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个夏日的黄昏，从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山散步回来，我又遇到了那位老人。
　　她让我猜她的年龄。看着她头上的墨镜，脚上的球鞋，紧身的运动衫，還有结实挺拔的身材，清晰宏亮的声音……我猜她比我那位八十二岁的邻居至少应该年轻七八岁。她却告诉我，她出生于1922年，三个月前已经过了九十三岁的生日。
　　我一脸的惊诧。她说有一次，她在路上帮助一位脊椎已经有点弯曲的老人，结果发现那位老人比她还年轻十五岁……从她得意的表情和语气，我能够感受到她对生活超级地乐观。
　　我知道了她叫克娜蒂娅，是爱沙尼亚人。知道她每天清早要去墓地里喂松鼠。还知道了她是蒙特利尔冰球队的铁杆球迷。她的步伐十分敏捷，思路异常活跃。紧跟上她的步伐和思路对我来说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克娜蒂娅说她结过两次婚。比她大九岁的第一任丈夫在他们共同生活将近二十年之后撒手人寰。她在花甲之年第二次当上新娘。这一次，她吸取教训，用逆向思维挑选夫婿。没有想到，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之后，年轻八岁的第二任丈夫还是先她而去。“你看，两种模式都不管用。”她用顽皮的口气说。“所以，你对男人彻底失望了。”我也调侃着说。“是啊。”她继续用顽皮的口气说：“还是自己一个人过靠得住。”


　　三个星期后我走进了她家。那整洁和舒适的客厅让我想到了钟点工。她说她从没有请过钟点工，生活靠的是百分之百的自理。从客厅的布置、从茶几上的摆设、从她烤制的糕点和她调配的美酒都可以知道她“自理”的是很有质量的生活。“自理”能力在四十多年年龄差距下的这种悬殊，让我感觉极为羞愧。
　　我们在她的餐桌边坐下。桌面上井井有条地摆放着信件、剪报。她拿起那张画着表格和填满数字的纸，告诉我那是蒙特利尔冰球队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全部的比赛结果。每一场比赛之后，她都会亲手登记球队新的比分、积分和排名。
　　在交谈的过程中，她还在不停地“计算”：比如我说出年龄之后，她马上算出我出生的年份。我说我每天跑三十分钟，她马上计算出我每天跑六公里。她的大脑对数字如此敏感。
　　接着，她拿出一份爱沙尼亚地图，那上面标出了她生活过的所有城市。1944年9月，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进入爱沙尼亚的时候，她挤上最后一班客轮逃离了祖国。接下来，这个22岁的女子开始了在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上长达一年的逃亡：有一天，她爬上了一辆挤满难民的火车的车顶；有一天，她挤进了一辆载满溃退的德国士兵的卡车……
　　还有一天，她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在黑夜里敲开了一家农户的门。善良的农户给她端上来一只刚刚烤熟的猫，她吓得重新冲进了黑暗之中；还有一天，她独自走进了一座已经没有看守的集中营。铁丝网后面那些穿着囚衣的男人用饥饿的目光打量着她，突然冲了出来。她肯定自己马上就要遭受被蹂躏的厄运。没有想到那最早冲过来的人，一把夺走了她手里的那块面包。
　　克娜蒂娅真实的故事让我们成为朋友。离开的时候，我特意去看望她。她说，她的生日又快到了，她已经买好了生日那天的冰球票。我想，将她的故事带到中国读者面前，应该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生日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