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意大利汉学家曾说，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这话从-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叫人无法辩驳。我们只有把自己的环境美化了，才能让后世的人看到。
　　骚动的人迹写在大地之上，成就了伟大的建筑、艺术和民间文化，像河流一样源远流长。这些值得世代相传的人类遗产，连同天赋的自然佳山秀水一起，铸成了我们充沛的精神母体和深厚的生存空间。
　　虽然中国已经是位列西班牙(36处)、意大利(34处)之后的世界遗产第三大国，但在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看来，已列入的数量与我国丰富的世界遗产资源仍然不成比例。要知道，我国80%以上风景区在唐宋时代就已经是旅游地了。
　　但是，名利能令它们变形：当联合国“世界遗产”的盛名为之加冕，当盛名之下旅游业巨额收入构成诱惑，全国各地的名山胜水、古城、古建筑、古文物、古代艺术和工艺不断被“发掘”出来，加入申报世界遗产的行列，竞争激烈。像梁思成、吴良镛、侯仁之、谢凝高、罗哲文、阮仪三等一大批为挽救遗产而警示、呼吁、抗辩、奔走的中国学者，先是为全国性的开发热忧心如焚，后是对申遗成风背后的功利心保持警惕。北京城拆老城墙让世人见识了一次“中国速度”，给今天的中国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在世界遗产的数百个历史文化名城当中，遗产总数位列第3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大城市当选。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还记得拆的时候，梁思成无论怎样都掩饰不住、更控制不住泪水，一如今天因为提起旅游开发所造成的对世界遗产的破坏就愤而拍案的众多专家学者。
　　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为了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一些地方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1999年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夷山，为了申报成功，花了1亿多元拆除各种破坏景观的建筑；庐山、峨眉山、武当山等也都曾为此花费了上千万元，承德为了保护古迹将上万间新房子拆除；去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青城山-都江堰，不仅拆了大量非遗产经营性建筑物和构筑物，还对古迹进行修复，单修葺费用就超过4亿元；都江堰市也为此拿出2.2亿元拆除了有碍古迹的商业建筑……
　　2002年，面对众多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地不绝于耳的负面消息：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曲阜“水洗三孔”，泰山违规扩建索道，黄山大兴土木建设豪华宾馆，乐山风景区建“巴米扬大佛”，张家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谢凝高愤然提笔将情况反映给国务院，加上两会期间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指出，失控的旅游和过度的开发是破坏我国世界遗产的重要原因，媒体也对各地出现的“重申报轻保护”的短视行为进行了抨击。在国务院的直接干预下，一些准备上马的项目被暂时停了下来。
　　


　　谢凝高教授强调，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是要联合全世界的力量，保护全球最珍贵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之世代传承，永续利用。他不同意“开发和保护并举的提法”，认为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开发商利用，而风景区并不是商业开发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主要功能是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创作山水文化体验，旅游只是其中一个。”
　　平衡每一个专家在总结世界遗产的破坏性的时候，都能说出一些压韵的词句，让人好像在听一个其实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湖南师范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徐飞雄教授的描述是：现在的旅游开发中是“先上车后买票”、“先开发再规划”、“先破坏后治理”。谢凝高教授将自然文化遗产地总结为三化：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他说这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 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由文物局和建设部共同管理，但是在遗产区内，又存在森林、土地、文物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而出现政策冲突的情况，而《文物保护法》却管不了自然风景区。因此，专家们多次提议的“尽快立法，建立国家统一集中管理的体制，并且成立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参与相关决策和监督”就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谢凝高还提出了一个“分区保护(功能分区)”的观点：“政府可以把世遗视为摇钱树，但是要到保护区域以外去摇，使得区内区外并举。”这一点其实同阮仪三在城市保护中一直强调的“新旧区绝然分开，确保老城，发展新城”的观点是一致的。 正是开发旅游的经济诱惑成为包括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在内的学者挽救遗产的砝码。“20世纪80年代，全国一片开发热，我是真的忧心如焚。当时很少有人能听得进你说的话。我们真是从推土机下一点一点地抢救下来，只希望不要把我们好的东西都弄光。1981年平遥古城，就是这样抢救保护下来的。后来呢，你只要跟他们举举平遥、丽江这些因为保护得好而带旺了当地旅游的例子就可以了。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我又开始担心，许多人都看到保护取得成绩了，全国的假古董都垮了，也都晓得要保护了，更晓得要申报世界遗产了。但当“申遗”成风，我担忧的是又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做不好的干脆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最后举的还是保护的旗号。”
　　


　　阮仪三和于希贤的观点在表达上都没有谢凝高那么强烈地反对保护和开发的并举，于希贤说：“过去都是开发，现在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到具体问题时走了样。”在他看来绝对地保护是保护不了的，问题是把研究和立法跟上。再好的房子不开发，几百年不维修就会坏掉。阮仪三也表示，只要当地政府慢一下，功利心小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平衡点还是可以找得到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高级顾问罗哲文也认为：“历史遗迹不可能一点不动地全部保存下来，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的都保护起来，这是历史规律。”
　　没有人提出要绝对保护，也没有人说绝对开发，只是在实践的时候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保护的思想。泰山建设索道说一是为了灭火，二是为了治虫，但是一般人都可以想像得出这是不可能的，森林保护区都没有建索道，而只是在游览区，明显是为了盈利。保护只是借口。另比如故宫的太和殿要绝对保护。所谓开发与保护不能并举，正如总统和副总统不能并举，关键时刻是总统说了算。开发与保护也不能，关键时刻保护第一。
　　按原文物局副局长彭卿云的说法，文物遗产是旅游的三大要素之一，“在中国，离开历史文化，没什么好看的。”2002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达5566亿元，国内旅游人数达8.78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达9781万人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玄机据于希贤介绍，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是由中国首创的。以前也有一个双重遗产，但中国的双重遗产是以自然为基础，文化融于自然——这个才是首创。外国的是把两者加起来。因为“西方人申报自然遗产或者文化遗产，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分开来的，西方人研究地址剖面完全没有人的痕迹，中国人是研究自然与人的关系，将自然与人的生理、心理活动结合起来。”
　　1984-1987年，由谢凝高作主持人(并签合同)带领16个学科的老师(副教授以上，并带着各自的学生)做了关于中国风景区综合评价的建设部课题，课题成果交给建设部，经中国教科文组织将申报文件同时呈递给世界遗产中心的ICOMOS(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国际委员会)和UICN(自然景观世界联盟)；中心派专家考察后，1987年被批准。当时只有中国有双重遗产。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当地的申报由地方政府组织，找哪些专家也是由地方政府决定。有些为了方便旅游刻意夸大自然风景区的价值，有的则完全在于研究者的素质，“中国世界遗产的问题一是体制，二是研究。从本科生学习时就忽略。搞文化的人不懂自然科学，懂自然科学的人，文化和历史的根基又太浅。”从梁思成到侯仁之再到谢凝高、于希贤、阮仪三他们这一拨，无不是文理交叉的思维方式，同时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像徐霞客一样步跃山川。“中国现在匮乏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人才：要研究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而且要外语好，因为要与国际交流。”
　　


　　常书鸿的儿子、画家常嘉煌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比较了一个细节，他说:“日本的文物古迹是要跪在那看的，我们这儿却是千万只脚在踏。日本一个山洞里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壁画，保护得像稀世珍宝一样。每天只允许10人参观，而且必须跪下，鼻子蒙上一方软纸，只允许停留15分钟。他们怕人们呼吸的水汽侵蚀了壁画。可在中国，人们为了钱，允许无数的人在魏晋时代的洞窟里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那些因酒肉吃得太多而发出的浊重呼吸，使1500年前的壁画发黑变软。”
　　几年前，法国雪铁龙公司曾在长城东段起点的“老龙头”拍了一个汽车广告，该广告在法国电视台播出仅十几秒，即招致无数电话怒斥：“我们法兰西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怎能为了拍一个商业广告，竟让汽车爬上人类文化遗产！”而中国人自己呢，用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的话形容：我们就是《红楼梦》贾府里仗着家里东西多的纨绔子弟，再怎么败坏也不心疼，反正多得是。
　　多年来在野外考察的于希贤发现中国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很多，他1997-2002年在云南野外做考察时，就发现了很多值得申报的地方。例如抚仙湖水下古城，2001年他登上南鲸号入水考察，看到很多大的建筑构件，有被打磨得很光滑的建筑遗址。但是从申报遗产的角度，研究尚还不够。
　　对于出现的申遗热潮，谢凝高表示要积极引导。按他的想法，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很丰富，28个入选太少，按照标准还有很多符合。他认为联合国限制申报的做法并不合理。“世界遗产公约已经制定出标准，只要是符合标准的即可申请。因为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和政治组织不一样，不能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国家，不用讲究民主和平均。”
　　前不久，阮仪三陪同几位古城保护方面的国际专家对江南6座古镇——江苏的周庄、同里、用直和浙江的乌镇、南浔、西塘逐一进行考察和指导。两年前，联合国遗产中心亚太区主任明嘉扬女士在巡访周庄等江苏三镇时，就很是喜欢。再次到来，她认为对世界遗产来说，这一城镇群体是一种新的类型。周庄和同里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候选者，所以明嘉扬建议，不妨把江浙六镇作为一个整体，以“江南水乡古镇”的名义进行申报。开一句玩笑话，如果能成功，倒一下子省出了5个名额。
　　但是，现实总是因为种种复杂性让这些专家和学者处于为难的境地。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给自己面上增光，申报世界遗产，不惜将中国人请客送礼的做派延展到联合国遗产专家那里。那种朋友间被当作玩笑一样由对方说出来的话，“看看，这都是你们中国人送的礼”曾经很是伤阮仪三的心，但是当江南水乡古镇受到联合国专家的垂青，他又高兴得像个孩子，“就像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成器’了。”
　　谈到江南六大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他又希望申报的过程能够慢一点，他说：“我知道有些古镇急着发财的心理，惟有慢一点，让镇里的领导们虚心地听取专家的建议，认真地维修，才能真正地提升自己对古镇保护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