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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光烈先生是我国早期对职业补习教育论述最多的人，他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职业补习学校的教材，职业补习教育的师资，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管理，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论述，对当前的职业教育仍然具有启发及指导意义。
关键词：沈光烈；职业补习；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1-0178-03
沈光烈先生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先锋人物之一，在众多的前辈教育家中，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论述最多的便是沈先生。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紧密联系当时的办学实际分析问题，以求妥帖地解决问题，而且涉猎颇广，对职业补习教育诸方面的内容均有独到见解。以下谨对此进行简要论述。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
1937年，沈光烈先生在所著《职业教育》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区域中，渐渐感觉到它的地位重要，或者竟可以说和正式职业学校教育已成‘分庭抗礼’的现象……”当时，中华职教社确在此方面做了积极的办学探索。如1933年将职工补习晨校、职业专修夜校、通问学塾与业余图书馆合并，建立了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基地——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在这之后，第二、第三、第四等多所专门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的学校相继问世。在办学探索过程中，依然不忘体现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原则，除自办教育机构外，还联络社会力量壮大队伍、扩大规模，中华职教社与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私立妇女补习学校等机构联合创办了职业补习教育，一时间使该项事业很有起色，令沈先生为之十分欣喜。
在努力宣传、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过程中，沈先生反复强调：“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职业补习教育乃是招收已在职业界服务的青年，就其服务上的需要，而加以补充，随时补习，随时应用，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将来的生活。”①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
沈先生在《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中，列举了职业补习教育的七大需要：一是儿童受过国民教育之后，到社会谋生自立，需要职业补习教育；二是就一般青年成人文盲而言，如能以识字教育与职业补习教育混合一起，其效果尤著；三是父兄对子弟教育费用之负担极感困难，有了职业补习教育，便可补救不少；四是就一般学生而言，在“毕业即失业”之社会，自不如先谋职业，再求补习，较为合宜；五是就国家教育政策而言，要求职业教育普及社会，大显效能，唯有推广职业补习教育；六是就改进全国产业、增加全国实力而言，不能不特别谋职业补习教育之推广；七是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如职业教育的鼎之三足，职业学校不能普及，唯有借职业补习教育补救其效力之不足。此乃就职业教育自身效能上看出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如此周全的阐释令人置信。沈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十分殷切地需要职业补习教育。倘要使全社会均对职业补习问题予以重视，务必使人们充分了解其意义、内容。因此，沈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已在职业界服务的人们，因生产技能、岗位工作的要求，需要补充相关知识内容、提高知识水平，以“解决服务上所遇的困难，并求其服务效率的提高，使得以后服务获得更完善的效果。”无论对于公家多多利用教育设施、设备，还是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增加均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与作用。依沈先生之见，“受职业补习教育以后，知识增广、技能加精，当然于社会生产量的影响甚大。同时能结合团体，热心爱国，努力奋勉，国家基础因以巩固，民族前途也有无限希望。”②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
沈先生以为，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应全方位予以设计安排。尽管其主要目的是着力于职业岗位所要求的知识与技能，然而除此职业训练之外，“对于道德修养，公民训练、体格锻炼等亦应兼筹并顾，才不致趋于狭隘的途径”。沈先生同时赞同其他专家提出的职业补习之四大目的，即养成健康的身体、养成良好的品格、增加生产的能力、养成向上的意志。在贯彻落实职业补习教育的原则问题上，沈先生特意引用江问渔先生提出的用四种教育达到目的的方案。具体而言便是：其一，用文字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读书识字，进而能作文、写信，凡吸收知识经验的工具，格外完全。其二，用公民及科学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明了须爱国家、重法律，急公义，略识中外大势、宇宙自然现象、社会进化情形、近代文化要素，具有判别是非的理智及补助公益的热情。其三，用生计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感到一己所执之业有弥补缺憾之必要，改良固有的需求，因此得到较高深职业知识的补充，较优良职业技能的练习，可以增加工作收益，解决生计困难。其四，要用康乐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因种种指导、暗示、提倡，能感到以往健康方法的不讲求及娱乐方法的太卑陋，由此注意到身体锻炼、疾病预防、衣食住的清洁，迷信的祛除，公共游息娱乐方法的改良，使得身体健康、精神活泼，个人工作效能日益增加，群众互爱互助精神日益显著。综合起来，可见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非同一般。
沈光烈先生认为：以中国当时一般职业补习学校设科而论，科目制较多于学年制，一切应视实际环境情形相机处宜，学科设置不宜繁复，应力求简要，要适应环境上的一般需要与程度，使供求相应，并兼办短期科。
关于职业补习学校的教材
当时一般的职业补习学校多采用普通学校教材，在使用过程中有诸多不便，影响职业补习教育效果，所以编写适合职业补习学校特色的教材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当时教育部尚未有职业补习教育用书的规定。沈光烈先生主张要根据学习者的需要选取编制适用教材。他把职业补习学校教材分为技能教材与知识教材两类，认为在技能教材中，每课应以一种技能为题目，在本题之下应按目的、工具、工作顺序、服务道德、问题、实习设计依次叙述；在知识教材中，每课亦应以一种知识为题目，内容应包括目的、知识、学习方法、问题、参考诸项。在借用普通学校教材或使用一般书籍的情况下，也务必裁剪补充、进行调整。
如何才能使职业补习学校的教材适用又对路呢？沈先生对此同样很有想法。他以为编写教材之人在动手操作前，首先宜调查考验被教育者的程度及其已就或原就职业的实际需要，这样则能确定选取教材的客观依据；其次要收集坊间已出版之现成各科教学用书，细加比较研究，先行确定目标对象，再依据学习者的实际裁剪补充；再次，要收集职业工作中的材料，筹划自编教材，如针对特殊教育对象，则应根据特殊需要，编制特殊教材。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师资
在普及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过程中，师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此乃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沈先生以为，不论办学条件如何艰难，都要积极设法聘请补习学校教师。有条件的还应培养这方面的教学力量。从最初引入职业补习教育起，困扰我国职教界的问题之一便是合格的、优良的师资十分短缺。与一般的职业学校相比，补习学校延请师资更为困难，许多具体情况令教师望而却步，诸如夜间上课有诸多不便、待遇较差、无法专任、学生学力参差、情形复杂等等。沈先生认为，向职业界寻求热心人士以及资深人士担当相关教学工作是不错的做法。中华职教社举办的第四补习学校率先拟定了师资的选聘程序与选聘条件，得到沈先生的高度评价。同时被沈先生首肯的做法还包括：通过补习教育训练工农群众中有毅力、有见解的进步青年，使之逐渐成为职业补习教育最有力的师资与干部。沈先生之所以能识别职教同仁在此方面探索的价值，是因其本身做了积极的有深度的研究。
对补习学校的师资，沈先生自有特别的要求。“除了明了学生的学力外，更须详知他们的职业环境和个性，才易施教……”就现实情况而言，补习教育的学生年龄参差、程度不一，因而“不能如普通学校专施强制的督促，必须引起其自动努力的兴趣才行。”③不仅如此，沈先生还强调了教员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其一，对于课文应较普通学校所教者多教几次，加深印象；
其二，应指导学生随时随地养成复习的习惯，一逢业务有暇，立刻复习；
其三，教师的态度应时常保持愉快，不可时怒时哀，影响学生的精神；
其四，教师应当留意进修，温故知新，切勿妄自尊大，敷衍从事，贻误学生；
其五，教师应知补校学生来学之不易，除认真教授外，切不可任意请假和缺课，以减少学生损失。
上述关注无疑是沈先生高度责任心的体现，若不是热爱事业、热爱学生，何来这番周详之思虑？前人所为，后辈理当仿行。
关于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管理
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成绩的考核与其他学校学生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他们学习成绩的考核不能照搬其他学校的办法。对此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是杨卫玉与沈光烈两位前辈。他们都认为，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成绩考查应分学科成绩与工作成绩两方面，沈光烈先生认为学科成绩的考查应多临时考问，随时举行简单的测验，同时利用竞赛方式鼓励学生。
至于学生缺课问题，沈先生也作了分析。就一般事实而言，职业补习学校的缺课率较普通学校要高。调查分析的结论是：“考其原因，不外下列各点，学生对于教员不信任。补校设施不完善。对于补习课程不生兴趣……”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情况，如学生被派往外省市工作，因失业而离校，或因迁移、患病、婚丧以及赴外地办理省亲事务等等。既然能够摸清原因，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沈先生的见解是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加以考虑，包括慎选师资，增加学生信仰；改善设施，便利学生学习；征询学生意见，以作改进依据；试行课外补习，利用休息日作个别指导；奖励不缺课学生，发现学生缺课即去函催促等。而且沈先生还强调要“务必尽量设想，作根本上之解决。”④
沈先生在分析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问题时，考虑到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此等专门教育的训育问题。在他看来，职业补习学校的学员是较为复杂的群体，与其他教育机构学员的整齐划一不同。补习学员中既有深尝世味的成年人，也有不知世故的青年；既有职位较高的公司职员，也有劳苦界中的学徒和惶惶然谋事未成的失业者，等等。如沈先生所言“男女具备，少壮皆来”，再者因学员普遍是挤出余暇时间到校学习，除听课外很少与学校接触，因此，训育工作务必择机而行，以为知识的补习提供德行修养的保障。沈先生认为，应从积极鼓励上进入手，分别采取“入学的个别指导”、“平日的个别指导”及“出路的个别指导”等多种方式，通过集团生活、学术比赛、技能竞赛、体格锻炼等途径进行，促使学员全面提高，优化教育成效，使职业补习教育不仅有面上的普及，更有优质的内涵。
此外，沈先生对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类别也做了细致的阐述。以其所见，若依都市及乡村分别而论，各有不同内容。有工业补习学校（包括工厂补习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工厂职工补习学校等）、商业补习学校（也可细分为专授簿记、打字、验币术的商业技术补习学校和商店职工补习学校等）。至于乡村职业补习教育，可设置的学校机构则有普通农业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等。在操作上可分别编排日校、晨校、夜校、星期学校、农隙学校等形式。为使办学更有可行性，先生在论述农村开展职业补习教育的问题时，同样有全面的考虑与分析，他认为“农人终日忙碌，鲜有余暇，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亦以不妨碍工作为第一原则，进而如何帮助农民增进生产，改善生活为第二原则，是以时间须活动，教材须切合日常。”⑤
沈先生还特意指出，不论是城市抑或农村，均不必受客观条件制约，办函授学校或介乎函授与面授之间的学校皆可。这使得职业补习教育的全面推行更切合实际。
为使职业补习教育得以有效实施，沈先生还主张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为此，他也做了不少积极引荐的工作，以期业内同仁开阔视野，施展拳脚，将职业补习教育这块蛋糕做大。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操作
在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操作上，沈先生主张务必积极联络职业界携手。当时的不少补习学校在招生问题上十分吃力，虽有一定量的宣传工作，然而响应者并不多。工商业雇主在习用徒弟制的情况下，大多不愿职员徒弟外出学习，有的甚至反对职员徒弟进入补习学校。虽有机构主动上门，到公司厂店邀请职工参加学习，教师挨户去请，应征者依然寥寥。针对这样的情形，沈先生力主改进方法，要在说服雇主的关键点上下工夫。除多多接洽访问外，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使雇主真切明了学校的教学内容与训练情况，简要的方法如下：（1）把学校的办学方法告之雇主，请他指教，征询其对于训练青年之意见；（2）请热诚的人写信介绍，前往拜访，同时带印刷品前去，去的人要善于辞令，同时要在教育界略有地位，抱着教士传道的心肠，不惮辞费地去劝导；（3）研究雇主的心理，设法预防青年学生之藉故游荡，以免影响原有工作；（4）平时应将学生出席、缺席情况随时报告雇主，以供查考；（5）举行成绩展览会时，应请各方到校参观，使其明了学校的成绩与训育状况；（6）邀请职业教育、行政各界名人汇集，进行扩大宣传，除举行演讲外，更要做文字鼓吹，以引起各方注意。
至于当时令不少学校头痛的流生问题，沈光烈先生也曾发表见解。先要考察原因，不外乎职业变动、学习者毅力不够、教师教学效果不佳等。由于有多种原因存在，因而补习学校常常是开学时济济一堂、人满为患，学习过程中学生渐渐减少，临近结束时只留得三分之二或是半数学生而已。为解决如此难题，沈先生认同当时的部分学校，如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一系列做法，这种注重实际效果的态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杨卫玉先生在给《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国职业教育之书籍，本不甚多，而于职业补习之专著出版更少。是项教育，应如何规划，方为合理，如何进行，才少阻礙，实有探讨之价值，指示之必要，庶不致趋入歧途，而有礙于正常之发展。”⑥因此可以说，沈先生确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舶来品，在传入我国后，有幸经过职业教育早期提倡者们的积极探索、推广，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补习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形式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完善及改良、国民素质的提升均很有益处。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沈光烈先生等前辈的功劳。谨为文以记。
注释：
①②③④⑤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41年版
⑥杨卫玉：《职业补习教育概论序言》，中华书局1941年版
参考文献：
[1]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41.
[2]起孟.如何推广职业补习教育[J].教育与职业，1941，（193）.
[3]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还不值得提倡吗?[J].教育与职业，1935，（162）.
[4]毛仁学.一年来的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J].教育与职业，1941，（193）.
[5]姚惠泉，潘文安.办理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一得[J].教育与职业， 1941，（193）.
[6]柳建.改进职业补习教育之意见[J].教育与职业，1940，（192）.
[7]杨智，何光全.民国时期我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J].职教论坛，2008，（15）.
作者简介：
顾琪章（1957—），女，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人文系党支部书记，研究方向为名家教育思想及实践。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沈光烈；职业补习；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1-0178-03
沈光烈先生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先锋人物之一，在众多的前辈教育家中，对近代中国职业补习教育论述最多的便是沈先生。他在研究过程中，不仅紧密联系当时的办学实际分析问题，以求妥帖地解决问题，而且涉猎颇广，对职业补习教育诸方面的内容均有独到见解。以下谨对此进行简要论述。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
1937年，沈光烈先生在所著《职业教育》一书中，特别强调了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区域中，渐渐感觉到它的地位重要，或者竟可以说和正式职业学校教育已成‘分庭抗礼’的现象……”当时，中华职教社确在此方面做了积极的办学探索。如1933年将职工补习晨校、职业专修夜校、通问学塾与业余图书馆合并，建立了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基地——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在这之后，第二、第三、第四等多所专门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的学校相继问世。在办学探索过程中，依然不忘体现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原则，除自办教育机构外，还联络社会力量壮大队伍、扩大规模，中华职教社与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私立妇女补习学校等机构联合创办了职业补习教育，一时间使该项事业很有起色，令沈先生为之十分欣喜。
在努力宣传、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过程中，沈先生反复强调：“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职业补习教育乃是招收已在职业界服务的青年，就其服务上的需要，而加以补充，随时补习，随时应用，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将来的生活。”①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
沈先生在《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中，列举了职业补习教育的七大需要：一是儿童受过国民教育之后，到社会谋生自立，需要职业补习教育；二是就一般青年成人文盲而言，如能以识字教育与职业补习教育混合一起，其效果尤著；三是父兄对子弟教育费用之负担极感困难，有了职业补习教育，便可补救不少；四是就一般学生而言，在“毕业即失业”之社会，自不如先谋职业，再求补习，较为合宜；五是就国家教育政策而言，要求职业教育普及社会，大显效能，唯有推广职业补习教育；六是就改进全国产业、增加全国实力而言，不能不特别谋职业补习教育之推广；七是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如职业教育的鼎之三足，职业学校不能普及，唯有借职业补习教育补救其效力之不足。此乃就职业教育自身效能上看出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如此周全的阐释令人置信。沈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十分殷切地需要职业补习教育。倘要使全社会均对职业补习问题予以重视，务必使人们充分了解其意义、内容。因此，沈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职业补习教育在全部职业教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已在职业界服务的人们，因生产技能、岗位工作的要求，需要补充相关知识内容、提高知识水平，以“解决服务上所遇的困难，并求其服务效率的提高，使得以后服务获得更完善的效果。”无论对于公家多多利用教育设施、设备，还是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增加均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与作用。依沈先生之见，“受职业补习教育以后，知识增广、技能加精，当然于社会生产量的影响甚大。同时能结合团体，热心爱国，努力奋勉，国家基础因以巩固，民族前途也有无限希望。”②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
沈先生以为，职业补习教育的内容应全方位予以设计安排。尽管其主要目的是着力于职业岗位所要求的知识与技能，然而除此职业训练之外，“对于道德修养，公民训练、体格锻炼等亦应兼筹并顾，才不致趋于狭隘的途径”。沈先生同时赞同其他专家提出的职业补习之四大目的，即养成健康的身体、养成良好的品格、增加生产的能力、养成向上的意志。在贯彻落实职业补习教育的原则问题上，沈先生特意引用江问渔先生提出的用四种教育达到目的的方案。具体而言便是：其一，用文字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读书识字，进而能作文、写信，凡吸收知识经验的工具，格外完全。其二，用公民及科学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明了须爱国家、重法律，急公义，略识中外大势、宇宙自然现象、社会进化情形、近代文化要素，具有判别是非的理智及补助公益的热情。其三，用生计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能感到一己所执之业有弥补缺憾之必要，改良固有的需求，因此得到较高深职业知识的补充，较优良职业技能的练习，可以增加工作收益，解决生计困难。其四，要用康乐教育使受职业补习教育的成人因种种指导、暗示、提倡，能感到以往健康方法的不讲求及娱乐方法的太卑陋，由此注意到身体锻炼、疾病预防、衣食住的清洁，迷信的祛除，公共游息娱乐方法的改良，使得身体健康、精神活泼，个人工作效能日益增加，群众互爱互助精神日益显著。综合起来，可见职业补习教育的意义非同一般。
沈光烈先生认为：以中国当时一般职业补习学校设科而论，科目制较多于学年制，一切应视实际环境情形相机处宜，学科设置不宜繁复，应力求简要，要适应环境上的一般需要与程度，使供求相应，并兼办短期科。
关于职业补习学校的教材
当时一般的职业补习学校多采用普通学校教材，在使用过程中有诸多不便，影响职业补习教育效果，所以编写适合职业补习学校特色的教材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当时教育部尚未有职业补习教育用书的规定。沈光烈先生主张要根据学习者的需要选取编制适用教材。他把职业补习学校教材分为技能教材与知识教材两类，认为在技能教材中，每课应以一种技能为题目，在本题之下应按目的、工具、工作顺序、服务道德、问题、实习设计依次叙述；在知识教材中，每课亦应以一种知识为题目，内容应包括目的、知识、学习方法、问题、参考诸项。在借用普通学校教材或使用一般书籍的情况下，也务必裁剪补充、进行调整。
如何才能使职业补习学校的教材适用又对路呢？沈先生对此同样很有想法。他以为编写教材之人在动手操作前，首先宜调查考验被教育者的程度及其已就或原就职业的实际需要，这样则能确定选取教材的客观依据；其次要收集坊间已出版之现成各科教学用书，细加比较研究，先行确定目标对象，再依据学习者的实际裁剪补充；再次，要收集职业工作中的材料，筹划自编教材，如针对特殊教育对象，则应根据特殊需要，编制特殊教材。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师资
在普及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的过程中，师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此乃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沈先生以为，不论办学条件如何艰难，都要积极设法聘请补习学校教师。有条件的还应培养这方面的教学力量。从最初引入职业补习教育起，困扰我国职教界的问题之一便是合格的、优良的师资十分短缺。与一般的职业学校相比，补习学校延请师资更为困难，许多具体情况令教师望而却步，诸如夜间上课有诸多不便、待遇较差、无法专任、学生学力参差、情形复杂等等。沈先生认为，向职业界寻求热心人士以及资深人士担当相关教学工作是不错的做法。中华职教社举办的第四补习学校率先拟定了师资的选聘程序与选聘条件，得到沈先生的高度评价。同时被沈先生首肯的做法还包括：通过补习教育训练工农群众中有毅力、有见解的进步青年，使之逐渐成为职业补习教育最有力的师资与干部。沈先生之所以能识别职教同仁在此方面探索的价值，是因其本身做了积极的有深度的研究。
对补习学校的师资，沈先生自有特别的要求。“除了明了学生的学力外，更须详知他们的职业环境和个性，才易施教……”就现实情况而言，补习教育的学生年龄参差、程度不一，因而“不能如普通学校专施强制的督促，必须引起其自动努力的兴趣才行。”③不仅如此，沈先生还强调了教员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其一，对于课文应较普通学校所教者多教几次，加深印象；
其二，应指导学生随时随地养成复习的习惯，一逢业务有暇，立刻复习；
其三，教师的态度应时常保持愉快，不可时怒时哀，影响学生的精神；
其四，教师应当留意进修，温故知新，切勿妄自尊大，敷衍从事，贻误学生；
其五，教师应知补校学生来学之不易，除认真教授外，切不可任意请假和缺课，以减少学生损失。
上述关注无疑是沈先生高度责任心的体现，若不是热爱事业、热爱学生，何来这番周详之思虑？前人所为，后辈理当仿行。
关于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管理
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成绩的考核与其他学校学生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他们学习成绩的考核不能照搬其他学校的办法。对此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是杨卫玉与沈光烈两位前辈。他们都认为，职业补习学校学生成绩考查应分学科成绩与工作成绩两方面，沈光烈先生认为学科成绩的考查应多临时考问，随时举行简单的测验，同时利用竞赛方式鼓励学生。
至于学生缺课问题，沈先生也作了分析。就一般事实而言，职业补习学校的缺课率较普通学校要高。调查分析的结论是：“考其原因，不外下列各点，学生对于教员不信任。补校设施不完善。对于补习课程不生兴趣……”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情况，如学生被派往外省市工作，因失业而离校，或因迁移、患病、婚丧以及赴外地办理省亲事务等等。既然能够摸清原因，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沈先生的见解是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加以考虑，包括慎选师资，增加学生信仰；改善设施，便利学生学习；征询学生意见，以作改进依据；试行课外补习，利用休息日作个别指导；奖励不缺课学生，发现学生缺课即去函催促等。而且沈先生还强调要“务必尽量设想，作根本上之解决。”④
沈先生在分析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问题时，考虑到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此等专门教育的训育问题。在他看来，职业补习学校的学员是较为复杂的群体，与其他教育机构学员的整齐划一不同。补习学员中既有深尝世味的成年人，也有不知世故的青年；既有职位较高的公司职员，也有劳苦界中的学徒和惶惶然谋事未成的失业者，等等。如沈先生所言“男女具备，少壮皆来”，再者因学员普遍是挤出余暇时间到校学习，除听课外很少与学校接触，因此，训育工作务必择机而行，以为知识的补习提供德行修养的保障。沈先生认为，应从积极鼓励上进入手，分别采取“入学的个别指导”、“平日的个别指导”及“出路的个别指导”等多种方式，通过集团生活、学术比赛、技能竞赛、体格锻炼等途径进行，促使学员全面提高，优化教育成效，使职业补习教育不仅有面上的普及，更有优质的内涵。
此外，沈先生对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类别也做了细致的阐述。以其所见，若依都市及乡村分别而论，各有不同内容。有工业补习学校（包括工厂补习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工厂职工补习学校等）、商业补习学校（也可细分为专授簿记、打字、验币术的商业技术补习学校和商店职工补习学校等）。至于乡村职业补习教育，可设置的学校机构则有普通农业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等。在操作上可分别编排日校、晨校、夜校、星期学校、农隙学校等形式。为使办学更有可行性，先生在论述农村开展职业补习教育的问题时，同样有全面的考虑与分析，他认为“农人终日忙碌，鲜有余暇，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亦以不妨碍工作为第一原则，进而如何帮助农民增进生产，改善生活为第二原则，是以时间须活动，教材须切合日常。”⑤
沈先生还特意指出，不论是城市抑或农村，均不必受客观条件制约，办函授学校或介乎函授与面授之间的学校皆可。这使得职业补习教育的全面推行更切合实际。
为使职业补习教育得以有效实施，沈先生还主张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为此，他也做了不少积极引荐的工作，以期业内同仁开阔视野，施展拳脚，将职业补习教育这块蛋糕做大。
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操作
在职业补习教育的具体操作上，沈先生主张务必积极联络职业界携手。当时的不少补习学校在招生问题上十分吃力，虽有一定量的宣传工作，然而响应者并不多。工商业雇主在习用徒弟制的情况下，大多不愿职员徒弟外出学习，有的甚至反对职员徒弟进入补习学校。虽有机构主动上门，到公司厂店邀请职工参加学习，教师挨户去请，应征者依然寥寥。针对这样的情形，沈先生力主改进方法，要在说服雇主的关键点上下工夫。除多多接洽访问外，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使雇主真切明了学校的教学内容与训练情况，简要的方法如下：（1）把学校的办学方法告之雇主，请他指教，征询其对于训练青年之意见；（2）请热诚的人写信介绍，前往拜访，同时带印刷品前去，去的人要善于辞令，同时要在教育界略有地位，抱着教士传道的心肠，不惮辞费地去劝导；（3）研究雇主的心理，设法预防青年学生之藉故游荡，以免影响原有工作；（4）平时应将学生出席、缺席情况随时报告雇主，以供查考；（5）举行成绩展览会时，应请各方到校参观，使其明了学校的成绩与训育状况；（6）邀请职业教育、行政各界名人汇集，进行扩大宣传，除举行演讲外，更要做文字鼓吹，以引起各方注意。
至于当时令不少学校头痛的流生问题，沈光烈先生也曾发表见解。先要考察原因，不外乎职业变动、学习者毅力不够、教师教学效果不佳等。由于有多种原因存在，因而补习学校常常是开学时济济一堂、人满为患，学习过程中学生渐渐减少，临近结束时只留得三分之二或是半数学生而已。为解决如此难题，沈先生认同当时的部分学校，如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一系列做法，这种注重实际效果的态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杨卫玉先生在给《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国职业教育之书籍，本不甚多，而于职业补习之专著出版更少。是项教育，应如何规划，方为合理，如何进行，才少阻礙，实有探讨之价值，指示之必要，庶不致趋入歧途，而有礙于正常之发展。”⑥因此可以说，沈先生确是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舶来品，在传入我国后，有幸经过职业教育早期提倡者们的积极探索、推广，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补习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形式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完善及改良、国民素质的提升均很有益处。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沈光烈先生等前辈的功劳。谨为文以记。
注释：
①②③④⑤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41年版
⑥杨卫玉：《职业补习教育概论序言》，中华书局1941年版
参考文献：
[1]沈光烈.职业补习教育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41.
[2]起孟.如何推广职业补习教育[J].教育与职业，1941，（193）.
[3]江问渔.职业补习教育还不值得提倡吗?[J].教育与职业，1935，（162）.
[4]毛仁学.一年来的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J].教育与职业，1941，（193）.
[5]姚惠泉，潘文安.办理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一得[J].教育与职业， 1941，（193）.
[6]柳建.改进职业补习教育之意见[J].教育与职业，1940，（192）.
[7]杨智，何光全.民国时期我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J].职教论坛，2008，（15）.
作者简介：
顾琪章（1957—），女，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讲师，人文系党支部书记，研究方向为名家教育思想及实践。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