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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5月初增加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之举,扼杀了美国迅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而美国则威胁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新关税。双方似乎都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主要原因是美国尚未尝到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政策将给自己带来的苦果。
中国领教特朗普的交易风格已有时日。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充分领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严重性。美国国务院政策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指出了“美国优先”政策的四大支柱:国家主权、对等互惠、责任共担和地区合作。
国家主权和对等互惠是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它们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核心。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各国终于承认主权国家有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并必须与其他国家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来交往。
但特朗普政府却在对等互惠的道路上走得太偏了,过分强调美国自身利益反而削弱了美国在构建和维持地区及全球合作方面的领导力。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断企图牺牲其最紧密盟友的利益来满足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威胁要对来自欧盟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汽车部件进口全面加征关税,理由竟然是这些进口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特朗普最新鲜的提法是所谓的责任共担。斯金纳对责任共担比较狭义的解释是美国需要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但她没有承认,美国其实也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分担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储蓄赤字的财政负担。
美国长期处于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状态,总财政支出(其中2017年防务支出占14.8%)远超其总财政收入。如果美国的双重赤字以每年3%以上的GDP趋势增长率的速度上升,那么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净债务——目前占其GDP的40%——将在不到24年内翻番。
特朗普政府固执地认为,唯一需要担心的赤字是对华双边贸易赤字。但即便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消除双边赤字,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也无法消除,其整体对外贸易赤字只会像挤气球一样,流向其他贸易盈余经济体,如欧盟、日本和韩国,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汽车关税的威胁目标。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正视其储蓄缺口的问题,不断以债务积累的方式来应付其持续的储蓄缺口。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结构性贸易赤字以来,全球对这一问题就有一种地缘政治权衡默契:世界各国愿意以其美元储蓄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就是储蓄赤字)融资,但作为交换,美国愿意充当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安全的担保人。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906/ljzi20190606-1-l.jpg)
特朗普的特立独行颠覆了这一默契。通过将美国的经济优势(包括美元)武器化,特朗普政府企图强迫世界各国就范为美国提供廉价的融资,但却不保证美国会按历史上的默契来保证自由贸易及和平。
特朗普的霸凌政策最终将让各方付出代价,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消费者。通过贸易战,特朗普政府企图用偷梁换柱的伎俩来增加税收。历史上,政府通常会用增税、减支、通胀(负实际利率)的方式來解决过度借贷的问题。当然,也有像罗马帝国那样,通过征服债权国来解决自身债务问题。
美国政府对内增税在政治上基本行不通。因此,特朗普政府找了一个变通办法:通过关税最终提高消费成本,实际上会起到消费税的作用,但却可以把加关税的责任推给外国人,而让美国人民更容易接受这一加税方式。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加关税的政策似乎成本很低。美国经济仍在增长,股市频创新高,失业率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按美国投行的估算,到2020年,贸易战的直接成本为:美国GDP的-0.2%,中国GDP的-0.4%,世界其他国家GDP的-0.22%。
但美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主要来自摧毁了预算约束的特朗普减税政策和美联储十年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叠加刺激后的临时效应。2007-2017年间,美联储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张了 3.6万亿美元(此后的缩表仅仅缩减了3910亿美元)。美元历史最低利率和被流动性撑起来的资产泡沫为财政赤字提供了廉价融资,也帮美国企业与家庭降低了杠杆率。美国净财富在2010-2018年间增加了33.6万亿美元,主要功劳就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
但这笔财富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享;相反,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政策加深了美国国内不平等状况。比如,在过去十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一下跌,就会得到公司股票回购的支撑(2008-2018年美国公司股票回购总额达5万亿美元)。从数字上看,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9年一路上涨至2019年的峰值,总涨幅达319%。但特朗普的贸易战有可能会让这些财富大幅度缩水,尽管这些金融财富的分配并不公平,而且对美联储来说,创造这些金融财富的代价也十分高昂。
标准普尔指数中最大的25家公司的总市值超过20万亿美元,而这些公司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权营业收入来自中国(包括台湾),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直接冲击这些大企业的利润。以芯片、元件和软件销售为主的一些美国科技巨头的对华销售占其总营收的比例达到20%到65%。与美国的鞋子进口商一样,这些企业将不等不承担贸易战的巨大负面冲击。
贸易战至今似乎还没有刺痛美国经济,因为金融市场认为(也许是错误的)美联储会用更多的量化宽松来挽救可能的经济衰退。但在经历了连续117个月的经济扩张后(历史平均经济扩张周期仅仅为48个月),特朗普的贸易战很可能会打破这个上升周期,将美国经济推入痛苦的衰退期。也许到那时,特朗普会准备好叫暂停。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
中国领教特朗普的交易风格已有时日。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充分领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严重性。美国国务院政策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指出了“美国优先”政策的四大支柱:国家主权、对等互惠、责任共担和地区合作。
国家主权和对等互惠是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它们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核心。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各国终于承认主权国家有需要捍卫自身利益,并必须与其他国家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来交往。
但特朗普政府却在对等互惠的道路上走得太偏了,过分强调美国自身利益反而削弱了美国在构建和维持地区及全球合作方面的领导力。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不断企图牺牲其最紧密盟友的利益来满足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威胁要对来自欧盟和日本、韩国的汽车和汽车部件进口全面加征关税,理由竟然是这些进口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特朗普最新鲜的提法是所谓的责任共担。斯金纳对责任共担比较狭义的解释是美国需要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但她没有承认,美国其实也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分担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储蓄赤字的财政负担。
美国长期处于财政和经常项目双赤字状态,总财政支出(其中2017年防务支出占14.8%)远超其总财政收入。如果美国的双重赤字以每年3%以上的GDP趋势增长率的速度上升,那么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净债务——目前占其GDP的40%——将在不到24年内翻番。
特朗普政府固执地认为,唯一需要担心的赤字是对华双边贸易赤字。但即便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消除双边赤字,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的失衡也无法消除,其整体对外贸易赤字只会像挤气球一样,流向其他贸易盈余经济体,如欧盟、日本和韩国,而这些国家正是美国汽车关税的威胁目标。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没有正视其储蓄缺口的问题,不断以债务积累的方式来应付其持续的储蓄缺口。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结构性贸易赤字以来,全球对这一问题就有一种地缘政治权衡默契:世界各国愿意以其美元储蓄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就是储蓄赤字)融资,但作为交换,美国愿意充当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安全的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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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特立独行颠覆了这一默契。通过将美国的经济优势(包括美元)武器化,特朗普政府企图强迫世界各国就范为美国提供廉价的融资,但却不保证美国会按历史上的默契来保证自由贸易及和平。
特朗普的霸凌政策最终将让各方付出代价,而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消费者。通过贸易战,特朗普政府企图用偷梁换柱的伎俩来增加税收。历史上,政府通常会用增税、减支、通胀(负实际利率)的方式來解决过度借贷的问题。当然,也有像罗马帝国那样,通过征服债权国来解决自身债务问题。
美国政府对内增税在政治上基本行不通。因此,特朗普政府找了一个变通办法:通过关税最终提高消费成本,实际上会起到消费税的作用,但却可以把加关税的责任推给外国人,而让美国人民更容易接受这一加税方式。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加关税的政策似乎成本很低。美国经济仍在增长,股市频创新高,失业率处于创纪录的低水平,按美国投行的估算,到2020年,贸易战的直接成本为:美国GDP的-0.2%,中国GDP的-0.4%,世界其他国家GDP的-0.22%。
但美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主要来自摧毁了预算约束的特朗普减税政策和美联储十年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叠加刺激后的临时效应。2007-2017年间,美联储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张了 3.6万亿美元(此后的缩表仅仅缩减了3910亿美元)。美元历史最低利率和被流动性撑起来的资产泡沫为财政赤字提供了廉价融资,也帮美国企业与家庭降低了杠杆率。美国净财富在2010-2018年间增加了33.6万亿美元,主要功劳就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
但这笔财富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享;相反,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政策加深了美国国内不平等状况。比如,在过去十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一下跌,就会得到公司股票回购的支撑(2008-2018年美国公司股票回购总额达5万亿美元)。从数字上看,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9年一路上涨至2019年的峰值,总涨幅达319%。但特朗普的贸易战有可能会让这些财富大幅度缩水,尽管这些金融财富的分配并不公平,而且对美联储来说,创造这些金融财富的代价也十分高昂。
标准普尔指数中最大的25家公司的总市值超过20万亿美元,而这些公司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权营业收入来自中国(包括台湾),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直接冲击这些大企业的利润。以芯片、元件和软件销售为主的一些美国科技巨头的对华销售占其总营收的比例达到20%到65%。与美国的鞋子进口商一样,这些企业将不等不承担贸易战的巨大负面冲击。
贸易战至今似乎还没有刺痛美国经济,因为金融市场认为(也许是错误的)美联储会用更多的量化宽松来挽救可能的经济衰退。但在经历了连续117个月的经济扩张后(历史平均经济扩张周期仅仅为48个月),特朗普的贸易战很可能会打破这个上升周期,将美国经济推入痛苦的衰退期。也许到那时,特朗普会准备好叫暂停。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