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茅盾的文学创作思想侧重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来解读茅盾文学创作思想的审美之维和政治之维，而这，也正是浙江传媒学院张邦卫、赵思运、蔺春华精心编纂的《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所突显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茅盾研究年鉴》 茅盾研究 文学政治学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巨擘，茅盾开创了一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引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主流。茅盾的文学创作侧重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基于此，我们可以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来解读茅盾文学创作思想的审美之维和政治之维，而这也正是浙江传媒学院张邦卫、赵思运、蔺春华精心编纂的《茅盾研究年鉴（2012—2013）》（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年鉴》）所突显的重要主题。
　　一
　　茅盾在创作《子夜》时，试图将文学审美之维与政治之维相互融合交叉，实现文学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同一性建构。在谈到《子夜》的构思的时候，茅盾认为他是“采用多线交叉发展，然后两条主线先后发展的结构方法”“从复杂的内容里突出中心，从纷繁的线索中见出主次，做的波澜起伏而有条不紊”①。在谈到《子夜》的创作意图时，茅盾则希望“通过农村与城市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②。茅盾在《子夜》里采用网状结构，展示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现状，相同阶级、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追根究底是在述说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悲剧，这正如瞿秋白所言，《子夜》是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③
　　茅盾常聚焦于两类人物形象的描写：民族资本家和时代新女性，这些人虽然会存在某些缺点，但茅盾的着力点在于对他们思想精神的肯定，例如对《子夜》里自私贪婪的吴荪甫发展实业、建立工业帝国美好理想的肯定；对《蚀》里易于动摇的孙舞阳、章秋柳活跃生命力的赞扬等。作者在他们身上是寄予厚望的，可以说他们是一种美好的政治想象和生活想象的结合，他们是真实的，所以有缺点，但是他们更是可能走向革命道路，进行政治斗争的上好人选。可以说，茅盾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对壮大政治斗争队伍的渴望和期待，同时更是对作品之外的这些人的热忱呼唤。
　　茅盾在20世纪曾参与过几次著名的文学论争，包括“两个口号”之争、革命文学论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等，这些论争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茅盾对文学使命的探究和对政治影响文学的辩证思索。茅盾通过这些论争倡导一种文学的社会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在他看来，文学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创作，还必须是革命的和政治的文艺，文学更应该成为直面现实、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他指出，文学既不能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一味地高呼革命口号，也不能苟且于小资产阶级的风花雪月，要“质朴有力”地描写小资产阶级。茅盾的这些文学观念毫无疑问在当时饱受争议，但历史后来证明茅盾当时明显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具有超越性和前瞻性。而且，这些文学倡导要求对文学的政治功能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兼顾“求美”与“求实”，尽可能达到理想中的文学与政治意义的平衡，茅盾也穷其一生想用自己的创作验证自己的这些主张。
　　纵观茅盾整个创作思想的发展脉络，他的文学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因而他的创作目的也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从“五四”时期最早的“为人生”，到后来大革命时期的“为阶级”，抗战前后的“为民族”“为民主”的主张，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为工农兵”的主张，茅盾确实在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推崇文学成为为教化社会、变革现实的有力手段，这也使茅盾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和现实主义风格。事实上，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恰恰正是文学与革命二者的共约性，通过对这些形象的刻画，茅盾表达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缔结了文学与革命的盟约。
　　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虽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是左翼文学的引领者。正是如此，茅盾往往被学者们视为文学家与革命家于一体的完美结合者。《年鉴》全面整理了2012年至2013年间有关茅盾研究的大事记，关于茅盾的重要研究论文、论著，以及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的要目与摘要。可以说，《年鉴》对国内茅盾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态进行了集中展示，是茅盾研究中的一项系统化和全面化的梳理和增补空白工作，为学者们进行相当研究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动态。
　　《年鉴》栏目编排清晰，共分为四编，其中不仅有2012年—2013年间的大事记，有对相关研究专著的评介性文献，同时也有未收录全文的茅盾研究论文摘要文献。这样的编排方式可以使读者对2012年—2013年间的茅盾研究现状有了整体性的认知。它不仅全面展示了2012年—2013年间国内外茅盾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而且以一种档案式的文本形式呈现了晚近茅盾研究的整体倾向。《年鉴》全面梳理了2012年—2013年间国内外茅盾研究和相关文学事件的新动向，向我们展示了茅盾研究的整体状况，并对各项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进行了清晰完整的档案式记录。在读者有了整体性认知的基础上，《年鉴》中的“重要研究论文”部分更是对晚近茅盾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论文进行了收录。
　　《年鉴》所收录的科研成果之所以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在于论文的发表刊物级别高，作者大多是长期从事茅盾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另一方面这些论文的主题既有全面性，同时也体现了晚近茅盾研究的关注重点。从《年鉴》中可以看出，在2012年—2013年间，学者们对于茅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茅盾的生活历程和人格性格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研究；茅盾的文学创作主题和创作思路研究；茅盾作品的文本解读；茅盾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及其影响研究。这些论文从一个复调的语境对2012年—2013年间的茅盾研究成果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和多维度的展示。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在讨论茅盾的文学创作思想大多侧重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由此可以看出，从文学政治学解读茅盾，是《年鉴》所体现的晚近茅盾研究的一个聚焦点，同时表征了这一维度也是当下茅盾研究中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如收录的论文《抗战时期茅盾对新疆文艺发展的意见》《特定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创作范型——论茅盾的“创作模式”及对其的评价》《茅盾与两个口号之争》《现代性的恐惧与诱惑——茅盾小说的创作歧思及其文化意义》《茅盾与革命文学派的“现实”观之争》《堕落还是革命：茅盾小说〈虹〉中梅行素形象分析——民国文学研究之一》《启蒙现代性的“矛盾”书写——兼论茅盾的报告文学话语》等。 　　通过对《年鉴》的解读，笔者以为，茅盾除了开创新的文学范式，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剖析小说”之外，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文学的长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强调文学应注重对形式和技巧的探索，合理地运用刻画人物、布局谋篇等，更指出在革命文学的领域内也要重视艺术的规律，这些文艺理论无疑是对文学起源性质和功能性质相结合的最好诠释。作为茅盾来说，他的文学创作既是时代心理和自身个性的结合，又是政治之维和文学之维的交叉。我们既要认识到茅盾本身的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的审美意义，又要看到其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积极介入效用。文学作为一种兼具两种性质的实践活动，不能偏废其一，要适当地调和二者的交叉关系，实现文学作品对政治话语的适度包容以及政治导向对文学特质的适度解放。
　　茅盾自身带着社会的复杂性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当中，以笔为刃，充当起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他的创作必然是社会政治和自身独特心理个性的反映，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茅盾曾说：“真正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不要感伤于既往，也不要空夸着未来，应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④面对自我的现实，面对社会的现实，我们都有责任去和丑恶的现实作斗争。这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我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必然选择。在今天，茅盾文学创作中强调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使命，倡导文学与政治的连结关系，对于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在对文学的审美之维和政治之维进行权衡时，我们必须要保留以审美为本位来进行创作，唯有此才能保证二者实现真正的融合，才能保证文学的本质，若反之，很容易使文学创作流于政治传声的工具。文学与政治，从来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端，我们必须要看到二者的互为依赖性，从中找出二者兼容的平衡点，更好地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经验。
　　①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绿洲”副刊），1939年6月1日。
　　② 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页。
　　③ 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1933年3月12日。
　　④ 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版，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