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年前，我曾在哥本哈根大学修习过近一年的艺术史课程，后来又多次借开会和旅行的机会，“流窜”于欧洲多国。但这次在日内瓦长居，我还是对欧洲人的性格有了新的感触和认识。确切地说，是受到了新的震撼。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工作的大学要求我到某银行开设账户，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想当然地来到了该银行总部，结果被对方礼貌地以法语和英语告知，我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办理。我说：“明天上午吧。”对方再一次礼貌地告知：“星期六和星期日银行都是关门休息的，您只能星期一再打电话预约。”我只好星期一一大早打电话给银行，却又一次被礼貌地告知：“能够预约到的最早时间是星期五下午2点。”无论我怎么央求提前都不行。怎么样？甭管你急得多么火烧火燎，对方就是彬彬有礼地坚持着自己的节奏，慢得既“丧心病狂”又“堂而皇之”。
　　很多人称欧洲为“旧世界”，并非毫无道理。这里各行各业效率低下、进程拖沓，时常令性子急的外国人抓耳挠腮，却又无处发力。这一特点，在过去1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邮局里依旧排着长长的队伍，这是因为大量的物流和经济往来依然高度依赖邮政系统来完成。这与欣欣向荣的新世界———或许该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形成鲜明的反差。
　　当我询问大学的工作人员，有些费用是否可以通过信用卡或网络银行转账缴纳时，对方给我的回答竟是：“不，只能通过邮局汇款。”网购业与快递业也完全谈不上繁荣，甚至可以说是萧索，尽管欧洲各地的大学都在举办物联网和大数据的研讨会。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有些匪夷所思的分裂：在科学文化领域，欧洲思想依然站在相当前沿的位置；而在日常生活范畴中，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古老的生活方式，始终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似乎并未受到外部世界过多的冲击。
　　我把10年后重返欧洲的这些感触与日内瓦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同事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专事科技史研究的教授给出了她的答案：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的思想一样，都建立在对现状反思的基础之上，因而新的变化越多、越快，思想界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守旧”情绪就越强烈。我观察了一下下半年即将参加的两个国际学术会议的议题：一个是对美国在国际电信政策领域的影响力的批判性审视，另一个则是对于大数据带来的伦理困境的讨论。没有欢呼，更多的是苛责。
　　在某种程度上，浸润在欧洲思想中的欧洲人的性格代表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另一极。他们用几乎已被淘汰的旧款诺基亚手机，穿十分朴素单调的衣服，在邮局和银行有条不紊地排队，并将大把时间花费在侍弄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上。在令我焦躁和不解的同时，他们也不断地消磨着我从“新世界”带来的锐气和戾气。
　　欧洲人的缓慢与保守就如同变幻莫测的当代世界的一面镜子，以拒斥的姿态提醒我们由科技带来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与变化相处的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