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基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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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西段北侧一带,地处广州老城中心区。这里既是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所在地,也是历代郡、县、州、府、道、路等治所的官署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秦末,中原战乱,原南海郡尉赵佗为维护岭南地区社会稳定,击并桂林郡与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末年,汉、越交恶,汉武帝发兵征讨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1],南越国亡。
其他文献
2011年,在安徽寿县定湖大道发掘了长方形土坑墓M6,葬具为一椁一棺。出土了陶器、铜器、铅器、玉器、漆器等。其中,铜车马器大多制作精细,装饰精美,方形兽首异形车构件以及漆鼓提手为首次发现。根据出土陶器和车马器的形制及装饰风格,对比本地区的相关墓葬材料,推测该墓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为配合广元市水柜路北沿线工程建设,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元市文物局和广元市博物馆,发掘了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水柜村三组的一座南宋墓(编号为2013GSM1)。墓葬所在的小地名为吴家山,地处一座土山的山腰,前方50米处即为水柜村三组居民区(图一)。现将本次发掘的情况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该墓为双室石室墓,墓向为187度。
与西周和战国时期遗存对比,成都平原地区的考古材料中可辨析出部分春秋时期遗存,可分为两期四段。春秋时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上承十二桥文化,但有了明显变化,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下限应在西周晚期和春秋之前。古蜀文化与国文化存在关联。楚文化因素进入蜀地当在春秋中期前后,文化交流仅限于社会上层。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位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西山中部,根据像座上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补刻的《大卢舍那像龛记》[1](后文简称为《像龛记》),其为唐高宗所建,并载"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毕功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像龛坐西向东,正壁一铺五尊,主尊为结跏趺坐的卢舍那大佛,左右有阿难、伽叶及二胁侍菩萨,两侧壁对称,由内向外为供养人、神王、金刚(图一)。
马岭遗址于2007~2009年进行了发掘。其中煤山文化遗存包括房屋、灶、灰坑、灰沟、陶棺墓等遗迹,出土了侧装扁足鼎、鼓腹罐、深腹罐、高领罐、瓮、粗圈足盘等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和动物骨骼。这批遗存可分为三期五段,年代从龙山时代晚期延续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煤山文化接近。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60余年的田野工作,出土了丰富的考古遗存。1999年,公布该遗址1959~1978年考古发掘资料的考古报告出版,集中发表了一批刻饰神灵和动物形象的陶器资料[1],笔者曾对其中的15个形象做了初步复原,并以此探讨了夏人的神灵崇拜等问题[2]。
青关山台地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月亮湾群[1],二者之间为一条宽约25、深超过3米的小城内西北部,属于三星堆遗址统一区划的沟状低洼地带,俗称“大凹沟”。Fg区(图一)。根据《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考古工作规划》进度的要求,2011~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包括该台地在内的三星堆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确认青关山台地为人工堆筑而成,并从2012年开始,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协助下连续四次对其进行发掘。发掘确认台地北侧边缘有一段城墙,并在南部发现了F1等大型建筑发掘确认台地
《武鸣马头先秦墓》由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212页,文后有彩色图版72版,定价360元。
谢家包墓群位于长江北岸的陡坡上,朱衣河在其北侧自西北向东南流入长江。该墓群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口前村一社,东北距奉节县城约1.4公里(图一)。2015年6~9月,为配合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作,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其进行了发掘。
《张学海考古文集》是张学海先生学术文章的结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604页,彩色图版22页,定价380元。本文集收录了张学海先生考古学术论文30余篇,主要是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集中展示了张学海先生的学术成果。文集中文章对鲁故城墓地的墓葬进行了分组,区分了商、周系墓葬的不同文化特征。概括了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说明二者是截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