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3岁那年家里突遭变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下狱，与此同时父亲也患了大病，作为长子的鲁迅毅然替母亲扛起这个家庭，每日周旋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尽管受尽势利人的白眼和奚落。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回到家里从不吐露一句在外边的不堪遭遇，以致母亲常常对外人感叹说，鲁迅“最能体谅我的难处”。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加入了光复会。期间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动身前，鲁迅犹豫了乃至最终放弃。多年以后，鲁迅的日本学生增田涉回忆说：“他曾经向我说过，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么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因为那样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1912年，鲁迅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1919年，当有了资本的鲁迅在八道湾买了自己的住宅，立即把母亲及全家接到了北京。在去北京的路上，鲁迅自己坐的是二等车，而让母亲坐了卧车。当兄弟失和，鲁迅搬离八道湾另换住处后，仍接了母亲过来跟自己住，并让母亲住最好的大房子，而自己住一间简陋的小房子作为书房兼卧室。
　　这样一位终其一生都在对母亲曲尽孝道的人，很难想象，他与母亲心灵之间却有着巨大的感情鸿沟，甚至充满了幽怨。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
　　无疑，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应该是“慈母误进的”最大一副“毒药”吧。面对这桩极不情愿的婚姻，鲁迅没有去做抗争，而是选择了默默接受。他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史料记载，鲁迅母亲鲁瑞是一位相当开明、达观的旧式女性，然而在鲁迅的婚姻问题上，却仍旧承袭了那个时代封建家长大包大揽的一贯做法。没有给予鲁迅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鲁迅这句话真切道出了他对母亲纠结复杂的情感态度。这样一位骨子里充满了对传统旧道德、旧礼制极大反叛精神的伟大作家却又屈从于旧礼制、旧道德之下，怎不令人为之扼腕三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