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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在于完成产业由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通过完成产业结构转移和产业升级来构建国家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可通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橄榄型”社会和缓解城市病来促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价值链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16-03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88美元，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阶段的敏感阶段。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通过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由本土企业掌握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构建国家价值链。通过国家价值链使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论
1.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题为“东亚经济的复兴”（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 for Economic Growth）。指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中等收入国家会面临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依靠单一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策略不再适用，一些拉丁美洲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10年发表的《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中又进一步阐述为：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The World Bank，2010）。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围为人均GDP1000～10000美元，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是最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学者们总结国际经验从不同角度解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跨越措施。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求结构转化，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变；收入结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由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转变。第二，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包括中产社会群体的形成、城市化基本完成；扩大人力资本。第三，破除制度障碍，注重制度创新。库茨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进一步总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措施，发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马晓河（2011）指出“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为主导，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由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中等收入阶段之所以称为“陷阱”就是因为产业升级过程受挫。具体过程为：经济结构在实现产业升级时，不仅面临制度禁锢，技术、人力资本的限制等造成的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而且工业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造成的阻力，也必须面对。如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潜在的城市病等。如此拉力不足、阻力的相互作用使得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中等收入陷阱。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东、中、西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是中国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选择。
二、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1.国家价值链的提出。30年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大上升，东部地区的更为明显。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为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提供巨大的机遇，也为高端市场的发展提供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比如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分别为5790亿元、8253亿元，构成巨大的国内需求。其次，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成长空间。由于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较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层级较高；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层级较低。所以通过全国范围内产业区域分布的调整，协调地区间产业发展，构建国家价值链成为可能。而所谓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的，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2.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本文通过产业升级的角度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结合中国当前地区发展现状，主要由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着重发展研发创新能力，并且开拓本品牌的终端销售渠道。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产业。东中西部地区产业互动，形成我国自己的国家价值链。具体包括：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化和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的地区优势逐渐承接中国东部地区和国际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顺利承接产业转移。
（1）东部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以贴牌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促进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近年来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然而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所谓的“出口中学习”（Learning by exporting），最多学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技能，而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功能升级技能，进而局限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且根据微笑曲线，嵌入全球价值链底端，使得核心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的两端都被国外跨国公司所占有。这导致我国企业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的利润，不利于企业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也使我国居民储蓄的增加受限，影响我国内在需求扩大。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东部地区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功能升级，产业由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设自销型企业，使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品牌。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途径。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发现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借鉴国外根植于NVC的产业升级途径，东部地区可采取以下措施促使产业升级。
其一，提高居民生活需求层次，扩大国内需求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产品的需求带动产品的供给，提高居民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带动国内厂商对高端产品的供给，推动产业链升级。其二，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投资和引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才能产生更多的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永恒动力。日本2009年R&D占GDP的比例为3.36%。我国2009年R&D占GDP的比重只是1.7%，研发投资严重不足，仅为其1/2。其三，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更是高科技生产力的载体。而当今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不足。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2008年以前，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2010年这一比例为3.13%，2011年才上升至3.49%。仍低于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四，进一步调整财税和金融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温和”金融环境。这里主要指降低企业进入行业的准入标准，减少企业初期的税务负担，同时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资本融资环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以为东部相对较大的大企业提供获得资本的融资机会，为其发展为跨国大公司提供可能。其五，降低本土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主要指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对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性企业来说，交易成本对其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以上途径的实施，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掌控核心的产品设计环节，形成国家价值链高端部分。
（2）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不仅使东部地区被动性的定位底端，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徐康宁（2006）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而现在伴随东部地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GVC中的国际跨国大公司会将外包订单等加工型企业和简单的制造业装配转移到更低廉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包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包括泰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产业初期的顺利转移，构建NVC必须要使中西部地区更具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商务成本角度分析西部承接东部转移的可行性及其路径。商务成本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成本指生产要素的成本，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其他资源等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务成本的大小和构成是不同的。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商务成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中，要素成本比重较高，交易成本比重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比重较低，交易成本较高。正是这种商务成本结构方面的差异，为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
从表1分析可知，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具有比较优势。此外，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河北、甘肃、新疆等地的石油储藏超过亿吨，内蒙古、陕西、新疆的天然气储藏近10000亿立方米，山西为煤炭主要储藏地、广西为锰矿主要储藏地。如此就构成西部的资源要素成本优势。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资源的要素优势有利于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基础设施、政府管理费用等交易成本来看，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这恰恰正是现在阻碍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障碍。所以西部要想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就必须降低其交易成本。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地区除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外，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不再是比较优势。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交易成本。表2说明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差距。由表可知中国整体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交易成本略有优势。但是除去东部地区的交易成本部分，单单把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的话，谁高谁低则不一定。中西部的交易成本优势不确定。所以要想与发展中国家争得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中西部地区就必须进一步降低其交易成本。具体途径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公共与基础设施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等。
最后，伴随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的产业转移，有利于缓解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不仅使东部的交易成本优势更为明显，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而且加工型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落地，为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工业基础。由此，东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三、构建国家价值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东、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跨越途径如下：
1.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国家价值链的完成，标志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中国的东部地区率先具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以产业转移为载体，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之后东部地区进一步产业升级，向西部进行持续产业转移。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以为低投入、高效益、高速度的集约增长，获取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构建国家价值链，促进区域协调性发展。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不仅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促使中西部地区大量资金流入东部，这使对本已相对优势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挤出”，使得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而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般会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有效构建产业在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效应。总之，通过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向技术（知识）型密集型产业。无论是掌握产品的设计环节还是产品的最终销售环节都将获得更多的利润。西部地区顺利承接全球价值链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转移，也必定带动西部地区的大发展。由此可见，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形成“橄榄型”社会。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规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构建国家价值链，化解城市病。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而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再集聚于东部等发达地区，也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回流。这样不仅一方面降低了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缓解了由人口稠密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拥挤、城市环境病等问题。另一方面，中西部伴随人口的增加的城市发展，必然形成新的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使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合理布局，从而有效缓解了东部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和中西部地区重点大城市的城市病。
综上，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产业升级，首先使得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出口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进而使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如此，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得我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东部发达地区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国家价值链构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2007，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rom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
[2] The World Bank，Robust Recovery，Rising Risks，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ume 2.Washington，D.C.November 2010.
[3] Alice H.Amsdan，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 s， Cambria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4] 马晓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1～2012），2011
[5] 刘志彪.从GVC走向NVC：长三角一体化与产业升级.学海，2009
[6] 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化途径[J].经济研究，2007（7）
[7]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挤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
[8] 刘志彪.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
（作者简介：任维哲，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和区域经济学；王鑫，西安财经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陕西西安 710000）
（责编：贾伟）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价值链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16-03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88美元，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阶段的敏感阶段。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通过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由本土企业掌握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构建国家价值链。通过国家价值链使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论
1.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题为“东亚经济的复兴”（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 for Economic Growth）。指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中等收入国家会面临经济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依靠单一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策略不再适用，一些拉丁美洲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世界银行2010年发表的《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中又进一步阐述为：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The World Bank，2010）。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范围为人均GDP1000～10000美元，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是最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学者们总结国际经验从不同角度解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跨越措施。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求结构转化，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变；收入结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由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转变。第二，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包括中产社会群体的形成、城市化基本完成；扩大人力资本。第三，破除制度障碍，注重制度创新。库茨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进一步总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措施，发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是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马晓河（2011）指出“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为主导，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由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中等收入阶段之所以称为“陷阱”就是因为产业升级过程受挫。具体过程为：经济结构在实现产业升级时，不仅面临制度禁锢，技术、人力资本的限制等造成的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而且工业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造成的阻力，也必须面对。如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潜在的城市病等。如此拉力不足、阻力的相互作用使得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中等收入陷阱。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东、中、西部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是中国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选择。
二、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1.国家价值链的提出。30年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水平大大上升，东部地区的更为明显。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为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提供巨大的机遇，也为高端市场的发展提供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比如2012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分别为5790亿元、8253亿元，构成巨大的国内需求。其次，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成长空间。由于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较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层级较高；中西部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层级较低。所以通过全国范围内产业区域分布的调整，协调地区间产业发展，构建国家价值链成为可能。而所谓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的，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2.国家价值链的构建。本文通过产业升级的角度来构建国家价值链。结合中国当前地区发展现状，主要由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着重发展研发创新能力，并且开拓本品牌的终端销售渠道。中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产业。东中西部地区产业互动，形成我国自己的国家价值链。具体包括：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化和中西部地区结合自身的地区优势逐渐承接中国东部地区和国际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顺利承接产业转移。
（1）东部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以贴牌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促进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近年来由于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然而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所谓的“出口中学习”（Learning by exporting），最多学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技能，而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功能升级技能，进而局限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且根据微笑曲线，嵌入全球价值链底端，使得核心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的两端都被国外跨国公司所占有。这导致我国企业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的利润，不利于企业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也使我国居民储蓄的增加受限，影响我国内在需求扩大。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东部地区实现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功能升级，产业由国际代工企业转向自设自销型企业，使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品牌。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途径。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发现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借鉴国外根植于NVC的产业升级途径，东部地区可采取以下措施促使产业升级。
其一，提高居民生活需求层次，扩大国内需求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产品的需求带动产品的供给，提高居民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带动国内厂商对高端产品的供给，推动产业链升级。其二，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投资和引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才能产生更多的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永恒动力。日本2009年R&D占GDP的比例为3.36%。我国2009年R&D占GDP的比重只是1.7%，研发投资严重不足，仅为其1/2。其三，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投入不仅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更是高科技生产力的载体。而当今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相对发达国家来说不足。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2008年以前，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2010年这一比例为3.13%，2011年才上升至3.49%。仍低于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其四，进一步调整财税和金融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温和”金融环境。这里主要指降低企业进入行业的准入标准，减少企业初期的税务负担，同时为其提供相对宽松的资本融资环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劳动力就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以为东部相对较大的大企业提供获得资本的融资机会，为其发展为跨国大公司提供可能。其五，降低本土企业构建NVC的制度成本。主要指降低交易成本和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对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性企业来说，交易成本对其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以上途径的实施，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发展，掌控核心的产品设计环节，形成国家价值链高端部分。
（2）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加入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支配和控制的GVC环节，不仅使东部地区被动性的定位底端，又压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产业的发展，使中西部地区沦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徐康宁（2006）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而现在伴随东部地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GVC中的国际跨国大公司会将外包订单等加工型企业和简单的制造业装配转移到更低廉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包括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包括泰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产业初期的顺利转移，构建NVC必须要使中西部地区更具有比较优势。
本文从商务成本角度分析西部承接东部转移的可行性及其路径。商务成本包括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成本指生产要素的成本，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其他资源等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主要是指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程度、产业配套环境、政府效率与税费、基础设施和法制化水平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商务成本的大小和构成是不同的。伴随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商务成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具体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商务成本中，要素成本比重较高，交易成本比重相对较小。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比重较低，交易成本较高。正是这种商务成本结构方面的差异，为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
从表1分析可知，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都具有比较优势。此外，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河北、甘肃、新疆等地的石油储藏超过亿吨，内蒙古、陕西、新疆的天然气储藏近10000亿立方米，山西为煤炭主要储藏地、广西为锰矿主要储藏地。如此就构成西部的资源要素成本优势。西部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资源的要素优势有利于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从基础设施、政府管理费用等交易成本来看，中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这恰恰正是现在阻碍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障碍。所以西部要想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就必须降低其交易成本。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地区除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以外，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地。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不再是比较优势。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交易成本。表2说明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差距。由表可知中国整体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交易成本略有优势。但是除去东部地区的交易成本部分，单单把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的话，谁高谁低则不一定。中西部的交易成本优势不确定。所以要想与发展中国家争得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中西部地区就必须进一步降低其交易成本。具体途径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公共与基础设施水平、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等。
最后，伴随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的产业转移，有利于缓解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不仅使东部的交易成本优势更为明显，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而且加工型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落地，为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工业基础。由此，东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
三、构建国家价值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东、中、西部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跨越途径如下：
1.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国家价值链的完成，标志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中国的东部地区率先具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东部地区以产业转移为载体，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之后东部地区进一步产业升级，向西部进行持续产业转移。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以为低投入、高效益、高速度的集约增长，获取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构建国家价值链，促进区域协调性发展。东部地区的快速增长，不仅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也促使中西部地区大量资金流入东部，这使对本已相对优势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挤出”，使得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差距日益扩大。而NVC条件下，出于文化因素和市场熟悉程度等因素的考虑，—般会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与辐射，有效构建产业在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效应。总之，通过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能够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向技术（知识）型密集型产业。无论是掌握产品的设计环节还是产品的最终销售环节都将获得更多的利润。西部地区顺利承接全球价值链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转移，也必定带动西部地区的大发展。由此可见，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形成“橄榄型”社会。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规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构建国家价值链，化解城市病。构建国家价值链，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而东、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再集聚于东部等发达地区，也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回流。这样不仅一方面降低了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缓解了由人口稠密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拥挤、城市环境病等问题。另一方面，中西部伴随人口的增加的城市发展，必然形成新的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最终使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合理布局，从而有效缓解了东部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和中西部地区重点大城市的城市病。
综上，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产业升级，首先使得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出口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进而使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如此，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得我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东部发达地区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国家价值链构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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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志彪.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学术月刊，2008
（作者简介：任维哲，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和区域经济学；王鑫，西安财经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陕西西安 710000）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