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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黄维兵团并生俘黄维，是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伟大胜利的尾声和高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余音，审讯黄维的任务，交给了我（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三科科长兼军法处秘书）和我的同事身上。特赦之前27年的改造过程，黄维和其他战犯主要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度过的。我有幸与时代一同见证了这一奇迹。
黄维兵败淮海
1948年秋冬，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中原地区，发起淮海战役，与国民党军80万精锐部队，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了生死对决。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是蒋介石部队中的嫡系，全部美械装备，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军队。其司令官黄维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美国军校毕业后擢升的年轻将领之一。他所率的部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当时，我军的战斗口号是：“歼灭黄维兵团，活捉战犯黄维。”这一口号鼓舞士气，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通敌防御体系的核心部位，最终在蒙城县小涧集地区生擒黄维。
收押黄维
根据中央要求，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立即作好收押和审讯战犯黄维的准备。
从淮海战场到华北解放区，相距遥远。黄维押到的具体时间，大约是1949年1月下旬。
我看了一眼被押送者，问：“就是他？”
战士说：“就是他。”
黄维看上去30多岁，身材不高，圆脸，黑不溜秋，很疲倦的样子。随后，负责押送的战士交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兹送去：
战犯黄维一名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
1949年1月×日
说实话，其实全凭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的条子，我们谁都不认识黄维，也没有照片，即便凭真条子交个假黄维，我们也不知道。于是我命令军法处警卫连战士将黄维押下去，见远道而来的战士一路辛苦，便安排他们在中灶一起吃炸酱面。
我们边吃边聊。我问押送的班长：“刘邓首长一向谨慎，这么重要的战犯，怎么就派你们两个人押送？”
他说：“出来时是4个。”
我急问：“那两个呢？” “那两个呀，”他笑着说，“我给他们放假了。”战士说，那两个兵，路过家乡，班长准他们假，让他俩回家去陪老爹老娘几天，回去路上再捎上他们。
我说：“你们胆子太大了。”
他们说：“越大官，越没球事。”
我说：“一路上你们累的不轻。”
他们说：“车轮着开，比走着舒服，不累。”
我说：“晚上一替一睡，怎么能不累？”
他们说：“不替，我们两个都呼呼睡。”
我问：“那犯人怎么办？”
他们说：“捆起来呀，”他们的表情，竟然对我的发问感到奇怪，“把小子捆起来，我们睡，他也睡。”
我哈哈大笑，想黄维哪儿受过这种罪呀，挠痒痒都没法挠，没给捆死还真算造化。聊得高兴时，班长漏了句话：“差点儿让这小子跑球了。”
见我有些纳闷的神情，班长索性放下碗，跟我从头讲起——我们连在蒙城附近一个村子打扫战场时，俘虏群中有一个穿士兵服的老兵，蹲在路边墙角，脖子使劲往衣领里缩，低着头而两眼直瞪瞪地向外看。就在这时，我们二班长押着10多个俘虏走来，其中一个低级军官俘虏，一看到这个老兵，立马举手敬礼。跟在后面的二班长推了这个小军官一下，喊：“走，走，走。给他敬屁礼！”这个小军官一回头，小声说了句：“他是黄司令。”二班长脑子走神，完全没当回事，还是连声催道：“走！走！”刚走出去不到20米，迎面见排长拎着手枪也在喊一群俘虏：“到前面集合去。” 排长到二班长面前时，看了一眼二班长押送的小军官，说：“没大的，拔了一堆小萝卜。”二班长就把那话当笑话说：“排长，这小子给后边坐的那俘虏敬礼，说是黄司令。”排长一听，立刻冲到那边，大眼睛一瞪，用四川话吼：“哪个是黄司令，哪个是？！”龟缩着的黄维一见这排长，比划着手枪，怒气冲冲的，生怕他开枪，赶快站起来说：“兄弟是，兄弟是。”
押送班长说：“大家在战场上喊了几十天活捉黄维，可家伙谁也不认识，真黄维现在在面前了，要不是那个小军官敬礼，他早混在俘虏中跑球了。就是他不跑，在处理俘虏时，只要本人声明想回家，照顾老娘，也可能发给5个银元路费早走了。”
我说：“也不那么容易，如果黄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没得到确实跑掉的情报，刘邓首长一定会下令严查的。”
班长说：“是的。现在说起来，倒真应该给那个敬礼的小军官立个大功。”
那个战士放下筷子补充说：“那时一听说活捉了黄维，我们连队可热闹了，团里来人，旅里来人，军里也来了人，有搞访问的，有照相的，都要从窗口外看看在押的战犯是啥个球样，一张捷报‘十二兵团被歼灭，战犯黄维被活捉，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结束……’，不久二野政治部送来一张条子，让我连派人尽快送走黄维。”
饭后，两个战士辞行。
我问：“除了条子，还带来什么材料么？”
他们一齐回答：“没有！”
我问：“他的个人物品呢？”
班长说：“都没有，临行时连长和指导员交代了四条：一，不要让这个大战犯在路上跑了；二，白天上路，晚上休息；三，如果有人问时，不要说是谁；四，到了那边，记住要收条，回来好交差。”
事实上我也一直在考察这两个战士。在他们的对答中，我没发现任何破绽。于是我说：“收条写好了，你们拿好。”收条按来条格式写着：
兹收到：
战犯黄维一名
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
1949年1月×日
夜 审 黄 维
将战犯黄维收押后，我们着手准备审讯工作，并商议工作思路。
围绕审讯策略，我们特别明确了几点：一是鉴于当时的关押环境和条件以及黄维的性格，我们决定采取多犯关押方式。二是第一次审讯是初审，也是试探性审讯，可先询问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和必须了解的问题。如犯人简历，家庭情况，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等，对其主要问题，案情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应花费一定时间和工夫，严肃认真地反复多次地询问，使之供出实情。三是审讯室要做点必要的布置，无电灯照明可借用老乡汽灯，桌子、椅子也可借用。参加审讯人员，除科长外，可加一名记录员。椅子不够，其他预审人员如愿意到现场，可坐在土炕上。四是提审时间确定在当天半夜。因为半夜时分案犯心理上比较脆弱，那时犯人刚入睡，猛地叫起来，心神不宁，加上天凉，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在精神上压力较大。
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
当晚12点整，我坐到主审位置上，命令提审战犯黄维到庭。
两名看守员持枪押解黄维进入审讯室。黄维缩着肩，眯着眼睛在适应明亮的汽灯灯光。只见黄维稍加适应后，用目光扫视四周，看到屋当中的小凳子，就旁若无人地坐了上去，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姿态。败军之将竟如此骄狂，我尽量按住性子，开始发问：“你是战犯黄维吗？”
黄维略微欠了一下上身，有气无力地吭了声，仍坐着不动，行为很是挑衅。
刹那间，我这个主审官气不打一处来。我两眼直视着黄维，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低吼一声：“战犯！”虽然我内心反复命令自己：“不能动手，千万不能动手。”可到了近前，完全无意识，右手自己就出去了。手掌打到黄维脸上，啪啪就是两耳光。
我预计是黄维会越打越硬，甚至咆哮公堂。
没想到他那么没出息，吃了两巴掌，腾地站了起来，开始的傲气狂气全没了，立刻就服服帖帖地有问就答。
然后我比较详细地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他回答说，他于1904年2月28日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县一家贫困农户，父亲早逝。
黄维吃了个子矮小的苦头。他学习成绩优异，当上家乡小学教员。小学生们嘲弄小个子教员，起他的哄，黄维恼而出走。
在上海遇到上饶同乡、中共党员方志敏，经方帮助，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学中有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左权等。黄维，号悟我，蒋介石后来给他改为培我。对蒋介石亲笔改号，黄维曾颇感自豪。
黄维一直站着回答问话。
接着谈的内容很多，情况也较复杂。人名，地名，有的他说不正确，令其书面写出，限时呈送来。
将黄维带走后，天也快亮了。第一次审讯战犯，我们的既定目标主要是观察他的态度和心理状态，不急于“获取”。干部们坐在一起，对旗开得胜，打响当头炮，兴奋地议论起来。大家还夸我的下马威：“打的好，这小子不打不行，破战犯也太傲慢了，张科长给他两下子，太痛快了，太解气了！”
我自嘲地笑了，说：“不准打人，早八辈子就有规定。我是明知故犯，会向叶部长检讨的。”
我们研究确定，接着的审讯，应追问其主要战争罪行，作为今后战犯处理的依据。
再 审 黄 维
二次提审，黄维到庭还是先看了看凳子，没敢坐，原地立正站着。我让他坐下。
我叫：“黄维。”
他答：“到！”并迅疾起立。
我说：“坐着讲话吧，不要再起立了。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
答：“军事法庭！”
问：“你应该知道军事法庭是干什么的。”
答：“军事法庭是执法机关，是惩办军人犯法的机关。”
问：“你犯什么法，有什么罪行？”
答：“我知道解放军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有我黄维的名字，就说明我犯了战争罪行。”
问：“公布战犯名单，是有充分根据的。”
答：“我承认有罪，因为蒋介石任命我为十二兵团司令，这个职务不是一般军事职务，执行蒋介石命令，指挥几十万军队进行作战，对我的上级是服从命令，对你们就是最大的犯罪，犯战争罪是要杀头的，这我也知道，是蒋介石把我送上断头台的。”
问：“今天审问你，不是让你认识如何惩治战争罪犯问题，而是要你老老实实地把你的打内战、反人民的罪行讲清楚。当然，你的态度如何，对将来如何执行国际公法是有关系的。”
国际公法，是衡量罪行的法律依据，是超越党派利益、超越军事对峙情绪、真正基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公理和公法。
答：“我愿悔罪自新，重新做人，我知道有的已定名‘战犯’，起义了，就不按战犯处理了，我现在已被俘虏了，只能低头认罪，如有立功赎罪的机会，我愿尽力做到，可不能只讲空话，如能有机会，我也是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人民做点事。说实在话，我还年轻，不愿成为人民的罪人。”
此时黄维流泪了。他在1944年曾踌躇满志地书一副对联述怀：“中兴逼我昭青史，大任由天秉素行。”他的雄心和抱负确实不小。我不相信他认罪会这么快，但他不愿意终老监狱，想为国家做些事情，可能是本意。
问：“你在美国大学学习过，你知道的事也不少，现在给你点时间，把你的罪行用文字写出来。”
答：“我尽力做到，请法官能给指点指点，写什么内容，写些什么材料，我手头什么资料也没有，只能回忆了，愿尽力做到。”
问：“回去后，你先写这几方面的情况：第一，十二兵团这个军队的组织编制，一切后勤装备，有何战斗战术能力等。第二，蒋介石对你和兵团战略战术的部署，手谕，电谕，特别是淮海战役前的部署和进行中的指令。第三，你对我方作战情况的分析，掌握，交手中，你觉得我方有哪些不足和漏洞，哪些出你意料，一定要如实写。”
答：“尽力写出实情，给三五天时间可以吗？”
问：“时间不急，多几天也行，想清楚再写。”
答：“笔墨纸砚可以保障吗？”
我说：“这是当然的。”为防意外，给不给砚，怎么替代，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的。
他说：“最后一个要求，可给一些解放军有关宣传教育的资料，愿从头学习。”
我说：“你真这么渴望吗？”
他说：“我说的都是那边的话，不学习，用老话说不清自己的罪行。”
我说：“很好，我希望你有个好的开端。”
以后多次审问，大部分是令他写了不少有关军事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上层活动与思考的为多，这些资料迅速整理成简报，上送军区司令部机关和有关部门。尽管有的已过时，情报价值有所减弱，我仍鼓励黄维详细写出来，以检验他的认罪态度。我把他的供述分三类：一类为情报，一类为个人历史，包括抗日战争的情况，再一类为罪行。打内战的罪行方面，黄维还曾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五次“围剿”，都一一写了出来。
秘密押解进京
黄维押到井陉（军法处驻地）时，北平和平解放已签署协议，我军入城式在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迅速进驻北平，全面接管这座特大城市。华北军区闻令即动，各部队昼夜兼程，向北平疾进。同时，军区机关分作两部分，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先行动身赴平，前去接收傅作义部队，执行卫戍任务，设置军区机关驻地；另一部分为后续部队，稍后行动。
军法处也一分为二。
第一梯队先去北平，一面勘察和选定具有较大关押容量的监狱，一面立即展开工作，接收各地押到的犯人。北平北郊的原国民党军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高墙深院，设施齐全，理所当然作为我们的驻地首选。
我负责军法处的第二梯队，抓紧做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是抓紧审理案犯。上级的要求是，除案情重大或罪行较重的案犯，如黄维等战犯必须押赴北平外，对案情一般罪行较轻的案犯，能就地处理的，力争尽快结案处理。二是对干部和警卫部队，进行机会教育，讲明当前形势，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斗志，保障紧张有序地顺利完成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三是精心规划，做好铁路押送准备。当时军法处住在石家庄井陉县南寨村。南寨村离井陉煤矿很近，煤矿通火车，所以铁路押送比走公路安全，简便，快捷。通过军交部门，我们专门申请了进北平的铁路运输计划。我们联系到4节闷罐车皮。
军法处第二梯队人员、警卫部队、犯人、物资，满打满算，也用不了4节闷罐车皮。我的想法是，犯人要适当分散，便于途中看管。假若遭到空袭，亦可减少损失。据此，我们制订了详尽的方案。
经较长时间军事对峙的北平，眼前民生问题突出，问题之一是冬季燃料奇缺。4节闷罐车皮装载百余吨优质块煤，恰好给北平人民“雪中送炭”，更主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行动的保密性。我们能做的就是事先隐蔽意图。当时，能接触到运煤计划的外人，很难想到装了煤的车皮要拉人，更想不到拉的是军法部门及敌对军事阵营最高级别的犯人。
2月15日15时——在车皮准备好后，我们突然到站，即刻发车。
犯人分了3组，安排在3个车皮里。每组一车皮十二三个犯人，再分为4个小组，分别安排到4个车厢角。
我特意与黄维安排在一起。警卫连连部、我爱人和孩子，也都在同一车皮。对黄维比较优待，不上手铐脚镣，而且两人一角，比较舒服一些。
黄维很珍惜对他的优待，一上车，就举手向看守员报告：“4号请求说话。”看守员允许他说。于是“4号”（黄维）说：“我有两条保证：一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乱说乱动。二是在火车上为防止拉屎尿，我保证不吃一个干粮，不喝一口水。” 我知道黄维的用意，他被卡车押运那两个战士捆怕了，对我这个暴脾气也心有余悸，虽然白天没怎么样他，他怕因为他的“重要性”，晚上会有不同待遇。我安慰他说：“前一个表扬，不乱说乱动就没事。”我又说：“后一个不必要，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后来，看守员见“4号”果真不吃不喝，就一再相劝。劝也劝不动，“4号”就是不肯吃喝。看守员说：“如果你要绝食，我可有办法，半个小时，给你灌个蛤蟆饱。” “4号”一本正经地说：“我确实晕车，下火车后一定吃个饱。”我说：“算了，算了。”让看守员别跟黄维过不去。
铁路输送一天一夜，到达北平前门西站，即货运站。打前站的同志带两辆卡车来接，我们按半个月前的入城式的路线，由前门进城，而后穿越市区，再出城，顺利进驻功德林。
改 造 黄 维
经过近一年的审讯和组织犯人学习，黄维的认罪态度逐步有所转变，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愿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他在私下与同室犯人交谈中，也流露出悔过的意愿。他本人的志向不是当兵而是搞农业生产。他多次说，在美国学习期间，对美国机械化农庄很感兴趣，他当军官是蒋介石的指使。在淮海战役中，机械化部队成为包袱，部队还未展开就被打散、解体，最后落入法网，悔之莫及等。
当时我们的态度，对他的言辞可信，也不可全信，关键要看他的表现。
解放后，全国开展镇反和“三反”运动，我们组织犯人学习和揭发，黄维也踊跃参加讨论，表现积极，发言联系自己的罪行进行检讨，态度比较诚恳。黄维把他知道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情况写了揭发材料，他说在他所在的兵团中有军统组织，归大特务头子戴笠领导，搞对外对内两部分活动，对军内人员也采取监视的办法，防止策反和间谍活动，尽管他是兵团司令，也在被监视中，所以，他们言语行动很谨慎。至于派遣特务到解放区搞情报活动更是其主要任务，也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他愿意将此知道的情况都写出来。
他在同室案犯中，表示愿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心重新做人，说：“共产党的情况，他被俘之前了解很少，现在从报纸上、书籍上知道了许多道理，以前许多误传和灌输的东西，一对照，完全相反。”他也看了共产党章程，知道了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而不是国民党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在监狱中，他身上就一套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棉衣，天热了，给他发了单衣（尽管是旧军衣）令他感动，一天三顿饭，比他过去的伙食差，但却把他的胃病治好了，现在他身体壮多了，也有劲了。他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每周每月都写反省和检查材料。他在监狱劳动生产，学会了织毛衣。他还表示愿回农村种地，投入机械化生产，他请求共产党从宽处理他。
入城不久，接中央公安部通知，对全国解放战争中俘虏的战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皇族”成员和国民党军的战犯，设战俘营管训。为此，我们将黄维、陈长捷、梁培璜等4名罪犯材料上报并经批准后，交公安部。大约在1950年1月份我们将人一并移交公安部。公安部审讯处就和我们共同使用一个监狱，即第二监狱，步行的话最多50米。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月生活费200元。当时我感到有些惊讶，这相当于高级干部的政治与生活待遇，但我坚信党的宽严政策是可以改造和利用战犯为人民做点事的。后来听说，黄维在战俘营有悔改和立功表现。也有的说，黄维以研究为动机回避改造。1983年黄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写文章寄语还在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和袍泽：“现在祈求祖国统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畅述旧谊，以快平生。”他说：“拳拳之心，期望之情，海峡彼岸如能伸出手来，那将多么好啊！” 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兹送去战犯黄维一名”的条子，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压题照片：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
黄维兵败淮海
1948年秋冬，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中原地区，发起淮海战役，与国民党军80万精锐部队，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了生死对决。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是蒋介石部队中的嫡系，全部美械装备，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军队。其司令官黄维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美国军校毕业后擢升的年轻将领之一。他所率的部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当时，我军的战斗口号是：“歼灭黄维兵团，活捉战犯黄维。”这一口号鼓舞士气，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通敌防御体系的核心部位，最终在蒙城县小涧集地区生擒黄维。
收押黄维
根据中央要求，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立即作好收押和审讯战犯黄维的准备。
从淮海战场到华北解放区，相距遥远。黄维押到的具体时间，大约是1949年1月下旬。
我看了一眼被押送者，问：“就是他？”
战士说：“就是他。”
黄维看上去30多岁，身材不高，圆脸，黑不溜秋，很疲倦的样子。随后，负责押送的战士交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兹送去：
战犯黄维一名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
1949年1月×日
说实话，其实全凭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的条子，我们谁都不认识黄维，也没有照片，即便凭真条子交个假黄维，我们也不知道。于是我命令军法处警卫连战士将黄维押下去，见远道而来的战士一路辛苦，便安排他们在中灶一起吃炸酱面。
我们边吃边聊。我问押送的班长：“刘邓首长一向谨慎，这么重要的战犯，怎么就派你们两个人押送？”
他说：“出来时是4个。”
我急问：“那两个呢？” “那两个呀，”他笑着说，“我给他们放假了。”战士说，那两个兵，路过家乡，班长准他们假，让他俩回家去陪老爹老娘几天，回去路上再捎上他们。
我说：“你们胆子太大了。”
他们说：“越大官，越没球事。”
我说：“一路上你们累的不轻。”
他们说：“车轮着开，比走着舒服，不累。”
我说：“晚上一替一睡，怎么能不累？”
他们说：“不替，我们两个都呼呼睡。”
我问：“那犯人怎么办？”
他们说：“捆起来呀，”他们的表情，竟然对我的发问感到奇怪，“把小子捆起来，我们睡，他也睡。”
我哈哈大笑，想黄维哪儿受过这种罪呀，挠痒痒都没法挠，没给捆死还真算造化。聊得高兴时，班长漏了句话：“差点儿让这小子跑球了。”
见我有些纳闷的神情，班长索性放下碗，跟我从头讲起——我们连在蒙城附近一个村子打扫战场时，俘虏群中有一个穿士兵服的老兵，蹲在路边墙角，脖子使劲往衣领里缩，低着头而两眼直瞪瞪地向外看。就在这时，我们二班长押着10多个俘虏走来，其中一个低级军官俘虏，一看到这个老兵，立马举手敬礼。跟在后面的二班长推了这个小军官一下，喊：“走，走，走。给他敬屁礼！”这个小军官一回头，小声说了句：“他是黄司令。”二班长脑子走神，完全没当回事，还是连声催道：“走！走！”刚走出去不到20米，迎面见排长拎着手枪也在喊一群俘虏：“到前面集合去。” 排长到二班长面前时，看了一眼二班长押送的小军官，说：“没大的，拔了一堆小萝卜。”二班长就把那话当笑话说：“排长，这小子给后边坐的那俘虏敬礼，说是黄司令。”排长一听，立刻冲到那边，大眼睛一瞪，用四川话吼：“哪个是黄司令，哪个是？！”龟缩着的黄维一见这排长，比划着手枪，怒气冲冲的，生怕他开枪，赶快站起来说：“兄弟是，兄弟是。”
押送班长说：“大家在战场上喊了几十天活捉黄维，可家伙谁也不认识，真黄维现在在面前了，要不是那个小军官敬礼，他早混在俘虏中跑球了。就是他不跑，在处理俘虏时，只要本人声明想回家，照顾老娘，也可能发给5个银元路费早走了。”
我说：“也不那么容易，如果黄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又没得到确实跑掉的情报，刘邓首长一定会下令严查的。”
班长说：“是的。现在说起来，倒真应该给那个敬礼的小军官立个大功。”
那个战士放下筷子补充说：“那时一听说活捉了黄维，我们连队可热闹了，团里来人，旅里来人，军里也来了人，有搞访问的，有照相的，都要从窗口外看看在押的战犯是啥个球样，一张捷报‘十二兵团被歼灭，战犯黄维被活捉，淮海战役宣布胜利结束……’，不久二野政治部送来一张条子，让我连派人尽快送走黄维。”
饭后，两个战士辞行。
我问：“除了条子，还带来什么材料么？”
他们一齐回答：“没有！”
我问：“他的个人物品呢？”
班长说：“都没有，临行时连长和指导员交代了四条：一，不要让这个大战犯在路上跑了；二，白天上路，晚上休息；三，如果有人问时，不要说是谁；四，到了那边，记住要收条，回来好交差。”
事实上我也一直在考察这两个战士。在他们的对答中，我没发现任何破绽。于是我说：“收条写好了，你们拿好。”收条按来条格式写着：
兹收到：
战犯黄维一名
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
1949年1月×日
夜 审 黄 维
将战犯黄维收押后，我们着手准备审讯工作，并商议工作思路。
围绕审讯策略，我们特别明确了几点：一是鉴于当时的关押环境和条件以及黄维的性格，我们决定采取多犯关押方式。二是第一次审讯是初审，也是试探性审讯，可先询问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和必须了解的问题。如犯人简历，家庭情况，文化程度，社会关系等，对其主要问题，案情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应花费一定时间和工夫，严肃认真地反复多次地询问，使之供出实情。三是审讯室要做点必要的布置，无电灯照明可借用老乡汽灯，桌子、椅子也可借用。参加审讯人员，除科长外，可加一名记录员。椅子不够，其他预审人员如愿意到现场，可坐在土炕上。四是提审时间确定在当天半夜。因为半夜时分案犯心理上比较脆弱，那时犯人刚入睡，猛地叫起来，心神不宁，加上天凉，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在精神上压力较大。
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
当晚12点整，我坐到主审位置上，命令提审战犯黄维到庭。
两名看守员持枪押解黄维进入审讯室。黄维缩着肩，眯着眼睛在适应明亮的汽灯灯光。只见黄维稍加适应后，用目光扫视四周，看到屋当中的小凳子，就旁若无人地坐了上去，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慢姿态。败军之将竟如此骄狂，我尽量按住性子，开始发问：“你是战犯黄维吗？”
黄维略微欠了一下上身，有气无力地吭了声，仍坐着不动，行为很是挑衅。
刹那间，我这个主审官气不打一处来。我两眼直视着黄维，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低吼一声：“战犯！”虽然我内心反复命令自己：“不能动手，千万不能动手。”可到了近前，完全无意识，右手自己就出去了。手掌打到黄维脸上，啪啪就是两耳光。
我预计是黄维会越打越硬，甚至咆哮公堂。
没想到他那么没出息，吃了两巴掌，腾地站了起来，开始的傲气狂气全没了，立刻就服服帖帖地有问就答。
然后我比较详细地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他回答说，他于1904年2月28日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县一家贫困农户，父亲早逝。
黄维吃了个子矮小的苦头。他学习成绩优异，当上家乡小学教员。小学生们嘲弄小个子教员，起他的哄，黄维恼而出走。
在上海遇到上饶同乡、中共党员方志敏，经方帮助，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学中有共产党员徐向前、陈赓、左权等。黄维，号悟我，蒋介石后来给他改为培我。对蒋介石亲笔改号，黄维曾颇感自豪。
黄维一直站着回答问话。
接着谈的内容很多，情况也较复杂。人名，地名，有的他说不正确，令其书面写出，限时呈送来。
将黄维带走后，天也快亮了。第一次审讯战犯，我们的既定目标主要是观察他的态度和心理状态，不急于“获取”。干部们坐在一起，对旗开得胜，打响当头炮，兴奋地议论起来。大家还夸我的下马威：“打的好，这小子不打不行，破战犯也太傲慢了，张科长给他两下子，太痛快了，太解气了！”
我自嘲地笑了，说：“不准打人，早八辈子就有规定。我是明知故犯，会向叶部长检讨的。”
我们研究确定，接着的审讯，应追问其主要战争罪行，作为今后战犯处理的依据。
再 审 黄 维
二次提审，黄维到庭还是先看了看凳子，没敢坐，原地立正站着。我让他坐下。
我叫：“黄维。”
他答：“到！”并迅疾起立。
我说：“坐着讲话吧，不要再起立了。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
答：“军事法庭！”
问：“你应该知道军事法庭是干什么的。”
答：“军事法庭是执法机关，是惩办军人犯法的机关。”
问：“你犯什么法，有什么罪行？”
答：“我知道解放军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有我黄维的名字，就说明我犯了战争罪行。”
问：“公布战犯名单，是有充分根据的。”
答：“我承认有罪，因为蒋介石任命我为十二兵团司令，这个职务不是一般军事职务，执行蒋介石命令，指挥几十万军队进行作战，对我的上级是服从命令，对你们就是最大的犯罪，犯战争罪是要杀头的，这我也知道，是蒋介石把我送上断头台的。”
问：“今天审问你，不是让你认识如何惩治战争罪犯问题，而是要你老老实实地把你的打内战、反人民的罪行讲清楚。当然，你的态度如何，对将来如何执行国际公法是有关系的。”
国际公法，是衡量罪行的法律依据，是超越党派利益、超越军事对峙情绪、真正基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公理和公法。
答：“我愿悔罪自新，重新做人，我知道有的已定名‘战犯’，起义了，就不按战犯处理了，我现在已被俘虏了，只能低头认罪，如有立功赎罪的机会，我愿尽力做到，可不能只讲空话，如能有机会，我也是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人民做点事。说实在话，我还年轻，不愿成为人民的罪人。”
此时黄维流泪了。他在1944年曾踌躇满志地书一副对联述怀：“中兴逼我昭青史，大任由天秉素行。”他的雄心和抱负确实不小。我不相信他认罪会这么快，但他不愿意终老监狱，想为国家做些事情，可能是本意。
问：“你在美国大学学习过，你知道的事也不少，现在给你点时间，把你的罪行用文字写出来。”
答：“我尽力做到，请法官能给指点指点，写什么内容，写些什么材料，我手头什么资料也没有，只能回忆了，愿尽力做到。”
问：“回去后，你先写这几方面的情况：第一，十二兵团这个军队的组织编制，一切后勤装备，有何战斗战术能力等。第二，蒋介石对你和兵团战略战术的部署，手谕，电谕，特别是淮海战役前的部署和进行中的指令。第三，你对我方作战情况的分析，掌握，交手中，你觉得我方有哪些不足和漏洞，哪些出你意料，一定要如实写。”
答：“尽力写出实情，给三五天时间可以吗？”
问：“时间不急，多几天也行，想清楚再写。”
答：“笔墨纸砚可以保障吗？”
我说：“这是当然的。”为防意外，给不给砚，怎么替代，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的。
他说：“最后一个要求，可给一些解放军有关宣传教育的资料，愿从头学习。”
我说：“你真这么渴望吗？”
他说：“我说的都是那边的话，不学习，用老话说不清自己的罪行。”
我说：“很好，我希望你有个好的开端。”
以后多次审问，大部分是令他写了不少有关军事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上层活动与思考的为多，这些资料迅速整理成简报，上送军区司令部机关和有关部门。尽管有的已过时，情报价值有所减弱，我仍鼓励黄维详细写出来，以检验他的认罪态度。我把他的供述分三类：一类为情报，一类为个人历史，包括抗日战争的情况，再一类为罪行。打内战的罪行方面，黄维还曾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五次“围剿”，都一一写了出来。
秘密押解进京
黄维押到井陉（军法处驻地）时，北平和平解放已签署协议，我军入城式在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迅速进驻北平，全面接管这座特大城市。华北军区闻令即动，各部队昼夜兼程，向北平疾进。同时，军区机关分作两部分，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先行动身赴平，前去接收傅作义部队，执行卫戍任务，设置军区机关驻地；另一部分为后续部队，稍后行动。
军法处也一分为二。
第一梯队先去北平，一面勘察和选定具有较大关押容量的监狱，一面立即展开工作，接收各地押到的犯人。北平北郊的原国民党军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高墙深院，设施齐全，理所当然作为我们的驻地首选。
我负责军法处的第二梯队，抓紧做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是抓紧审理案犯。上级的要求是，除案情重大或罪行较重的案犯，如黄维等战犯必须押赴北平外，对案情一般罪行较轻的案犯，能就地处理的，力争尽快结案处理。二是对干部和警卫部队，进行机会教育，讲明当前形势，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斗志，保障紧张有序地顺利完成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三是精心规划，做好铁路押送准备。当时军法处住在石家庄井陉县南寨村。南寨村离井陉煤矿很近，煤矿通火车，所以铁路押送比走公路安全，简便，快捷。通过军交部门，我们专门申请了进北平的铁路运输计划。我们联系到4节闷罐车皮。
军法处第二梯队人员、警卫部队、犯人、物资，满打满算，也用不了4节闷罐车皮。我的想法是，犯人要适当分散，便于途中看管。假若遭到空袭，亦可减少损失。据此，我们制订了详尽的方案。
经较长时间军事对峙的北平，眼前民生问题突出，问题之一是冬季燃料奇缺。4节闷罐车皮装载百余吨优质块煤，恰好给北平人民“雪中送炭”，更主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行动的保密性。我们能做的就是事先隐蔽意图。当时，能接触到运煤计划的外人，很难想到装了煤的车皮要拉人，更想不到拉的是军法部门及敌对军事阵营最高级别的犯人。
2月15日15时——在车皮准备好后，我们突然到站，即刻发车。
犯人分了3组，安排在3个车皮里。每组一车皮十二三个犯人，再分为4个小组，分别安排到4个车厢角。
我特意与黄维安排在一起。警卫连连部、我爱人和孩子，也都在同一车皮。对黄维比较优待，不上手铐脚镣，而且两人一角，比较舒服一些。
黄维很珍惜对他的优待，一上车，就举手向看守员报告：“4号请求说话。”看守员允许他说。于是“4号”（黄维）说：“我有两条保证：一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乱说乱动。二是在火车上为防止拉屎尿，我保证不吃一个干粮，不喝一口水。” 我知道黄维的用意，他被卡车押运那两个战士捆怕了，对我这个暴脾气也心有余悸，虽然白天没怎么样他，他怕因为他的“重要性”，晚上会有不同待遇。我安慰他说：“前一个表扬，不乱说乱动就没事。”我又说：“后一个不必要，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后来，看守员见“4号”果真不吃不喝，就一再相劝。劝也劝不动，“4号”就是不肯吃喝。看守员说：“如果你要绝食，我可有办法，半个小时，给你灌个蛤蟆饱。” “4号”一本正经地说：“我确实晕车，下火车后一定吃个饱。”我说：“算了，算了。”让看守员别跟黄维过不去。
铁路输送一天一夜，到达北平前门西站，即货运站。打前站的同志带两辆卡车来接，我们按半个月前的入城式的路线，由前门进城，而后穿越市区，再出城，顺利进驻功德林。
改 造 黄 维
经过近一年的审讯和组织犯人学习，黄维的认罪态度逐步有所转变，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愿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他在私下与同室犯人交谈中，也流露出悔过的意愿。他本人的志向不是当兵而是搞农业生产。他多次说，在美国学习期间，对美国机械化农庄很感兴趣，他当军官是蒋介石的指使。在淮海战役中，机械化部队成为包袱，部队还未展开就被打散、解体，最后落入法网，悔之莫及等。
当时我们的态度，对他的言辞可信，也不可全信，关键要看他的表现。
解放后，全国开展镇反和“三反”运动，我们组织犯人学习和揭发，黄维也踊跃参加讨论，表现积极，发言联系自己的罪行进行检讨，态度比较诚恳。黄维把他知道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情况写了揭发材料，他说在他所在的兵团中有军统组织，归大特务头子戴笠领导，搞对外对内两部分活动，对军内人员也采取监视的办法，防止策反和间谍活动，尽管他是兵团司令，也在被监视中，所以，他们言语行动很谨慎。至于派遣特务到解放区搞情报活动更是其主要任务，也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他愿意将此知道的情况都写出来。
他在同室案犯中，表示愿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心重新做人，说：“共产党的情况，他被俘之前了解很少，现在从报纸上、书籍上知道了许多道理，以前许多误传和灌输的东西，一对照，完全相反。”他也看了共产党章程，知道了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而不是国民党腐败透顶的官僚集团。在监狱中，他身上就一套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棉衣，天热了，给他发了单衣（尽管是旧军衣）令他感动，一天三顿饭，比他过去的伙食差，但却把他的胃病治好了，现在他身体壮多了，也有劲了。他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每周每月都写反省和检查材料。他在监狱劳动生产，学会了织毛衣。他还表示愿回农村种地，投入机械化生产，他请求共产党从宽处理他。
入城不久，接中央公安部通知，对全国解放战争中俘虏的战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皇族”成员和国民党军的战犯，设战俘营管训。为此，我们将黄维、陈长捷、梁培璜等4名罪犯材料上报并经批准后，交公安部。大约在1950年1月份我们将人一并移交公安部。公安部审讯处就和我们共同使用一个监狱，即第二监狱，步行的话最多50米。
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月生活费200元。当时我感到有些惊讶，这相当于高级干部的政治与生活待遇，但我坚信党的宽严政策是可以改造和利用战犯为人民做点事的。后来听说，黄维在战俘营有悔改和立功表现。也有的说，黄维以研究为动机回避改造。1983年黄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写文章寄语还在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和袍泽：“现在祈求祖国统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畅述旧谊，以快平生。”他说：“拳拳之心，期望之情，海峡彼岸如能伸出手来，那将多么好啊！” 1989年3月20日，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兹送去战犯黄维一名”的条子，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压题照片：1975年12月，黄维获得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