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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092
普鲁塔克的《论学诗》是一篇教育学著作。他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展开关于诗歌的讨论。诗教不仅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文章尝试通过对《论学诗》第四章的具体分析，考察普鲁塔克诗教思想与《论语》中诗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普鲁塔克;诗歌;教育;《论语》
B502.4;B222.1A010207
诗教是古希腊教育思想中的基本母题。无论在神话、悲剧传统中，还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中，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诗教思想。普鲁塔克的《论学诗》（De Audiendis Poetis）是在希腊化时代对于古典诗教思想的一次总结，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教育学文献。这篇文章被收在普鲁塔克的著作集Moralia里面。刘小枫主张把它翻译为《伦语》。①无论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也无论《伦语》这个译名和《论语》有否关联，在诗教问题上，Moralia与《论语》确实是有可比性的，因为《论学诗》的主旨与孔子所谓“思无邪”（《论语·为政》）、“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等诗教思想确实非常接近。
《论学诗》的第四章是普鲁塔克教给青年人具体应该如何读诗的开始。它承接前三章关于诗教目的与原则的一般性讨论而来，开启后面数十章关于如何读诗的具体操作层面的讨论。对这一章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在教育实践的意义上理解普鲁塔克对诗的认识，而《论语》中的诗教思想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指引。
一、 “不学诗，无以言”：诗歌修辞的教育意义
在《论语》的语境中，“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儿童时代的伯鱼说的。针对儿童的诗歌教育正是普鲁塔克《论学诗》的主题。这篇文章是普鲁塔克写给一个父亲的信，收信人有一个与普鲁塔克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儿子。如何教儿童学诗，是写信人和收信人这两个父亲的共同关怀。
《论学诗》的诗教问题意识首先来自诗歌作品对于儿童读者的可能危害。诗的批评者和学诗儿童的家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防止受到诗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自然成了指导儿童学诗的普鲁塔克的首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需要的是来自诗人自身的配合。诗人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者。他们对所描绘人物的言行有着自己的判断，他们会在讲述中向读者提供某种提示。而作为读者，则应该学会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诗人的这些提示，从而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譬如在《论学诗》第三章的末尾，普鲁塔克提到过诗人对被描写的人物的言行有所褒贬。这里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说法。
普鲁塔克在那里举的例子是《荷马史诗》中帕里斯从战场逃回向海伦求欢的描写。（《伊利亚特》卷3：383， 441）他指出，荷马除了描写帕里斯之外，没有描写过其他人在白天欢爱，从中可见诗人对好色行径的谴责。（18f）这种例子在《诗经》中更是屡见不鲜。普鲁塔克指出，荷马通过隐晦的笔法表达对人物行为的蔑视，这不仅应该是荷马研究者对荷马进行评注时要注意的，注意荷马给出的提示是荷马解释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提示（emphaseis）这一荷马研究中的专业术语，参见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5; R. Nuenlist， The Ancient Critic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也是普通读者包括儿童读者在读诗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的。诗诚然是一种模仿（《理想国》600e4），但普鲁塔克在讨论诗人的模仿技艺之后，提到诗人对自己所模仿的对象并不都赞同。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儿童不要盲信诗人所说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人们应该对诗人自己所持的态度给予足够的关注。
诗人的技艺应该是寓含褒贬的模仿，这是《论学诗》第三章所表达的观点。接下来在第四章，普鲁塔克开始讨论我们如何才能辨明诗中人物的善恶。他提醒我们，用心留意诗人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给出的指导，是进行辨析工作的第一步。在众多诗人中，荷马是最擅长给出此类提示的诗人。（19a）
张轩辞：诗歌与教育
在第四章开头引用了喜剧作家梅南德的诗句之后，普鲁塔克所引诗句大多都来自荷马。就全文来看，在普鲁塔克不少于240处的征引中，来自荷马和悲剧的诗句占绝大部分，其中荷马诗句所占的比重最大。参见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0. 在儿童教育中，荷马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因为大家对荷马最为熟悉，而且因为他的诗特别适合作为儿童德性教育的材料。作为教师的普鲁塔克在写作中引用最多的就是来自荷马的诗句。赫尔曼（L.J.R. Heirman）对普鲁塔克所有作品中的引文做过统计，引用荷马的次数达到660次，仅次于它的是对柏拉图的引用，后者不少于650次。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作为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对柏拉图的重视和赞同显然要超过其他哲学家。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普鲁塔克对荷马的引用远远超过对柏拉图的引用，前者高达110次，而后者仅有5次。Heirman把对《论学诗》中引文的统计做成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里，对比列出了按比例折算的全集中出现的引文次数和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见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这与普鲁塔克全集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全集中，荷马和柏拉图的被引用次数几乎是相等的。这点差异的出现自然与这篇文章要处理的诗教主题有关，因为诗人的作品无疑是讨论的重点。但这点差异也表明，在对待诗的态度上，普鲁塔克没有完全遵循柏拉图的教诲。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人的批评主要针对荷马进行。而在这里，普鲁塔克把荷马视为最擅长通过自己的提示对读者进行德性教化的诗人： 荷马是使用这种方式方面做得最好的诗人。因为他预先就表示出对卑微的不满，并事先指示出所说话语中有价值的东西。（19a）文中普鲁塔克《论学诗》的引文皆为笔者依据希腊原文译出，希腊文依据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译文参照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1972; F.C. Babbitt， Plutarch’s Moralia， Vol.1（Loeb）， London and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话语，荷马会在前面加上这是“温和而富有理智的”（《奥德赛》卷6：148），而对于那些粗暴的行径，荷马则会表达不满，或是直接说人物的言辞凶恶，或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判断。前一种情况可见于《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在愤怒的情况下对阿伽门农说的话，在那里，诗人对阿基琉斯有直接的批评（《伊利亚特》卷1：223）;后一种情况可见于战神阿瑞斯与阿芙洛狄忒通奸被抓时，诸神说“坏事不会有好结果”（《奥德赛》卷8：329）。
普鲁塔克从19b至19d对荷马在诗中如何预先表示出对言辞或行为的善恶的评价给出9个例证。通过对这些例证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有心，就会发现诗人通过言辞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比较中国《诗》学，在《诗经》的历代注疏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通过字里行间的微妙修辞来寓含褒贬的道德教化传统。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毛诗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都可与普鲁塔克的诗教思想相互发明。
二、 “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人物事件的诗教意义
除了言辞，诗人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对道德教化观点的一种表达。据说欧里庇得斯曾这样来解释他对自己笔下令人生厌的角色“伊克西翁”的处理：他让这个人物直到被绑在车轮上才离开舞台。欧里庇得斯这样来描写这一人物实际上就是让恶人的行为与受到惩罚联系起来。普鲁塔克认为，这是诗人通过言辞之外的行为来向我们给出教导的方法。（19e）
普鲁塔克指出，荷马也会通过他的诗歌创作行为，即通过故事的发展和编排来表达自己的好恶。荷马会在描写恶劣行为时把坏的后果也包含进来，还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表达对诗人指责的重视，只是有时候在手法上显得较为隐秘。比如在《奥德赛》中，诗人得摩多科斯讲了阿芙洛狄忒的故事之后，荷马让奥德修斯命令诗人唱木马的故事。（《奥德赛》卷8：492）这其实是在批评低劣的音乐和诗歌主题会带来奢侈、温柔和妇女统治，带来缺乏男子气的生活。他借此指出，诗歌的主题应该是那些可以带来勇敢、虔敬、正义生活的内容，诗人的职责应该是从贤明和理智的人那里取材，而不是相反。（19f20a）
荷马通过对诗人得摩多科斯讲故事的顺序的安排，以及让英雄奥德修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对诗歌作为德性教化工具的自觉。在这一点上，荷马与柏拉图对诗的期许是一致的。
对好人言行的模仿作为诗歌的主题能对人们产生好的影响，对不好言行的模仿却并不必然对听众有害。在对后者的描写中，只要包含对它的蔑视和后果的不幸，那么听众还是会从中受益的。（20b）这是因为，当人们看到坏的言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有伤害时，自然会选择避免出恶言、做恶事。譬如当人们听到荷马关于赫拉迷惑宙斯之事的讲述时（《伊利亚特》卷14：153355），就会明白如下道理：女人如果只是通过样貌、魔法和谎言来获得丈夫喜爱的话，这种喜爱只能是短暂的，而且很快会转变为愤怒和敌意，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普鲁塔克这里所举的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例子，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卷3中也有提及。（《理想国》：390bc）在那里，这些例子是要求诗人“整风”的证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这些关于神的描写对于年轻人的自我克制没有帮助，因此不应让年轻的城邦护卫者听到，应该将其删除。阿芙洛狄忒与阿瑞斯通奸，宙斯受赫拉诱惑，这些当然是不光彩的事。在这件事情的道德判断上，普鲁塔克当然认同柏拉图。但是，普鲁塔克认为，如果注意到荷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通过言辞和情节安排的行动传达出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指导，那么这些描写就能对青年起到劝告和教育的作用。
由于荷马的诗作自身已经提供了运用反面例子教育青年的可能，从而在教化的方面肯定了对不好行为的描写，所以，通过寓言方式解释恶劣行为的解读方式在这里也就不需要了。（19e）普鲁塔克在这里列出了用天体运动的现象或火、气等自然元素的变化来对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故事进行解释的方法。这类自然哲学式的解释与普鲁塔克在这里的德性教化工作关系不大，所以不为普鲁塔克所赞同。 通过发掘故事背后隐藏的深意来解释表面看起来荒诞无耻的故事是一种常见的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也是一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方法。普鲁塔克并不反对这种解读方法本身。他强调的是，这种方法在这里没有使用的必要。因为，这里谈论和分析诗的目的是要教给青年实际可用的读诗守则，让青年可以通过读诗受到伦理教化。由于年轻人还不具备分辨寓言性故事的能力，柏拉图在《理想国》卷2， 378d的地方讲到，不管荷马关于诸神的描述是否是寓言，都不能让其混入城邦，因为年轻人分辨不出那些故事是不是寓言。 所以，与其教他认识故事背后隐藏的含义，还不如让他们学会注意直接来自故事本身的指示。普鲁塔克批评寓言式的解读方法，显示出他对诗教在青年教育方面的意义的重视。在这方面，他与反对诗的柏拉图有着同样的出发点。
三、 “诗可以兴观群怨”：诗教、哲学与政治 《论语》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集中表达了诗教与政治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说，只要有诗存在，就必然能行教化。如果没有哲人的剪裁，诗的败坏作用一点都不比教育作用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论语》也记载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此后在《诗经》的经学传统中形成的道德教化解释，也是哲人通过诗教来参与政治的努力。
古希腊的情形与此类似。无论在柏拉图的时代，还是在普鲁塔克的时代，诗人与哲人一样都承担着政治教化的职责，都是同时具备教师身份的“立法者”。所以，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说道：
哲学家们用这种方式，即用来自存在世界的材料来进行劝告和教育。而诗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行为和故事讲述的方式也做着同样的事。（20bc）
普鲁塔克在这里明确地把哲学和诗放到了一起，并且通过教育把两者相连。在《论学诗》的首尾两章，普鲁塔克的论说都涉及诗与哲学的关系。从柏拉图以来，诗与哲学的关系就是古希腊诗教思想的基本问题。
诗与哲学不同却亲近。哲学家和诗人在进行教化活动时使用不一样的方法：前者从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取材，通过理性推理来让人理解和认同;后者则通过编制虚假的故事来感染和说服听众，让人相信。两者在方式上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哲人和诗人在实际教育时的教育对象上的差别：诗人影响的是儿童和普通大众，而能接受哲学教育的只是部分有求知欲、理性强的青年。虽然诗人和哲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工作不同，但他们都能对人们进行规劝和教化。两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彼此呼应，相互合作。普鲁塔克非常重视诗与哲学间相似同谋的一面。他的《论学诗》可以看作是诗与哲学合作的一个见证。
普鲁塔克不仅重视诗与哲学的关系，同时也重视诗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除了把诗人与哲学家相比之外，也会把诗人与政治家相比：
正如梅兰提乌斯所言，无论是玩笑的还是认真的，雅典城邦因为公共演说家们的争论和分歧而永远存在。因为他们不会全都挤到船的同一边，所以在政治家的不同意见里，总是存在某种对不利因素的平衡。同样的，诗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说法可以修正我们的信念以达到适当的平衡，从而阻止任何导致伤害的强烈力量偏向天平的一边。（20c）
在把哲学与诗做了比较之后，普鲁塔克借梅兰提乌斯的一则趣谈，讲到了政治。梅兰提乌斯用船的形象来比喻政治生活。关于船的比喻，我们在很多希腊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与船和航海相关的比喻常被用在与哲学、政治、医学相关的论述里。例如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这方面的比喻就很多。《法篇》758a中，城邦生活被比作海上航行;《阿尔希比亚德前篇》134e135a处，对医学和航海术进行了类比。 在讲了诗人与哲人的共同点之后，普鲁塔克立刻接着讲梅兰提乌斯的船的比喻。虽然这个比喻在这里是与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但考虑到航海术与哲学类比的传统，在哲人之后讲到船只倒显得不是很突兀。既然如此，那么在思考诗人和政治家的关系之前，借由船只的比喻再来思考一下哲人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鲁塔克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船只的比喻。
与哲学家相关的“船喻”，最著名的一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卷6中所讲的一则航海寓言。他以懂航海术的船长被船员们篡权来比喻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理想国》487e489a）海上航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船长来掌舵，由他来决定方向和航线。船长需要懂得航海术，能够根据星辰、风云等所有与航海相关的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带领全体船员安全地航行在海上。柏拉图在那里讲这个寓言故事是为了向人们解释哲学家在城邦中的作用。看似无用的哲人好似年老的船长，其价值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事实上却是城邦生活所真正需要的。
如果把《理想国》中船长的工作和《法篇》卷四中所讲的立法者的工作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船长与立法者之间也有类似之处。船长只站在舵前，不会跑来跑去，而船员们则可以分布在船的两侧。船长只能决定一个方向，如同立法者对一件事只能做一个判断，而民众却有可能意见分歧。与此关系类似，柏拉图认为，诗人们可以对同一件事有自相矛盾的说法，而立法者不行。（《法篇》719d）同样，政客们可以有不同意见，而哲人王不行。哲人只能而且应该持正确的观点。
因此，如果普鲁塔克只把诗与哲学做比较，那么，这就如同在航行的船上只考虑了掌舵人而忽略了普通船员，或者如同在城邦生活中只考虑了立法者而忽略了政客。在航海和城邦生活中，后者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梅兰提乌斯的“船喻”提醒我们：在思考诗与哲学关系的时候，必须和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既要考虑诗的哲学性一面，也要考虑诗的政治性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对诗教有更深入的认识。
普鲁塔克在讨论如何避免来自诗的危害问题时，通过梅兰提乌斯的“船喻”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er）认为，这是第四章中的一个新部分的开始。参见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 在他看来，此前讨论的是诗人对坏的言行有各种提示，而从这里开始讨论的则是诗中含有对坏言行的描述的平衡力量。从这里开始，善言善行作为对恶言恶行的制约开始登场，并得到格外的重视。所以，我们的目光不仅要投向诗人如何讲述那些恶言恶行，同时也要投向诗人如何讲述善言善行。要想船在海上保持平衡，就需要位于船只两侧的人数相等;要使诗可读又无害，就需要由好的部分来制约坏的部分，避免坏的部分一方独大、造成伤害。不过，普鲁塔克在第四章中重视诗中值得称赞的德行的描写，其目的主要还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避免来自诗的危害。在这一点上，这里的讨论方向还是与前面的讨论方向是一致的，即，如何正确面对诗中可能导致听众受害的那部分内容，仍然是这里关注的重点。 平衡船的比喻与理解诗中描写好坏两类人物和言行的必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哲学相比，诗在目的和结果方面与哲学相近;而与政治相比，诗在内容和过程方面与政治有相近的地方。诗与哲学在教育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方法不同。在哲学家那里，恶的、丑的、假的东西不会出现，对低劣、丑陋言行的描写不会作为教育的材料。而在诗人那里，虽然诗人自身并不赞同那些不好的行为，但为了让故事能够引人入胜，往往会加上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而它们则可能会对年轻的听众产生坏的影响。
对于诗中关于恶言恶行的描写，普鲁塔克对其危害性有认识、有警惕，但却不担心、不排斥。他认为，年轻人只要得到正确的指导，这种危害就完全可以避免。他把诗人讲述好坏两方面的东西与政客们持有不同观点相类比。政治家们彼此的意见不合不仅不会造成城邦政治生活的衰落，反而是城邦政治生活得以持续存在的动力和保障。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才能在各种观点之间维持平衡。政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制衡和妥协。就像在船上，大家不同时挤向一边才能保持船身的平衡，才不致翻船。诗人对善恶双方的描述如同对城邦生活的模仿。诗人不仅像哲人那样教给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还向人们展现实际生活中的人生百态。这些生活样式之间有些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同一位诗人的作品中，也表现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正是因为有这些矛盾可以相互制衡，所以我们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偏执的观点，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善。
四、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学诗》中的天平比喻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说法集中表达了孔子关于诗教“致中和”的思想。在《论学诗》中，普鲁塔克也通过“船喻”和“天平比喻”谈及言善诗句和述恶诗句在教育效果上的平衡。“船喻”和“天平比喻”的诗教意义不完全一致，但在“平衡”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航行的船只保持平衡的形象类似保持平衡的天平。所以在梅兰提乌斯的船只后面，普鲁塔克很自然地接上了天平的比喻，而且在后面的讨论中又再次提到天平。（21d）
与象征城邦的行船相比，天平更多地象征个人命运。荷马让宙斯通过天平来主宰英雄的生死。（《伊利亚特》卷22：2103）宙斯把阿基琉斯与赫克托耳的命运放在天平的两边，下倾的一边意味着死亡。普鲁塔克曾在17a处引用过荷马的这段讲述。 活跃在城邦生活中的诗人影响的正是儿童的命运。如果拥有正确的指导，儿童可以通过诗受到好的教育，为将来的学习和成为优秀公民打好基础。否则的话，儿童的心智、性情会遭到败坏，为人为学都将会是另一番情形。
虽然船的比喻让我们意识到，就像政治家们的各种观点中总有平衡不利内容的因素一样，诗人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对有害内容的平衡，但是，天平的比喻较之船的比喻似乎更适合用在普鲁塔克这里所讨论的如何读诗的问题上。除了个人和城邦的差别，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船只偏向任何一边都是危险的，而天平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天平只是进行称量的工具。如果把诗中对青年有利的部分和对青年有害的部分分列两边，那么，偏向好的一边不仅能够平衡坏的一边，而且，这还意味着好的一边分量更重，更有价值。而这一点正是普鲁塔克更为看重的。所以，在提出要用诗中描写的那些好的、正确的言行来修正诗中让人诟病的恶的、荒诞的言说时，普鲁塔克一边强调“平衡”，一边也在不断告诫青年要倾向更好的一面，而不只是维持平衡而已。（20d，21d）
随着讨论的进展，《论学诗》对恶的预防工作逐渐完成，对善的倾向变得越来越突出。从第十一章开始，普鲁塔克明确教导青年要把注意力放在发掘诗中有益的东西上面。在好与坏的天平上，缺乏指导的青年可能会倾向坏的一边，但经由普鲁塔克的教导，青年们不仅能清除坏的影响，而且能不断地往好的一边加码，最终使好的一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论学诗》的开头，普鲁塔克曾用“美食”、“药”和“酒”等比喻来说明诗具有好坏两方面的特性。（15b， c， e）“天平”虽然不像这些东西一样可以用来直接比喻诗是什么，但可以更好地比喻诗的教育意义。诗中既有对人有益的部分，也有对人有害的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儿童学诗时必然要面对的。普鲁塔克对儿童学诗的指导便是主要围绕这两部分进行。天平比喻形象地展现了普鲁塔克对诗中好坏两方面的处理态度。
对于诗中描写丑恶事物的部分，普鲁塔克依据它涉及的内容和所处的位置给出了几种减少危害的具体办法。在天平比喻之前，普鲁塔克教导青年读诗的第一步是要用心观察诗人的观点，留意诗人在讲述时是否对这些会给青年带来不良影响的部分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做出批评。如果诗人自己向读者做了正确的指示，那么我们在判断时不应忽视诗人的意见。如果诗人没有在附近告诉我们他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要在诗作的其他地方寻找与之相反的观点来平衡。（20d）
在天平比喻之后，普鲁塔克开始列举对立观点的例子。这些例子首先是一些关于诸神的诗句，其次是一些与正义、诚实的美德相关的诗句，最后讨论的是一些关于如何看待财富与快乐的诗句。在这些例子中，普鲁塔克先举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观点，然后例举与之相对的更为正确的和好的观点。普鲁塔克把诗中关于相同主题的不同说法搜集起来，将其分列天平两端。以这种方式，普鲁塔克告诉青年：不但有恶的东西存在，而且有好的东西存在，与之抗衡。而且，那更好的东西才是更值得追求的。
为了使天平的刻度倾向好的一边，不仅要依靠诗人自己的作品，有的时候还要依靠其他诗人的作品。当诗人自己没有为那些荒唐的说法提供修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其他诗人的相关言说来平衡。（21d）在普鲁塔克看来，任何可以增加好的一边分量的言说都应得到重视。引导青年倾向更好的东西是教师的职责。普鲁塔克提醒青年在读到那些描写恶言恶行的诗句时，应该同时注意多读些描写善言善行的诗句，以便平衡其可能的危害。普鲁塔克就是这样指导青年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的作品来学会比较和思考不同的观点。如此一来，诗的学习才能发挥良好的教育功能，才能帮助青年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至少可以防止青年陷入诗中关于恶言恶行的描述所带来的可能误导，达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教化效果。
普鲁塔克的《论学诗》是一篇教育学著作。他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展开关于诗歌的讨论。诗教不仅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的重要部分。文章尝试通过对《论学诗》第四章的具体分析，考察普鲁塔克诗教思想与《论语》中诗教思想的相通之处。
普鲁塔克;诗歌;教育;《论语》
B502.4;B222.1A010207
诗教是古希腊教育思想中的基本母题。无论在神话、悲剧传统中，还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中，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诗教思想。普鲁塔克的《论学诗》（De Audiendis Poetis）是在希腊化时代对于古典诗教思想的一次总结，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教育学文献。这篇文章被收在普鲁塔克的著作集Moralia里面。刘小枫主张把它翻译为《伦语》。①无论这个译名是否合适，也无论《伦语》这个译名和《论语》有否关联，在诗教问题上，Moralia与《论语》确实是有可比性的，因为《论学诗》的主旨与孔子所谓“思无邪”（《论语·为政》）、“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等诗教思想确实非常接近。
《论学诗》的第四章是普鲁塔克教给青年人具体应该如何读诗的开始。它承接前三章关于诗教目的与原则的一般性讨论而来，开启后面数十章关于如何读诗的具体操作层面的讨论。对这一章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在教育实践的意义上理解普鲁塔克对诗的认识，而《论语》中的诗教思想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指引。
一、 “不学诗，无以言”：诗歌修辞的教育意义
在《论语》的语境中，“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儿童时代的伯鱼说的。针对儿童的诗歌教育正是普鲁塔克《论学诗》的主题。这篇文章是普鲁塔克写给一个父亲的信，收信人有一个与普鲁塔克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儿子。如何教儿童学诗，是写信人和收信人这两个父亲的共同关怀。
《论学诗》的诗教问题意识首先来自诗歌作品对于儿童读者的可能危害。诗的批评者和学诗儿童的家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防止受到诗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自然成了指导儿童学诗的普鲁塔克的首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需要的是来自诗人自身的配合。诗人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者。他们对所描绘人物的言行有着自己的判断，他们会在讲述中向读者提供某种提示。而作为读者，则应该学会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诗人的这些提示，从而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譬如在《论学诗》第三章的末尾，普鲁塔克提到过诗人对被描写的人物的言行有所褒贬。这里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说法。
普鲁塔克在那里举的例子是《荷马史诗》中帕里斯从战场逃回向海伦求欢的描写。（《伊利亚特》卷3：383， 441）他指出，荷马除了描写帕里斯之外，没有描写过其他人在白天欢爱，从中可见诗人对好色行径的谴责。（18f）这种例子在《诗经》中更是屡见不鲜。普鲁塔克指出，荷马通过隐晦的笔法表达对人物行为的蔑视，这不仅应该是荷马研究者对荷马进行评注时要注意的，注意荷马给出的提示是荷马解释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于提示（emphaseis）这一荷马研究中的专业术语，参见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5; R. Nuenlist， The Ancient Critic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1. 也是普通读者包括儿童读者在读诗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的。诗诚然是一种模仿（《理想国》600e4），但普鲁塔克在讨论诗人的模仿技艺之后，提到诗人对自己所模仿的对象并不都赞同。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儿童不要盲信诗人所说的一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人们应该对诗人自己所持的态度给予足够的关注。
诗人的技艺应该是寓含褒贬的模仿，这是《论学诗》第三章所表达的观点。接下来在第四章，普鲁塔克开始讨论我们如何才能辨明诗中人物的善恶。他提醒我们，用心留意诗人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给出的指导，是进行辨析工作的第一步。在众多诗人中，荷马是最擅长给出此类提示的诗人。（19a）
张轩辞：诗歌与教育
在第四章开头引用了喜剧作家梅南德的诗句之后，普鲁塔克所引诗句大多都来自荷马。就全文来看，在普鲁塔克不少于240处的征引中，来自荷马和悲剧的诗句占绝大部分，其中荷马诗句所占的比重最大。参见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0. 在儿童教育中，荷马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因为大家对荷马最为熟悉，而且因为他的诗特别适合作为儿童德性教育的材料。作为教师的普鲁塔克在写作中引用最多的就是来自荷马的诗句。赫尔曼（L.J.R. Heirman）对普鲁塔克所有作品中的引文做过统计，引用荷马的次数达到660次，仅次于它的是对柏拉图的引用，后者不少于650次。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作为柏拉图主义者，普鲁塔克对柏拉图的重视和赞同显然要超过其他哲学家。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普鲁塔克对荷马的引用远远超过对柏拉图的引用，前者高达110次，而后者仅有5次。Heirman把对《论学诗》中引文的统计做成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里，对比列出了按比例折算的全集中出现的引文次数和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见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72， p. 31. 这与普鲁塔克全集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全集中，荷马和柏拉图的被引用次数几乎是相等的。这点差异的出现自然与这篇文章要处理的诗教主题有关，因为诗人的作品无疑是讨论的重点。但这点差异也表明，在对待诗的态度上，普鲁塔克没有完全遵循柏拉图的教诲。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人的批评主要针对荷马进行。而在这里，普鲁塔克把荷马视为最擅长通过自己的提示对读者进行德性教化的诗人： 荷马是使用这种方式方面做得最好的诗人。因为他预先就表示出对卑微的不满，并事先指示出所说话语中有价值的东西。（19a）文中普鲁塔克《论学诗》的引文皆为笔者依据希腊原文译出，希腊文依据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译文参照L.J.R. Heirman， Plutarchus “De Audiendis Poetis，” leiden， 1972; F.C. Babbitt， Plutarch’s Moralia， Vol.1（Loeb）， London and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话语，荷马会在前面加上这是“温和而富有理智的”（《奥德赛》卷6：148），而对于那些粗暴的行径，荷马则会表达不满，或是直接说人物的言辞凶恶，或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判断。前一种情况可见于《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在愤怒的情况下对阿伽门农说的话，在那里，诗人对阿基琉斯有直接的批评（《伊利亚特》卷1：223）;后一种情况可见于战神阿瑞斯与阿芙洛狄忒通奸被抓时，诸神说“坏事不会有好结果”（《奥德赛》卷8：329）。
普鲁塔克从19b至19d对荷马在诗中如何预先表示出对言辞或行为的善恶的评价给出9个例证。通过对这些例证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有心，就会发现诗人通过言辞表达的观点和立场。比较中国《诗》学，在《诗经》的历代注疏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通过字里行间的微妙修辞来寓含褒贬的道德教化传统。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毛诗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都可与普鲁塔克的诗教思想相互发明。
二、 “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人物事件的诗教意义
除了言辞，诗人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对道德教化观点的一种表达。据说欧里庇得斯曾这样来解释他对自己笔下令人生厌的角色“伊克西翁”的处理：他让这个人物直到被绑在车轮上才离开舞台。欧里庇得斯这样来描写这一人物实际上就是让恶人的行为与受到惩罚联系起来。普鲁塔克认为，这是诗人通过言辞之外的行为来向我们给出教导的方法。（19e）
普鲁塔克指出，荷马也会通过他的诗歌创作行为，即通过故事的发展和编排来表达自己的好恶。荷马会在描写恶劣行为时把坏的后果也包含进来，还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表达对诗人指责的重视，只是有时候在手法上显得较为隐秘。比如在《奥德赛》中，诗人得摩多科斯讲了阿芙洛狄忒的故事之后，荷马让奥德修斯命令诗人唱木马的故事。（《奥德赛》卷8：492）这其实是在批评低劣的音乐和诗歌主题会带来奢侈、温柔和妇女统治，带来缺乏男子气的生活。他借此指出，诗歌的主题应该是那些可以带来勇敢、虔敬、正义生活的内容，诗人的职责应该是从贤明和理智的人那里取材，而不是相反。（19f20a）
荷马通过对诗人得摩多科斯讲故事的顺序的安排，以及让英雄奥德修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荷马对诗歌作为德性教化工具的自觉。在这一点上，荷马与柏拉图对诗的期许是一致的。
对好人言行的模仿作为诗歌的主题能对人们产生好的影响，对不好言行的模仿却并不必然对听众有害。在对后者的描写中，只要包含对它的蔑视和后果的不幸，那么听众还是会从中受益的。（20b）这是因为，当人们看到坏的言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只有伤害时，自然会选择避免出恶言、做恶事。譬如当人们听到荷马关于赫拉迷惑宙斯之事的讲述时（《伊利亚特》卷14：153355），就会明白如下道理：女人如果只是通过样貌、魔法和谎言来获得丈夫喜爱的话，这种喜爱只能是短暂的，而且很快会转变为愤怒和敌意，所以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普鲁塔克这里所举的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例子，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卷3中也有提及。（《理想国》：390bc）在那里，这些例子是要求诗人“整风”的证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这些关于神的描写对于年轻人的自我克制没有帮助，因此不应让年轻的城邦护卫者听到，应该将其删除。阿芙洛狄忒与阿瑞斯通奸，宙斯受赫拉诱惑，这些当然是不光彩的事。在这件事情的道德判断上，普鲁塔克当然认同柏拉图。但是，普鲁塔克认为，如果注意到荷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通过言辞和情节安排的行动传达出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指导，那么这些描写就能对青年起到劝告和教育的作用。
由于荷马的诗作自身已经提供了运用反面例子教育青年的可能，从而在教化的方面肯定了对不好行为的描写，所以，通过寓言方式解释恶劣行为的解读方式在这里也就不需要了。（19e）普鲁塔克在这里列出了用天体运动的现象或火、气等自然元素的变化来对阿芙洛狄忒和赫拉的故事进行解释的方法。这类自然哲学式的解释与普鲁塔克在这里的德性教化工作关系不大，所以不为普鲁塔克所赞同。 通过发掘故事背后隐藏的深意来解释表面看起来荒诞无耻的故事是一种常见的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也是一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方法。普鲁塔克并不反对这种解读方法本身。他强调的是，这种方法在这里没有使用的必要。因为，这里谈论和分析诗的目的是要教给青年实际可用的读诗守则，让青年可以通过读诗受到伦理教化。由于年轻人还不具备分辨寓言性故事的能力，柏拉图在《理想国》卷2， 378d的地方讲到，不管荷马关于诸神的描述是否是寓言，都不能让其混入城邦，因为年轻人分辨不出那些故事是不是寓言。 所以，与其教他认识故事背后隐藏的含义，还不如让他们学会注意直接来自故事本身的指示。普鲁塔克批评寓言式的解读方法，显示出他对诗教在青年教育方面的意义的重视。在这方面，他与反对诗的柏拉图有着同样的出发点。
三、 “诗可以兴观群怨”：诗教、哲学与政治 《论语》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集中表达了诗教与政治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说，只要有诗存在，就必然能行教化。如果没有哲人的剪裁，诗的败坏作用一点都不比教育作用小。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论语》也记载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此后在《诗经》的经学传统中形成的道德教化解释，也是哲人通过诗教来参与政治的努力。
古希腊的情形与此类似。无论在柏拉图的时代，还是在普鲁塔克的时代，诗人与哲人一样都承担着政治教化的职责，都是同时具备教师身份的“立法者”。所以，普鲁塔克在《论学诗》中说道：
哲学家们用这种方式，即用来自存在世界的材料来进行劝告和教育。而诗人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行为和故事讲述的方式也做着同样的事。（20bc）
普鲁塔克在这里明确地把哲学和诗放到了一起，并且通过教育把两者相连。在《论学诗》的首尾两章，普鲁塔克的论说都涉及诗与哲学的关系。从柏拉图以来，诗与哲学的关系就是古希腊诗教思想的基本问题。
诗与哲学不同却亲近。哲学家和诗人在进行教化活动时使用不一样的方法：前者从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取材，通过理性推理来让人理解和认同;后者则通过编制虚假的故事来感染和说服听众，让人相信。两者在方式上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哲人和诗人在实际教育时的教育对象上的差别：诗人影响的是儿童和普通大众，而能接受哲学教育的只是部分有求知欲、理性强的青年。虽然诗人和哲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工作不同，但他们都能对人们进行规劝和教化。两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彼此呼应，相互合作。普鲁塔克非常重视诗与哲学间相似同谋的一面。他的《论学诗》可以看作是诗与哲学合作的一个见证。
普鲁塔克不仅重视诗与哲学的关系，同时也重视诗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因此他除了把诗人与哲学家相比之外，也会把诗人与政治家相比：
正如梅兰提乌斯所言，无论是玩笑的还是认真的，雅典城邦因为公共演说家们的争论和分歧而永远存在。因为他们不会全都挤到船的同一边，所以在政治家的不同意见里，总是存在某种对不利因素的平衡。同样的，诗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说法可以修正我们的信念以达到适当的平衡，从而阻止任何导致伤害的强烈力量偏向天平的一边。（20c）
在把哲学与诗做了比较之后，普鲁塔克借梅兰提乌斯的一则趣谈，讲到了政治。梅兰提乌斯用船的形象来比喻政治生活。关于船的比喻，我们在很多希腊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与船和航海相关的比喻常被用在与哲学、政治、医学相关的论述里。例如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这方面的比喻就很多。《法篇》758a中，城邦生活被比作海上航行;《阿尔希比亚德前篇》134e135a处，对医学和航海术进行了类比。 在讲了诗人与哲人的共同点之后，普鲁塔克立刻接着讲梅兰提乌斯的船的比喻。虽然这个比喻在这里是与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但考虑到航海术与哲学类比的传统，在哲人之后讲到船只倒显得不是很突兀。既然如此，那么在思考诗人和政治家的关系之前，借由船只的比喻再来思考一下哲人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鲁塔克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船只的比喻。
与哲学家相关的“船喻”，最著名的一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卷6中所讲的一则航海寓言。他以懂航海术的船长被船员们篡权来比喻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理想国》487e489a）海上航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船长来掌舵，由他来决定方向和航线。船长需要懂得航海术，能够根据星辰、风云等所有与航海相关的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带领全体船员安全地航行在海上。柏拉图在那里讲这个寓言故事是为了向人们解释哲学家在城邦中的作用。看似无用的哲人好似年老的船长，其价值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事实上却是城邦生活所真正需要的。
如果把《理想国》中船长的工作和《法篇》卷四中所讲的立法者的工作放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船长与立法者之间也有类似之处。船长只站在舵前，不会跑来跑去，而船员们则可以分布在船的两侧。船长只能决定一个方向，如同立法者对一件事只能做一个判断，而民众却有可能意见分歧。与此关系类似，柏拉图认为，诗人们可以对同一件事有自相矛盾的说法，而立法者不行。（《法篇》719d）同样，政客们可以有不同意见，而哲人王不行。哲人只能而且应该持正确的观点。
因此，如果普鲁塔克只把诗与哲学做比较，那么，这就如同在航行的船上只考虑了掌舵人而忽略了普通船员，或者如同在城邦生活中只考虑了立法者而忽略了政客。在航海和城邦生活中，后者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梅兰提乌斯的“船喻”提醒我们：在思考诗与哲学关系的时候，必须和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既要考虑诗的哲学性一面，也要考虑诗的政治性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对诗教有更深入的认识。
普鲁塔克在讨论如何避免来自诗的危害问题时，通过梅兰提乌斯的“船喻”从哲学转向了政治。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er）认为，这是第四章中的一个新部分的开始。参见Plutarch， How to Study Poetry （De audiendis poetis）， Richard Hunter， and Donald Russe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 在他看来，此前讨论的是诗人对坏的言行有各种提示，而从这里开始讨论的则是诗中含有对坏言行的描述的平衡力量。从这里开始，善言善行作为对恶言恶行的制约开始登场，并得到格外的重视。所以，我们的目光不仅要投向诗人如何讲述那些恶言恶行，同时也要投向诗人如何讲述善言善行。要想船在海上保持平衡，就需要位于船只两侧的人数相等;要使诗可读又无害，就需要由好的部分来制约坏的部分，避免坏的部分一方独大、造成伤害。不过，普鲁塔克在第四章中重视诗中值得称赞的德行的描写，其目的主要还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是为了避免来自诗的危害。在这一点上，这里的讨论方向还是与前面的讨论方向是一致的，即，如何正确面对诗中可能导致听众受害的那部分内容，仍然是这里关注的重点。 平衡船的比喻与理解诗中描写好坏两类人物和言行的必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哲学相比，诗在目的和结果方面与哲学相近;而与政治相比，诗在内容和过程方面与政治有相近的地方。诗与哲学在教育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方法不同。在哲学家那里，恶的、丑的、假的东西不会出现，对低劣、丑陋言行的描写不会作为教育的材料。而在诗人那里，虽然诗人自身并不赞同那些不好的行为，但为了让故事能够引人入胜，往往会加上很多这方面的内容，而它们则可能会对年轻的听众产生坏的影响。
对于诗中关于恶言恶行的描写，普鲁塔克对其危害性有认识、有警惕，但却不担心、不排斥。他认为，年轻人只要得到正确的指导，这种危害就完全可以避免。他把诗人讲述好坏两方面的东西与政客们持有不同观点相类比。政治家们彼此的意见不合不仅不会造成城邦政治生活的衰落，反而是城邦政治生活得以持续存在的动力和保障。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才能在各种观点之间维持平衡。政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制衡和妥协。就像在船上，大家不同时挤向一边才能保持船身的平衡，才不致翻船。诗人对善恶双方的描述如同对城邦生活的模仿。诗人不仅像哲人那样教给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还向人们展现实际生活中的人生百态。这些生活样式之间有些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同一位诗人的作品中，也表现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正是因为有这些矛盾可以相互制衡，所以我们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偏执的观点，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善。
四、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学诗》中的天平比喻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说法集中表达了孔子关于诗教“致中和”的思想。在《论学诗》中，普鲁塔克也通过“船喻”和“天平比喻”谈及言善诗句和述恶诗句在教育效果上的平衡。“船喻”和“天平比喻”的诗教意义不完全一致，但在“平衡”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航行的船只保持平衡的形象类似保持平衡的天平。所以在梅兰提乌斯的船只后面，普鲁塔克很自然地接上了天平的比喻，而且在后面的讨论中又再次提到天平。（21d）
与象征城邦的行船相比，天平更多地象征个人命运。荷马让宙斯通过天平来主宰英雄的生死。（《伊利亚特》卷22：2103）宙斯把阿基琉斯与赫克托耳的命运放在天平的两边，下倾的一边意味着死亡。普鲁塔克曾在17a处引用过荷马的这段讲述。 活跃在城邦生活中的诗人影响的正是儿童的命运。如果拥有正确的指导，儿童可以通过诗受到好的教育，为将来的学习和成为优秀公民打好基础。否则的话，儿童的心智、性情会遭到败坏，为人为学都将会是另一番情形。
虽然船的比喻让我们意识到，就像政治家们的各种观点中总有平衡不利内容的因素一样，诗人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对有害内容的平衡，但是，天平的比喻较之船的比喻似乎更适合用在普鲁塔克这里所讨论的如何读诗的问题上。除了个人和城邦的差别，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船只偏向任何一边都是危险的，而天平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天平只是进行称量的工具。如果把诗中对青年有利的部分和对青年有害的部分分列两边，那么，偏向好的一边不仅能够平衡坏的一边，而且，这还意味着好的一边分量更重，更有价值。而这一点正是普鲁塔克更为看重的。所以，在提出要用诗中描写的那些好的、正确的言行来修正诗中让人诟病的恶的、荒诞的言说时，普鲁塔克一边强调“平衡”，一边也在不断告诫青年要倾向更好的一面，而不只是维持平衡而已。（20d，21d）
随着讨论的进展，《论学诗》对恶的预防工作逐渐完成，对善的倾向变得越来越突出。从第十一章开始，普鲁塔克明确教导青年要把注意力放在发掘诗中有益的东西上面。在好与坏的天平上，缺乏指导的青年可能会倾向坏的一边，但经由普鲁塔克的教导，青年们不仅能清除坏的影响，而且能不断地往好的一边加码，最终使好的一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论学诗》的开头，普鲁塔克曾用“美食”、“药”和“酒”等比喻来说明诗具有好坏两方面的特性。（15b， c， e）“天平”虽然不像这些东西一样可以用来直接比喻诗是什么，但可以更好地比喻诗的教育意义。诗中既有对人有益的部分，也有对人有害的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儿童学诗时必然要面对的。普鲁塔克对儿童学诗的指导便是主要围绕这两部分进行。天平比喻形象地展现了普鲁塔克对诗中好坏两方面的处理态度。
对于诗中描写丑恶事物的部分，普鲁塔克依据它涉及的内容和所处的位置给出了几种减少危害的具体办法。在天平比喻之前，普鲁塔克教导青年读诗的第一步是要用心观察诗人的观点，留意诗人在讲述时是否对这些会给青年带来不良影响的部分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做出批评。如果诗人自己向读者做了正确的指示，那么我们在判断时不应忽视诗人的意见。如果诗人没有在附近告诉我们他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要在诗作的其他地方寻找与之相反的观点来平衡。（20d）
在天平比喻之后，普鲁塔克开始列举对立观点的例子。这些例子首先是一些关于诸神的诗句，其次是一些与正义、诚实的美德相关的诗句，最后讨论的是一些关于如何看待财富与快乐的诗句。在这些例子中，普鲁塔克先举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观点，然后例举与之相对的更为正确的和好的观点。普鲁塔克把诗中关于相同主题的不同说法搜集起来，将其分列天平两端。以这种方式，普鲁塔克告诉青年：不但有恶的东西存在，而且有好的东西存在，与之抗衡。而且，那更好的东西才是更值得追求的。
为了使天平的刻度倾向好的一边，不仅要依靠诗人自己的作品，有的时候还要依靠其他诗人的作品。当诗人自己没有为那些荒唐的说法提供修正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其他诗人的相关言说来平衡。（21d）在普鲁塔克看来，任何可以增加好的一边分量的言说都应得到重视。引导青年倾向更好的东西是教师的职责。普鲁塔克提醒青年在读到那些描写恶言恶行的诗句时，应该同时注意多读些描写善言善行的诗句，以便平衡其可能的危害。普鲁塔克就是这样指导青年读者通过阅读不同的作品来学会比较和思考不同的观点。如此一来，诗的学习才能发挥良好的教育功能，才能帮助青年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至少可以防止青年陷入诗中关于恶言恶行的描述所带来的可能误导，达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教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