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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陈达先生
已故陈达教授的英文著作《现代中国人口》的中译本，历尽沧桑，终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捧读之余，使我更加怀念这位现代中国人口学的拓荒者、我的老师陈达先生。
一
陈达是著名的人口学家，也是旧中国组织人口普查实验的先驱者之一。
要振兴祖国就要了解国情。旧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四亿人口的基本状况究竟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对于组织人口普查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是毫无兴趣的。当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火逼近西南，敌机日夜肆虐于昆明上空之际，其时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不顾环境险恶，条件困难，毅然组建了呈贡县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并亲自担任所长，在李景汉、戴世光两教授以及农志俨博士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人口普查实验工作。他们力图通过解剖麻雀的办法，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
这次实验工作，普查地区包括云南环湖地区一市(昆明)四县(昆明县、呈贡县、昆阳县、晋宁县)，普查人口合共五十七万多人。普查应用了现代人口普查方法，进行直接调查，并在呈贡县和昆阳县主办了人事登记。进行普查工作的人员，都经过了专门训练。普查所得各种资料，经过核实整理，计有六十五种统计报表。最后写成十四万多字的《现代中国人口》一书。这本书，既是呈贡县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看作是旧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实验总结。陈达教授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挨门逐户进行直接调查的方法，才能使人口普查建立在真正可靠的科学基础上，才能把人口资料的收集，由“传统的间接方法转移到采用现代普查方法”的轨道上来；从此无须再以间接方法来估计人口。
对这次人口普查实验，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均极为重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奥格朋教授就认为，这种用现代普查方法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实验，“还是中国破题儿第一遭的尝试。对于中国以外的读者阅了这本书之后，不但对中国人口有了一个梗概，而且还给予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一些基本表格内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可见，陈达教授在我国现代人口普查的科学实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从《现代中国人口》这本专著的写作到中译本的出版，尽管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无论是该书所探讨的人口普查方法，还是在人口普查和人事登记的资料基础上所进行的人口静态与人口动态的研究，对于我们从事人口普查和人口学研究来说，仍可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二
陈达教授又是一位热心宣传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社会学家。他进行人口普查实验，搜集我国人口资料，目的就在于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服务。在《现代中国人口》的原序中他写道：“希望本书不但在战后为中国社会科学上，准备着有关事实研究的根基；而且希望这种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这段话写于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年代；然而，作为一名人口学者的陈达，却已在胜利的曙光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筹划着如何在战后振兴祖国的宏图大业了。
概述陈达一生关于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见解，一是要控制人口的数量，二是要提高人口的质量。他所以坚持中国人口必须控制数量的增长，是“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速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恶劣影响”，如不改变这一旧习，就无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的更替”。他所以强调提高人口质量，是因为每个人的质量和品质不可能完全一样。人口品质越高，其中聪明能干的人所占比重越大，越有益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为此，他主张加强遗传学、优生学的研究，从先天遗传方面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要在推行生育节制过程中，适当实行区别生育率，例如劝说有遗传疾病的成年男女自动绝育；他还主张大力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等等。这些见解，构成了陈达从人口问题方面提出的救国论。
陈达的人口救国论，从科学角度看，当然有其价值；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如同当年流行的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等一样，在旧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陈达当时在人口问题研究方面提出的诸多科学建议，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予理睬，相反，他的亲密同事闻一多教授却在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同事的鲜血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教育了平日绝不过问政治的陈达。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人口救国论的局限，而且借诸报纸公开发泄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懑。
作为一个学者，陈达并没有因为国事日非而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九四四年，陈达应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邀请，出席该校建校两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为了准备论文，他用英文起草了这本《现代中国人口》。一九四六年，他赴美并在讨论会上宣读了这本著作。会后芝加哥大学邀请他讲学半年，同时《美国社会学杂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号)以该期全部篇幅全文发表了这本著作。这在美国学术期刊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此后本文又被印成专书，在欧美畅销，受到了国际人口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评价此书说：“在中国人口学上有一本好的著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这是“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讨论中国的书”(见该书第4页)。
当然，这本书作为一部三十多年前的旧著，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观察和研究人口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例如他对历史上人口循环曲线的分析就缺乏阶级观点(第5－9页)。一九五三年，他在为本书写的《再序》中说：“本书的立场与观点在有些方面与今日的情形相比是有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这本书有某些缺点错误，就否认它的价值，因为这不是对前人的著作应持的态度。
三
陈达教授平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一贯主张靠资料立论，用数字说话。我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习和工作，陈教授先是我的老师、后是我的领导。他平日就是以他的上述治学经验教育我们，要求我们。他认为：即使道理再好，没有材料说服力也不强。他说：“你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因此他对材料的要求，一要大量搜集，二要力求翔实。他多次对我们说：“什么叫专家？你在一个问题上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积累的资料多了，又经过筛选核实确实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心研究，就能提出科学的正确见解，这时你就是专家了。”陈老先生自己治学成家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他研究问题不求面广，坚持抓住一点就锲而不舍，狠狠地钻下去，务求深透。他常说：“我自己除本行之外其它都是外行。”有一次，先生回顾他的治学道路时，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先生当年字斟句酌、反复品味“一条路”这三个字的神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斯人，斯语，斯情，斯景，我是终生难忘的。
我追随老师多年，深深知道他老人家在这一条路上做学问，具有多么惊人的毅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超乎寻常的精力。他平日过的是三点式的机械一样的生活，在家中吃饭和睡觉，在体育馆锻炼身体和洗澡，在图书馆读书和研究。他不看戏，不看电影，极少会客，极少开会，一上班就全神贯注地工作，绝不允许别人任意干扰他的工作。
陈先生在社交方面是时间的吝啬者，然而在调查研究上他却从不吝惜时间。他时常亲自带领助手进行直接调查，调查内容十分细致，记录更是一丝不苟。当别人的调查资料出现疑点时，他就抓住不放，非弄准确不可。为此他能雇上马和调查人员一起下乡核实，有时甚至不惜徒步往返几十里山路。云南呈贡人口普查实验，正是在他的这种严格要求下，才得到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作基础，才使他众多的著作获得了较高的科学价值，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例如，一九二三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被美国众议院第六十八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的《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一九二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出版的《南洋华侨和闽粤社会》(此书有英、日两文译本)等等，直到今天，国内外学者凡讨论到旧中国的人口、劳动和华侨问题时，都少不了要参考他的这些著作。国外学者称赞他是“以研究人口著称的科学家”，是“中国人口研究最著名的权威”。他是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和国际社会学会会员，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负责人之一并兼该会研究部主任。联合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
四
陈达教授是一位爱国的学者。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前往台湾，坚持留在祖国大陆迎接了解放。建国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收集资料，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和《解放区的工人生活》这两部约一百五十万字的著作。此外，他还积极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的写作。
陈达教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解放以后，曾在五十年代和《新人口论》的作者马寅初先生等相呼应，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受到了重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的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他非常拥护这一主张。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在党的双百方针鼓舞下，我国人口问题研究开始蓬勃兴起，陈达教授写了《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在《新建设》发表。在这篇论文里，他说：“自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均有增加。全国出生人数超过于死亡人数每年约在一千万人以上。这种庞大的自然增加数额，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产生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类：(1)人民的就业；(2)出生率的降低。”当时他提出这两类问题是富于卓见的，由于工作的失误和左倾思潮的干扰，这些问题今天不是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吗？陈达以大量事实论述了只有实行节育和晚婚，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是不幸的是，一九五七年陈达教授却因此蒙受了错误的批判。实践证明，他提出节制生育的论点根本不是什么马尔萨斯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一九五七年，国际统计学会和人口学会联合邀请陈达去瑞典参加年会。由于当时的形势，他没有去成，但仍用英文写了《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基础》这篇论文寄给大会，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七年的《国际统计学报》上(现已译成中文，编入《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一书)。在这篇论文中，他论述了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关系，认为这次普查的意义很大：第一，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用科学方法进行的人口普查，搞清了全国人口总数。这在旧中国是不可能的。第二，在一九五三年前中国总人口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数字不准确，世界人口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为解决这一难题前进了一大步。第三，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这次人口普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口研究提供了材料。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外国人口学家怀疑这次普查结果的可靠性，高度评价这次人口普查，认为这次普查“由于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和人民热情地支持这项工作。这两者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普查的成功。”(《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第33页)
陈达教授已于一九七五年不幸逝世了。如果他能看到去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看到党和政府将以人口普查资料作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据，他该是何等高兴！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的我抚今追昔，不能不引起对他的深情忆念。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已故陈达教授的英文著作《现代中国人口》的中译本，历尽沧桑，终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兴捧读之余，使我更加怀念这位现代中国人口学的拓荒者、我的老师陈达先生。
一
陈达是著名的人口学家，也是旧中国组织人口普查实验的先驱者之一。
要振兴祖国就要了解国情。旧中国号称有四万万人口，但四亿人口的基本状况究竟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对于组织人口普查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是毫无兴趣的。当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火逼近西南，敌机日夜肆虐于昆明上空之际，其时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的陈达，不顾环境险恶，条件困难，毅然组建了呈贡县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并亲自担任所长，在李景汉、戴世光两教授以及农志俨博士等人的协助下，开始了人口普查实验工作。他们力图通过解剖麻雀的办法，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
这次实验工作，普查地区包括云南环湖地区一市(昆明)四县(昆明县、呈贡县、昆阳县、晋宁县)，普查人口合共五十七万多人。普查应用了现代人口普查方法，进行直接调查，并在呈贡县和昆阳县主办了人事登记。进行普查工作的人员，都经过了专门训练。普查所得各种资料，经过核实整理，计有六十五种统计报表。最后写成十四万多字的《现代中国人口》一书。这本书，既是呈贡县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可看作是旧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实验总结。陈达教授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挨门逐户进行直接调查的方法，才能使人口普查建立在真正可靠的科学基础上，才能把人口资料的收集，由“传统的间接方法转移到采用现代普查方法”的轨道上来；从此无须再以间接方法来估计人口。
对这次人口普查实验，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均极为重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奥格朋教授就认为，这种用现代普查方法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实验，“还是中国破题儿第一遭的尝试。对于中国以外的读者阅了这本书之后，不但对中国人口有了一个梗概，而且还给予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一些基本表格内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可见，陈达教授在我国现代人口普查的科学实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从《现代中国人口》这本专著的写作到中译本的出版，尽管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无论是该书所探讨的人口普查方法，还是在人口普查和人事登记的资料基础上所进行的人口静态与人口动态的研究，对于我们从事人口普查和人口学研究来说，仍可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二
陈达教授又是一位热心宣传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社会学家。他进行人口普查实验，搜集我国人口资料，目的就在于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服务。在《现代中国人口》的原序中他写道：“希望本书不但在战后为中国社会科学上，准备着有关事实研究的根基；而且希望这种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这段话写于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年代；然而，作为一名人口学者的陈达，却已在胜利的曙光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筹划着如何在战后振兴祖国的宏图大业了。
概述陈达一生关于人口问题研究的主要见解，一是要控制人口的数量，二是要提高人口的质量。他所以坚持中国人口必须控制数量的增长，是“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速时，对于人民的谋生，当然要发生恶劣影响”，如不改变这一旧习，就无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的更替”。他所以强调提高人口质量，是因为每个人的质量和品质不可能完全一样。人口品质越高，其中聪明能干的人所占比重越大，越有益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为此，他主张加强遗传学、优生学的研究，从先天遗传方面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要在推行生育节制过程中，适当实行区别生育率，例如劝说有遗传疾病的成年男女自动绝育；他还主张大力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等等。这些见解，构成了陈达从人口问题方面提出的救国论。
陈达的人口救国论，从科学角度看，当然有其价值；但是从政治角度看，如同当年流行的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等一样，在旧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也确乎如此，陈达当时在人口问题研究方面提出的诸多科学建议，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予理睬，相反，他的亲密同事闻一多教授却在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同事的鲜血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教育了平日绝不过问政治的陈达。他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人口救国论的局限，而且借诸报纸公开发泄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懑。
作为一个学者，陈达并没有因为国事日非而中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九四四年，陈达应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邀请，出席该校建校两百周年纪念的学术讨论会。为了准备论文，他用英文起草了这本《现代中国人口》。一九四六年，他赴美并在讨论会上宣读了这本著作。会后芝加哥大学邀请他讲学半年，同时《美国社会学杂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号)以该期全部篇幅全文发表了这本著作。这在美国学术期刊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事。此后本文又被印成专书，在欧美畅销，受到了国际人口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评价此书说：“在中国人口学上有一本好的著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这是“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讨论中国的书”(见该书第4页)。
当然，这本书作为一部三十多年前的旧著，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观察和研究人口现象，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例如他对历史上人口循环曲线的分析就缺乏阶级观点(第5－9页)。一九五三年，他在为本书写的《再序》中说：“本书的立场与观点在有些方面与今日的情形相比是有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这本书有某些缺点错误，就否认它的价值，因为这不是对前人的著作应持的态度。
三
陈达教授平生以治学严谨著称。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一贯主张靠资料立论，用数字说话。我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习和工作，陈教授先是我的老师、后是我的领导。他平日就是以他的上述治学经验教育我们，要求我们。他认为：即使道理再好，没有材料说服力也不强。他说：“你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因此他对材料的要求，一要大量搜集，二要力求翔实。他多次对我们说：“什么叫专家？你在一个问题上长期坚持调查研究，积累的资料多了，又经过筛选核实确实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心研究，就能提出科学的正确见解，这时你就是专家了。”陈老先生自己治学成家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他研究问题不求面广，坚持抓住一点就锲而不舍，狠狠地钻下去，务求深透。他常说：“我自己除本行之外其它都是外行。”有一次，先生回顾他的治学道路时，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先生当年字斟句酌、反复品味“一条路”这三个字的神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斯人，斯语，斯情，斯景，我是终生难忘的。
我追随老师多年，深深知道他老人家在这一条路上做学问，具有多么惊人的毅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超乎寻常的精力。他平日过的是三点式的机械一样的生活，在家中吃饭和睡觉，在体育馆锻炼身体和洗澡，在图书馆读书和研究。他不看戏，不看电影，极少会客，极少开会，一上班就全神贯注地工作，绝不允许别人任意干扰他的工作。
陈先生在社交方面是时间的吝啬者，然而在调查研究上他却从不吝惜时间。他时常亲自带领助手进行直接调查，调查内容十分细致，记录更是一丝不苟。当别人的调查资料出现疑点时，他就抓住不放，非弄准确不可。为此他能雇上马和调查人员一起下乡核实，有时甚至不惜徒步往返几十里山路。云南呈贡人口普查实验，正是在他的这种严格要求下，才得到了准确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作基础，才使他众多的著作获得了较高的科学价值，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例如，一九二三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被美国众议院第六十八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的《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一九二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九三八年由商务出版的《南洋华侨和闽粤社会》(此书有英、日两文译本)等等，直到今天，国内外学者凡讨论到旧中国的人口、劳动和华侨问题时，都少不了要参考他的这些著作。国外学者称赞他是“以研究人口著称的科学家”，是“中国人口研究最著名的权威”。他是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和国际社会学会会员，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负责人之一并兼该会研究部主任。联合国成立后，他又被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
四
陈达教授是一位爱国的学者。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绝前往台湾，坚持留在祖国大陆迎接了解放。建国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收集资料，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的研究，先后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和《解放区的工人生活》这两部约一百五十万字的著作。此外，他还积极从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的写作。
陈达教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解放以后，曾在五十年代和《新人口论》的作者马寅初先生等相呼应，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受到了重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的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他非常拥护这一主张。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在党的双百方针鼓舞下，我国人口问题研究开始蓬勃兴起，陈达教授写了《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在《新建设》发表。在这篇论文里，他说：“自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均有增加。全国出生人数超过于死亡人数每年约在一千万人以上。这种庞大的自然增加数额，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产生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类：(1)人民的就业；(2)出生率的降低。”当时他提出这两类问题是富于卓见的，由于工作的失误和左倾思潮的干扰，这些问题今天不是更为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吗？陈达以大量事实论述了只有实行节育和晚婚，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可是不幸的是，一九五七年陈达教授却因此蒙受了错误的批判。实践证明，他提出节制生育的论点根本不是什么马尔萨斯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一九五七年，国际统计学会和人口学会联合邀请陈达去瑞典参加年会。由于当时的形势，他没有去成，但仍用英文写了《一九五三年新中国的人口普查——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基础》这篇论文寄给大会，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七年的《国际统计学报》上(现已译成中文，编入《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一书)。在这篇论文中，他论述了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与国家建设和人口研究的关系，认为这次普查的意义很大：第一，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用科学方法进行的人口普查，搞清了全国人口总数。这在旧中国是不可能的。第二，在一九五三年前中国总人口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数字不准确，世界人口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为解决这一难题前进了一大步。第三，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可靠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这次人口普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口研究提供了材料。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外国人口学家怀疑这次普查结果的可靠性，高度评价这次人口普查，认为这次普查“由于运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和人民热情地支持这项工作。这两者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普查的成功。”(《人口问题研究搞些什么》第33页)
陈达教授已于一九七五年不幸逝世了。如果他能看到去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看到党和政府将以人口普查资料作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据，他该是何等高兴！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的我抚今追昔，不能不引起对他的深情忆念。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