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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债青年
陈俊铨 27岁 作业员、店员 新北市中和
陈俊铨住的小套房日光灯坏很久了，“反正我回到家天都亮了，也不用开灯了。”他下午4点在大卖场当店员，晚上12点下班后，再到半导体厂当大夜班作业员，到隔天早上7点下班，一回到家，他边吃早餐边看回放的乡土剧，这是他唯一的休闲活动，“看乡土剧完全不用动脑，一直放空，这就是休息了”。
大学念的是生死学系，毕业后，他做过电话客服到保全各种派遣工作，月薪平均只有2.5万（新台币，下同）左右。他念书时办学生贷款，一毕业便负债80万元，每月付完一般开销后就没剩了。“有时突然生病，钱用完了，只能吃泡面和一直睡觉，那时觉得日子很没希望。”
这个世代被生活所磨难，难有梦想，但陈俊铨不同。他的房间角落摆了一台电子钢琴，心情不好就弹琴，“我一定要再存钱去学，这是我做起来会开心的事。”他从初中开始便靠着打工赚钱学琴，大学时曾在中区的钢琴比赛得奖。这是支撑他现今生活的梦想，“所以我找两份工作，再几年就可以把债还光了。”
他做过电话客服、也推销过信用卡，“信用卡是算业绩的，我每天就不停打电话，压力一大又会拼命吃零食，那段时间，一个月可以赚个三四万，但胖了20公斤。”他后来离开这份工作，想要变瘦谈恋爱。现在他人瘦了，但也没时间谈恋爱了。
流浪博士
小元 36岁 博士后研究员 台北市
小元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学校很多刚从海外回来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那时，我觉得一定要去念博士。”他怎么也没想到，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从2010年初开始，投了300多件履历，只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职缺。
小元说：“大部分的博士都在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一二年一聘，有人一做就6年。”
2011年台湾博士毕业生超过3700人，较1995年增加2倍多，其中2462人是当局补助的短期博士后研究。也就是说，大部分博士最后还是当局在养。哪里出问题？以生物科技系为例，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但产业没发展起来，博士根本无处可去。
博士人数过多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美国统计数字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人文领域每年只产出400~500位博士，到了2010年则已经有1000位以上的博士。他说：“我的美国博士班同学也找不到工作，不敢毕业。”
小元硕士班毕业后，考上银行，为了留学梦，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到美国的第一年就生了儿子，靠父母支持度日，“光我一个人每年就要花掉80万，更何况还有小孩，我都30几岁了，还跟家里拿钱，压力很大……”
他很清楚这些博士生在想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业困难，但会觉得学术路都走一半了，很难放弃，而且觉得自己没那么差。但大环境就是这么坏，不要以为自己会不一样。”小元并不打算当“万年博士后研究员”，若再没找到教职，他打算再回头考银行，“结果，又回到原路，我的大学老师说，没想到台湾高教也有这么一天。”
无薪假劳工
蓝先生 42岁 恶性倒闭科技厂员工
桃园中坜
蓝先生似乎是这几年台湾科技制造业的缩影。他专科毕业后，在光学公司工作，几年后，工厂迁往大陆，他成了台干，这几年有了小孩，“我想回台湾陪小孩，所以决定回台湾。”他到一家中小型的LED工厂担任品管，怎料2011年8月工厂开始放无薪假，10月工厂就无预警倒闭。
“老板不愿意申请倒闭，我们连失业救助都领不到，更可恶的是他没缴健保费，有的同事就要生产了，现在没健保。”他是公司主管，还好有点存款尚能度日，他的同事有人变卖结婚首饰，有的则患了忧郁症。
无薪假成为台湾举世无双的“诺贝尔级的发明”并非偶然，蓝先生分析：“台湾科技业不管毛利多低、货期多赶，反正先抢到再说，然后再要下面的劳工拼命去赶。接单本来就不稳定，景气好时，勉强COVER得过来，景气一不好，没订单的时间长了，资方就叫你放无薪假。这是台湾企业的宿命。”
台湾科技厂实施无薪假的厂商目前已达100家，共1.03万位劳工受影响，但真实数字恐必更高，“无薪假回报系统只对大企业有约束效果，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放无薪假，全没通报。”他们靠自救写诉愿书、申请公司倒闭，好可以先领到资遣费。工厂里有1/3的员工完全放弃繁复的申请，“他们都是最低阶的作业员，马上就生活不下去，工作赚钱最重要，哪有时间跑劳工局协调？”
原本打算回台湾陪小孩成长的蓝先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自己失业了，只好早上尽量不留在家里，维持仍在工作的假象。但小孩终究很敏感，也许是发现家里出了状况，“他之前一直很想买某个玩具，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不想要了，有时候我要带他去逛街吃东西，他说在家吃比较省钱，我听了也很心酸。”
抱梦果农
张宏士 51岁 蕉农 高雄旗山
张宏士不论走到哪都是赤着脚，他的上衣沾满香蕉树流出的汁液污渍，他的阿公也曾是这样的打扮，“阿公彼时3棵香蕉树产量可以抵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现在行情没那么好了。”2011年香蕉传出低价，但张宏士说：“本来是产季交接正常的下跌，被政治人物拿去吵，吵得像是香蕉一斤只有2元，这么低没人会采收，成本还要10元咧！”
上世纪60年代高峰时，台湾旗山蕉占日本市场7成，当时，旗山香蕉靠青果合作社统一收购外销，一年要种多少香蕉都在青果合作社的控制下。2005年开始，当局开放其他大型果商收购香蕉，期望借由自由竞争打开外销市场，怎料这些果商互相竞标低价，“现在外销价格比内销还低”。青果合作社规模萎缩后，产量没有控管机制，产销失衡，价格因此崩盘。
卖香蕉只能靠自己，他一个点一个点地跑出内销通路，连台北的假日农民市场也不放过。
过年了，“做这行，没得休息，有做才有得赚。”他连春节都还要出货，虽累但他很珍惜自己一路跑出来的内销成果。乐观，是台湾农民唯一能做的事。（编辑/唐馨）
陈俊铨 27岁 作业员、店员 新北市中和
陈俊铨住的小套房日光灯坏很久了，“反正我回到家天都亮了，也不用开灯了。”他下午4点在大卖场当店员，晚上12点下班后，再到半导体厂当大夜班作业员，到隔天早上7点下班，一回到家，他边吃早餐边看回放的乡土剧，这是他唯一的休闲活动，“看乡土剧完全不用动脑，一直放空，这就是休息了”。
大学念的是生死学系，毕业后，他做过电话客服到保全各种派遣工作，月薪平均只有2.5万（新台币，下同）左右。他念书时办学生贷款，一毕业便负债80万元，每月付完一般开销后就没剩了。“有时突然生病，钱用完了，只能吃泡面和一直睡觉，那时觉得日子很没希望。”
这个世代被生活所磨难，难有梦想，但陈俊铨不同。他的房间角落摆了一台电子钢琴，心情不好就弹琴，“我一定要再存钱去学，这是我做起来会开心的事。”他从初中开始便靠着打工赚钱学琴，大学时曾在中区的钢琴比赛得奖。这是支撑他现今生活的梦想，“所以我找两份工作，再几年就可以把债还光了。”
他做过电话客服、也推销过信用卡，“信用卡是算业绩的，我每天就不停打电话，压力一大又会拼命吃零食，那段时间，一个月可以赚个三四万，但胖了20公斤。”他后来离开这份工作，想要变瘦谈恋爱。现在他人瘦了，但也没时间谈恋爱了。
流浪博士
小元 36岁 博士后研究员 台北市
小元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学校很多刚从海外回来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那时，我觉得一定要去念博士。”他怎么也没想到，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从2010年初开始，投了300多件履历，只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职缺。
小元说：“大部分的博士都在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一二年一聘，有人一做就6年。”
2011年台湾博士毕业生超过3700人，较1995年增加2倍多，其中2462人是当局补助的短期博士后研究。也就是说，大部分博士最后还是当局在养。哪里出问题？以生物科技系为例，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但产业没发展起来，博士根本无处可去。
博士人数过多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美国统计数字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人文领域每年只产出400~500位博士，到了2010年则已经有1000位以上的博士。他说：“我的美国博士班同学也找不到工作，不敢毕业。”
小元硕士班毕业后，考上银行，为了留学梦，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到美国的第一年就生了儿子，靠父母支持度日，“光我一个人每年就要花掉80万，更何况还有小孩，我都30几岁了，还跟家里拿钱，压力很大……”
他很清楚这些博士生在想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业困难，但会觉得学术路都走一半了，很难放弃，而且觉得自己没那么差。但大环境就是这么坏，不要以为自己会不一样。”小元并不打算当“万年博士后研究员”，若再没找到教职，他打算再回头考银行，“结果，又回到原路，我的大学老师说，没想到台湾高教也有这么一天。”
无薪假劳工
蓝先生 42岁 恶性倒闭科技厂员工
桃园中坜
蓝先生似乎是这几年台湾科技制造业的缩影。他专科毕业后，在光学公司工作，几年后，工厂迁往大陆，他成了台干，这几年有了小孩，“我想回台湾陪小孩，所以决定回台湾。”他到一家中小型的LED工厂担任品管，怎料2011年8月工厂开始放无薪假，10月工厂就无预警倒闭。
“老板不愿意申请倒闭，我们连失业救助都领不到，更可恶的是他没缴健保费，有的同事就要生产了，现在没健保。”他是公司主管，还好有点存款尚能度日，他的同事有人变卖结婚首饰，有的则患了忧郁症。
无薪假成为台湾举世无双的“诺贝尔级的发明”并非偶然，蓝先生分析：“台湾科技业不管毛利多低、货期多赶，反正先抢到再说，然后再要下面的劳工拼命去赶。接单本来就不稳定，景气好时，勉强COVER得过来，景气一不好，没订单的时间长了，资方就叫你放无薪假。这是台湾企业的宿命。”
台湾科技厂实施无薪假的厂商目前已达100家，共1.03万位劳工受影响，但真实数字恐必更高，“无薪假回报系统只对大企业有约束效果，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放无薪假，全没通报。”他们靠自救写诉愿书、申请公司倒闭，好可以先领到资遣费。工厂里有1/3的员工完全放弃繁复的申请，“他们都是最低阶的作业员，马上就生活不下去，工作赚钱最重要，哪有时间跑劳工局协调？”
原本打算回台湾陪小孩成长的蓝先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自己失业了，只好早上尽量不留在家里，维持仍在工作的假象。但小孩终究很敏感，也许是发现家里出了状况，“他之前一直很想买某个玩具，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不想要了，有时候我要带他去逛街吃东西，他说在家吃比较省钱，我听了也很心酸。”
抱梦果农
张宏士 51岁 蕉农 高雄旗山
张宏士不论走到哪都是赤着脚，他的上衣沾满香蕉树流出的汁液污渍，他的阿公也曾是这样的打扮，“阿公彼时3棵香蕉树产量可以抵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现在行情没那么好了。”2011年香蕉传出低价，但张宏士说：“本来是产季交接正常的下跌，被政治人物拿去吵，吵得像是香蕉一斤只有2元，这么低没人会采收，成本还要10元咧！”
上世纪60年代高峰时，台湾旗山蕉占日本市场7成，当时，旗山香蕉靠青果合作社统一收购外销，一年要种多少香蕉都在青果合作社的控制下。2005年开始，当局开放其他大型果商收购香蕉，期望借由自由竞争打开外销市场，怎料这些果商互相竞标低价，“现在外销价格比内销还低”。青果合作社规模萎缩后，产量没有控管机制，产销失衡，价格因此崩盘。
卖香蕉只能靠自己，他一个点一个点地跑出内销通路，连台北的假日农民市场也不放过。
过年了，“做这行，没得休息，有做才有得赚。”他连春节都还要出货，虽累但他很珍惜自己一路跑出来的内销成果。乐观，是台湾农民唯一能做的事。（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