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酷爱写作的作家，曾经与张爱玲、苏青、丁玲齐名，但她放下了心爱的笔去完成组织上派给她的任务——当特工、当“汉奸文人”;她写的歌词《春天里》传唱至今;她十分爱美，民国年间就做了隆鼻手术，引来对手落笔嘲笑;她不过中人之姿但妩媚动人，穿旗袍的风情在数十年后依然让人念念不忘……但这些都只是一个侧影，真正的她、高远的心志，被误读数十年，极少人懂得。1982年12月，在忍受了36年的羞辱、审查、迫害以及两次共计10年的牢狱之灾、身体偏瘫4年之后，在好不容易得到平反通知仅几个月后，她在北京朝内大街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内服安眠药自杀辞世，享年75岁。
　　她是胡寿楣，笔名关露，正是关露这个名字让她曾享盛名、曾经炼狱，一辈子都在悲情命运里兜兜转转。
　　1907年出生的她8岁丧父，15岁丧母，此后又因无法接受二姨为她安排的丈夫人选而携妹妹逃婚至上海。在上海，她遇到了有革命倾向的人士杨道衡，他慨然承担起了关露姐妹俩求学的所有花销，当然，在此过程中，两姐妹都受到了杨道衡革命思想的影响。
　　由于聪慧且努力，关露于1928年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前两年读文学系，后来受宗白华先生的影响，转到哲学系学习哲学和美学。1931年离开大学，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编辑《新诗歌》等刊物。关露酷爱写作，创作了一些小说散文诗歌，也翻译一些海外名作;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的歌词《春天里》经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流传至今。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关露的成就应不会低于丁玲。但她却走上了一条荆棘遍布的艰难人生路。1939年，22岁的丁露奔赴香港，在廖承志与潘汉年的直接指示下，回到上海准备策反汪伪政权头号特务李士群。
　　在此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关露成为李士群与中共的“地下桥梁”，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情报。但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被左联和社会唾弃的人。
　　随后，她又被组织选派成为一家日本人操纵的杂志《女声》杂志的编辑，目的本是为了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但她在那里工作的几年，始终未能在此方面取得进展。反而因为1943年8月经组织同意后去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被坐实为“汉奸作家”。
　　关露后来上了国民党的一份“锄奸名单”，于1945年9月辗转到达解放区。但她正好碰上解放区“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不仅面临多次调查、不断被要求写材料，还多次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当众围堵唾骂。从1946年起被各种审查困扰的关露渐渐趋于精神分裂，最后压垮她的稻草是精神恋人王炳南的一封绝交信。两人相识于上海。王陪同周恩来赴重庆期间，与在解放区的关露开始了通讯联系，深觉投契。王炳南拟往解放区确定终身大事，向其直接领导周恩来汇报了此事，但周的夫人邓颖超请王炳南认真考虑：关露的“汉奸”名声太响，而王炳南主要从事的是外交工作，两人结合必定会影响王的事业。王炳南认真思考后，遂发出了绝交信。可想而知，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关露受到了怎样的重创，她陷入了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中。
　　1955年潘汉年被冤，48岁的关露受到牵连被捕入狱，两年后出狱;但1967年60岁的关露再次被捕，这一关就是8年。再次出狱后的关露已是68岁的老人，她仍一心想要重拾手中的笔，却不幸于 1980年偏瘫倒下。
　　1982年3月她终得平反，而陪伴在侧的只有好心人送的一个塑料娃娃。她年轻的时候为了革命，毅然决然地打掉了与曾经的恋人沈先生的两个孩子，而沈先生也因此认为她“只要革命不顾家”而永远离开了她。那时候，穿旗袍的关露气质出众，多少年后还让曾经看见过她的人念念不忘。
　　关露在两次狱中生活中都写过不少诗，其中的11首留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是《秋夜》中的两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她还曾写出“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这或许也是她当年放弃那支光彩四射的笔，去做一个不明不白的特工与“汉奸文人”的重要原因吧。
　　白发苍苍的王炳南，参加了关露萧索的追悼会。他一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