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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白色的风力发电机、绿色的田园及蓝色的天空，共织成德国独特的景致。德国是绿能最发达的国家，光是太阳能发电每小时就有220亿瓦，供给全国超过一半的用电量，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德国更预计在2022年关闭所有的核电厂。
废核之路，从一位平凡的母亲开始
但德国并非一夕之间就废核。而这一切，竟从一个平凡的德国妈妈开始，她的名字叫乌苏拉?史拉黛克(Ursula Sladek)。25年前，她只是一名5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住在黑森林一座优美平静的小城舒纳 (Schonau)，准备当小学老师。今天，她是国际家喻户晓的绿能先驱者、环保诺贝尔奖“高曼奖”(Goldman Prize)得奖人，并与奥巴马会面，讨论美国的绿能政策。
她和她创办的EWS公司 (Elektrizitatswerke Schonau，舒纳电力公司)被德国人称做“电力叛军”，因为她挺身对抗传统电力大公司，成立德国第一家百分之百绿能发电公司，启动了这场革命。而她的武器，只有一个问题：“我能否不要核电，只用绿能？”
就像大部分的德国人，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之前，乌苏拉从没思考过“电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经济发展迅速，核电厂也大幅增加。德国4家大电力公司掌握全国几乎所有的供电及电网，全力开发核能，而人民也都怀抱“安全核能是德国的未来”的美梦。
3000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激发民间反核
这个美梦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被炸碎。距离舒纳东方3000公里远的切尔诺贝利反应炉盖顶，被失控的爆炸给轰开，大量辐射云很快就笼罩到德国全境，舒纳也难以幸免。
“政府下令禁止贩卖牛奶，小孩没有牛奶了！而且我们在自家后院种的蔬果也全部不能吃，我们不知道要给小孩吃什么……”乌苏拉回忆，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为孩子感到恐惧。这个恐惧深深地烙印在广大德国人心中，一股强大的反核势力开始从民间爆发。
乌苏拉决定和另外9名家长组成“舒纳反核家长联盟”，带着丈夫和5个小孩，一起加入这个全国性的反核运动。但政府的态度仍然相当消极。乌苏拉也感受到身边的人渐渐对抗议游行事件麻痹了：“我知道我们得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
“既然政府不肯，我自己能用再生能源发电吗？”乌苏拉开始问这个问题。答案似乎是不可能。因为40年来，德国大电力公司ＫＷＲ（日后透过购并成为德国四大能源财团之一）掌控着舒纳区电网及供电权。乌苏拉尝试说服ＫＷＲ重启因核电而废弃的6个河川水力发电厂—— 发电量足够让她所居住的舒纳1000户居民使用，但遭到大公司冷漠地拒绝。愤怒的乌苏拉决定杠上ＫＷＲ：她要自己用绿能发电。
一个小镇的胜利，解放德国电力市场
乌苏拉不是单独一人，经过数年的运动，舒纳2300位居民全与她站在同一阵线，决心要把核电赶出这座城镇。居民中一位律师发现，舒纳区的输电网络是公共财产，ＫＷＲ只是握有特许营运权，电网产权仍是舒纳市政府。只要拿到电网供电权，乌苏拉就有办法让绿电上网，实现绿能家园。
乌苏拉与丈夫集结市民，并在1991年成立市民的电力公司ＥＷＳ，舒纳1000户市民全都是股东。她更发动德国一项地方自治法《市民联署》，要求市政府拒绝ＫＷＲ的合约，并命令ＫＷＲ将电网营运权转卖给ＥＷＳ。
但ＥＷＳ只是有权买下舒纳区的电网营运权，不代表他们有钱买下。作为最后的报复，ＫＷＲ开出了860万马克的天价，比第三方评估的公允价格多出一倍以上。ＫＷＲ以为乌苏拉等人会因此打退堂鼓。
没想到，这竟成为乌苏拉轰动全国的原因：他们小看了乌苏拉的决心。
为了筹钱，ＥＷＳ找到一家广告公司愿意免费帮他们做广告，在电视上播出一个全国性的募款广告。广告里，一名小男孩站在核电厂前，述说舒纳的困境。镜头拉近，小男孩眼中的核电厂倒影变成了切尔诺贝利反应炉的废墟。
这个广告打动了全国人民，坚持使用绿能的小虾米对上血盆大口传统核电公司的故事马上轰动德国。第一个月，乌苏拉这群“叛军”就募到了100万马克。在长达5年的角力下，ＥＷＳ终于筹得公允价格的360万马克，并在1998年买下电网营运权，实现了乌苏拉“舍弃核电”的梦想。
乌苏拉在法律上的胜利，让德国许多地方的电力市场开始动摇。1999年，德国率先通过《电力市场自由法》，全国所有电力公司和民众皆可自由使用电网卖电、购电，没有任何限制。后人再也不用像乌苏拉般在法庭上斗法。
民间先驱的疾呼，换来国会殿堂的支持
即使号召到这么多家厂商响应，革命却还没有结束。就算电力市场已经自由化，民间对绿能意识越来越高，德国还是没有足够的绿能供给。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再生能源是一块能够获利的市场。太阳能、绿能这类再生能源的开发成本太高、获利风险太大。没有利润，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算民众喊破喉咙，也享受不到干净的绿能。
“当有了民意，实现它就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从零开始打造一个不存在的产业和市场。”说这话的，是绿党议员汉斯?尤瑟夫?费尔(Hans- Josif Fell)，他就是德国的“再生能源之父”。费尔的解方也很简单，他起草了一套仅有17条条文的法案——《再生能源法案》(ＥＥＧ)。这套法案于2000年在国会跨党派全数通过，被誉为世界各国引进再生能源法案中最成功的一套，从此扭转了德国的能源市场。
《再生能源法》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风力及太阳能这类再生能源发电时，保证电网用高于传统火力及核能发电的价格，优先购买绿色电力，这被称作“馈网电价”(Feed-in Tariff, FTF)，而且回购时间最长20年，电网对再生能源的发电不可拒绝，必须优先购买。这个机制解决了投资者的风险问题，可以确保其投入的资金能够回收。
而且，费尔的《再生能源法》写得非常简单，让一般人都看得懂，就是为了降低投入门坎。“大型发电业绝对是无核家园的障碍，你怎么让独占电网的电力公司欢迎竞争者加入？政府必须努力让小型发电者，像是你跟我，都可以进入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家家户户都装设太阳能板：不但可以发电自给，还能卖电赚钱。“让全民参与，就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目的。”费尔指出。
政策的支持，让再生能源产业大爆发
为了让再生能源更进一步发展，费尔与其他绿党议员还不断推动配套措施的立法。过去20年里，光是德国国会联邦法就通过了12条相关法案，这还不包含各式各样的发展鼓励条例。
慕尼黑电力公司（ＳＷＭ)，就像乌苏拉的舒纳电力公司，原本是家绿能电力小公司。在《再生能源法》通过后，ＳＷＭ得以在全德国超过300家新生的绿能供电商的协助下扩张，逐渐变成慕尼黑电力公司龙头；如今在慕尼黑电力市场占有率为95％。
若和传统拥有核能的电力公司相比，6成为绿能、4成为火力发电的ＳＷＭ，其实每一度的电价比传统电力公司高出约2分欧元，但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ＳＷＭ准备在2025年将慕尼黑这座有200万人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第一座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供电的都会。
最终的选择权，仍然回到人民身上。宝马博物馆就位于慕尼黑，不过，却有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不买车。反之，满街的自行车取代了慕尼黑市民应该引以为傲的豪华轿车。
住在慕尼黑近郊的约翰一家就是一例：一家4口没有一辆汽车，只有4辆自行车。并不是约翰负担不起，“比起什么油电混合车，不开车不是最节能吗？”约翰说。
这股拥抱绿能、以绿能为傲的风气，经过德国先驱者的奋斗，已经在一般人心中茁壮。25年的电力革命，从人民的一个简单问题而起，绕了一圈，最后仍回到人民自己的选择。（摘自《今周刊》）（编辑/袁红）
废核之路，从一位平凡的母亲开始
但德国并非一夕之间就废核。而这一切，竟从一个平凡的德国妈妈开始，她的名字叫乌苏拉?史拉黛克(Ursula Sladek)。25年前，她只是一名5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住在黑森林一座优美平静的小城舒纳 (Schonau)，准备当小学老师。今天，她是国际家喻户晓的绿能先驱者、环保诺贝尔奖“高曼奖”(Goldman Prize)得奖人，并与奥巴马会面，讨论美国的绿能政策。
她和她创办的EWS公司 (Elektrizitatswerke Schonau，舒纳电力公司)被德国人称做“电力叛军”，因为她挺身对抗传统电力大公司，成立德国第一家百分之百绿能发电公司，启动了这场革命。而她的武器，只有一个问题：“我能否不要核电，只用绿能？”
就像大部分的德国人，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之前，乌苏拉从没思考过“电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经济发展迅速，核电厂也大幅增加。德国4家大电力公司掌握全国几乎所有的供电及电网，全力开发核能，而人民也都怀抱“安全核能是德国的未来”的美梦。
3000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激发民间反核
这个美梦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被炸碎。距离舒纳东方3000公里远的切尔诺贝利反应炉盖顶，被失控的爆炸给轰开，大量辐射云很快就笼罩到德国全境，舒纳也难以幸免。
“政府下令禁止贩卖牛奶，小孩没有牛奶了！而且我们在自家后院种的蔬果也全部不能吃，我们不知道要给小孩吃什么……”乌苏拉回忆，那是她生平第一次为孩子感到恐惧。这个恐惧深深地烙印在广大德国人心中，一股强大的反核势力开始从民间爆发。
乌苏拉决定和另外9名家长组成“舒纳反核家长联盟”，带着丈夫和5个小孩，一起加入这个全国性的反核运动。但政府的态度仍然相当消极。乌苏拉也感受到身边的人渐渐对抗议游行事件麻痹了：“我知道我们得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
“既然政府不肯，我自己能用再生能源发电吗？”乌苏拉开始问这个问题。答案似乎是不可能。因为40年来，德国大电力公司ＫＷＲ（日后透过购并成为德国四大能源财团之一）掌控着舒纳区电网及供电权。乌苏拉尝试说服ＫＷＲ重启因核电而废弃的6个河川水力发电厂—— 发电量足够让她所居住的舒纳1000户居民使用，但遭到大公司冷漠地拒绝。愤怒的乌苏拉决定杠上ＫＷＲ：她要自己用绿能发电。
一个小镇的胜利，解放德国电力市场
乌苏拉不是单独一人，经过数年的运动，舒纳2300位居民全与她站在同一阵线，决心要把核电赶出这座城镇。居民中一位律师发现，舒纳区的输电网络是公共财产，ＫＷＲ只是握有特许营运权，电网产权仍是舒纳市政府。只要拿到电网供电权，乌苏拉就有办法让绿电上网，实现绿能家园。
乌苏拉与丈夫集结市民，并在1991年成立市民的电力公司ＥＷＳ，舒纳1000户市民全都是股东。她更发动德国一项地方自治法《市民联署》，要求市政府拒绝ＫＷＲ的合约，并命令ＫＷＲ将电网营运权转卖给ＥＷＳ。
但ＥＷＳ只是有权买下舒纳区的电网营运权，不代表他们有钱买下。作为最后的报复，ＫＷＲ开出了860万马克的天价，比第三方评估的公允价格多出一倍以上。ＫＷＲ以为乌苏拉等人会因此打退堂鼓。
没想到，这竟成为乌苏拉轰动全国的原因：他们小看了乌苏拉的决心。
为了筹钱，ＥＷＳ找到一家广告公司愿意免费帮他们做广告，在电视上播出一个全国性的募款广告。广告里，一名小男孩站在核电厂前，述说舒纳的困境。镜头拉近，小男孩眼中的核电厂倒影变成了切尔诺贝利反应炉的废墟。
这个广告打动了全国人民，坚持使用绿能的小虾米对上血盆大口传统核电公司的故事马上轰动德国。第一个月，乌苏拉这群“叛军”就募到了100万马克。在长达5年的角力下，ＥＷＳ终于筹得公允价格的360万马克，并在1998年买下电网营运权，实现了乌苏拉“舍弃核电”的梦想。
乌苏拉在法律上的胜利，让德国许多地方的电力市场开始动摇。1999年，德国率先通过《电力市场自由法》，全国所有电力公司和民众皆可自由使用电网卖电、购电，没有任何限制。后人再也不用像乌苏拉般在法庭上斗法。
民间先驱的疾呼，换来国会殿堂的支持
即使号召到这么多家厂商响应，革命却还没有结束。就算电力市场已经自由化，民间对绿能意识越来越高，德国还是没有足够的绿能供给。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再生能源是一块能够获利的市场。太阳能、绿能这类再生能源的开发成本太高、获利风险太大。没有利润，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算民众喊破喉咙，也享受不到干净的绿能。
“当有了民意，实现它就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从零开始打造一个不存在的产业和市场。”说这话的，是绿党议员汉斯?尤瑟夫?费尔(Hans- Josif Fell)，他就是德国的“再生能源之父”。费尔的解方也很简单，他起草了一套仅有17条条文的法案——《再生能源法案》(ＥＥＧ)。这套法案于2000年在国会跨党派全数通过，被誉为世界各国引进再生能源法案中最成功的一套，从此扭转了德国的能源市场。
《再生能源法》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让风力及太阳能这类再生能源发电时，保证电网用高于传统火力及核能发电的价格，优先购买绿色电力，这被称作“馈网电价”(Feed-in Tariff, FTF)，而且回购时间最长20年，电网对再生能源的发电不可拒绝，必须优先购买。这个机制解决了投资者的风险问题，可以确保其投入的资金能够回收。
而且，费尔的《再生能源法》写得非常简单，让一般人都看得懂，就是为了降低投入门坎。“大型发电业绝对是无核家园的障碍，你怎么让独占电网的电力公司欢迎竞争者加入？政府必须努力让小型发电者，像是你跟我，都可以进入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家家户户都装设太阳能板：不但可以发电自给，还能卖电赚钱。“让全民参与，就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目的。”费尔指出。
政策的支持，让再生能源产业大爆发
为了让再生能源更进一步发展，费尔与其他绿党议员还不断推动配套措施的立法。过去20年里，光是德国国会联邦法就通过了12条相关法案，这还不包含各式各样的发展鼓励条例。
慕尼黑电力公司（ＳＷＭ)，就像乌苏拉的舒纳电力公司，原本是家绿能电力小公司。在《再生能源法》通过后，ＳＷＭ得以在全德国超过300家新生的绿能供电商的协助下扩张，逐渐变成慕尼黑电力公司龙头；如今在慕尼黑电力市场占有率为95％。
若和传统拥有核能的电力公司相比，6成为绿能、4成为火力发电的ＳＷＭ，其实每一度的电价比传统电力公司高出约2分欧元，但是他们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ＳＷＭ准备在2025年将慕尼黑这座有200万人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第一座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供电的都会。
最终的选择权，仍然回到人民身上。宝马博物馆就位于慕尼黑，不过，却有越来越多市民选择不买车。反之，满街的自行车取代了慕尼黑市民应该引以为傲的豪华轿车。
住在慕尼黑近郊的约翰一家就是一例：一家4口没有一辆汽车，只有4辆自行车。并不是约翰负担不起，“比起什么油电混合车，不开车不是最节能吗？”约翰说。
这股拥抱绿能、以绿能为傲的风气，经过德国先驱者的奋斗，已经在一般人心中茁壮。25年的电力革命，从人民的一个简单问题而起，绕了一圈，最后仍回到人民自己的选择。（摘自《今周刊》）（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