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丹佛大学全球交往校长首席顾问兼外交实践学教授，著有《前哨》一书
　　2005年，在我担任朝鲜核计划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时，拿到了针对当时的首次会晤——也就是由中方主办、朝鲜代表参加的一次宴会所下达的指示：如果宴会期间有人举杯祝酒（在中国宴会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不能参与。显然，他们希望我坐在那儿，交叉双臂，冷眼旁观，不碰酒杯，直到所有人将酒杯放回到桌上为止。后来，当我首次访问朝鲜时，我接到指示，不要对主人露出微笑。他们希望我一直怒目而视。
　　唐纳德·特朗普显然修改了这些指示。事实上，随着对金正恩领导能力无休止的赞美、他对金正恩手下一位将军拙劣的即兴敬礼，以及他对朝鲜所有事物（尤其是关于海滨房产开发潜力）的认可，特朗普已经撕掉了美国的所有伪装，放弃推动更广泛的价值观。
　　1995年9月，在波斯尼亚战争最后一个月，由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率领的美国和平谈判代表团抱着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举行会谈的目的抵达贝尔格莱德。米洛舍维奇称，他不能强迫波斯尼亚塞族撤出重武器，并解除对萨拉热窝长达四年的血腥封锁。他要求霍尔布鲁克与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会面，这两位塞族领袖后来都被裁定犯有战争罪。霍尔布鲁克询问他们在哪里。“就在那边的别墅，”米洛舍维奇回答，“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他们？”
　　霍尔布鲁克匆忙召集我们这些代表进行讨论。“我们应当见他们吗？”他问我。“如果见他们，我们要不要和他们握手？”想想数十万萨拉热窝人——其中许多人遭到谋杀，还有不少人因为持续的围困而濒临饥饿，我回答说，“握个手，之后早完事早回国。”我们同他们握了手。对萨拉热窝的围困第二天就得到了解除。
　　无论握手是否有所助益，但握拳的谈判几乎不可能成功。副总统迈克·彭斯原定在今年的平昌冬奥会上会见朝鲜代表团。也许为了要在国内巩固支持，彭斯在会面前传达了当时非常强硬的谈话要点。朝鲜人立刻取消了会晤，就像在问，如果这样还有什么必要会谈？
　　在参与六方会谈期间，我尽量避免抨击朝鲜。我知道往往每隔一周我就要重新和他们见面，虽然示强或许能在华盛顿对我有所帮助，但它在谈判前线却起不到任何作用，而我的工作是通过谈判说服朝鲜弃核。在电视脱口秀上大放厥词和与朝鲜人面对面谈判是完全不同的。直接外交是为达到严肃目的而采用的严肃手段。隔得老远摆摆姿态不包括在这当中。
　　有时很难理解肢体语言。身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我从华盛顿接到的指示很少考虑到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任。我被告知我的职责包括帮助伊拉克反对派推翻当时的总理努里·马利基。美国官员沉醉于华盛顿会议室中极度狂热的强硬表象，就像高中运动员在大赛前狠敲更衣柜。但当他们真的上场与马利基会面，他们没有给马利基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考虑了他的利益。
　　而我会坐在会议室里看马利基盯着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之前警告他美国政府会对他的专制统治失去耐心以及南此带来的可怕后果。此外，华盛顿派来的人表达太过微妙细致，马利基可能需要一台解码装置才能理解他们想表述的真实含义。
　　任何外交官必须在代表国家进行的谈判中明确目的，也就是说对预期结果和实现结果的最佳方式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加坡，核心问题是朝核问题。其他问题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时间会证明朝鲜人是否会回馈特朗普所表达的关爱。金正恩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就史上第一次让一位美国总统当面承认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忧虑，这一结果也许让金正恩也感到吃惊——其实朝鲜人心里清楚，美韩军演属于防御性质。这个让步实在太大了。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必须设计一套涵盖所有直接相关方的和平及安全框架——包括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
　　同样，朝鲜几乎世界最糟的人权纪录必须在未来某个时间被提及——也许就像我在六方会谈中所表述的那样，要纳入最终的美朝外交关系中。但目前，朝核问题必须处在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
　　特朗普的對朝方法能否成功将取决于新加坡峰会之后的外交努力——这项任务已经交到了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