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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在风风雨雨中度过，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光辉的理想始终在向我召唤，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
父母、夫妻、儿女和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自然是支撑我人生的支柱。尤其是我们夫妻间的深情和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信任，更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稳步前进的动力。我们共同感悟人生，与祖国人民同步前进。我们相濡以沫，没有虚度岁月。
20世纪的40年代，我在有“民主堡垒”美誉的西南联大开始政治学步，那里的春风沐浴了天真幼稚的我。尤其幸运的是，我起步就遇上了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引路人，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终身无悔。解放后，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时，当我被逆流无情冲击的时候，正是这些战友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和信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我们这些人不少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厄运，一个个坚持真理的勇敢行为也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1979年，“文革”终于宣告结束，中国的天空再度展现彩霞。我们这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同学、老战友们又在北京欢聚一堂了。这个历史性的聚会，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的“商务战友”
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当记者的第一家报纸是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的首次任务竟是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间的“重庆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商务日报》虽然是重庆商会的机关报，社长还是个三青团的头头，这时扮演的却是一个中间角色，起了为争取和平前途敲边鼓的作用。这都是中共地下党渗入以后作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当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和采访部的实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几个共产党员手中。他们既精于业务，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自从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一起工作，我深感有幸进入了另一个革命家庭，结识了又一批师友。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也证实，无论在怎样艰险的条件下，我们都是可以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战友。解放以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新闻战线的出色精英。
走外宣之路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走得最长的路，是一条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所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现名《CHINA TODAY》《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我67岁时离开岗位退休。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如今该单位已有一支日益壮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外宣队伍，为促进中外的互相了解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倍感温馨。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几十年，我感悟出一条真理：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里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彼此相通，才能共存共荣。这是一项何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有幸与同样作出很大贡献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陈依范（JACK CHEN）长期共事，不仅在业务上受益不浅，同时他们在人品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两位师友的教诲和深情，始终鼓舞着我阔步走在外宣这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大道上。
飞虎奇缘
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偶然认识的几个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居然后来成了我的终身挚友，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国际色彩。虽然不是同文同种，共同的理想却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时，他们是被派来援华抗战，但是对于中国却一无所知。他们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于是找上门来和我们这些懂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前后两年，我们几乎每两周一次聚会，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对于当时在延安解放区的新面貌十分向往，我们也对于他们如何在反对殖民主义中建立了年轻共和国的历史深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战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让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战争胜利以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这几位美国士兵经过重庆回国的时候一部分人有幸见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红岩村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并且亲耳听到他的预言：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友好下去！当时留下的一张历史性的合影照片，至今还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象征挂在中国的博物馆里。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达30年之久，我和我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状”，受到迫害。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白色恐怖”盛行之时，我的这些积极主张与新中国建交的美国朋友也受到打击，以至被迫将与毛主席合影照片埋在地里，若干年后拿出来已经发黄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前来寻找我们这些中国朋友。但是，“文革”还没有结束，他们还是无功而返。可是，在重庆红岩村的博物馆里，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当年毛泽东与他们的合影照片。而且，他们从讲解员那里知道，这张照片自从中美关系还是敌对的1958年就挂在这里了。他们大为感动，中国一直把美国人民看作朋友！
1979年1月，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两国庄严宣布重新建交。做梦也没有想到，经历21年厄运、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我，竟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更出乎意外的是，我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一盆鲜花已经在我屋里等候着欢迎我了。赠送鲜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美国飞虎队老朋友，他们从几百公里外的纽约送来鲜花祝愿我：“改写新的历史！”我与他们相约不久在纽约见面，他们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乘飞机来与我拥抱在一起了。从此，我不仅和这些老朋友的情谊更深化了，还结交了大量的新朋友，大大加深了我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的了解。他们视我如家人，使我感到我到处都有个温暖的家。有一次，老友贝尔从火车站把我接回他家住，一进门就将一套钥匙交给我，好让我自由出入。一天，我因为和朋友去看电影回来晚了。没有想到一进门就被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原来，为了担心我在繁华的纽约遇到什么意外，他已经向警察局、医院急诊室打过多次电话询问有没有我的名字出现。我赶忙检讨道歉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去哪里，但是内心里也为这种深情厚谊所深深感动。当时，我就写下了一篇文章《手足之情无国界》表达了我的深刻感受。与外国友人之间绽放的点滴友情火花，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情”字的理解。 享受记忆
如今九十高龄的我，忆往事已成为一种享受。我脑海里的那个“收藏夹”，早已装满了记忆。无论是苦涩的，还是甜美的，如今看来，在人生的旅途中都是财富。
1972年我整50，为了向生我养我的、当时正在成都避“文革”之难的母亲感恩，我特意从河南劳动改造的干校请假专程去探亲。临走，妻子交给我带去的礼物是一满筐她饲养的鸡下的蛋，每个鸡蛋上面都注明是几月几日生的。在那个什么都得凭票购买的艰难日子里，这是多么满怀深情的珍贵礼物啊！
在成都，我意外地见到了我的革命引路人马识途。那时，他刚从“文革”中被关押了几年的监狱出来，正在家里等待被“解放”。当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意外的惊喜让我们都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随即骑上自行车奔赴杜甫草堂，去畅叙我们说不完道不尽的别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发现，被红卫兵斥为“四旧”要砸烂的秀丽盆景，居然一个个完整无损地在供人观赏。原来，这些盆景都被加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所以被保护下来了。比如，两座小山头之间用两根铁丝联系起来像一座桥，标签上写的却是：“红军过大渡河”。于是，红卫兵就不敢碰了。中国老百姓多聪明啊！
2004年，我的幸存的两个飞虎队老友之一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已经是86岁的老人，而且只能靠轮椅活动。他却表达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重返昆明与中国老友重聚的强烈愿望。医生不允许他作长途旅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以后，他终于和他已经90岁的夫人乃阿蜜（NAOMI）一起实现了愿望。为此，当时远居成都并已年过90的马识途和在北京82岁的我都赶到了昆明，圆了我们60年后再相会的梦。我们在大观楼寻找我们60年前聚会时的足迹，回到西南联大旧址与今天的大学生重叙我们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我们无比深切地怀念着当年的每一个中美战友。虽然，现在，他们大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对于我们，他们一个个都活在我们心里，那些爽朗的笑声仍然回响在耳边。我和他们的下一代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来中国时必来看我们。我们和美国飞虎队员之间的深厚友情，深深地打动了热情的旅美记录片制作者陈德福先生。他竟不惜工本，自筹资金，前后花了10年功夫，将它拍成了感人的4集记录片《飞虎奇缘》。
1979年，我在美国当记者的初期，想去采访居住在洛杉矶市百里以外深山老林的农业工会领袖塞扎·查维斯（CESAR CHAVEZ）。美中人民友好协会24岁的工作人员悌思（TESE WINTZ），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去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一整天带有传奇色彩的采访活动，我们一路上的思想交流，使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也使她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感情。她从此投入对中国和亚洲问题的研究工作。她来中国当过《人民画报》的专家，在北大教过英文。每来中国，她就视我的家为她的家。30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要带团到中国和亚洲旅游，而且每次必带全团来我家访问。促进中美人民友谊和了解，已经成为她的终身职业，自愿不懈地为此作出贡献。
1979年，美国产科大夫乔丹·费利普斯（JORDAN PHILIPS）在韩国讲学之后，顺路到中国一游。他吃惊地发现，经历文革10年浩劫的中国医疗事业已经落后到惊人程度。回国以后，他就联合他的医药界朋友发起组织“援华医学图书机构”，请求全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向中国捐助现代医学图书和医疗器材。自1980年以来每年寄赠几十个集装箱到天津新港，然后由我国卫生部转发到全国医学院校和医院，至今未断。为此，他和他的夫人玛利每年要自费来中国多次，30多年来华不下80次。有时还做手术示范，成为中国医学界最受欢迎的医生朋友，接受过我国卫生部的崇高奖状。我和他们夫妇在美国就已成为好友，并跟踪报道他们的动人事迹。他每次来中国，好像给家人报到似的，第一个电话必打给我：“我来了！”。在人们心目中，他早已是“美国的白求恩”！
老年的感悟
我虽然早已离休在家，却并不感到寂寞。我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聚会，他们对我这个大哥，真可谓关怀备至，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和其他的离退休同志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单位的老干部办公室就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一年四季，像亲人一样从各个方面为我们着想，要让我们活得既健康、又快乐。从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社区与时俱进的更新，让人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巨变。真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居然登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我们这些老人，虽然不能有所贡献，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之所以能不感到寂寞，还应该感谢高科技的互联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顷刻之间，整个世界就奔来眼底。我与国内外友人之间的热线，立刻畅通，往往已经有几十封信等我去拆。有的是转发来最新的天下大事，有的是问寒问暖的感情交流，让人立刻感到暖呼呼的。
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了我前进的方向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更深切体会到此中的真理。只有无所求了，才能知足，才能快乐，品位也才能高。到了这种境界，思想自然会感到自由，会自觉地以助人为乐。我的网友中，有这么几个热心人总是不辞辛劳地定期将杂乱的信息整理有序转发给友人，我就是受惠者之一。于是，我也向他们学习，将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地转发给我的好友。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
苏东坡说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还说：“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个大文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多潇洒！
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足矣。
父母、夫妻、儿女和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自然是支撑我人生的支柱。尤其是我们夫妻间的深情和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信任，更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稳步前进的动力。我们共同感悟人生，与祖国人民同步前进。我们相濡以沫，没有虚度岁月。
20世纪的40年代，我在有“民主堡垒”美誉的西南联大开始政治学步，那里的春风沐浴了天真幼稚的我。尤其幸运的是，我起步就遇上了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引路人，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终身无悔。解放后，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时，当我被逆流无情冲击的时候，正是这些战友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和信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我们这些人不少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厄运，一个个坚持真理的勇敢行为也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1979年，“文革”终于宣告结束，中国的天空再度展现彩霞。我们这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同学、老战友们又在北京欢聚一堂了。这个历史性的聚会，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的“商务战友”
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当记者的第一家报纸是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的首次任务竟是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间的“重庆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商务日报》虽然是重庆商会的机关报，社长还是个三青团的头头，这时扮演的却是一个中间角色，起了为争取和平前途敲边鼓的作用。这都是中共地下党渗入以后作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当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和采访部的实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几个共产党员手中。他们既精于业务，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自从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一起工作，我深感有幸进入了另一个革命家庭，结识了又一批师友。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也证实，无论在怎样艰险的条件下，我们都是可以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战友。解放以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新闻战线的出色精英。
走外宣之路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走得最长的路，是一条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所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现名《CHINA TODAY》《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我67岁时离开岗位退休。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如今该单位已有一支日益壮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外宣队伍，为促进中外的互相了解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倍感温馨。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几十年，我感悟出一条真理：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里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彼此相通，才能共存共荣。这是一项何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有幸与同样作出很大贡献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陈依范（JACK CHEN）长期共事，不仅在业务上受益不浅，同时他们在人品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两位师友的教诲和深情，始终鼓舞着我阔步走在外宣这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大道上。
飞虎奇缘
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偶然认识的几个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居然后来成了我的终身挚友，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国际色彩。虽然不是同文同种，共同的理想却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时，他们是被派来援华抗战，但是对于中国却一无所知。他们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于是找上门来和我们这些懂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前后两年，我们几乎每两周一次聚会，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对于当时在延安解放区的新面貌十分向往，我们也对于他们如何在反对殖民主义中建立了年轻共和国的历史深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战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让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战争胜利以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这几位美国士兵经过重庆回国的时候一部分人有幸见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红岩村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并且亲耳听到他的预言：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友好下去！当时留下的一张历史性的合影照片，至今还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象征挂在中国的博物馆里。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达30年之久，我和我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状”，受到迫害。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白色恐怖”盛行之时，我的这些积极主张与新中国建交的美国朋友也受到打击，以至被迫将与毛主席合影照片埋在地里，若干年后拿出来已经发黄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前来寻找我们这些中国朋友。但是，“文革”还没有结束，他们还是无功而返。可是，在重庆红岩村的博物馆里，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当年毛泽东与他们的合影照片。而且，他们从讲解员那里知道，这张照片自从中美关系还是敌对的1958年就挂在这里了。他们大为感动，中国一直把美国人民看作朋友！
1979年1月，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了，两国庄严宣布重新建交。做梦也没有想到，经历21年厄运、刚刚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我，竟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首任驻美记者。更出乎意外的是，我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一盆鲜花已经在我屋里等候着欢迎我了。赠送鲜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美国飞虎队老朋友，他们从几百公里外的纽约送来鲜花祝愿我：“改写新的历史！”我与他们相约不久在纽约见面，他们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第二天，他们就乘飞机来与我拥抱在一起了。从此，我不仅和这些老朋友的情谊更深化了，还结交了大量的新朋友，大大加深了我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社会的了解。他们视我如家人，使我感到我到处都有个温暖的家。有一次，老友贝尔从火车站把我接回他家住，一进门就将一套钥匙交给我，好让我自由出入。一天，我因为和朋友去看电影回来晚了。没有想到一进门就被贝尔怒气冲天地质问：“你上哪儿去了？”原来，为了担心我在繁华的纽约遇到什么意外，他已经向警察局、医院急诊室打过多次电话询问有没有我的名字出现。我赶忙检讨道歉没有事先告诉他我去哪里，但是内心里也为这种深情厚谊所深深感动。当时，我就写下了一篇文章《手足之情无国界》表达了我的深刻感受。与外国友人之间绽放的点滴友情火花，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情”字的理解。 享受记忆
如今九十高龄的我，忆往事已成为一种享受。我脑海里的那个“收藏夹”，早已装满了记忆。无论是苦涩的，还是甜美的，如今看来，在人生的旅途中都是财富。
1972年我整50，为了向生我养我的、当时正在成都避“文革”之难的母亲感恩，我特意从河南劳动改造的干校请假专程去探亲。临走，妻子交给我带去的礼物是一满筐她饲养的鸡下的蛋，每个鸡蛋上面都注明是几月几日生的。在那个什么都得凭票购买的艰难日子里，这是多么满怀深情的珍贵礼物啊！
在成都，我意外地见到了我的革命引路人马识途。那时，他刚从“文革”中被关押了几年的监狱出来，正在家里等待被“解放”。当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意外的惊喜让我们都激动万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随即骑上自行车奔赴杜甫草堂，去畅叙我们说不完道不尽的别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发现，被红卫兵斥为“四旧”要砸烂的秀丽盆景，居然一个个完整无损地在供人观赏。原来，这些盆景都被加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所以被保护下来了。比如，两座小山头之间用两根铁丝联系起来像一座桥，标签上写的却是：“红军过大渡河”。于是，红卫兵就不敢碰了。中国老百姓多聪明啊！
2004年，我的幸存的两个飞虎队老友之一迪克·帕斯特（DICK PASTOR）已经是86岁的老人，而且只能靠轮椅活动。他却表达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重返昆明与中国老友重聚的强烈愿望。医生不允许他作长途旅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以后，他终于和他已经90岁的夫人乃阿蜜（NAOMI）一起实现了愿望。为此，当时远居成都并已年过90的马识途和在北京82岁的我都赶到了昆明，圆了我们60年后再相会的梦。我们在大观楼寻找我们60年前聚会时的足迹，回到西南联大旧址与今天的大学生重叙我们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我们无比深切地怀念着当年的每一个中美战友。虽然，现在，他们大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是，对于我们，他们一个个都活在我们心里，那些爽朗的笑声仍然回响在耳边。我和他们的下一代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来中国时必来看我们。我们和美国飞虎队员之间的深厚友情，深深地打动了热情的旅美记录片制作者陈德福先生。他竟不惜工本，自筹资金，前后花了10年功夫，将它拍成了感人的4集记录片《飞虎奇缘》。
1979年，我在美国当记者的初期，想去采访居住在洛杉矶市百里以外深山老林的农业工会领袖塞扎·查维斯（CESAR CHAVEZ）。美中人民友好协会24岁的工作人员悌思（TESE WINTZ），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去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一整天带有传奇色彩的采访活动，我们一路上的思想交流，使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也使她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感情。她从此投入对中国和亚洲问题的研究工作。她来中国当过《人民画报》的专家，在北大教过英文。每来中国，她就视我的家为她的家。30多年来，她几乎每年都要带团到中国和亚洲旅游，而且每次必带全团来我家访问。促进中美人民友谊和了解，已经成为她的终身职业，自愿不懈地为此作出贡献。
1979年，美国产科大夫乔丹·费利普斯（JORDAN PHILIPS）在韩国讲学之后，顺路到中国一游。他吃惊地发现，经历文革10年浩劫的中国医疗事业已经落后到惊人程度。回国以后，他就联合他的医药界朋友发起组织“援华医学图书机构”，请求全美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向中国捐助现代医学图书和医疗器材。自1980年以来每年寄赠几十个集装箱到天津新港，然后由我国卫生部转发到全国医学院校和医院，至今未断。为此，他和他的夫人玛利每年要自费来中国多次，30多年来华不下80次。有时还做手术示范，成为中国医学界最受欢迎的医生朋友，接受过我国卫生部的崇高奖状。我和他们夫妇在美国就已成为好友，并跟踪报道他们的动人事迹。他每次来中国，好像给家人报到似的，第一个电话必打给我：“我来了！”。在人们心目中，他早已是“美国的白求恩”！
老年的感悟
我虽然早已离休在家，却并不感到寂寞。我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聚会，他们对我这个大哥，真可谓关怀备至，我感到十分幸福。我和其他的离退休同志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我们单位的老干部办公室就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一年四季，像亲人一样从各个方面为我们着想，要让我们活得既健康、又快乐。从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社区与时俱进的更新，让人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巨变。真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经济居然登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我们这些老人，虽然不能有所贡献，也感到无比自豪。
我之所以能不感到寂寞，还应该感谢高科技的互联网。我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上网。顷刻之间，整个世界就奔来眼底。我与国内外友人之间的热线，立刻畅通，往往已经有几十封信等我去拆。有的是转发来最新的天下大事，有的是问寒问暖的感情交流，让人立刻感到暖呼呼的。
进入老年以来，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任务压在身上，就有时间去感悟自己的人生。有一年，我去访问我所敬佩的周恩来在绍兴的故居，看到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从此也成了我前进的方向标。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就更深切体会到此中的真理。只有无所求了，才能知足，才能快乐，品位也才能高。到了这种境界，思想自然会感到自由，会自觉地以助人为乐。我的网友中，有这么几个热心人总是不辞辛劳地定期将杂乱的信息整理有序转发给友人，我就是受惠者之一。于是，我也向他们学习，将有益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人们增进健康和修养的珍贵资料，及时地转发给我的好友。事情虽小，也算是助人为乐，心里也感到一点安慰。
苏东坡说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他还说：“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个大文学家对人生的看法，多潇洒！
一切顺其自然，享受人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