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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陕西当代文学作品《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与《鸡窝洼人家》为例，通过三个文本中典型人物的代際传承，展现了陕西作家直面历史叙事中的矛盾和纠葛的勇气和探索。对“形同神异”的深入观察，对“历史”与“现实”问题展开探究时，具有“未来”的前瞻视野是陕西作家能够透过现象看见本质的宝贵的文学经验。
主题词：陕西作家;历史叙事;代际传承
当工业文明与城市化进程以物理加速度的方式快速向前推进的时候，诗意化、慢节奏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它们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也失去了为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辩驳的机会。面对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斑驳陆离、纷繁芜杂的现实问题，现代人需要穿透社会历史的迷雾，发现“日光的阴影”中蕴含着的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对作家而言，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书写姿态与责任担当。
一 不同时代对比中的管窥
不同文本中的相近人物，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呈现出了评价上的差异性，是陕西当代文学中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但由此却可以烛照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并折射出值得思考与研究的社会问题。
1950年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柳青，在其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创业史》（第一、二部）中，塑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农民英雄形象：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与刘淑良等人。尤其是将传统美德与党的领导集于一身的梁生宝，在创建“互助组”“合作社”的过程中，他一心投身于集体事业，公而忘私、克己利人，舍小家顾大家，并以互助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服了想要做“三合头瓦房院长者”的养父梁三老汉，也教育了梦想着“个人发家致富”的村主任郭振山。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进入新时期文学叙事后，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出的孙少安、田福堂、孙玉亭、贺凤英等人物形象被认为是对柳青创作的代际传承。孙少安作为农村新一代领导者的典型代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张生产承包责任制，并通过兴建砖瓦厂成了双水村“最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从行为方式上看，孙少安似乎不同于“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①，但从精神实质上看，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并不忘带领全村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孙少安，却是梁生宝的精神传人。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段，却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他们为人聪明能干、善良淳朴，做事有闯劲儿，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定的信念，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平凡的世界》中“穷积极”的“革命家”孙玉亭和贺凤英夫妇，表面上似乎与梁生宝和刘淑良有着“形似”关系，但实质上，他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1970年代末人们兴高采烈地为自个“小日子”奔波的时候，“对‘革命’一片赤诚”②的孙玉亭与贺凤英夫妇，却没把自家的光景过得更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革命不是空谈，只谈道理不付诸实践，不与时俱进，很容易成为时代转折中跟不上形势的落伍者。在《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堂也和梁生宝的人生轨迹有着颇多重合之处，作为双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因此，面对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③的社会现实，田福堂起初无法理解，甚至还想阻扰国家政策的落实，而一旦认清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后，田福堂很快就调整了心态适应了历史的变迁。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田福堂继承的是郭振山而非梁生宝的精神衣钵，他在克服自身弱点的痛苦磨砺中，逐渐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
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分析，离不开他（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时代。柳青及其《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所获得的广泛赞誉，是在“崇尚理想排斥平庸”④的1950、60 年代。柳青通过梁生宝在合作化运动中“受挫”，通过梁三老汉认定梁生宝“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⑤的说法，以及他与卢明昌书记关于“是否在出事后让梁生宝坐班房”⑥的对话，体现了乡村变革的艰难。柳青在1967年“感到自己实在很难适应今后的创作要求了”⑦，潜在表达出他对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某种共情和焦虑，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会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必须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
由《创业史》中对梁生宝的形象塑造，到《平凡的世界》中对这一类型人物形象的多重性书写，体现出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对历史进行叙述时所存在的传统认知与现实评价交织中的纠葛，更体现出了时代的变迁经由作家深入思考后在文本中进行的积极主动的探索与尝试。路遥接续了文学前辈柳青在小说创作中所秉持的宏大历史叙事，但又呈现出新的历史阶段下，对柳青《创业史》书写方式的一种新变。因此，具有“后见之明”的路遥笔下更多地呈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路遥尝试将人物形象放置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历史叙事中进行塑造，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真实细腻。
对历史事实的追求与对历史理性的坚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社会历史进行的文学叙事，对作家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这两个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构成了充满张力的文学现象，这就要求进行社会历史干预性书写的作家，必须“要有一副明察秋毫的慧眼”⑧，其文学视野不但要有“历史感”“现实感”，也要有“未来感”，对未来社会有一定的预测。而其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有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具有穿透未来的能力”⑨，然而，小说叙事是在“当下”与“历史”的交错中进行的，如何对“未来”具有前瞻视野与预判能力，对书写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考验。与此同时，历史叙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纷繁交织的人事纠葛，也要求批评家担负起引导性作用，帮助作家在不断的探索中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二 同时代互应中的解读
社会时代的变革，让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从多个维度显现出了更为“清醒的现代意识统照下所显露的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现实性”⑩。因此，在对有着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上，路遥能够摒弃外界不同的声音，甚至相互抵牾的评价的干扰，对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态度与价值判断。 1980年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农耕时代残余的文化價值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判断。因此，“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11。对于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乡村世界一开始都表现出不理解。得知王满银“进城”后，“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生意人”12，因为“没有本钱，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13。邻里乡亲认为，这个“逛鬼”“挨刀子的”“叫花子”，“逛了多年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14对于孙少平的“进城”，邻里乡亲们也同样有着很深的困惑与不解，认为孙少平的想法“过于轻率和荒唐”15，属于“到外面去瞎逛”，并极力进行规劝、挽留。这样的认知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眼光。“进城”后的王满银，在大年三十买不起一张回家的汽车票，只能独自一人“踟蹰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6。孙少平在“进城”之初也曾多次找不到活干，甚至晚上没有歇脚的地方。
在邻里乡亲看来，孙少平与王满银都属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现状不满足的人，都想进入城市去寻找“别样的人生”，然而，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却辨析出了孙少平和王满银“进城”问题上的“形同神异”。孙少平有着非同寻常的精神追求，早在上中学期间，他就非常关心世界政局与国计民生，经常翻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刊物、书籍。在农村待了三四年以后，他担心自己“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17，“进城”打工就成为孙少平摆脱生存困局、不断提升自己、并实现人生抱负的方式和手段。而王满银显然和孙少平不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他“进城”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更没有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其目的就是想去四处游荡，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因此，孙少平能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制欺辱小翠的包工头胡永州，并把自己的血汗钱送给了小翠。而缺乏现代文明意识观照的王满银，却通过贩卖劣质手表、假老鼠药赚点小钱供自己浪荡。和“南洋女人”当着老婆孩子的面鬼混，逼得贤良温顺的孙兰花要服毒自尽。
路遥肯定了孙少平“进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以“闯荡世界”的名号赋予了孙少平走出黄土地“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开拓进取的极切需要”18的重大历史意义。路遥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19但对于王满银的“进城”，路遥就颇为严厉地斥责道：“这个二流子旧病复发，逛性勃起;他屁股一拍，把老婆孩子丢下，又跑外面浪荡去了。”20“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21“真是作孽！”22这是因为，路遥觉得“一个人只有诚实劳动，才能保证其在‘进城叙事’中处于合法地位”23。而“像王满银这样无所事事的闲逛者，注定是无法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的”24。正是因为路遥对孙少平与王满银相似的“进城”行为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叙述态度，在小说终结时，孙少平“进城”后辗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一名出色的工人，在精神追求相通的爱人田晓霞意外离世后，与境遇相近的惠英嫂走在了一起。而王满银的“进城”却以失败告终，在四处游荡的路上不经意间看到了自己两鬓间的斑斑白发，他“幡然醒悟”后回到农村，和老婆孩子重复着过去的生活方式。
旧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了，新的生活却尚未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标本’：一个时代通行的不同的甚而互相抵牾的价值观念都在小说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25。尤其在对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呈现出了历史叙事中，传统认知与现实评价“面对人生意义和新旧文化的判断，内心深处难以厘清的某种矛盾与暧昧”26。但路遥却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在文学叙事中达到对社会历史相对通透的超前性认知。他将孙少平的“进城”表征为工业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认为其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的先河，并塑造了孙少平这个“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中农村青年“奋斗者”的典型形象。而王满银身上暗含着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路遥认为这类人物的“进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道德滑坡与社会危机问题。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社会现实多样形态的评判与书写，在1980年代虽然遭到了一些批评，但时代却证明了其思想观念的超前性。由此可见，优秀的文本不止要取信于当时，更要传播于后世。作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文化视野不但要面对过去与现实，也要面对未来，具有对社会历史的穿透性视野。
三 同时代错位中的思考
在《鸡窝洼人家》中，从同一个村子里两家人的婚姻“错位”后的“归正”问题上，呈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后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文学叙事在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相互交织中的纠葛。
《鸡窝洼人家》中的灰灰是传统民间社会中的“好人”形象，他勤劳朴实、善良本分，有过上好日子的心劲，“一年四季，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每料庄稼第一个下种，第一个收停碾净”，27但他思想有些保守、僵化，缺乏灵活变通。他的妻子烟峰热情泼辣、聪明能干，却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总想着如何能甩掉生活的压力，轻松自在一点，她羡慕白塔镇上有工作的女人，为此甚至“仇恨”父母、灰灰及她自己。而灰灰的同学禾禾带点传统民间文化中喜欢折腾冒险、不安分的“二流子”的特点，为了养蚕，“三倒腾两折腾”，“反倒折了本，又惯得心性野起来，在家坐不住，地里的庄稼也荒了。”28他还“开始倒卖起家里的财物”，偷卖了牛，一个原本比较殷实的家庭，被他“折腾得败了”。29禾禾的妻子麦绒，“是一个具有全部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30勤劳贤惠、坚韧顽强，却也比较狭隘、偏执。由此可见，灰灰与烟峰、禾禾与麦绒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反差所导致的家庭矛盾。但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他们的婚姻关系具有超稳定的一面。 急遽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使得鸡窝洼这个最为偏僻落后的农村一隅，也受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这两对夫妇“错位”的婚姻关系在瓦解后开始了重组的“归正”之途。受农耕文化肯定与标榜的灰灰与麦绒走在了一起，但他们那种“人生理想的狭小性和价值观念的偏执性”31，显然不符合新的时代要求，他们所依赖的“建立在维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的基础之上的”32伦理道德规范，在消费性的市场经济兴起后，被一套全新的伦理观念与价值体系所取代。而头脑灵活、喜欢折腾的禾禾与烟峰也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们代表着商业经济主导的社会时期走在了潮头浪尖的新生力量，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勇于创新、创业的精神追求，以及敢于突破僵化保守的小农经济所建构起的新型伦理道德观念。禾禾与烟峰在商业经济的大潮中，通过种桑养蚕、跑运输、办磨面加工厂，把自家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并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多种经营活动，走向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灰灰与麦绒依然固执地守护着微薄的土地，坚持着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仅仅拉了个照明用的电灯，不但使家庭经济左支右绌，还把灰灰累倒了。
贾平凹将禾禾与烟峰所代表的商业文明和灰灰与麦绒所坚守的农耕文明做了比对，但他却并未对人、事进行简单的臧否。与路遥同属“农裔城籍”的贾平凹深知：“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都是从过去的生活中走来的。他们因袭着历史的重担，又肩负开创新生活的使命。”33而一个作家，要“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34。所以，他在文本中尽管肯定了禾禾与烟峰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但他也理解和同情坚守传统的灰灰与麦绒的失意、落寞。因此，在多次受挫后走向成功的禾禾虽然与孙少安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但也暗示了作者对其缺乏孙少安一样的老成持重、宽厚待人的处事风范的批判。而吃苦耐劳、朴实节俭的灰灰，与德高望重的孙玉厚老人比较相近，与双水村的“精明人”“种粮大户”金俊武之间也有一些重叠之处。由此可见，《鸡窝洼人家》虽然是1980年代“改革文学”潮流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但贾平凹并未完全停留在文本“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进行叙事，他还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35了两家四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包容悲悯的叙述态度传递出了“乡土世界必然失落的怅惘的预感”36。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农耕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念的解体，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复杂的成长性。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之间的矛盾冲突给进行社会历史干预性书写的作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有些作品叙述中就“隐含着对现实现象难以明断的某种困惑与无奈”37。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家，才能超越事件的多种面向。
从柳青到路遥、贾平凹等陕西文坛上涌现出来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来看，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干预性书写，他们不回避历史叙事的矛盾和纠葛，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探索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鸡窝洼人家》，相似的人物形象或相近的行为方式，在陕西作家的叙述中也呈现出了丰富复杂的多重“影像”，其中既折射出了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彰显出了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历史进行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尝试。
注释：
①12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第402页，第406页。
②③11131516171920212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第49页，第235页，第239页，第100页，第239页，第189页，第101页，第261页，第239页，第56页。
④李勇：《國家话语之中的传统叙事轨迹——〈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民间豪杰气质》，《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⑤⑥柳青：《柳青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21页。
⑦严家炎：《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⑧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⑨333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第156页，第62页。
⑩18周承华：《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232425岳雯：《〈平凡的世界〉的多重辩证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1期。
2637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第159页。
272829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第330页，第330页。
303132王富仁：《也谈“改革，就得换老婆吗？”——影片〈野山〉观后》，《当代电影》1986年02期。
35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02期。
36吴晓东：《梦中的彩笔：中国现代文学漫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心理学视域下路遥文学与路遥精神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ND0427）
责任编辑：杨青
主题词：陕西作家;历史叙事;代际传承
当工业文明与城市化进程以物理加速度的方式快速向前推进的时候，诗意化、慢节奏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它们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也失去了为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辩驳的机会。面对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斑驳陆离、纷繁芜杂的现实问题，现代人需要穿透社会历史的迷雾，发现“日光的阴影”中蕴含着的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对作家而言，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书写姿态与责任担当。
一 不同时代对比中的管窥
不同文本中的相近人物，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呈现出了评价上的差异性，是陕西当代文学中比较常见的文化现象。但由此却可以烛照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并折射出值得思考与研究的社会问题。
1950年代，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柳青，在其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创业史》（第一、二部）中，塑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的农民英雄形象：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与刘淑良等人。尤其是将传统美德与党的领导集于一身的梁生宝，在创建“互助组”“合作社”的过程中，他一心投身于集体事业，公而忘私、克己利人，舍小家顾大家，并以互助组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服了想要做“三合头瓦房院长者”的养父梁三老汉，也教育了梦想着“个人发家致富”的村主任郭振山。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进入新时期文学叙事后，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出的孙少安、田福堂、孙玉亭、贺凤英等人物形象被认为是对柳青创作的代际传承。孙少安作为农村新一代领导者的典型代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张生产承包责任制，并通过兴建砖瓦厂成了双水村“最先富起来的人”。如果从行为方式上看，孙少安似乎不同于“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①，但从精神实质上看，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并不忘带领全村人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孙少安，却是梁生宝的精神传人。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段，却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他们为人聪明能干、善良淳朴，做事有闯劲儿，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定的信念，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平凡的世界》中“穷积极”的“革命家”孙玉亭和贺凤英夫妇，表面上似乎与梁生宝和刘淑良有着“形似”关系，但实质上，他们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1970年代末人们兴高采烈地为自个“小日子”奔波的时候，“对‘革命’一片赤诚”②的孙玉亭与贺凤英夫妇，却没把自家的光景过得更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革命不是空谈，只谈道理不付诸实践，不与时俱进，很容易成为时代转折中跟不上形势的落伍者。在《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堂也和梁生宝的人生轨迹有着颇多重合之处，作为双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因此，面对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③的社会现实，田福堂起初无法理解，甚至还想阻扰国家政策的落实，而一旦认清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后，田福堂很快就调整了心态适应了历史的变迁。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田福堂继承的是郭振山而非梁生宝的精神衣钵，他在克服自身弱点的痛苦磨砺中，逐渐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
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分析，离不开他（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时代。柳青及其《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所获得的广泛赞誉，是在“崇尚理想排斥平庸”④的1950、60 年代。柳青通过梁生宝在合作化运动中“受挫”，通过梁三老汉认定梁生宝“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⑤的说法，以及他与卢明昌书记关于“是否在出事后让梁生宝坐班房”⑥的对话，体现了乡村变革的艰难。柳青在1967年“感到自己实在很难适应今后的创作要求了”⑦，潜在表达出他对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某种共情和焦虑，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会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必须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
由《创业史》中对梁生宝的形象塑造，到《平凡的世界》中对这一类型人物形象的多重性书写，体现出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对历史进行叙述时所存在的传统认知与现实评价交织中的纠葛，更体现出了时代的变迁经由作家深入思考后在文本中进行的积极主动的探索与尝试。路遥接续了文学前辈柳青在小说创作中所秉持的宏大历史叙事，但又呈现出新的历史阶段下，对柳青《创业史》书写方式的一种新变。因此，具有“后见之明”的路遥笔下更多地呈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路遥尝试将人物形象放置在各种矛盾交织的历史叙事中进行塑造，使得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真实细腻。
对历史事实的追求与对历史理性的坚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社会历史进行的文学叙事，对作家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这两个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构成了充满张力的文学现象，这就要求进行社会历史干预性书写的作家，必须“要有一副明察秋毫的慧眼”⑧，其文学视野不但要有“历史感”“现实感”，也要有“未来感”，对未来社会有一定的预测。而其文学作品，“不仅应该有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具有穿透未来的能力”⑨，然而，小说叙事是在“当下”与“历史”的交错中进行的，如何对“未来”具有前瞻视野与预判能力，对书写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考验。与此同时，历史叙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纷繁交织的人事纠葛，也要求批评家担负起引导性作用，帮助作家在不断的探索中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二 同时代互应中的解读
社会时代的变革，让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从多个维度显现出了更为“清醒的现代意识统照下所显露的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现实性”⑩。因此，在对有着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上，路遥能够摒弃外界不同的声音，甚至相互抵牾的评价的干扰，对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态度与价值判断。 1980年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农耕时代残余的文化價值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与判断。因此，“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11。对于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乡村世界一开始都表现出不理解。得知王满银“进城”后，“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生意人”12，因为“没有本钱，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13。邻里乡亲认为，这个“逛鬼”“挨刀子的”“叫花子”，“逛了多年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14对于孙少平的“进城”，邻里乡亲们也同样有着很深的困惑与不解，认为孙少平的想法“过于轻率和荒唐”15，属于“到外面去瞎逛”，并极力进行规劝、挽留。这样的认知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眼光。“进城”后的王满银，在大年三十买不起一张回家的汽车票，只能独自一人“踟蹰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16。孙少平在“进城”之初也曾多次找不到活干，甚至晚上没有歇脚的地方。
在邻里乡亲看来，孙少平与王满银都属于对农村固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现状不满足的人，都想进入城市去寻找“别样的人生”，然而，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却辨析出了孙少平和王满银“进城”问题上的“形同神异”。孙少平有着非同寻常的精神追求，早在上中学期间，他就非常关心世界政局与国计民生，经常翻阅《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刊物、书籍。在农村待了三四年以后，他担心自己“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17，“进城”打工就成为孙少平摆脱生存困局、不断提升自己、并实现人生抱负的方式和手段。而王满银显然和孙少平不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他“进城”不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更没有高远的理想和追求，其目的就是想去四处游荡，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因此，孙少平能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制欺辱小翠的包工头胡永州，并把自己的血汗钱送给了小翠。而缺乏现代文明意识观照的王满银，却通过贩卖劣质手表、假老鼠药赚点小钱供自己浪荡。和“南洋女人”当着老婆孩子的面鬼混，逼得贤良温顺的孙兰花要服毒自尽。
路遥肯定了孙少平“进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以“闯荡世界”的名号赋予了孙少平走出黄土地“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开拓进取的极切需要”18的重大历史意义。路遥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19但对于王满银的“进城”，路遥就颇为严厉地斥责道：“这个二流子旧病复发，逛性勃起;他屁股一拍，把老婆孩子丢下，又跑外面浪荡去了。”20“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21“真是作孽！”22这是因为，路遥觉得“一个人只有诚实劳动，才能保证其在‘进城叙事’中处于合法地位”23。而“像王满银这样无所事事的闲逛者，注定是无法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的”24。正是因为路遥对孙少平与王满银相似的“进城”行为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叙述态度，在小说终结时，孙少平“进城”后辗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一名出色的工人，在精神追求相通的爱人田晓霞意外离世后，与境遇相近的惠英嫂走在了一起。而王满银的“进城”却以失败告终，在四处游荡的路上不经意间看到了自己两鬓间的斑斑白发，他“幡然醒悟”后回到农村，和老婆孩子重复着过去的生活方式。
旧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被打破了，新的生活却尚未建构起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标本’：一个时代通行的不同的甚而互相抵牾的价值观念都在小说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25。尤其在对孙少平与王满银的“进城”问题，呈现出了历史叙事中，传统认知与现实评价“面对人生意义和新旧文化的判断，内心深处难以厘清的某种矛盾与暧昧”26。但路遥却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在文学叙事中达到对社会历史相对通透的超前性认知。他将孙少平的“进城”表征为工业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认为其开启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的先河，并塑造了孙少平这个“城乡结合的交叉地带”中农村青年“奋斗者”的典型形象。而王满银身上暗含着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路遥认为这类人物的“进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道德滑坡与社会危机问题。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社会现实多样形态的评判与书写，在1980年代虽然遭到了一些批评，但时代却证明了其思想观念的超前性。由此可见，优秀的文本不止要取信于当时，更要传播于后世。作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文化视野不但要面对过去与现实，也要面对未来，具有对社会历史的穿透性视野。
三 同时代错位中的思考
在《鸡窝洼人家》中，从同一个村子里两家人的婚姻“错位”后的“归正”问题上，呈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后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文学叙事在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相互交织中的纠葛。
《鸡窝洼人家》中的灰灰是传统民间社会中的“好人”形象，他勤劳朴实、善良本分，有过上好日子的心劲，“一年四季，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每料庄稼第一个下种，第一个收停碾净”，27但他思想有些保守、僵化，缺乏灵活变通。他的妻子烟峰热情泼辣、聪明能干，却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总想着如何能甩掉生活的压力，轻松自在一点，她羡慕白塔镇上有工作的女人，为此甚至“仇恨”父母、灰灰及她自己。而灰灰的同学禾禾带点传统民间文化中喜欢折腾冒险、不安分的“二流子”的特点，为了养蚕，“三倒腾两折腾”，“反倒折了本，又惯得心性野起来，在家坐不住，地里的庄稼也荒了。”28他还“开始倒卖起家里的财物”，偷卖了牛，一个原本比较殷实的家庭，被他“折腾得败了”。29禾禾的妻子麦绒，“是一个具有全部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30勤劳贤惠、坚韧顽强，却也比较狭隘、偏执。由此可见，灰灰与烟峰、禾禾与麦绒之间，存在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反差所导致的家庭矛盾。但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他们的婚姻关系具有超稳定的一面。 急遽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使得鸡窝洼这个最为偏僻落后的农村一隅，也受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这两对夫妇“错位”的婚姻关系在瓦解后开始了重组的“归正”之途。受农耕文化肯定与标榜的灰灰与麦绒走在了一起，但他们那种“人生理想的狭小性和价值观念的偏执性”31，显然不符合新的时代要求，他们所依赖的“建立在维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稳定性的基础之上的”32伦理道德规范，在消费性的市场经济兴起后，被一套全新的伦理观念与价值体系所取代。而头脑灵活、喜欢折腾的禾禾与烟峰也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们代表着商业经济主导的社会时期走在了潮头浪尖的新生力量，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勇于创新、创业的精神追求，以及敢于突破僵化保守的小农经济所建构起的新型伦理道德观念。禾禾与烟峰在商业经济的大潮中，通过种桑养蚕、跑运输、办磨面加工厂，把自家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并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多种经营活动，走向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而灰灰与麦绒依然固执地守护着微薄的土地，坚持着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仅仅拉了个照明用的电灯，不但使家庭经济左支右绌，还把灰灰累倒了。
贾平凹将禾禾与烟峰所代表的商业文明和灰灰与麦绒所坚守的农耕文明做了比对，但他却并未对人、事进行简单的臧否。与路遥同属“农裔城籍”的贾平凹深知：“现实生活中的农民，都是从过去的生活中走来的。他们因袭着历史的重担，又肩负开创新生活的使命。”33而一个作家，要“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34。所以，他在文本中尽管肯定了禾禾与烟峰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但他也理解和同情坚守传统的灰灰与麦绒的失意、落寞。因此，在多次受挫后走向成功的禾禾虽然与孙少安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但也暗示了作者对其缺乏孙少安一样的老成持重、宽厚待人的处事风范的批判。而吃苦耐劳、朴实节俭的灰灰，与德高望重的孙玉厚老人比较相近，与双水村的“精明人”“种粮大户”金俊武之间也有一些重叠之处。由此可见，《鸡窝洼人家》虽然是1980年代“改革文学”潮流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但贾平凹并未完全停留在文本“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进行叙事，他还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35了两家四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包容悲悯的叙述态度传递出了“乡土世界必然失落的怅惘的预感”36。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阶段，农耕时代的伦理价值观念的解体，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复杂的成长性。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之间的矛盾冲突给进行社会历史干预性书写的作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有些作品叙述中就“隐含着对现实现象难以明断的某种困惑与无奈”37。只有真正优秀的作家，才能超越事件的多种面向。
从柳青到路遥、贾平凹等陕西文坛上涌现出来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来看，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干预性书写，他们不回避历史叙事的矛盾和纠葛，在代际传承中不断探索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鸡窝洼人家》，相似的人物形象或相近的行为方式，在陕西作家的叙述中也呈现出了丰富复杂的多重“影像”，其中既折射出了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彰显出了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历史进行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尝试。
注释：
①12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第402页，第406页。
②③11131516171920212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第49页，第235页，第239页，第100页，第239页，第189页，第101页，第261页，第239页，第56页。
④李勇：《國家话语之中的传统叙事轨迹——〈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民间豪杰气质》，《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⑤⑥柳青：《柳青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第221页。
⑦严家炎：《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3期。
⑧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⑨333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第156页，第62页。
⑩18周承华：《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232425岳雯：《〈平凡的世界〉的多重辩证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1期。
2637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第159页。
272829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页，第330页，第330页。
303132王富仁：《也谈“改革，就得换老婆吗？”——影片〈野山〉观后》，《当代电影》1986年02期。
35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02期。
36吴晓东：《梦中的彩笔：中国现代文学漫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本文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 “心理学视域下路遥文学与路遥精神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ND0427）
责任编辑：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