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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1978年5月生，四川高县人。宜宾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创作理论博士研究生。中国书协会员，四川省书协理事兼正书、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书法、篆刻获中国书协主办长征展三等奖、第六届全国篆刻展二等奖，入展第二、三届兰亭奖。论文《论李瑞清纳碑入帖与沈尹默临学北碑对当代书法创作之意义》获中国书协主办当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论坛优秀论文奖。
“听松石床”，位于无锡市锡惠公园内。原横卧在无锡惠山寺之听松亭内，此石六朝时已有，旁有古松两株，相望于十数步间，故名“听松石床”。石床长1.99米，宽0.87米，高0.56米，褐色有光泽，平坦微翘，一端如枕，可供盘礴偃仰，故又名“偃人石”。石床翘枕一端之侧，长0.63米，宽0.31米，上镌“听松”二篆字并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于右。此二篆字未署年月，亦不著书、刻者姓名，宋人金石图录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皆不载，后人遂将其托名为唐代篆书家李阳冰手笔。阳冰传世碑版，宋时尚多，欧赵诸书尚著录之，元、明之后，多见亡佚，虽有重立，但几经传刻，已失本来面目，且盛名之下，必多伪托，更有好事者，凡佚名篆书，或题记，或颜署，不辨真伪，皆归之李阳冰名下，以致鱼龙混杂，难以确评。
一、题刻年代与作者
“听松”二篆字（图一），清以前金石著录均不载，其右侧百余字之宋人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图二），多剥蚀残泐，莫能辨识。今据清初拓本并各家题跋释文，录题名全文如下：
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符。政和甲午，睢阳张回仲贤始移而置之。可以盘礴，可以偃仰，遂为兹山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之。惟勿迁，勿伐，俾勿坏。同来者六人：□州李永久中、广陵俞光祖庆（长）、汝南何安中得之、□□□中将之、寺僧奉仙。（六月）丙午。
就内容与形制看，“听松”二篆字乃金石家所称之“题榜”。朱剑心谓苏州“生公讲台”四篆字，及括苍之“倪翁洞”“黄帝祠宇”两石，不题书人姓氏，相传以为李阳冰笔。此体摩崖者多，勒碑者少。唐宋以下，崖壁题名之处，一亭一石，往往锡以嘉名，而大书深刻于石。百余字之题跋，则乃“题名”矣，往者游览胜迹，湖山佳处，碑碣摩崖，率有题名，姓字年月，亦可供经史考证之资，为宋以来金石学者所珍重。题名中六人已无可考，惟署年号“甲午”，当是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乃听松石床题名之最早者。另石床上平面尚有题名行书21字云：“嘉熙乙亥岁处暑日，止泓赵希衮携家过此，与哗侍行。”按嘉熙乙亥为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赵希衮与从侄与哗均见《宋史》，为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裔。石床西壁另有一段题名，漫漶颇甚，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廿一日。常州守口化许星壁、阳□□□□王念祖，招游惠山，观李阳冰‘听松’字”云云。
“听松”二字首次被书家所访得并椎拓，史料记载最早者为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篆书家王澍曾率同人往拓之，直以为是李阳冰手笔也。王澍云：
《锡山志》：“惠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台下，长可五尺，广、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顶侧有‘听松’二篆字。传是李阳冰笔，苍润有古色，断非李阳冰不能。唐皮日休诗‘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拓此书，一时观者列如堵墙。盖尘埋经久，莫有过而拂拭者，骤见捶拓，故遂惊为仅事也。右有楷跋石刻数行，日久磨蚀不可复识，怅悒良未有已。
王氏乃清初写篆之第一作手，好临秦《峄山》诸刻及唐李阳冰篆碑，其小篆细瘦干枯，自视为“子昂之后，直至小生，有明三百年来不足多矣”。以此“听松”二字酷似李阳冰风格，加之以传闻，遂为往拓之举。然王氏不辨题名十数行，自然附会方志所言，以为非李阳冰手笔莫属矣。金石家黄易后得王澍拓本，以为此二篆字古雅飞动，当为李阳冰篆诸刻之上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黄氏跋《听松》旧拓本云：
易家藏此书，古雅飞动，在李篆诸刻之上。先子与虚舟先生论交金石又同学，李篆此本盖斯时所获也。易昔年客游吴楚间，扁舟尝经无锡，总不能系览登山一访古刻。屡托人觅拓此书渺不可得，怅惘弗已。
由此，则黄易所得乃王澍旧拓本，亦不辨行楷题名内容，且黄氏亦未亲赴惠山摩挲原石，托人拓寄亦不得。其附和前人传闻，以为“听松”乃李阳冰篆迹之上品，亦无考也。
乾隆末，翁方纲曾得“听松”二字并题名拓本，其《跋“听松”篆》云：
王翁林云此二字苍润有古色，非李阳冰不能作。其右有楷跋十数行，石久磨蚀不可复识。今验拓本，“听松”二篆之右，尚微辨行楷十行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口。政和甲午，睢阳张回f□□□□之，可以□□，可以偃仰，遂□兹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遂勿□，俾勿坏。同来者：□李永久中、广陵俞光□、汝南何安中得之、□□□□□之、寺僧奉亻。□□□□丙午（原注：以下阙）。”此内有“政和甲午”云云，则文尾“丙午”当是靖康元年也。行楷笔势似黄石谷，不知何人所作也。翁林见此在雍正六年戊申，今已六十余年，而尚可辨其概。惜不身到其地，手自摩挲，或更有所得耳。’
按此题名当是同一时间所题刻，前既有“政和甲午”之语，则题名当作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无疑。翁氏以文尾“丙午”为靖康元年（1126年），显然是矛盾的，疑此“丙午”不应指靖康元年矣。从所释题名内容看，其持有之拓本字迹已难辨识，翁氏自会发不到其地之叹。对于“听松”二字的作者问题，陈澧曾见翁氏藏本，其上尚有翁氏跋语“世间所传阳冰书第一”云云，则翁氏仍以“听松”二字归之李阳冰手笔矣。
乾嘉间学者桂馥亦曾跋“听松”二字，并以为惟此二字与《颜氏家庙碑额》是李阳冰原刻，张廷济有诗云：
少温暮岁益豪雄，淳劲须寻大历终。除却颜家碑额字，更谁笔法到斯翁（原注：桂未谷跋吾家藏本云：“李监迹惟此与颜氏家庙碑额是原刻。”余谓此皆是暮年更妙之作，大历以后笔益淳劲，赵德甫之评最审）。 张氏曾三次亲赴惠山拓“听松”二字，亦附和桂馥之看法，并以为此二字当是李阳冰暮年更妙之作也。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金石萃编》成，亦将“听松”二字归之李阳冰手笔。今人著述中，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亦以“听松”二字托名为李阳冰。殷荪亦谓李阳冰书“听松”之篆体书体，修整自持，挟瑰迈之气，自属李阳冰刻意致思之作。惟孙星衍、邢澍对此颇审慎，李阳冰诸书篆石刻，孙氏以《李氏迁先塋记》《李氏三坟记》《谦卦爻辞》《怡亭铭并序》《般若台铭》《城隍庙碑》为李阳冰书，又以“听松”二字、“生公讲台”四字、“倪翁洞”三字、“黄帝祠宇”四字、“天地清宁”四字为传为李阳冰所书。
若此，则“听松”二字出李阳冰手笔似牢不可破矣。然晚清学者陈澧亦曾亲至惠山，摩挲原石，考证文字与书刻形制，直接将上述诸家陈说推倒，并认为“听松”二字必是与题名同时书刻于北宋政和甲午（1114年），非李阳冰手笔也。陈氏《惠山“听松”二字跋》全文云：
惠山石床“听松”二篆，其右有行楷题记十行，自左而右，其文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待。政和甲午，睢阳张回仲（原注：阙一字）始移而置之。可以盘礴，可以偃仰，遂为兹山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之。惟勿迁，勿伐，俾勿坏。同来者六人：（原注：阙二字）李永久中、广陵俞光祖庆（原注：阙一字）、汝南何安中得之、（原注：阙一字）中持之、寺僧奉（原注：此下一字不可辨）。丙午（原注：此下似无字）。”余过惠山，拓而读之，乃知世传二篆为李阳冰书者，非也。张回移石就松，则“听松”二字必移石时所书，与题记当出一手，但不知题名六人中何人笔耳。二篆及题记在石床之顶，其广仅尺许，故书篆于左方，余为题记地，而题记因之左行。如阳冰先有此篆，题记中何以无一语及之？且阳冰作篆何为偏左？岂逆知后人当有题记耶！云阳冰书者，乃方志无稽之言，而王虚舟《竹云题跋》乃云：“非李阳冰不能作。”翁覃溪且以为世间所传阳冰书第一（原注：余昔得覃溪藏本，覃溪为释文及诗跋，书于上方，其跋中有此语）。皆为方志所误耳。二篆颇圆劲，宋人之笔自为可传，不必托阳冰为重也。今石床上有亭，亭壁刻道光乙未署无锡县事曾承显所为记云：“从佛殿墀东见横石倾欹，‘听松’二字宛然爰舁出，筑亭覆其上。”盖昔时此石倾欹难拓，故旧拓题记多模糊不全。昔人不知张回移石事，乃多附会耳（原注：《竹云题跋》云：“楷跋磨蚀不可复识。”覃溪藏本颇佳，然“始移而置之”五字亦难辩，覃溪释文阙此五字，故亦不知移石事也）。
按陈澧以“听松”二字必非李阳冰手笔，当为题记中同游者六人之一所书，其理由有三：其一，前人拓本皆不佳，王澍以题名楷跋磨蚀而未识，其往拓乃仅重其篆书也，是为不考，遂附会方志传闻。翁方纲拓本颇佳，但未辨出“始移而置之”五字，不知张回移石就松事，则此二字必为同来者六人之一所书；其二，若此二字是李阳冰所书，题名内容当语及之，然题名中未有一语及阳冰；其三，从题刻形制看，若是李阳冰所书，不当偏左，岂能逆知有后人题记。
陈澧以张回移石就松事断“听松”出自6人之一的手笔，理由未为充90张回等6人移石，则此前石床不在古松旁，“听松”二字何以必在移石时所书？陈氏以为石移松下，始书“听松”二字为合情理，然皮日休游惠山有“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句，则唐末时此石当已在古松之下，且已有“听松石床”之称。依陈氏逻辑，皮日休游惠山时石床亦当有“听松”题刻也，若此，则陈氏多拓得“始移而置之”五字，不足证明“听松”为张回移石时所书。
从题名内容看，其中确无一语及李阳冰题刻“听松”事，若“听松”题刻于张回移石之前，则北宋政和年间必无李阳冰书之传闻。从题刻位置看，若是李阳冰所书，亦不必仅仅占据偏左一地。云李阳冰书者，当必为元明之后的无稽传闻，遂为方志所采，后之如王澍、翁方纲、桂馥、张廷济等亦为所惑也。故此，“听松”二字托名李阳冰断不自据矣。
陈澧以“听松”二字居左，题记因以左行，又证此二字必为移石时所书，是陈氏武断，不知题名诗刻乃有左行一式。叶昌炽云：
诸山摩崖题名诗刻，往往自左而右，蜀碑尤甚，一部《三巴香古志》，如千佛压、化城院诸刻，左行者居半。经幢亦有刘恭一刻，盖其风气然也。萧梁诸阙，如太祖文皇帝建陵神道及萧宏、萧绩、萧正、萧映，几两阙东西相对者，皆一阙右行，一阙左行。墓志左行者，有后汉乾祐二年《思道和尚塔铭》，经幢左行者，尚有宝历二年广州光孝寺一刻。犹忆为郑盒师校勘沈小宛《范石湖诗注》，原稿书于集之上方，因左边纸窄，即移而向右书之，一书生錄仍从右起，遂致字字颠倒。
历来碑碣、摩崖、墓志、题名等石刻，其书刻款式自左而右并不鲜见，此行款方式被金石家称为“左行”。1965年，徐无闻得陈长孺旧藏“听松”二字并题名拓本，又于1985年得无锡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寄题名释文，徐氏于1988年将此释文录于拓本之下，此题名錄文则以自右而左释之，前后颠倒，卒不能读也。“听松”二字居左，题名以左行，与题名诗刻多左行的款式是符合的，则此二字或书刻于题名之前，即唐末至北宋政和之间；或与题名书刻于同时，即出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张回等6人之一手笔的可能性更大。
字书字形与金石文字有不同，当以金石文字为准。《说文解字》乃字书之祖，自东汉以后屡经传写，讹误自不免，裘锡圭云：“《说文》成书于东汉中期，当时人所写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讹误。此外，包括许慎在内的文字学者，对小篆的字形结构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有时也导致对篆形的篡改。《说文》成书后，屡经传抄刊刻，书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错误。因此，《说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汉金石等实物资料上的小篆来加以校正。”《说文解字》在唐代，就曾经过李阳冰的刊定，徐铉云：“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唐末丧乱，经藉道息，《说文》得传，实赖阳冰刊定之功。南唐时，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卷三十六“祛妄”以驳难阳冰之刊定，入宋，徐铉与句中正等人校订《说文》，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本备加详考，亦以见《说文》二徐本与李阳冰校刊《说文》之渊源。
秦李斯篆迹如《峄山刻石》，虽原石早已佚，然唐宋间摹刻本多有。徐鼎丞所模《峄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由石床“听松”二字与秦篆刻石、李阳冰篆迹及《说文》二徐本之比较可知，其篆法乃承自李阳冰书篆及《说文》。徐铉等人校订《说文》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听松”二字若作于之后一百多年的政和年间，其篆法取自徐铉校定《说文》或受李阳冰之影响，当是合理的。
“听松”二字之风格，往昔著录之家多伪托为李阳冰所作，云其苍润有古色，断非李阳冰所能作。黄易以为古雅飞动，张廷济则谓是阳冰暮年更妙之作，笔益淳劲。殷荪谓“听松”二字，李阳冰篆法之神韵宛在，其用笔之风骨，应为李阳冰书艺故习所随，其书法之精熟程度，远非《城隍庙碑》等所能及之。即使如否定为李阳冰手笔之陈澧亦以为此二篆颇圆劲。清乾嘉时期《说文》学极兴盛，从方法论讲，学者的访求秦汉碑刻，既可证经史，亦可助益于《说文》之研究，“听松”二篆字遂得到众学者之关注，加之其风格颇与代表小篆正脉的李斯、李阳冰相似，又有方志传闻，一般都误认为是李阳冰所作也，盖时代风气使然。此二字篆法—本阳冰与《说文》，线条圆浑舒展，不作摹刻《峄山刻石》或阳冰《三坟记》《城隍庙碑》之细瘦状，与残本《泰山刻石》及《琅琊台刻石》相类，颇具玉著篆之风范。复以刻石之石床顶侧并不平整，有如摩厓题榜，随势而发，不拘拘于碑刻之方整，颇见变化无方之妙。又石床经久摩挲，风雨侵蚀而点画残泐，极具苍润古雅之致。
此二字每字高15厘米，宽14厘米，乃大字篆榜也，其气势不亚李阳冰作于大历七年（772年）的《般若台铭》24字。《般若台铭》字大如斗，然字字规于界格之中，难以展拓，无此“听松”之穿插造妙，浑然天成。且辅以右侧百余字之题名，前后呼应，布局寓变化于停匀之中，历代大字篆榜少有此式，亦足供大字篆榜创作之资。
结语
惠山“听松”二篆字托名唐代篆书家李阳冰不足据。题刻时间或为唐末至北宋政和年间，或出于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中张回等6人之一手笔的可能更大。“听松”二篆字乃大字题榜，笔力劲健，与多字题名相呼应，章法天成，足供大字篆榜创作之资。（2015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名“邓石如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项目号：15SB0167）
“听松石床”，位于无锡市锡惠公园内。原横卧在无锡惠山寺之听松亭内，此石六朝时已有，旁有古松两株，相望于十数步间，故名“听松石床”。石床长1.99米，宽0.87米，高0.56米，褐色有光泽，平坦微翘，一端如枕，可供盘礴偃仰，故又名“偃人石”。石床翘枕一端之侧，长0.63米，宽0.31米，上镌“听松”二篆字并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于右。此二篆字未署年月，亦不著书、刻者姓名，宋人金石图录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皆不载，后人遂将其托名为唐代篆书家李阳冰手笔。阳冰传世碑版，宋时尚多，欧赵诸书尚著录之，元、明之后，多见亡佚，虽有重立，但几经传刻，已失本来面目，且盛名之下，必多伪托，更有好事者，凡佚名篆书，或题记，或颜署，不辨真伪，皆归之李阳冰名下，以致鱼龙混杂，难以确评。
一、题刻年代与作者
“听松”二篆字（图一），清以前金石著录均不载，其右侧百余字之宋人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图二），多剥蚀残泐，莫能辨识。今据清初拓本并各家题跋释文，录题名全文如下：
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符。政和甲午，睢阳张回仲贤始移而置之。可以盘礴，可以偃仰，遂为兹山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之。惟勿迁，勿伐，俾勿坏。同来者六人：□州李永久中、广陵俞光祖庆（长）、汝南何安中得之、□□□中将之、寺僧奉仙。（六月）丙午。
就内容与形制看，“听松”二篆字乃金石家所称之“题榜”。朱剑心谓苏州“生公讲台”四篆字，及括苍之“倪翁洞”“黄帝祠宇”两石，不题书人姓氏，相传以为李阳冰笔。此体摩崖者多，勒碑者少。唐宋以下，崖壁题名之处，一亭一石，往往锡以嘉名，而大书深刻于石。百余字之题跋，则乃“题名”矣，往者游览胜迹，湖山佳处，碑碣摩崖，率有题名，姓字年月，亦可供经史考证之资，为宋以来金石学者所珍重。题名中六人已无可考，惟署年号“甲午”，当是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乃听松石床题名之最早者。另石床上平面尚有题名行书21字云：“嘉熙乙亥岁处暑日，止泓赵希衮携家过此，与哗侍行。”按嘉熙乙亥为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赵希衮与从侄与哗均见《宋史》，为太祖九世孙，燕王德昭裔。石床西壁另有一段题名，漫漶颇甚，有“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十一月廿一日。常州守口化许星壁、阳□□□□王念祖，招游惠山，观李阳冰‘听松’字”云云。
“听松”二字首次被书家所访得并椎拓，史料记载最早者为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篆书家王澍曾率同人往拓之，直以为是李阳冰手笔也。王澍云：
《锡山志》：“惠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台下，长可五尺，广、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顶侧有‘听松’二篆字。传是李阳冰笔，苍润有古色，断非李阳冰不能。唐皮日休诗‘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拓此书，一时观者列如堵墙。盖尘埋经久，莫有过而拂拭者，骤见捶拓，故遂惊为仅事也。右有楷跋石刻数行，日久磨蚀不可复识，怅悒良未有已。
王氏乃清初写篆之第一作手，好临秦《峄山》诸刻及唐李阳冰篆碑，其小篆细瘦干枯，自视为“子昂之后，直至小生，有明三百年来不足多矣”。以此“听松”二字酷似李阳冰风格，加之以传闻，遂为往拓之举。然王氏不辨题名十数行，自然附会方志所言，以为非李阳冰手笔莫属矣。金石家黄易后得王澍拓本，以为此二篆字古雅飞动，当为李阳冰篆诸刻之上品。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黄氏跋《听松》旧拓本云：
易家藏此书，古雅飞动，在李篆诸刻之上。先子与虚舟先生论交金石又同学，李篆此本盖斯时所获也。易昔年客游吴楚间，扁舟尝经无锡，总不能系览登山一访古刻。屡托人觅拓此书渺不可得，怅惘弗已。
由此，则黄易所得乃王澍旧拓本，亦不辨行楷题名内容，且黄氏亦未亲赴惠山摩挲原石，托人拓寄亦不得。其附和前人传闻，以为“听松”乃李阳冰篆迹之上品，亦无考也。
乾隆末，翁方纲曾得“听松”二字并题名拓本，其《跋“听松”篆》云：
王翁林云此二字苍润有古色，非李阳冰不能作。其右有楷跋十数行，石久磨蚀不可复识。今验拓本，“听松”二篆之右，尚微辨行楷十行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口。政和甲午，睢阳张回f□□□□之，可以□□，可以偃仰，遂□兹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遂勿□，俾勿坏。同来者：□李永久中、广陵俞光□、汝南何安中得之、□□□□□之、寺僧奉亻。□□□□丙午（原注：以下阙）。”此内有“政和甲午”云云，则文尾“丙午”当是靖康元年也。行楷笔势似黄石谷，不知何人所作也。翁林见此在雍正六年戊申，今已六十余年，而尚可辨其概。惜不身到其地，手自摩挲，或更有所得耳。’
按此题名当是同一时间所题刻，前既有“政和甲午”之语，则题名当作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无疑。翁氏以文尾“丙午”为靖康元年（1126年），显然是矛盾的，疑此“丙午”不应指靖康元年矣。从所释题名内容看，其持有之拓本字迹已难辨识，翁氏自会发不到其地之叹。对于“听松”二字的作者问题，陈澧曾见翁氏藏本，其上尚有翁氏跋语“世间所传阳冰书第一”云云，则翁氏仍以“听松”二字归之李阳冰手笔矣。
乾嘉间学者桂馥亦曾跋“听松”二字，并以为惟此二字与《颜氏家庙碑额》是李阳冰原刻，张廷济有诗云：
少温暮岁益豪雄，淳劲须寻大历终。除却颜家碑额字，更谁笔法到斯翁（原注：桂未谷跋吾家藏本云：“李监迹惟此与颜氏家庙碑额是原刻。”余谓此皆是暮年更妙之作，大历以后笔益淳劲，赵德甫之评最审）。 张氏曾三次亲赴惠山拓“听松”二字，亦附和桂馥之看法，并以为此二字当是李阳冰暮年更妙之作也。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金石萃编》成，亦将“听松”二字归之李阳冰手笔。今人著述中，施安昌《唐代石刻篆文》亦以“听松”二字托名为李阳冰。殷荪亦谓李阳冰书“听松”之篆体书体，修整自持，挟瑰迈之气，自属李阳冰刻意致思之作。惟孙星衍、邢澍对此颇审慎，李阳冰诸书篆石刻，孙氏以《李氏迁先塋记》《李氏三坟记》《谦卦爻辞》《怡亭铭并序》《般若台铭》《城隍庙碑》为李阳冰书，又以“听松”二字、“生公讲台”四字、“倪翁洞”三字、“黄帝祠宇”四字、“天地清宁”四字为传为李阳冰所书。
若此，则“听松”二字出李阳冰手笔似牢不可破矣。然晚清学者陈澧亦曾亲至惠山，摩挲原石，考证文字与书刻形制，直接将上述诸家陈说推倒，并认为“听松”二字必是与题名同时书刻于北宋政和甲午（1114年），非李阳冰手笔也。陈氏《惠山“听松”二字跋》全文云：
惠山石床“听松”二篆，其右有行楷题记十行，自左而右，其文云：“松石相望于十步外，不知几何时合而相从，理若有待。政和甲午，睢阳张回仲（原注：阙一字）始移而置之。可以盘礴，可以偃仰，遂为兹山登临胜处，至者当自得之。惟勿迁，勿伐，俾勿坏。同来者六人：（原注：阙二字）李永久中、广陵俞光祖庆（原注：阙一字）、汝南何安中得之、（原注：阙一字）中持之、寺僧奉（原注：此下一字不可辨）。丙午（原注：此下似无字）。”余过惠山，拓而读之，乃知世传二篆为李阳冰书者，非也。张回移石就松，则“听松”二字必移石时所书，与题记当出一手，但不知题名六人中何人笔耳。二篆及题记在石床之顶，其广仅尺许，故书篆于左方，余为题记地，而题记因之左行。如阳冰先有此篆，题记中何以无一语及之？且阳冰作篆何为偏左？岂逆知后人当有题记耶！云阳冰书者，乃方志无稽之言，而王虚舟《竹云题跋》乃云：“非李阳冰不能作。”翁覃溪且以为世间所传阳冰书第一（原注：余昔得覃溪藏本，覃溪为释文及诗跋，书于上方，其跋中有此语）。皆为方志所误耳。二篆颇圆劲，宋人之笔自为可传，不必托阳冰为重也。今石床上有亭，亭壁刻道光乙未署无锡县事曾承显所为记云：“从佛殿墀东见横石倾欹，‘听松’二字宛然爰舁出，筑亭覆其上。”盖昔时此石倾欹难拓，故旧拓题记多模糊不全。昔人不知张回移石事，乃多附会耳（原注：《竹云题跋》云：“楷跋磨蚀不可复识。”覃溪藏本颇佳，然“始移而置之”五字亦难辩，覃溪释文阙此五字，故亦不知移石事也）。
按陈澧以“听松”二字必非李阳冰手笔，当为题记中同游者六人之一所书，其理由有三：其一，前人拓本皆不佳，王澍以题名楷跋磨蚀而未识，其往拓乃仅重其篆书也，是为不考，遂附会方志传闻。翁方纲拓本颇佳，但未辨出“始移而置之”五字，不知张回移石就松事，则此二字必为同来者六人之一所书；其二，若此二字是李阳冰所书，题名内容当语及之，然题名中未有一语及阳冰；其三，从题刻形制看，若是李阳冰所书，不当偏左，岂能逆知有后人题记。
陈澧以张回移石就松事断“听松”出自6人之一的手笔，理由未为充90张回等6人移石，则此前石床不在古松旁，“听松”二字何以必在移石时所书？陈氏以为石移松下，始书“听松”二字为合情理，然皮日休游惠山有“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句，则唐末时此石当已在古松之下，且已有“听松石床”之称。依陈氏逻辑，皮日休游惠山时石床亦当有“听松”题刻也，若此，则陈氏多拓得“始移而置之”五字，不足证明“听松”为张回移石时所书。
从题名内容看，其中确无一语及李阳冰题刻“听松”事，若“听松”题刻于张回移石之前，则北宋政和年间必无李阳冰书之传闻。从题刻位置看，若是李阳冰所书，亦不必仅仅占据偏左一地。云李阳冰书者，当必为元明之后的无稽传闻，遂为方志所采，后之如王澍、翁方纲、桂馥、张廷济等亦为所惑也。故此，“听松”二字托名李阳冰断不自据矣。
陈澧以“听松”二字居左，题记因以左行，又证此二字必为移石时所书，是陈氏武断，不知题名诗刻乃有左行一式。叶昌炽云：
诸山摩崖题名诗刻，往往自左而右，蜀碑尤甚，一部《三巴香古志》，如千佛压、化城院诸刻，左行者居半。经幢亦有刘恭一刻，盖其风气然也。萧梁诸阙，如太祖文皇帝建陵神道及萧宏、萧绩、萧正、萧映，几两阙东西相对者，皆一阙右行，一阙左行。墓志左行者，有后汉乾祐二年《思道和尚塔铭》，经幢左行者，尚有宝历二年广州光孝寺一刻。犹忆为郑盒师校勘沈小宛《范石湖诗注》，原稿书于集之上方，因左边纸窄，即移而向右书之，一书生錄仍从右起，遂致字字颠倒。
历来碑碣、摩崖、墓志、题名等石刻，其书刻款式自左而右并不鲜见，此行款方式被金石家称为“左行”。1965年，徐无闻得陈长孺旧藏“听松”二字并题名拓本，又于1985年得无锡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寄题名释文，徐氏于1988年将此释文录于拓本之下，此题名錄文则以自右而左释之，前后颠倒，卒不能读也。“听松”二字居左，题名以左行，与题名诗刻多左行的款式是符合的，则此二字或书刻于题名之前，即唐末至北宋政和之间；或与题名书刻于同时，即出于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张回等6人之一手笔的可能性更大。
字书字形与金石文字有不同，当以金石文字为准。《说文解字》乃字书之祖，自东汉以后屡经传写，讹误自不免，裘锡圭云：“《说文》成书于东汉中期，当时人所写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讹误。此外，包括许慎在内的文字学者，对小篆的字形结构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有时也导致对篆形的篡改。《说文》成书后，屡经传抄刊刻，书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错误。因此，《说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汉金石等实物资料上的小篆来加以校正。”《说文解字》在唐代，就曾经过李阳冰的刊定，徐铉云：“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唐末丧乱，经藉道息，《说文》得传，实赖阳冰刊定之功。南唐时，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卷三十六“祛妄”以驳难阳冰之刊定，入宋，徐铉与句中正等人校订《说文》，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本备加详考，亦以见《说文》二徐本与李阳冰校刊《说文》之渊源。
秦李斯篆迹如《峄山刻石》，虽原石早已佚，然唐宋间摹刻本多有。徐鼎丞所模《峄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由石床“听松”二字与秦篆刻石、李阳冰篆迹及《说文》二徐本之比较可知，其篆法乃承自李阳冰书篆及《说文》。徐铉等人校订《说文》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听松”二字若作于之后一百多年的政和年间，其篆法取自徐铉校定《说文》或受李阳冰之影响，当是合理的。
“听松”二字之风格，往昔著录之家多伪托为李阳冰所作，云其苍润有古色，断非李阳冰所能作。黄易以为古雅飞动，张廷济则谓是阳冰暮年更妙之作，笔益淳劲。殷荪谓“听松”二字，李阳冰篆法之神韵宛在，其用笔之风骨，应为李阳冰书艺故习所随，其书法之精熟程度，远非《城隍庙碑》等所能及之。即使如否定为李阳冰手笔之陈澧亦以为此二篆颇圆劲。清乾嘉时期《说文》学极兴盛，从方法论讲，学者的访求秦汉碑刻，既可证经史，亦可助益于《说文》之研究，“听松”二篆字遂得到众学者之关注，加之其风格颇与代表小篆正脉的李斯、李阳冰相似，又有方志传闻，一般都误认为是李阳冰所作也，盖时代风气使然。此二字篆法—本阳冰与《说文》，线条圆浑舒展，不作摹刻《峄山刻石》或阳冰《三坟记》《城隍庙碑》之细瘦状，与残本《泰山刻石》及《琅琊台刻石》相类，颇具玉著篆之风范。复以刻石之石床顶侧并不平整，有如摩厓题榜，随势而发，不拘拘于碑刻之方整，颇见变化无方之妙。又石床经久摩挲，风雨侵蚀而点画残泐，极具苍润古雅之致。
此二字每字高15厘米，宽14厘米，乃大字篆榜也，其气势不亚李阳冰作于大历七年（772年）的《般若台铭》24字。《般若台铭》字大如斗，然字字规于界格之中，难以展拓，无此“听松”之穿插造妙，浑然天成。且辅以右侧百余字之题名，前后呼应，布局寓变化于停匀之中，历代大字篆榜少有此式，亦足供大字篆榜创作之资。
结语
惠山“听松”二篆字托名唐代篆书家李阳冰不足据。题刻时间或为唐末至北宋政和年间，或出于政和四年（1114年）题名中张回等6人之一手笔的可能更大。“听松”二篆字乃大字题榜，笔力劲健，与多字题名相呼应，章法天成，足供大字篆榜创作之资。（2015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名“邓石如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项目号：15SB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