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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期。学者资中筠在其经典著作《财富的归宿》中写道：“令人鼓舞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来自传统势力、传统观念，利益集团以及滞后的结构和规章的阻力并存。”一方面，人们依然穷尽可能地追逐财富，巧取豪夺，唯利是图；而另一方面，现代公益行业迅猛发展，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把积累的财富捐赠给需要帮助的陌生人。
中国人习惯谈慈善而非公益
公益筹资官及其服务的公益组织在这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无法超脱中国国情，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充斥毒奶粉与地沟油，商业道德在底线徘徊的社会，同样生活在一个普通民众虽略有余财，却为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日夜忧愁的社会。对于财富，人们尚觉不足，要劝说他们捐赠是难的，但又是不得不为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去独自面对一个糟糕的社会。
更困难的是，中国尚未形成利于公益筹资的捐赠文化。按《公益时报》社长刘京的说法，国人习惯于谈论慈善而非公益。“慈是从上到下，善是邻里之间，脱离不开熟人社会的关系。而公益却恰恰相反，它往往关心陌生的人群。”在城市化多年后，基于熟人社会的家族文化仍然很顽强，若有人为公益事业做大笔捐赠而拒绝为一个好吃懒做的表兄弟还赌债，也许会在家族中遭受很大的压力。在熟人社会里，带有中介性质的公益组织不是刚需，专业的筹资官就更无用武之地。
不少国内筹资官羡慕美国捐赠文化。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美国公益捐赠并不限于富人，许多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是捐赠者。他们大多有过义工经历，整个社会讲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益是一种社会风气，各方都待之以平常心，无须迫于压力，也不必用各种赞扬推动。而另一方面，如某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那么无论他做过多少慈善捐赠也不能获得公众谅解，就更不可能因此抵消法律的制裁。
不缺公益精神缺公益文化
不能说中国缺乏公益的精神与传统。在资中筠看来，现代意义的公益事业在民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她说，当时不少知名慈善家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属于“授人以渔”的性质，有些还发挥着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这一传统因社会大变动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中断，而重新发展起来距今只有20余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中国青基会发起的“希望工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公益复兴的发端。时隔20余年，创始人徐永光依然对当年的筹资方式津津乐道。他多年来秉持一个观点：捐赠者应当拥有捐赠自由，公益筹资应当市场化，而不能搞行政垄断。
这个观点背后潜藏深刻的中国国情。直至今日，中国的慈善主体仍然是官办公募基金会。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2013年度，捐赠收入榜前十的公募基金会中有九家是官办基金会，仅有的例外来自深圳壹基金。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写道：“这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官办基金会的问题与国有垄断企业有类似之处。”
更为阻碍捐赠文化形成的，是“逼捐”。中国的企业与富人有时会成为地方政府“拉赞助”的对象。公益慈善是一种最常见的名义，或通过政府实际掌控的官办基金会，或由有关部门直接出面募款。威逼利诱之下，公益筹资往往成了一种权钱交易的手段，资助者出了钱，但捐赠体验很不好。
民间剩余财富推动募捐市场
中国特色的怪状很多，本文无意穷举，而利好的因素也是有的。朝野的认同与体制的逐步改进为募捐市场拓展了空间，而民间因剩余财富的出现而萌发的公益需求则真正推动了募捐市场的发展。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在他所著的《资本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过解读，他认为，赚了很多钱的人如果不愿意拿出一部分，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资源短缺，乃至于导致激烈的冲突。卢德之援引了清教徒的说法来定义他所理解的资本精神：“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
资中筠对此也有着相似的论断，她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某种需求，这与市场的规律是一致的，只不过供给方的目的不是谋利而已。”
在多种力量反复博弈的复杂环境之下，中国的公益筹资官们完成了卓越的工作。2013年，中国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超过420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欧洲国家立陶宛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与互联网公益的兴起不无关系，在2009年，中国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仅为203亿元，这个数字在各式互联网支付平台成熟的4年间翻了一倍。许多民间基金会搭上了这班“不需背景关系”的筹资快车，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互联网公益改善了国人的捐赠体验，并在一点点地重构中国的捐赠生态。2014年，徐永光在深圳慈展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危若累卵的慈善体制将终结于互联网》的演讲，他呼吁公众在互联网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公益机构：“权利在你手里，脚就在你下面，你可以来决定你支持谁，甚至可以决定你抛弃谁，这都是你的权利。”
基金会正在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筹资官是一个关键的职务，他们必须深刻理解所服务基金会的一整套的筹资逻辑，并用各种方式给潜在资助者一个捐赠的理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筹资官一般不敢有所保留，无论是资本的精神还是人性的弱点，他们都会设法加以利用。在此过程中，公益界的理念、制度、文化、伦理，国人的财富观、慈善观都会有所展现。
中国人习惯谈慈善而非公益
公益筹资官及其服务的公益组织在这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无法超脱中国国情，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充斥毒奶粉与地沟油，商业道德在底线徘徊的社会，同样生活在一个普通民众虽略有余财，却为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日夜忧愁的社会。对于财富，人们尚觉不足，要劝说他们捐赠是难的，但又是不得不为的——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去独自面对一个糟糕的社会。
更困难的是，中国尚未形成利于公益筹资的捐赠文化。按《公益时报》社长刘京的说法，国人习惯于谈论慈善而非公益。“慈是从上到下，善是邻里之间，脱离不开熟人社会的关系。而公益却恰恰相反，它往往关心陌生的人群。”在城市化多年后，基于熟人社会的家族文化仍然很顽强，若有人为公益事业做大笔捐赠而拒绝为一个好吃懒做的表兄弟还赌债，也许会在家族中遭受很大的压力。在熟人社会里，带有中介性质的公益组织不是刚需，专业的筹资官就更无用武之地。
不少国内筹资官羡慕美国捐赠文化。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美国公益捐赠并不限于富人，许多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是捐赠者。他们大多有过义工经历，整个社会讲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益是一种社会风气，各方都待之以平常心，无须迫于压力，也不必用各种赞扬推动。而另一方面，如某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那么无论他做过多少慈善捐赠也不能获得公众谅解，就更不可能因此抵消法律的制裁。
不缺公益精神缺公益文化
不能说中国缺乏公益的精神与传统。在资中筠看来，现代意义的公益事业在民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她说，当时不少知名慈善家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属于“授人以渔”的性质，有些还发挥着推动社会改良的作用。“这一传统因社会大变动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中断，而重新发展起来距今只有20余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中国青基会发起的“希望工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公益复兴的发端。时隔20余年，创始人徐永光依然对当年的筹资方式津津乐道。他多年来秉持一个观点：捐赠者应当拥有捐赠自由，公益筹资应当市场化，而不能搞行政垄断。
这个观点背后潜藏深刻的中国国情。直至今日，中国的慈善主体仍然是官办公募基金会。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2013年度，捐赠收入榜前十的公募基金会中有九家是官办基金会，仅有的例外来自深圳壹基金。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写道：“这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官办基金会的问题与国有垄断企业有类似之处。”
更为阻碍捐赠文化形成的，是“逼捐”。中国的企业与富人有时会成为地方政府“拉赞助”的对象。公益慈善是一种最常见的名义，或通过政府实际掌控的官办基金会，或由有关部门直接出面募款。威逼利诱之下，公益筹资往往成了一种权钱交易的手段，资助者出了钱，但捐赠体验很不好。
民间剩余财富推动募捐市场
中国特色的怪状很多，本文无意穷举，而利好的因素也是有的。朝野的认同与体制的逐步改进为募捐市场拓展了空间，而民间因剩余财富的出现而萌发的公益需求则真正推动了募捐市场的发展。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在他所著的《资本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过解读，他认为，赚了很多钱的人如果不愿意拿出一部分，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资源短缺，乃至于导致激烈的冲突。卢德之援引了清教徒的说法来定义他所理解的资本精神：“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
资中筠对此也有着相似的论断，她说：“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某种需求，这与市场的规律是一致的，只不过供给方的目的不是谋利而已。”
在多种力量反复博弈的复杂环境之下，中国的公益筹资官们完成了卓越的工作。2013年，中国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超过420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欧洲国家立陶宛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与互联网公益的兴起不无关系，在2009年，中国基金会的年度捐赠收入仅为203亿元，这个数字在各式互联网支付平台成熟的4年间翻了一倍。许多民间基金会搭上了这班“不需背景关系”的筹资快车，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互联网公益改善了国人的捐赠体验，并在一点点地重构中国的捐赠生态。2014年，徐永光在深圳慈展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危若累卵的慈善体制将终结于互联网》的演讲，他呼吁公众在互联网中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公益机构：“权利在你手里，脚就在你下面，你可以来决定你支持谁，甚至可以决定你抛弃谁，这都是你的权利。”
基金会正在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筹资官是一个关键的职务，他们必须深刻理解所服务基金会的一整套的筹资逻辑，并用各种方式给潜在资助者一个捐赠的理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筹资官一般不敢有所保留，无论是资本的精神还是人性的弱点，他们都会设法加以利用。在此过程中，公益界的理念、制度、文化、伦理，国人的财富观、慈善观都会有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