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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卖国的北洋政府，一路旗开得胜，迅速占领武汉、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汪精卫于同年7月15日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这革命危急关头，中共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正确决策，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折。时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方志敏，奉命去吉安发动武装暴动。他到了吉安之后，发现白色恐怖使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便于同年8月底回到老家弋阳县湖塘村，亮出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恢复、发展中共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革命武装。在不足8年的时间里，方志敏开辟和坚持了全国六大苏区之一的赣东北苏区，建立了包括闽北在内的19个县（市）苏维埃政府。
秘密恢复党的组织，
迅速建立5县农军
方志敏回到湖塘村以后，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全国形势处在激变中，弋阳、横峰以及赣东北地区反而一时出现了较为平静的局面。这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表面的、一时的现象。方志敏决定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发动武装暴动。他派堂弟方志纯去横峰姚家垅，找隐蔽在自己家中的黄道，又去贵溪找隐蔽在老师俞君适家的邵式平，还有弋阳的彭臬、黄镇中、邹琦、方远辉，横峰的吴先民、邹秀峰，铅山的徐先兆，贵溪的邵棠、邵忠，上饶的汪又春等人，都被方志敏召集来，在弋阳烈桥乡窖头村邹家祠堂开5县党员骨干联席会议，方志敏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他说：“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暴动，并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
方志敏还分析了赣东北的形势，指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因此，中国革命必将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当前赣东北党的任务就是，深入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武装起义纲领，决定建立农民革命团，代替农民协会，作为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团以下设排，排以下设班，每团须在30人以上，每团设正、副团长各1人。
会议选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7位同志组成5县党的工作委员会，方志敏任书记，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方志敏任起义总指挥。
为做好弋阳、横峰地区暴动的准备工作，会议对领导成员做了具体分工，方志敏在横峰楼底蓝家、姚家垅一带，邵式平在弋阳七区邵家畈一带，黄道与方志纯在弋阳九区漆工镇一带，吴先民在青畈桥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去发动和组织群众。鉴于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为了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方志敏组织人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教材,它规定了党员应该遵守的22条基本要求，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严守秘密、不得贪污、接受批评、永不叛党等。这本教材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易懂，对教育党员、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方志敏在横峰，有时化装成一个商人，身穿淡色袍子，头戴一顶绒帽子；有时化装成一个农民，打一双赤脚或穿一双草鞋。他以书友（同学）关系，住在花春山家里，白天看书或休息，晚上与当地党员一起上门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始时，群众情绪较为低落，对他提出的“平债分田”口号表示怀疑，经过方志敏的再三解释，群众思想才通。在一次三四十人的会议上，方志敏问大家：“谁欠了地主的债？谁欠了租？”大家一齐举手说：“我们都是穷人，不穷也不来革命了！”方志敏说：“现在共产党来了，不交租、不还债，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这样的好事情，谁不赞成？！”方志敏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的道理就是，活不下去了，要平债，要分田，要革命！你们赞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咱们干起来！”听了方志敏的话，党员先在红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喝一杯鸡血酒，大家跟着写上名字、喝鸡血酒，一个个宣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随后，编组、选出团长，有党员担任的，也有农民积极分子担任的。这样，农民革命团就成立了。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及吴先民、方志纯、邹秀峰等人，在弋阳、横峰各地积极恢复和新建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以党员带动群众，开展“上名字”运动，不到1个月，就组织了上百个农民革命团。
到1927年11月底，农民革命团在弋阳、横峰交界一带中心地区，掌握了姚家垅、楼底蓝家、青畈桥、明山岗、窖头、湖塘、燕坞黄家、丁山等大小几十个村，农民们偷偷做好红旗子，并且以打野猪为名，把土枪、土炮抬出来，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由此可见，方志敏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是创建赣东北苏区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引发农民革命暴动，
领导红色武装割据
方志敏认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多年来深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压迫剥削之苦，内心深处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共产党就是为他们谋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发动革命的，应当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方志敏等原计划在“年关”举行暴动，一个偶然的事件点燃了弋阳、横峰起义的导火线。
1927年12月10日这天，国民党横峰县政府派了一名“委员”，带着法警4人，坐着轿子，耀武扬威地来到楼底蓝家催讨煤炭税款。楼底蓝家是属于横峰而靠近弋阳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穷得没法过了，冒着政府禁止私自采煤的极大风险，集股开了1个小煤窑，挣些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如今县里来人催讨煤税，每月要交大洋5元，农民们抗着不缴，说：“我们连吃的也没有，拿什么缴捐纳税？”当官的大喊：“好呀，你们抗捐不缴，我把你们都抓到牢里！”那个当官的还打了一个农民，这下激怒了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他立即召集10多名农民革命团团员一拥而上，把当官的推了个四脚朝天。几个法警围上来想行凶，也被农民揍了一顿，把法警的一支步枪缴下来，还把轿子打烂，法警狼狈逃回县城。事情闹大了，蓝长金叫人鸣锣，把各村农民革命团的人召集起来，群众陆续集合了1000多人,在祠堂杀猪煮饭，准备第二天同敌人大干一场。蓝长金还连夜派人请方志敏来出主意，方志敏考虑闹到这个地步，即使不暴动敌人也会来抓人，干脆提前动手，让敌人措手不及。
大年三十晚上，楼底蓝家的农民暴动了。大家趁热打铁，向土豪劣绅进攻，口号是：“焚烧借字契据，不还债，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打倒国民匪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农民革命团烧毁了几百份地契，分了几百担粮食，并将几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予以镇压。当夜，方志敏又召集楼底蓝家、姚家垅、管山、蓝子畈等9个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开会，一致决议实行起义。方志敏以起义总指挥部名义，将农民革命团分成六路，积极向外发展，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弋阳、横峰地区纵横百余里（仅横峰参加暴动的群众就有5万多人），到处是革命的红旗。有一天，方志敏和几个战士来到一个村子里参加一个会，许多群众跑来看望他，不知怎么消息走漏了，正谈着，“白狗子”把村子包围了，方志敏把群众疏散了，和几个战士一边打一边撤退。可是，“白狗子”人多，眼看就要追上了，怎么办？正在这时候，村里的农民革命团团员就把打土豪收来的银圆拿出来，丢到路上，缠住爱财如命的“白狗子”。“白狗子”们停住不追了，一个个蹲下身子，抢着拾地上的银圆。有的没拾到，就和拾到的争抢起来，你争我夺打成了一团。领队的没办法，踢这个一脚，踹那个一腿，趁这个机会，方志敏他们脱了险。这一时期，农民革命团实际上掌握了乡、村政权。起义胜利后，农民群众兴高采烈编唱了一首歌：“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为的是穷人。”
弋阳、横峰暴动的胜利，持续了2个多月之久，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1928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派罗英率第三十一军1个团的兵力，纠合弋阳、上饶、广丰、铅山、玉山、横峰、贵溪等7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河口组织了“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建立了有200多支枪的反动“靖卫团”，向弋阳、横峰暴动地区大举进攻。敌人很快占领了横峰的葛源和铺前，以及弋阳的过港埠、中湖畈、樟树墩等地区，弋阳、横峰暴动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民革命团被迫退到了磨盘山。磨盘山在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交界处，方圆不到50公里，农民革命团活动十分困难。
方志敏曾描述说：“进攻我们的白军总是两营或一团，所有村都扎满了。并且天天派部队围山搜山，弄得我们不但无扎机关之处，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地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到树林里、岩石下或茅棚里去住。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棚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产生了消极动摇情绪。同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先后派饶漱石、冯任来到赣东北巡视工作，随后决定撤销5县工委，重新建立弋阳县委，由方志敏任书记。
为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同年6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横峰交界的方胜峰一间破庙里，召开了弋阳、横峰两县的党员干部会议。方志敏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我们还没跟敌人交过手，而现在敌人兵力分散，真的打起来，不见得我们就打不过敌人。至于敌人消息灵通，紧跟着我们转，那是因为苏区内部还有反动派的耳目存在。现在敌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到万不得已时，当然要转移阵地，但也得事前有准备，先做好新苏区群众工作，万一打不赢，可按照事先布置的步骤转移。”会议最后决定：（一）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由邵式平统一指挥，选择最弱的从过港埠出来的一路敌人，坚决打，因为这路敌人最为群众所痛恨，打胜了可以把群众争取过来。（二）群众有些动摇，由方志敏亲自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配备武装，给反动派首要分子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同时，做好苏区内的坚壁清野工作，阻击敌人，保护群众。（三）派黄道去贵溪，派方远辉去德兴，派邱金辉去上饶、玉山交界处的石人殿一带，开辟新的苏区。
在方胜峰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邵式平就指挥农民革命团在金鸡山打了一个胜仗，打垮了弋阳县“靖卫团”，击毙了其团副。我军乘胜追击了20多公里，追到过港埠，烧毁了敌人的指挥部，直逼弋阳县城。敌人将各路人马撤回县城后，我军又兵不解甲，长驱80公里，在樟树墩击溃敌人的另一路，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年8月，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罗英团和弋阳、横峰地方“靖卫团”，向我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农民革命团上升为正规红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一团。我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于9月23日晚急行25公里，直奔横峰县城，24日拂晓攻占横峰，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年12月，国民党军周志群旅向我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天寒地冻，苏区内实行坚壁清野，周志群部士兵肚饥腹空，不甘为反动派卖命，邵式平趁机展开政治攻势，搞“士兵运动”，瓦解敌军。先后有第十一连连长匡龙海部在德兴县磨角桥起义，第十二连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率部在弋阳县程家桥起义，红军的力量得到壮大，敌人1个营的兵力不战自败。
敌人不甘心失败，1929年4月，国民党军第七师第四十团又从上饶、德兴、弋阳三路包围磨盘山，向我“围剿”。我军利用有利地形，集中2个连埋伏于弋阳长茅岭，将弋阳方向来犯敌人打垮了，另外两路敌人闻风而逃。接着，红军又乘胜追击，在园林歼敌1个正规连和80多人的“靖卫团”，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此后，赣东北苏区和红军进入大发展阶段。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余家仓进行扩编，由4个连扩编成6个连。接着，在邵式平指挥下，攻克上饶县城。1930年5月起，连克弋阳、德兴、河口、乐平等城镇，7月8日，一举攻占瓷都景德镇。在这期间，上饶、德兴、铅山也举行了武装起义。至此，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等8个县，除少数县城和附近村庄外，都纳入了苏区的版图。红军独立第一团发展到3个营10个连。由于各县都有游击队和赤色少先队，国民党军小的部队再不敢随便进入苏区。实践证明，方志敏坚持武装斗争方针，高举土地革命大旗，打土豪，分田地，为工农劳苦大众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是开辟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根本途径。
建立苏区红色政权，
依靠人民保卫苏区
在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领导下，方志敏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暴动不断取得胜利，1929年上半年，赣东北已先后建立起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8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同年10月1日，在弋阳漆工镇湖塘邵家村召开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8个县的160名代表出席会议。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22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方志敏任主席团主席，邵式平任军委会主席。大会发表了宣言，拥护中共“六大”制定的“十大政纲”，颁布了《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制定了财政经济政策，修改补充了《土地法》。1930年3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信江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0多人。会议通过了《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工会临时组织条例》和《土地临时使用条例》等一批政策法令。大会选举产生了信江苏维埃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方志敏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当选为主席团委员。至同年6月，赣东北苏区扩大到信江流域的弋阳、横峰、德兴、上饶、万年、余干、贵溪、乐平、铅山、余江10个县，县级苏维埃政府工作机构设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惩治反革命委员会、人民经济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赤色救济委员会。
同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信江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合并，在弋阳芳家墩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样，赣东北特委下辖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干、乐平、上饶、铅山、万年、余江、浮梁、都昌、湖口等13个县委和景德镇市委及闽北分区委（分区委下辖5个县委）。1931年3月，在横峰葛源召开了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多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邵式平、黄道为常委。会议制订了《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苏维埃组织条例》和土地、财政、经济、文化、交通、婚姻、优待红军等政策法令。会后不久，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为红十军，方志敏任代理政委，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黄道代理。
赣东北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苏区农民，依据《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和《土地临时使用条例》，把地主豪绅的土地以及教堂、寺庙、祭田、祠堂的土地没收，按照劳动力和人口两个标准，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开始，农民害怕地主豪绅，不敢行动，方志敏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先把一个恶霸地主抓了起来，要他把地契和租约拿出来，一把火烧了，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劲头。不料，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出来，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方志敏：“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觉得不把方雨田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斗争就不能取胜。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徇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一天晚上，方志敏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方雨田的大院。方雨田紧关大门，躲了起来。几个农民翻墙进入方家大院，把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冲了进去。方雨田狗急跳墙拿刀想行凶，农民夺下他手中的刀，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方雨田被斗倒了，震动了整个弋阳县，土地革命运动终于蓬勃开展起来。
就这样，方志敏领导赣东北工农劳苦大众，打土豪，分土地，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压迫，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仅1932年，赣东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还开办了煤矿、木炭、煤铁、兵工、地雷、造纸、制糖、榨油、被服、家具等各种工厂，赣东北苏区一天天地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与此同时，方志敏带领苏区人民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先后建立起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小学，让工农劳苦大众的子弟有书读。成立了红色新戏团，后改名工农剧团，并扩大为两个团，演职员70多人。每个村庄设立俱乐部、音乐队和戏剧队，“使苏区每个角落，哪怕是只有两三家农户的小山沟里，也能看到戏剧和听到歌曲。”
赣东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扩大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北部边陲。1931年6月，毛泽东曾专门作出打通闽北、赣东北与中央苏区联系的指示，称赞赣东北苏区有五大优势：一是远离两广，地处偏僻；二是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三是地主豪绅众多，有款可罚；四是群众基础好；五是可以扩大红军（大意）。实际上赣东北苏区一度成了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同年11月7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方志敏没有参加大会，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表彰他在领导赣东北苏区的卓著功勋。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一起，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建立苏区红色苏维埃政权，依靠人民建设苏区，改善民生，保障供给，坚决镇压反革命，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是赣东北苏区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播下赣东革命火种，
坚信共产主义胜利
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经过顽强战斗，作出重大牺牲，最终失败了。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包括赣东北苏区都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革命一度陷入最低潮。但是，红十军团行军作战途中留下的伤病员以及从敌人重围中零散突围出来的指战员，他们深深扎根在赣东北这块红色土地上，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闽赣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驰骋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抗战胜利后，赣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又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为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做了许多工作，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赣东北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方志敏，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世世代代后来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七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先打福州后向西挺进，同年11月与赣东北红十军合编为第十军团，红七军改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为第二十师，分两路向浙西、皖南挺进。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先头部队粟裕、刘英部80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伍没有跟上来，作为红十军团主要领导人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刘英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伍，可是，大队伍已经被敌人的14个团重重包围，情况万分危急。
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部队一次次突围，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只剩下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住，他仍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突围无望时，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流露出悲观情绪，方志敏鼓励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有个战士建议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摇摇头。同年1月，由于叛徒魏长发的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
蒋介石获悉抓到了方志敏，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俞伯庆劝降不成，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王冠英、李中襄、刘家树又来与方志敏“谈话”。王冠英喊手下搬来一个凳子，又说不好，又换来一把椅子。王冠英好像推心置腹地对方志敏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方志敏打断他的话，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李中襄说:“方先生，信仰要实现，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刘家树见方志敏没有吭声，忙说：“方先生，你知道你们那个孔同志吧，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少将参议，春风得意着呢！”方志敏一听姓孔的，非常愤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他是无耻的叛徒，我决不会像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敌人劝降失败了，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敌人还不断地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对付方志敏了，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在牢房里写作，其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长时间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地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就这样，方志敏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16篇书稿，共13万多字。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有个狱卒名叫高家骏，非常敬佩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方法，方志敏拜托他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高家骏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这年秋后，方志敏在狱中的囚友、国民党政府中央监狱原典狱长胡逸民被保释出狱。离开监狱时，他受方志敏生前嘱托，从高家骏那里把包括《可爱的中国》在内的一批文稿，暗藏在行装中带出。这批文稿几经周折，于1936年11月转交到共产党人冯雪峰手里，并被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至解放。
方志敏是一位对国家、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他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她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子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方志敏是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英勇奋斗的勇士。他说：“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革命会得成功吗？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是一位生活艰苦朴素的楷模。他一向过着俭朴的生活，从没奢侈过。他掌管大权，手握重金，却严于律己，甘守清贫，并且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他不止一次地说：“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还是一位顾全大局、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人。为了顾全大局，方志敏分批把赣东北苏区1000多两黄金和整箱整箱的银圆送交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方志敏把赣东北苏区惟一的一支主力部队编入中央红军；为了顾全大局，他始终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与祖国、民族的利益相维系，并为之奋斗一生。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最后说：“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苏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解放战争中，继续作出重大贡献。
秘密恢复党的组织，
迅速建立5县农军
方志敏回到湖塘村以后，根据当时局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在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全国形势处在激变中，弋阳、横峰以及赣东北地区反而一时出现了较为平静的局面。这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但这只是表面的、一时的现象。方志敏决定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发动武装暴动。他派堂弟方志纯去横峰姚家垅，找隐蔽在自己家中的黄道，又去贵溪找隐蔽在老师俞君适家的邵式平，还有弋阳的彭臬、黄镇中、邹琦、方远辉，横峰的吴先民、邹秀峰，铅山的徐先兆，贵溪的邵棠、邵忠，上饶的汪又春等人，都被方志敏召集来，在弋阳烈桥乡窖头村邹家祠堂开5县党员骨干联席会议，方志敏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他说：“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暴动，并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
方志敏还分析了赣东北的形势，指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因此，中国革命必将继续发展，最后必然取得胜利。”“当前赣东北党的任务就是，深入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武装起义纲领，决定建立农民革命团，代替农民协会，作为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秘密发展，团以下设排，排以下设班，每团须在30人以上，每团设正、副团长各1人。
会议选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邵棠、方远辉7位同志组成5县党的工作委员会，方志敏任书记，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方志敏任起义总指挥。
为做好弋阳、横峰地区暴动的准备工作，会议对领导成员做了具体分工，方志敏在横峰楼底蓝家、姚家垅一带，邵式平在弋阳七区邵家畈一带，黄道与方志纯在弋阳九区漆工镇一带，吴先民在青畈桥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去发动和组织群众。鉴于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为了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方志敏组织人编写了《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教材,它规定了党员应该遵守的22条基本要求，包括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严守秘密、不得贪污、接受批评、永不叛党等。这本教材紧密联系实际，生动易懂，对教育党员、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方志敏在横峰，有时化装成一个商人，身穿淡色袍子，头戴一顶绒帽子；有时化装成一个农民，打一双赤脚或穿一双草鞋。他以书友（同学）关系，住在花春山家里，白天看书或休息，晚上与当地党员一起上门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始时，群众情绪较为低落，对他提出的“平债分田”口号表示怀疑，经过方志敏的再三解释，群众思想才通。在一次三四十人的会议上，方志敏问大家：“谁欠了地主的债？谁欠了租？”大家一齐举手说：“我们都是穷人，不穷也不来革命了！”方志敏说：“现在共产党来了，不交租、不还债，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说：“这样的好事情，谁不赞成？！”方志敏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的道理就是，活不下去了，要平债，要分田，要革命！你们赞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咱们干起来！”听了方志敏的话，党员先在红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喝一杯鸡血酒，大家跟着写上名字、喝鸡血酒，一个个宣誓：“斗争到底，永不变心！”随后，编组、选出团长，有党员担任的，也有农民积极分子担任的。这样，农民革命团就成立了。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及吴先民、方志纯、邹秀峰等人，在弋阳、横峰各地积极恢复和新建党组织，通过发展党员，以党员带动群众，开展“上名字”运动，不到1个月，就组织了上百个农民革命团。
到1927年11月底，农民革命团在弋阳、横峰交界一带中心地区，掌握了姚家垅、楼底蓝家、青畈桥、明山岗、窖头、湖塘、燕坞黄家、丁山等大小几十个村，农民们偷偷做好红旗子，并且以打野猪为名，把土枪、土炮抬出来，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由此可见，方志敏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党员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是创建赣东北苏区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引发农民革命暴动，
领导红色武装割据
方志敏认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多年来深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压迫剥削之苦，内心深处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共产党就是为他们谋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发动革命的，应当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方志敏等原计划在“年关”举行暴动，一个偶然的事件点燃了弋阳、横峰起义的导火线。
1927年12月10日这天，国民党横峰县政府派了一名“委员”，带着法警4人，坐着轿子，耀武扬威地来到楼底蓝家催讨煤炭税款。楼底蓝家是属于横峰而靠近弋阳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穷得没法过了，冒着政府禁止私自采煤的极大风险，集股开了1个小煤窑，挣些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如今县里来人催讨煤税，每月要交大洋5元，农民们抗着不缴，说：“我们连吃的也没有，拿什么缴捐纳税？”当官的大喊：“好呀，你们抗捐不缴，我把你们都抓到牢里！”那个当官的还打了一个农民，这下激怒了农民革命团团长蓝长金，他立即召集10多名农民革命团团员一拥而上，把当官的推了个四脚朝天。几个法警围上来想行凶，也被农民揍了一顿，把法警的一支步枪缴下来，还把轿子打烂，法警狼狈逃回县城。事情闹大了，蓝长金叫人鸣锣，把各村农民革命团的人召集起来，群众陆续集合了1000多人,在祠堂杀猪煮饭，准备第二天同敌人大干一场。蓝长金还连夜派人请方志敏来出主意，方志敏考虑闹到这个地步，即使不暴动敌人也会来抓人，干脆提前动手，让敌人措手不及。
大年三十晚上，楼底蓝家的农民暴动了。大家趁热打铁，向土豪劣绅进攻，口号是：“焚烧借字契据，不还债，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打倒国民匪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农民革命团烧毁了几百份地契，分了几百担粮食，并将几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予以镇压。当夜，方志敏又召集楼底蓝家、姚家垅、管山、蓝子畈等9个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开会，一致决议实行起义。方志敏以起义总指挥部名义，将农民革命团分成六路，积极向外发展，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弋阳、横峰地区纵横百余里（仅横峰参加暴动的群众就有5万多人），到处是革命的红旗。有一天，方志敏和几个战士来到一个村子里参加一个会，许多群众跑来看望他，不知怎么消息走漏了，正谈着，“白狗子”把村子包围了，方志敏把群众疏散了，和几个战士一边打一边撤退。可是，“白狗子”人多，眼看就要追上了，怎么办？正在这时候，村里的农民革命团团员就把打土豪收来的银圆拿出来，丢到路上，缠住爱财如命的“白狗子”。“白狗子”们停住不追了，一个个蹲下身子，抢着拾地上的银圆。有的没拾到，就和拾到的争抢起来，你争我夺打成了一团。领队的没办法，踢这个一脚，踹那个一腿，趁这个机会，方志敏他们脱了险。这一时期，农民革命团实际上掌握了乡、村政权。起义胜利后，农民群众兴高采烈编唱了一首歌：“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为的是穷人。”
弋阳、横峰暴动的胜利，持续了2个多月之久，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1928年2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派罗英率第三十一军1个团的兵力，纠合弋阳、上饶、广丰、铅山、玉山、横峰、贵溪等7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河口组织了“广信七县军民联合剿匪委员会”，建立了有200多支枪的反动“靖卫团”，向弋阳、横峰暴动地区大举进攻。敌人很快占领了横峰的葛源和铺前，以及弋阳的过港埠、中湖畈、樟树墩等地区，弋阳、横峰暴动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民革命团被迫退到了磨盘山。磨盘山在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交界处，方圆不到50公里，农民革命团活动十分困难。
方志敏曾描述说：“进攻我们的白军总是两营或一团，所有村都扎满了。并且天天派部队围山搜山，弄得我们不但无扎机关之处，连藏身地也难找到。日间不能走路，要在夜间悄悄地走；大路不能行，要找偏僻的小路走；房屋不能住，要躲到树林里、岩石下或茅棚里去住。一天要跑几次兵，晚间躲在茅棚里睡觉也得留心警戒，稍一不慎，就有被敌人打死或被俘的危险，环境的险恶和困难是无以复加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产生了消极动摇情绪。同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先后派饶漱石、冯任来到赣东北巡视工作，随后决定撤销5县工委，重新建立弋阳县委，由方志敏任书记。
为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同年6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横峰交界的方胜峰一间破庙里，召开了弋阳、横峰两县的党员干部会议。方志敏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我们还没跟敌人交过手，而现在敌人兵力分散，真的打起来，不见得我们就打不过敌人。至于敌人消息灵通，紧跟着我们转，那是因为苏区内部还有反动派的耳目存在。现在敌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只有打，到万不得已时，当然要转移阵地，但也得事前有准备，先做好新苏区群众工作，万一打不赢，可按照事先布置的步骤转移。”会议最后决定：（一）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由邵式平统一指挥，选择最弱的从过港埠出来的一路敌人，坚决打，因为这路敌人最为群众所痛恨，打胜了可以把群众争取过来。（二）群众有些动摇，由方志敏亲自负责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配备武装，给反动派首要分子以必要的打击和镇压，同时，做好苏区内的坚壁清野工作，阻击敌人，保护群众。（三）派黄道去贵溪，派方远辉去德兴，派邱金辉去上饶、玉山交界处的石人殿一带，开辟新的苏区。
在方胜峰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邵式平就指挥农民革命团在金鸡山打了一个胜仗，打垮了弋阳县“靖卫团”，击毙了其团副。我军乘胜追击了20多公里，追到过港埠，烧毁了敌人的指挥部，直逼弋阳县城。敌人将各路人马撤回县城后，我军又兵不解甲，长驱80公里，在樟树墩击溃敌人的另一路，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年8月，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罗英团和弋阳、横峰地方“靖卫团”，向我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农民革命团上升为正规红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一团。我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于9月23日晚急行25公里，直奔横峰县城，24日拂晓攻占横峰，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年12月，国民党军周志群旅向我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天寒地冻，苏区内实行坚壁清野，周志群部士兵肚饥腹空，不甘为反动派卖命，邵式平趁机展开政治攻势，搞“士兵运动”，瓦解敌军。先后有第十一连连长匡龙海部在德兴县磨角桥起义，第十二连副连长杨廷辉、排长龙志光率部在弋阳县程家桥起义，红军的力量得到壮大，敌人1个营的兵力不战自败。
敌人不甘心失败，1929年4月，国民党军第七师第四十团又从上饶、德兴、弋阳三路包围磨盘山，向我“围剿”。我军利用有利地形，集中2个连埋伏于弋阳长茅岭，将弋阳方向来犯敌人打垮了，另外两路敌人闻风而逃。接着，红军又乘胜追击，在园林歼敌1个正规连和80多人的“靖卫团”，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此后，赣东北苏区和红军进入大发展阶段。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余家仓进行扩编，由4个连扩编成6个连。接着，在邵式平指挥下，攻克上饶县城。1930年5月起，连克弋阳、德兴、河口、乐平等城镇，7月8日，一举攻占瓷都景德镇。在这期间，上饶、德兴、铅山也举行了武装起义。至此，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等8个县，除少数县城和附近村庄外，都纳入了苏区的版图。红军独立第一团发展到3个营10个连。由于各县都有游击队和赤色少先队，国民党军小的部队再不敢随便进入苏区。实践证明，方志敏坚持武装斗争方针，高举土地革命大旗，打土豪，分田地，为工农劳苦大众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是开辟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根本途径。
建立苏区红色政权，
依靠人民保卫苏区
在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领导下，方志敏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暴动不断取得胜利，1929年上半年，赣东北已先后建立起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8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同年10月1日，在弋阳漆工镇湖塘邵家村召开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8个县的160名代表出席会议。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22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方志敏任主席团主席，邵式平任军委会主席。大会发表了宣言，拥护中共“六大”制定的“十大政纲”，颁布了《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制定了财政经济政策，修改补充了《土地法》。1930年3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信江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0多人。会议通过了《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工会临时组织条例》和《土地临时使用条例》等一批政策法令。大会选举产生了信江苏维埃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方志敏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当选为主席团委员。至同年6月，赣东北苏区扩大到信江流域的弋阳、横峰、德兴、上饶、万年、余干、贵溪、乐平、铅山、余江10个县，县级苏维埃政府工作机构设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惩治反革命委员会、人民经济委员会、内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赤色救济委员会。
同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信江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合并，在弋阳芳家墩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样，赣东北特委下辖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干、乐平、上饶、铅山、万年、余江、浮梁、都昌、湖口等13个县委和景德镇市委及闽北分区委（分区委下辖5个县委）。1931年3月，在横峰葛源召开了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多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邵式平、黄道为常委。会议制订了《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苏维埃组织条例》和土地、财政、经济、文化、交通、婚姻、优待红军等政策法令。会后不久，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为红十军，方志敏任代理政委，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黄道代理。
赣东北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苏区农民，依据《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和《土地临时使用条例》，把地主豪绅的土地以及教堂、寺庙、祭田、祠堂的土地没收，按照劳动力和人口两个标准，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开始，农民害怕地主豪绅，不敢行动，方志敏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先把一个恶霸地主抓了起来，要他把地契和租约拿出来，一把火烧了，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劲头。不料，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出来，他气急败坏地质问方志敏：“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方志敏觉得不把方雨田的反动气焰打下去，斗争就不能取胜。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徇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一天晚上，方志敏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方雨田的大院。方雨田紧关大门，躲了起来。几个农民翻墙进入方家大院，把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冲了进去。方雨田狗急跳墙拿刀想行凶，农民夺下他手中的刀，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方雨田被斗倒了，震动了整个弋阳县，土地革命运动终于蓬勃开展起来。
就这样，方志敏领导赣东北工农劳苦大众，打土豪，分土地，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压迫，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仅1932年，赣东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还开办了煤矿、木炭、煤铁、兵工、地雷、造纸、制糖、榨油、被服、家具等各种工厂，赣东北苏区一天天地巩固和发展起来了。
与此同时，方志敏带领苏区人民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先后建立起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小学，让工农劳苦大众的子弟有书读。成立了红色新戏团，后改名工农剧团，并扩大为两个团，演职员70多人。每个村庄设立俱乐部、音乐队和戏剧队，“使苏区每个角落，哪怕是只有两三家农户的小山沟里，也能看到戏剧和听到歌曲。”
赣东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扩大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北部边陲。1931年6月，毛泽东曾专门作出打通闽北、赣东北与中央苏区联系的指示，称赞赣东北苏区有五大优势：一是远离两广，地处偏僻；二是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三是地主豪绅众多，有款可罚；四是群众基础好；五是可以扩大红军（大意）。实际上赣东北苏区一度成了中央苏区的东北屏障。同年11月7日，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方志敏没有参加大会，但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方志敏，表彰他在领导赣东北苏区的卓著功勋。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一起，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建立苏区红色苏维埃政权，依靠人民建设苏区，改善民生，保障供给，坚决镇压反革命，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是赣东北苏区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播下赣东革命火种，
坚信共产主义胜利
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经过顽强战斗，作出重大牺牲，最终失败了。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包括赣东北苏区都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革命一度陷入最低潮。但是，红十军团行军作战途中留下的伤病员以及从敌人重围中零散突围出来的指战员，他们深深扎根在赣东北这块红色土地上，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闽赣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驰骋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抗战胜利后，赣东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又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为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做了许多工作，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赣东北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方志敏，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世世代代后来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红七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先打福州后向西挺进，同年11月与赣东北红十军合编为第十军团，红七军改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为第二十师，分两路向浙西、皖南挺进。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先头部队粟裕、刘英部800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伍没有跟上来，作为红十军团主要领导人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刘英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伍，可是，大队伍已经被敌人的14个团重重包围，情况万分危急。
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部队一次次突围，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只剩下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住，他仍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突围无望时，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流露出悲观情绪，方志敏鼓励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有个战士建议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摇摇头。同年1月，由于叛徒魏长发的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
蒋介石获悉抓到了方志敏，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俞伯庆劝降不成，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王冠英、李中襄、刘家树又来与方志敏“谈话”。王冠英喊手下搬来一个凳子，又说不好，又换来一把椅子。王冠英好像推心置腹地对方志敏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方志敏打断他的话，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李中襄说:“方先生，信仰要实现，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刘家树见方志敏没有吭声，忙说：“方先生，你知道你们那个孔同志吧，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少将参议，春风得意着呢！”方志敏一听姓孔的，非常愤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他是无耻的叛徒，我决不会像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敌人劝降失败了，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敌人还不断地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对付方志敏了，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在牢房里写作，其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长时间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地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就这样，方志敏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16篇书稿，共13万多字。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有个狱卒名叫高家骏，非常敬佩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方法，方志敏拜托他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高家骏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6岁。这年秋后，方志敏在狱中的囚友、国民党政府中央监狱原典狱长胡逸民被保释出狱。离开监狱时，他受方志敏生前嘱托，从高家骏那里把包括《可爱的中国》在内的一批文稿，暗藏在行装中带出。这批文稿几经周折，于1936年11月转交到共产党人冯雪峰手里，并被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至解放。
方志敏是一位对国家、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者。他把祖国比喻成母亲，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她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子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方志敏是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英勇奋斗的勇士。他说：“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流血是革命者常常遇着的，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不流血，革命会得成功吗？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方志敏是一位生活艰苦朴素的楷模。他一向过着俭朴的生活，从没奢侈过。他掌管大权，手握重金，却严于律己，甘守清贫，并且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他不止一次地说：“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还是一位顾全大局、舍己忘我、无私奉献的人。为了顾全大局，方志敏分批把赣东北苏区1000多两黄金和整箱整箱的银圆送交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方志敏把赣东北苏区惟一的一支主力部队编入中央红军；为了顾全大局，他始终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与祖国、民族的利益相维系，并为之奋斗一生。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最后说：“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苏区，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后来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解放战争中，继续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