夕相处的玩伴莫图本之间产生了爱情，地主们为了争夺各自私利，试图破坏两人的订婚仪式，婆罗门老人排除干扰，成全了这对青梅竹马。婚后莫图本因系列误会逃亡在外。面对婚姻生活的巨变，蒂德利表现出极大的坚强，直面不幸与痛苦，坚持对丈夫的绝对信任。蒂德利在家乡兴办女校造福一方，同时耐心等待丈夫归来。另一位主人公莎拉是西方生活观的代表。她是印裔英国女性，与地主的儿子因陀罗在伦敦偶遇，流浪的生活经历教会她独立与谨慎。与因陀罗一同来到印度体验农村生活。她学习印地语，接触各阶层的人们。她的独立友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上层妇女的嫉妒。无意中她发现自己的身世，父母曾经生活在这里。莎拉通过开办医院救治穷人，获得独立并赢得人们的尊敬。感情上对因陀罗的爱情由回避转为接纳，谅解了父亲，最终回归家庭，体会到了家庭的幸福。 （二）重塑新女性形象
印度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是通过蒂德利和莎拉共同实现的，蒂德利更具有代表性，而两人之间关系的设定也表达了民族主义者维护精神自信的需求。作者通过核心主人公蒂德利的形象塑造与精神价值的重塑，发掘出印度新女性应有的特征。蒂德利美丽善良、活泼真诚、追求自由爱情，她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梵语教育。家庭生活是其精神重建的主要场域。她营造出充满爱意的温暖的家庭氛围，面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她又表现出常人难有的坚忍，独自承受痛苦，独立承担生活，甚至肩负起使他人幸福的使命，对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责任感。这些叙事主要通过对话和心理活动展现。
为了维护丈夫，在与莎拉的对话中，她表达道：“毫无疑问，莎拉。整个世界都在说他是个盗贼、杀人犯或者强盗；但我知道他不是。所以我从来不怨恨他。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他的影子，都装满着他的爱，我非常满足。我知道他不会爱其他的女人，根本就不会去想。有阵子麦娜四处散播谣言，我是不会相信她的。是的，我肯定感到痛苦，是因为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他。哪怕是一丁点的软弱对我来说都是侮辱。我能够阻止它们继续散播。”（■，2006：220）面对丈夫的逃离和他人的谣言，蒂德利甚至失去了平日的宁静与理智，变得有些倔强：“但是我也认为不应该在他人的伟大面前展示自己的渺小。我正在经受命运的审判，但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在你的幸福面前展现自己的痛苦？独自一人与这个世界斗争让我感觉更好” （■，2006：207），她唯一提出的要求，便是：“就让我独自一人承担自己的悲喜吧”，“让我好好享受自己的无助和贫穷吧” （■，2006：210）。对丈夫长达十四年的漫长等待，也会让她的内心濒临崩溃，但守护家庭的责任让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之所以如此坚强地承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公正，就是因为相信有一天他会回来的。没有人能理解这种煎熬。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再忍受几天这吃人的世界的责难和欺压。直到我能够当面向心上人倾诉悲喜”（■，2006：242）。
除了蒂德利自身内心坚强的书写，还书写了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责任。她同情刚从牢房里出来的罗摩杰斯没有半分地，没有半分钱。决定要保护寡妇和女孤儿，“让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们团结起来，让她们经营我的学校和田地，我要把这里建成一所女子学校” （■，2006：208）。对贱民群体她也有着“令人激动”的理解：“世界上最崇高的就是不可接触者！他们是残酷社会现实当之无愧且自命不凡的导演！他们是只配苟活于世的价值连城的生命，就连得到自己母亲爱抚的接触也是罪恶！他们是伤风败俗的子孙！”（■，2006：208）面对爷爷的去世，蒂德利平静且充满前行的力量：“是的，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要让他复活的话，就得找到让他永生的办法。” （■，2006：211）通过这些书写，作者对新女性生活观、贞德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的引导表露无遗。
莎拉的角色设定，定义了当时上层女性的特征。她们争取个人独立，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对爱情的追求建立在较高的精神需求之上。同时，这个代表着西方文化的上层女性也在努力融入印度上层社会，学习地方语言，了解地方风俗，情感中洋溢着寻根文学中浓浓的乡愁，她将印度定义为“母亲”，甚至在血脉根源上与印度同出一脉，她对暴戾“父亲”的谅解和接受也映射出当时上层女性在空间、文化和心理归属上寻求印度和家庭的庇护。莎拉流浪与获得归属的心路历程最终止步于融洽的家庭氛围中，这是将家庭隐喻为精神的庇护所。
（三）重塑印度文化自信
蒂德利与莎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印度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作者在两人关系的设定中流露出的意图，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作者将蒂德利与莎拉叙述为要好的朋友，也将蒂德利叙述为莎拉生活中的重要模范、情感生活的引导者和温暖的港湾。莎拉在蒂德利身上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品质：“高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生活应有的样子。他们勤劳努力，对生活坚定不移，脸上洋溢着满足宁静的笑容，我感觉从伦敦那种压抑的人性中走出来了。”（■，2006：30）面对因陀罗的爱情，莎拉一再回避，蒂德利告诉她：“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生活变得过于复杂了”，“请你不要忘记，不要让因陀罗太失望，不要阻止他对幸福的追寻。幸福之神住在人的内心深处，用心呵护才是对它最崇高的膜拜”（■，2006：221）。每次从蒂德利那里获得精神的力量，“莎拉的心里暖暖的。她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希望，开始幻想着作为女主人的甜蜜。” （■，2006：134）两位主人公的关系如此紧密，甚至通过蒂德利，莎拉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夜色下，莎拉内心的秘密得到释放，她感受到了母爱，从未如此真实地感受到妈妈的爱。而听人讲起父亲的暴戾也让她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当年母亲的痛苦。她感觉到，这里才是世世代代真正的家，是自己真正的庇护所，从前在英国就像是一场国外的旅行。莎拉开始思考自己的根，思考她的经历，思考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印度、自己还有因陀罗。蒂德利也讓她的思绪驻足，正是由于蒂德利，莎拉才有机缘听到感受到她的这一切。”（■，2006：60）
民族主义议程中，民族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自信，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通过女性议题，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思想的潜移默化，暗示印度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之强大。小说中处处展现出对印度传统文化和精神核心的重塑。蒂德利的坚强可以理解为对纯真爱情的守护，更深层次的应该是对印度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坚决守护。莎拉由西方文化思维逐渐转变为接受印度传统文化，接受印度的传统家庭观念，更是暗示西方文化对印度传统文化的承认与接受。
三、结语
在女性议题的叙事问题上，印度现代文学中的绝大多数作家，不论是民族主义作家、阴影主义作家，还是进步主义作家，抑或现实主义作家，都不自觉地参与进印度现代女性形象重塑的进程中，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女性叙事的话语权。普列姆昌德是典型的代表，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也是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中女性议题非常丰富。创作了许多以妇女不幸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如烈女为丈夫殉节、寡妇的凄惨生活、嫁妆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可悲命运等，也有对崇尚西式生活的妇女进行讽刺的作品。这种叙事给读者造成了印度下层女性生活贫苦悲惨，地位低下的直观印象。对女性议题的书写惯性塑造了这一时期印度女性的整体形象，贫苦、依附、弱小、受人欺凌、束缚、牺牲品等标签被自然地贴在了女性群体身上。但，正如查特吉所认为，女性形象的塑造是政治角力和文学叙事的结果，其真实性还有待考察。况且，被书写的女性主要来自下层社会，叙事对象本身也不够全面。
伯勒萨德在小说《蒂德利》中，将中产女性和上层女性纳入了女性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坚强、善良、忠贞、追求独立，维护家庭、有着明确自我赋权意识的新女性。他跳出了印度女性议题中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叙事漩涡，对印度女性的形象重塑起到了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在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女性议题作为民族精神重建的素材与媒介的重要形式，《蒂德利》不自觉地具有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2]
[3] 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304-323.
[4] 季羡林.东方文学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1265-1290.
[5] 黎跃进.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63.
[6] 陈义华，王伟均.查特吉论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议题[J].妇女研究论丛，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