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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债青年
陈俊铨 27岁 作业员、店员 新北市中和
陈俊铨住的小套房日光灯坏很久了,“反正我回到家天都亮了,也不用开灯了。”他下午4点在大卖场当店员,晚上12点下班后,再到半导体厂当大夜班作业员,到隔天早上7点下班,一回到家,他边吃早餐边看回放的乡土剧,这是他唯一的休闲活动,“看乡土剧完全不用动脑,一直放空,这就是休息了”。
大学念的是生死学系,毕业后,他做过电话客服到保全各种派遣工作,月薪平均只有2.5万(新台币,下同)左右。他念书时办学生贷款,一毕业便负债80万元,每月付完一般开销后就没剩了。“有时突然生病,钱用完了,只能吃泡面和一直睡觉,那时觉得日子很没希望。”
这个世代被生活所磨难,难有梦想,但陈俊铨不同。他的房间角落摆了一台电子钢琴,心情不好就弹琴,“我一定要再存钱去学,这是我做起来会开心的事。”他从初中开始便靠着打工赚钱学琴,大学时曾在中区的钢琴比赛得奖。这是支撑他现今生活的梦想,“所以我找两份工作,再几年就可以把债还光了。”
他做过电话客服、也推销过信用卡,“信用卡是算业绩的,我每天就不停打电话,压力一大又会拼命吃零食,那段时间,一个月可以赚个三四万,但胖了20公斤。”他后来离开这份工作,想要变瘦谈恋爱。现在他人瘦了,但也没时间谈恋爱了。
流浪博士
小元 36岁 博士后研究员 台北市
小元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学校很多刚从海外回来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那时,我觉得一定要去念博士。”他怎么也没想到,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从2010年初开始,投了300多件履历,只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职缺。
小元说:“大部分的博士都在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一二年一聘,有人一做就6年。”
2011年台湾博士毕业生超过3700人,较1995年增加2倍多,其中2462人是当局补助的短期博士后研究。也就是说,大部分博士最后还是当局在养。哪里出问题?以生物科技系为例,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但产业没发展起来,博士根本无处可去。
博士人数过多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美国统计数字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人文领域每年只产出400~500位博士,到了2010年则已经有1000位以上的博士。他说:“我的美国博士班同学也找不到工作,不敢毕业。”
小元硕士班毕业后,考上银行,为了留学梦,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到美国的第一年就生了儿子,靠父母支持度日,“光我一个人每年就要花掉80万,更何况还有小孩,我都30几岁了,还跟家里拿钱,压力很大……”
他很清楚这些博士生在想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业困难,但会觉得学术路都走一半了,很难放弃,而且觉得自己没那么差。但大环境就是这么坏,不要以为自己会不一样。”小元并不打算当“万年博士后研究员”,若再没找到教职,他打算再回头考银行,“结果,又回到原路,我的大学老师说,没想到台湾高教也有这么一天。”
无薪假劳工
蓝先生 42岁 恶性倒闭科技厂员工
桃园中坜
蓝先生似乎是这几年台湾科技制造业的缩影。他专科毕业后,在光学公司工作,几年后,工厂迁往大陆,他成了台干,这几年有了小孩,“我想回台湾陪小孩,所以决定回台湾。”他到一家中小型的LED工厂担任品管,怎料2011年8月工厂开始放无薪假,10月工厂就无预警倒闭。
“老板不愿意申请倒闭,我们连失业救助都领不到,更可恶的是他没缴健保费,有的同事就要生产了,现在没健保。”他是公司主管,还好有点存款尚能度日,他的同事有人变卖结婚首饰,有的则患了忧郁症。
无薪假成为台湾举世无双的“诺贝尔级的发明”并非偶然,蓝先生分析:“台湾科技业不管毛利多低、货期多赶,反正先抢到再说,然后再要下面的劳工拼命去赶。接单本来就不稳定,景气好时,勉强COVER得过来,景气一不好,没订单的时间长了,资方就叫你放无薪假。这是台湾企业的宿命。”
台湾科技厂实施无薪假的厂商目前已达100家,共1.03万位劳工受影响,但真实数字恐必更高,“无薪假回报系统只对大企业有约束效果,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放无薪假,全没通报。”他们靠自救写诉愿书、申请公司倒闭,好可以先领到资遣费。工厂里有1/3的员工完全放弃繁复的申请,“他们都是最低阶的作业员,马上就生活不下去,工作赚钱最重要,哪有时间跑劳工局协调?”
原本打算回台湾陪小孩成长的蓝先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自己失业了,只好早上尽量不留在家里,维持仍在工作的假象。但小孩终究很敏感,也许是发现家里出了状况,“他之前一直很想买某个玩具,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不想要了,有时候我要带他去逛街吃东西,他说在家吃比较省钱,我听了也很心酸。”
抱梦果农
张宏士 51岁 蕉农 高雄旗山
张宏士不论走到哪都是赤着脚,他的上衣沾满香蕉树流出的汁液污渍,他的阿公也曾是这样的打扮,“阿公彼时3棵香蕉树产量可以抵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现在行情没那么好了。”2011年香蕉传出低价,但张宏士说:“本来是产季交接正常的下跌,被政治人物拿去吵,吵得像是香蕉一斤只有2元,这么低没人会采收,成本还要10元咧!”
上世纪60年代高峰时,台湾旗山蕉占日本市场7成,当时,旗山香蕉靠青果合作社统一收购外销,一年要种多少香蕉都在青果合作社的控制下。2005年开始,当局开放其他大型果商收购香蕉,期望借由自由竞争打开外销市场,怎料这些果商互相竞标低价,“现在外销价格比内销还低”。青果合作社规模萎缩后,产量没有控管机制,产销失衡,价格因此崩盘。
卖香蕉只能靠自己,他一个点一个点地跑出内销通路,连台北的假日农民市场也不放过。
过年了,“做这行,没得休息,有做才有得赚。”他连春节都还要出货,虽累但他很珍惜自己一路跑出来的内销成果。乐观,是台湾农民唯一能做的事。(编辑/唐馨)
陈俊铨 27岁 作业员、店员 新北市中和
陈俊铨住的小套房日光灯坏很久了,“反正我回到家天都亮了,也不用开灯了。”他下午4点在大卖场当店员,晚上12点下班后,再到半导体厂当大夜班作业员,到隔天早上7点下班,一回到家,他边吃早餐边看回放的乡土剧,这是他唯一的休闲活动,“看乡土剧完全不用动脑,一直放空,这就是休息了”。
大学念的是生死学系,毕业后,他做过电话客服到保全各种派遣工作,月薪平均只有2.5万(新台币,下同)左右。他念书时办学生贷款,一毕业便负债80万元,每月付完一般开销后就没剩了。“有时突然生病,钱用完了,只能吃泡面和一直睡觉,那时觉得日子很没希望。”
这个世代被生活所磨难,难有梦想,但陈俊铨不同。他的房间角落摆了一台电子钢琴,心情不好就弹琴,“我一定要再存钱去学,这是我做起来会开心的事。”他从初中开始便靠着打工赚钱学琴,大学时曾在中区的钢琴比赛得奖。这是支撑他现今生活的梦想,“所以我找两份工作,再几年就可以把债还光了。”
他做过电话客服、也推销过信用卡,“信用卡是算业绩的,我每天就不停打电话,压力一大又会拼命吃零食,那段时间,一个月可以赚个三四万,但胖了20公斤。”他后来离开这份工作,想要变瘦谈恋爱。现在他人瘦了,但也没时间谈恋爱了。
流浪博士
小元 36岁 博士后研究员 台北市
小元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活:“学校很多刚从海外回来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那时,我觉得一定要去念博士。”他怎么也没想到,赴美拿到博士学位后,从2010年初开始,投了300多件履历,只有一个“博士后研究”的职缺。
小元说:“大部分的博士都在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一二年一聘,有人一做就6年。”
2011年台湾博士毕业生超过3700人,较1995年增加2倍多,其中2462人是当局补助的短期博士后研究。也就是说,大部分博士最后还是当局在养。哪里出问题?以生物科技系为例,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但产业没发展起来,博士根本无处可去。
博士人数过多并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美国统计数字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人文领域每年只产出400~500位博士,到了2010年则已经有1000位以上的博士。他说:“我的美国博士班同学也找不到工作,不敢毕业。”
小元硕士班毕业后,考上银行,为了留学梦,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到美国的第一年就生了儿子,靠父母支持度日,“光我一个人每年就要花掉80万,更何况还有小孩,我都30几岁了,还跟家里拿钱,压力很大……”
他很清楚这些博士生在想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业困难,但会觉得学术路都走一半了,很难放弃,而且觉得自己没那么差。但大环境就是这么坏,不要以为自己会不一样。”小元并不打算当“万年博士后研究员”,若再没找到教职,他打算再回头考银行,“结果,又回到原路,我的大学老师说,没想到台湾高教也有这么一天。”
无薪假劳工
蓝先生 42岁 恶性倒闭科技厂员工
桃园中坜
蓝先生似乎是这几年台湾科技制造业的缩影。他专科毕业后,在光学公司工作,几年后,工厂迁往大陆,他成了台干,这几年有了小孩,“我想回台湾陪小孩,所以决定回台湾。”他到一家中小型的LED工厂担任品管,怎料2011年8月工厂开始放无薪假,10月工厂就无预警倒闭。
“老板不愿意申请倒闭,我们连失业救助都领不到,更可恶的是他没缴健保费,有的同事就要生产了,现在没健保。”他是公司主管,还好有点存款尚能度日,他的同事有人变卖结婚首饰,有的则患了忧郁症。
无薪假成为台湾举世无双的“诺贝尔级的发明”并非偶然,蓝先生分析:“台湾科技业不管毛利多低、货期多赶,反正先抢到再说,然后再要下面的劳工拼命去赶。接单本来就不稳定,景气好时,勉强COVER得过来,景气一不好,没订单的时间长了,资方就叫你放无薪假。这是台湾企业的宿命。”
台湾科技厂实施无薪假的厂商目前已达100家,共1.03万位劳工受影响,但真实数字恐必更高,“无薪假回报系统只对大企业有约束效果,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放无薪假,全没通报。”他们靠自救写诉愿书、申请公司倒闭,好可以先领到资遣费。工厂里有1/3的员工完全放弃繁复的申请,“他们都是最低阶的作业员,马上就生活不下去,工作赚钱最重要,哪有时间跑劳工局协调?”
原本打算回台湾陪小孩成长的蓝先生,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告诉儿子自己失业了,只好早上尽量不留在家里,维持仍在工作的假象。但小孩终究很敏感,也许是发现家里出了状况,“他之前一直很想买某个玩具,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不想要了,有时候我要带他去逛街吃东西,他说在家吃比较省钱,我听了也很心酸。”
抱梦果农
张宏士 51岁 蕉农 高雄旗山
张宏士不论走到哪都是赤着脚,他的上衣沾满香蕉树流出的汁液污渍,他的阿公也曾是这样的打扮,“阿公彼时3棵香蕉树产量可以抵公务人员一个月的薪水,现在行情没那么好了。”2011年香蕉传出低价,但张宏士说:“本来是产季交接正常的下跌,被政治人物拿去吵,吵得像是香蕉一斤只有2元,这么低没人会采收,成本还要10元咧!”
上世纪60年代高峰时,台湾旗山蕉占日本市场7成,当时,旗山香蕉靠青果合作社统一收购外销,一年要种多少香蕉都在青果合作社的控制下。2005年开始,当局开放其他大型果商收购香蕉,期望借由自由竞争打开外销市场,怎料这些果商互相竞标低价,“现在外销价格比内销还低”。青果合作社规模萎缩后,产量没有控管机制,产销失衡,价格因此崩盘。
卖香蕉只能靠自己,他一个点一个点地跑出内销通路,连台北的假日农民市场也不放过。
过年了,“做这行,没得休息,有做才有得赚。”他连春节都还要出货,虽累但他很珍惜自己一路跑出来的内销成果。乐观,是台湾农民唯一能做的事。(编辑/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