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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一出生，就走在返乡的路上。这句话用在杨福家先生身上是如此的贴切。先生一次又一次的出发，但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出发，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在到达一个目的地后又向新的目的地进发。回归，是带着一次次出发后的收获回到自己的原来出发地，来回报自己的母体。终点又回到起点，杨福家先生一直在努力为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完美的圆。
“知识经济”的“二传手”
毫无疑问,杨福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名士”。2012年6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为杨福家等14位新聘的国务院参事、馆员颁发聘书，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便成为了先生最新获得的名号。对于先生而言，受聘为馆员，不过是又多了一条为国家卖力的通道而已，至于笼罩其上的荣誉光环，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泰然处之。对于早已名满天下的他而言，名利一直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东西。不求名而名自随之，这不是先生为人做事的初衷，只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结果。
1997年2月6日，杨福家等3位外国大学校长和来自170个国家的650名外宾一道，应邀出席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的第45次早餐会。克林顿演讲的主题是团结、合作与教育。这不是一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型会议，但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出的“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却深深地触动了杨福家，克林顿说：“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进入以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为特征的新世纪，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标准。”“知识经济”这一词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位国家总统郑重表述的重要概念却还是第一次出现。杨福家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捕抓住了这个概念，他的直觉告诉他：一个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时代即将开启！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等文章，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复旦大学立即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文汇报》刊文指出：“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随后，当“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很快被国人知晓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时，杨福家却反而“隐身”了，每当有人提及此事，他都强调自己只是这一概念的“二传手”。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杨福家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了这一弥足珍贵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诺丁汉大学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0年12月12日，在杨福家卸任复旦大学校长一年之际，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这一职位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校方聘请杨先生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发布新闻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于是，杨福家又一次出发了。2001年2月13日上午，带着刚过完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杨福家偕夫人飞赴英伦，正式就任诺丁汉大学第六任校长。校方特意安排在7月4日——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之前为他举行了任职典礼。就在这一天，就在这所闻名世界的大学校园内，破天荒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在杨福家以校长身份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包括中国等139个国家留学生在内的3000名毕业生，一一上台接受来自中国校长的亲切祝福。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所有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都将签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杨福家。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职务任免本身。宋健同志曾说：“英国大学能选一位中国科学家当校长，证明他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而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是他们改变的基础。”路甬祥先生也有感而发说：“诺丁汉大学聘请杨院士为该校校长，是对他科学工作的成就、贡献及影响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2003年底，原定杨福家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3年的任期已满，然而，鉴于他的出色工作和国际声望，该校董事会作出决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2004年到2006年年底。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能在十余年间连任两所中外一流名牌大学的校长，杨福家真可谓千年华夏第一人。但在杨福家自己看来，这固然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也是一份责无旁贷的责任。站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制高点上，杨福家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但也找到了别人找不到的差距，提出了别人不敢提的观点。
杨福家之问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时间进入21世纪，大学合并、更名、圈地、炒作、奢华之风一阵高过一阵，杨福家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内大学大楼有余而大师不足，他常常为此而痛心疾首。
自199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2001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以来，杨福家可谓“阅校无数”，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是许多校长的老朋友。对国际大学的了解，再加上对比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使他对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极为深入而独到的理解。他在上述世界闻名的大学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炫耀的大楼，他认为事实上在这些校园里也没有人屑于去炫耀大楼。在剑桥和牛津，人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岁月年轮的古老建筑，而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压根就没有校园面积和校内建筑面积、“大而全”的院系设置标准以及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等“打分项目”。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却只有6500名学生，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其中2000年排名第一），却仅仅2000名学生。但是，正是这两所不大不全且非综合性的大学，培养出了三十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小小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大大有名的智库。小小的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就连中国的科学事业都受惠于该校：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分别于1939年、1936年、1928年博士毕业于该校。 反观国内大学，却一度在大而全上制造噱头，面对“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学城”，面对大学越来越大却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的现实，杨福家忍不住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杨福家之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杨福家认为，我们的大学，现在更需要一种“大爱”。大学首先要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杨福家之梦
“我有一个梦”，是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也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杨福家之梦依然萦绕着祖国的教育事业。杨福家梦想着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真正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
2003年1月5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这一提议与杨福家不谋而合，他当即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非赢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杨福家回英国不久后，即带领诺丁汉的执行校长来到宁波，亲力亲为协调相关事务，推动大学筹建工作顺利开展。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此时距离徐亚芬的同意仅仅20个月！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负责其日常教学，并颁发与英国本部相同的文凭。宁波诺丁汉大学以“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为办学宗旨，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所需相结合，引进一系列具国际一流水准的学位课程，使中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获得世界优质高等教育。学校的所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实行全英文授课，实行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完全一致的教学评估体系，并专门设有英语语言教学部来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成功创办，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2011年4月8日晚，温家宝亲临宁波诺丁汉大学，他对同学们说：“来到宁波诺丁汉大学之前，我就一直很关注这所学校。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相通的，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教育才能发展。作为中国的学生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这样一所国际化的大学中学习，就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习近平同志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落成典礼上讲话指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刘延东同志认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成功创办，为中英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推动了中英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也郑重其事地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学生的就业完全具有同等机会”。
创办宁波诺丁汉大学，是杨福家教育梦想的开始，他一直在延伸这个梦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英国诺丁汉和宁波诺丁汉分别设立了“梦想基金”，目的是帮助能进这两座大学就读的中国贫寒子弟实现大学梦。在他梦想的终点，定格在这样一幅画面：具有五千年文明、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站直了、站稳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杨福家，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大学校长、科学家、教育家，头上笼罩着许多荣耀的光环。殊不知，在这些光环的背后，是杨福家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回归的脚步。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助教，两年后，年仅24岁的杨福家被任命为系副主任。但是，年轻的杨福家并没有在这条看似前程似锦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的人生轨迹被出发的脚步所改变。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他随后不久即被国家派往丹麦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深造，师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得以在世界三大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的玻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学成回国后，杨福家结合在丹麦玻尔实验室进修和工作的经验，在复旦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他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是我国在该系列出版专著的第一位学者。他还先后被日本创价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授予科学博士。
1997年，杨福家个人出资在自己的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不少人提议命名为“杨福家物理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决定把它定名为“爱国奖”，因为他认为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情感。在一次回复旦的演讲中，杨福家动情地朗读了别人对“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评价：“一个科学家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他的祖国，使得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危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自豪、骄傲的呢?”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的驱动下，杨福家从镇海走向了复旦，从复旦走向了丹麦哥本哈根，走向了英国诺丁汉，走向了世界。这个身材瘦瘦小小的中国人，身上仿佛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使他不仅能够吸收世界先进的知识理念，更使他勇于将这一切带回自己的祖国，并不遗余力地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杨福家就是这样一位哲人。他怀着的乡愁，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是对祖国百年苦难与耻辱的深深记忆，更是对民族复兴前景的深深期待。倘若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他这样的乡愁，都如他那样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回归，或者说，出发，是为了回归，那么，我们最终一定会明白：我们到处寻找的家园，原来就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综合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 陈晰
“知识经济”的“二传手”
毫无疑问,杨福家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名士”。2012年6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为杨福家等14位新聘的国务院参事、馆员颁发聘书，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便成为了先生最新获得的名号。对于先生而言，受聘为馆员，不过是又多了一条为国家卖力的通道而已，至于笼罩其上的荣誉光环，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泰然处之。对于早已名满天下的他而言，名利一直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东西。不求名而名自随之，这不是先生为人做事的初衷，只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结果。
1997年2月6日，杨福家等3位外国大学校长和来自170个国家的650名外宾一道，应邀出席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的第45次早餐会。克林顿演讲的主题是团结、合作与教育。这不是一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型会议，但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出的“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却深深地触动了杨福家，克林顿说：“要使每一个公民都了解，要成功地进入以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为特征的新世纪，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标准。”“知识经济”这一词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位国家总统郑重表述的重要概念却还是第一次出现。杨福家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捕抓住了这个概念，他的直觉告诉他：一个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时代即将开启！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等文章，被几十家报刊转载。复旦大学立即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文汇报》刊文指出：“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随后，当“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很快被国人知晓并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时，杨福家却反而“隐身”了，每当有人提及此事，他都强调自己只是这一概念的“二传手”。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杨福家先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释了这一弥足珍贵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诺丁汉大学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2000年12月12日，在杨福家卸任复旦大学校长一年之际，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先生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3年。这一职位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校方聘请杨先生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发布新闻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于是，杨福家又一次出发了。2001年2月13日上午，带着刚过完中国农历新年的欢乐，杨福家偕夫人飞赴英伦，正式就任诺丁汉大学第六任校长。校方特意安排在7月4日——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之前为他举行了任职典礼。就在这一天，就在这所闻名世界的大学校园内，破天荒地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在杨福家以校长身份主持的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上，包括中国等139个国家留学生在内的3000名毕业生，一一上台接受来自中国校长的亲切祝福。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所有名誉博士学位证书上，都将签有一位中国人的名字——杨福家。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职务任免本身。宋健同志曾说：“英国大学能选一位中国科学家当校长，证明他们关于中国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而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是他们改变的基础。”路甬祥先生也有感而发说：“诺丁汉大学聘请杨院士为该校校长，是对他科学工作的成就、贡献及影响的高度评价与认可，这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2003年底，原定杨福家担任诺丁汉大学校长3年的任期已满，然而，鉴于他的出色工作和国际声望，该校董事会作出决定，继续聘请杨福家担任校长，任期从2004年到2006年年底。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能在十余年间连任两所中外一流名牌大学的校长，杨福家真可谓千年华夏第一人。但在杨福家自己看来，这固然是一份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也是一份责无旁贷的责任。站在国际高等教育的制高点上，杨福家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但也找到了别人找不到的差距，提出了别人不敢提的观点。
杨福家之问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时间进入21世纪，大学合并、更名、圈地、炒作、奢华之风一阵高过一阵，杨福家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内大学大楼有余而大师不足，他常常为此而痛心疾首。
自199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2001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以来，杨福家可谓“阅校无数”，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是许多校长的老朋友。对国际大学的了解，再加上对比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使他对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极为深入而独到的理解。他在上述世界闻名的大学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炫耀的大楼，他认为事实上在这些校园里也没有人屑于去炫耀大楼。在剑桥和牛津，人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岁月年轮的古老建筑，而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压根就没有校园面积和校内建筑面积、“大而全”的院系设置标准以及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等“打分项目”。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却只有6500名学生，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其中2000年排名第一），却仅仅2000名学生。但是，正是这两所不大不全且非综合性的大学，培养出了三十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小小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大大有名的智库。小小的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就连中国的科学事业都受惠于该校：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分别于1939年、1936年、1928年博士毕业于该校。 反观国内大学，却一度在大而全上制造噱头，面对“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学城”，面对大学越来越大却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的现实，杨福家忍不住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杨福家之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杨福家认为，我们的大学，现在更需要一种“大爱”。大学首先要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杨福家之梦
“我有一个梦”，是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也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杨福家之梦依然萦绕着祖国的教育事业。杨福家梦想着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真正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
2003年1月5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这一提议与杨福家不谋而合，他当即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非赢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杨福家回英国不久后，即带领诺丁汉的执行校长来到宁波，亲力亲为协调相关事务，推动大学筹建工作顺利开展。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开学，此时距离徐亚芬的同意仅仅20个月！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负责其日常教学，并颁发与英国本部相同的文凭。宁波诺丁汉大学以“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为办学宗旨，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所需相结合，引进一系列具国际一流水准的学位课程，使中国学生不出国门就能获得世界优质高等教育。学校的所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实行全英文授课，实行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完全一致的教学评估体系，并专门设有英语语言教学部来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成功创办，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2011年4月8日晚，温家宝亲临宁波诺丁汉大学，他对同学们说：“来到宁波诺丁汉大学之前，我就一直很关注这所学校。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相通的，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教育才能发展。作为中国的学生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这样一所国际化的大学中学习，就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习近平同志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落成典礼上讲话指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刘延东同志认为，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成功创办，为中英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推动了中英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也郑重其事地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学生的就业完全具有同等机会”。
创办宁波诺丁汉大学，是杨福家教育梦想的开始，他一直在延伸这个梦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英国诺丁汉和宁波诺丁汉分别设立了“梦想基金”，目的是帮助能进这两座大学就读的中国贫寒子弟实现大学梦。在他梦想的终点，定格在这样一幅画面：具有五千年文明、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站直了、站稳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杨福家，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大学校长、科学家、教育家，头上笼罩着许多荣耀的光环。殊不知，在这些光环的背后，是杨福家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回归的脚步。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助教，两年后，年仅24岁的杨福家被任命为系副主任。但是，年轻的杨福家并没有在这条看似前程似锦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的人生轨迹被出发的脚步所改变。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他随后不久即被国家派往丹麦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深造，师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得以在世界三大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的玻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学成回国后，杨福家结合在丹麦玻尔实验室进修和工作的经验，在复旦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他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是我国在该系列出版专著的第一位学者。他还先后被日本创价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授予科学博士。
1997年，杨福家个人出资在自己的母校格致中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不少人提议命名为“杨福家物理奖”，但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决定把它定名为“爱国奖”，因为他认为爱自己的祖国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情感。在一次回复旦的演讲中，杨福家动情地朗读了别人对“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评价：“一个科学家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他的祖国，使得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危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自豪、骄傲的呢?”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的驱动下，杨福家从镇海走向了复旦，从复旦走向了丹麦哥本哈根，走向了英国诺丁汉，走向了世界。这个身材瘦瘦小小的中国人，身上仿佛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使他不仅能够吸收世界先进的知识理念，更使他勇于将这一切带回自己的祖国，并不遗余力地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杨福家就是这样一位哲人。他怀着的乡愁，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深眷恋，是对祖国百年苦难与耻辱的深深记忆，更是对民族复兴前景的深深期待。倘若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他这样的乡愁，都如他那样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回归，或者说，出发，是为了回归，那么，我们最终一定会明白：我们到处寻找的家园，原来就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综合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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