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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中旬,报社来了一位50来岁的妇女,她叫梅金红,她的父亲梅传德与范长江是好朋友。她从手提包中小心翼翼的拿出一本盒装书,双手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本《毛泽东选集》,内页上盖有“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公章。梅金红告诉我,这本书是范长江给他父亲的,梅传德和梅金红父女俩小心保管,直到如今,依然保存完好,没有一点破损。
缘份的开始.
梅传德是一位林业技术工人(以工代干),五七干校当时暂借薄山林场芦庄林区的住房,梅传德是队长,芦庄林区的住房属他管。一天晚饭后,梅金红家来了一位客人,梅传德连忙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烟,他连忙站起身说:“谢谢,我不抽烟”。接着他便自我介绍起来:“我是五七干校的一名普通干部,昨天才来,这一会儿没有什么事,到你们家随便聊聊。”经过交谈,梅传德得知他叫范长江,从事新闻工作。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的范长江,随中国科学院首批500名接受劳动改造和锻炼、批判的人员乘火车到达河南确山火车站。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没有公路,大家乘解放牌卡车走确泌公路到邢店后,顺河道而下到芦庄,五六十里崎岖的河道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早已疲惫不堪。后来五七干校的干部越来越多,房子就不够住了。于是,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就在肖洼的地方自己动手建住房。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墙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他动作稍慢了一点儿,结果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梅传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几次去找五七干校的领导理论,但作用不大。
梅传德的照顾
范长江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每天的任务是挑大粪,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饭吃。一次,因天气太热范长江的身体承受不住,病倒了,所规定的任务没有按时完成,这一下可惹了祸,监管人员对他严加了看管,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让他到邻居家串门,不能与林场的职工干部和周围群众接触说话,更不让他往外发信件。到了夜晚,批斗会上逼着他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稍有停顿迎来的便是皮肉吃苦。
有一次,梅传德看到范长江艰难地挑着大粪,压得腰都弯曲了,便心疼地说:“长江兄,你可以放下大粪挑子歇一歇吗?老是这样挑下去,会累坏的。”范长江看四周无人便说:“梅师傅,谢谢你的关心,我如果一歇着,和你说话,被俺内部的人看见了,反映给头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说完他挑着大粪一摇一晃地坚持着继续往前走。梅金红说,记得那天范长江挑着大粪,还没有走到地里,天就下起大雨来。由于慌不择路,没有走好,他跌倒在地,大粪泼在地上和身上。他艰难而又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挑着大粪桶,冒着瓢泼大雨往回走。身体本就很虚弱,经过这么一折腾,又一次病到了。后来休息了一段时间,身体稍微有些好转,就又挑起大粪来。
一封未寄出的信
范长江的身体稍有好转后,很想吃点有味道的饭菜,他和干校领导反映却遭到拒绝。梅传德得知此事,对妻子说:“长江兄病了,想吃点有味道的饭菜,咱养的有鸡,杀一只给他擀点鸡肉面条补补身子。”夜里10点多钟,趁大部分人都已入睡了,梅传德端着妻子做的鸡肉面条,喊开了范长江的门说:“得知你病了,嘴里没有味道,这是你弟妹给你做的鸡肉面条,快趁热喝吧。”范长江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喝。两碗鸡肉面条下肚,他的精神好多了。“梅师傅,实话实说,我并没有什么病,只是我白天挑大粪,夜晚挨批斗,体力消耗量大,规定的伙食标准低吃不饱,造成营养跟不上,迫使我的身体逐渐消瘦。如果完不成当天所规定的任务,就不让吃饭,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那天夜里,范长江与梅传德谈到凌晨两点多钟才分手。
为了进一步批倒批臭以范长江为首的老干部,校方派人到乡下购买了高粱杆箔,埋下木柱子,然后把高粱秆箔拉开,用绳子系在木柱上,把写好的大字报张贴上。院子里、村道路两旁,大字报越贴越多,凡是能贴上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范长江看到批自己的大字报,气愤地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
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反映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挨批斗的真实情况,范长江利用写检讨的机会,写了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毛主席的,另一封是写给周恩来总理的。那天半夜,范长江怀揣写好的信,摸到梅传德家的窗户下,轻声地喊道:“梅师傅,是我呀!”梅传德听出是范长江的声音,翻身跳下床去给他开门。范长江进屋之后,从怀里掏出两封信说:“梅师傅,托你把我这两封送到驻军邮政所,替我买两个信封和两张邮票。”说完把钱从衣兜里掏出来。梅传德说:“不用买了,信封邮票我們家有,你把钱装起来吧!”梅传德从箱子里取出两个信封和两张邮票放在桌子上。梅金红听到了范长江与梅传德的对话,她说:“范叔叔你把这两封信交给我吧,我们学校离驻军邮政所很近,我把信送到邮政所,返回学校是不会耽误上课的。”
第二天一大早,梅金红拿着两封信来到驻军邮政所,很小心地把信投入邮箱,然后上学去了。翌日午饭后,干校领导拿着两封信,出现在范长江的面前说:“范长江,你好大胆!你是个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竟敢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告发干校领导,我看你是不要命了!”范长江说:“我写信并没有告干校领导,我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我的真实情况。”原来校方早已给驻军邮政所的工作人员作了安排,凡是五七干校,特别是以范长江为首的老干部投寄信件,都要经过校方检查。这次,范长江可招了大罪。那天夜里,校方派人对范长江又批又斗,打得范长江浑身是伤,走路活动都相当困难。梅传德得知此事跑去质问校领导:“范长江是高级记者,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大贡献,是一位有功之臣,你们为什么对他进行批斗,还动手打他?他身犯何法何罪?”校方考虑到两个单位的友好关系,便耐心地向梅传德解释说:“梅师傅,我理解你对老同志的关心,可范长江是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再说了,范长江是我们单位的人,这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事,应由我们内部处理,因此,你还是少管点为好。至于范长江挨打的事,请你放心,从今天起,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动手打他了。”那次梅传德找五七干校领导的交涉还是起作用的。从那以后,范长江再也没有挨过打,只是过度的体力劳动一点也没有减少,仍然被限制着人身自由,所有的信件还是要经校方检查。 最后一面
1970年10月22日夜晚,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开完批斗会,已是夜里10点多钟,范长江小心翼翼的摸到梅金红家的窗户下,轻声喊她父亲:“梅师傅,是我呀,快给我开门呀,我有话要给你说。”梅传德听出是范长江的声音,连忙跳下床去给他开门。范长江进屋之后,还没能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盖有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公章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双手郑重地递给梅传德说:“我把这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送给你,留个纪念,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你就会想起来我的。”梅传德接过书翻了翻说:“长江兄,你还是在这本书上签个名,写几句赠言吧!”范长江沉思了片刻说:“我的名声不好,以莫须有的罪名,划定我为反革命,所以这名字就不要签了,赠言也就不写了,免得你受牵连。”梅传德说:“我不认为你是反革命!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非常崇拜你,你写了那么多通讯,教育了那么多人,使广大读者认清了形势,提高了思想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范长江打断梅传德的话说:“现在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用,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盼头。”梅传德说:“老兄,你不要难过,过度的伤心对你的身体会有极大的危害,你还是多多地放宽心,耐心地等待,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中央、毛主席会公正地处理你的问题的。”范长江在临走之前对梅传德说,让他订一份《红旗》杂志,让他好好地学习。送走了范长江,梅传德返回到屋内,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再次走出屋,来到范长江的住室门外,屋内没有灯光,也没有什么动静,推门也推不开,再次用手摸门,里面上了暗锁。梅传德在范长江的门外站了好一会儿,心想他可能睡着了,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偷偷给范长江开追悼会
翌日下着小雨,吃早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范长江不见了,放下饭碗就到处找。梅传德得知这一消息,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参加到寻找的队伍中。结果各个地方都找遍了,也不见范长江踪影。有人提出果园和菜园里没有找。于是人们来到果园和菜园里找,还是没有。突然有人大喊:“快来人啊,这水井里有人。”7时左右,有人在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的菜园子旁一口深7米、直径1.5米左右的水井里,发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范长江的尸体,他只穿着一身单薄的中山装。大家一起奔跑过来,围着水井往里面看,果然漂浮着一具尸体,大家认出此人正是范长江,梅传德一边打捞一边泣不成声:“长江兄啊!你为啥要寻短见……”而有的人却说:“范长江是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死。”大家把范长江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用塑料布把他的尸体裹起。一切就绪,五七干校姓高的校长,一方面安排通知他的家人,一方面安排给中央拍电报。周恩来总理回电说:“范长江是著名的高级记者,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应该把他的尸体运回北京再作处理。”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回电说:“范长江已定为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把他的尸体就地掩埋。”五七干校的高校长执行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找来几位村民,在确山芦庄不远处花龙沟一个叫“金牛山”东山的山坡上,刨了一个坑,下面鋪上松木板,四面用松木板围着,然后把范长江的尸体放进去,上面盖上松木板,也没有用铁钉给钉上,就这样培上土给埋了。当时,梅传德提出给范长江开追悼会一事被拒绝,他不死心,组织起范长江平时要好的其他9位村民,他们年龄大都在40岁到60岁之间,在夜间,偷偷开了一个很简单的追悼会,会上大家都哭了。1976年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范长江的冤案被平反,他的儿子专程来到河南确山芦庄,把他父亲范长江的尸骨挖出来,运回北京火化后埋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新闻家和社会活动家,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民和冲口村民在原水井附近,给范长江立了一块纪念碑,并盖了一座小亭子。2014年夏,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缅怀中国新闻事业先驱者范长江走过的最后一段悲伤路。沿原“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门前的一条路,我来到范长江罹难的地方。路边长着一棵弯着腰的老棠梨树,这棵老棠梨树没有按常规向朝阳处弯腰,而是相悖面向西北深深低着头,且枝繁叶茂。老树低头处正是范长江罹难的那眼机井。当地人民都称这棵树叫“悲哀树”“思念树”。
缘份的开始.
梅传德是一位林业技术工人(以工代干),五七干校当时暂借薄山林场芦庄林区的住房,梅传德是队长,芦庄林区的住房属他管。一天晚饭后,梅金红家来了一位客人,梅传德连忙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烟,他连忙站起身说:“谢谢,我不抽烟”。接着他便自我介绍起来:“我是五七干校的一名普通干部,昨天才来,这一会儿没有什么事,到你们家随便聊聊。”经过交谈,梅传德得知他叫范长江,从事新闻工作。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的范长江,随中国科学院首批500名接受劳动改造和锻炼、批判的人员乘火车到达河南确山火车站。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没有公路,大家乘解放牌卡车走确泌公路到邢店后,顺河道而下到芦庄,五六十里崎岖的河道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早已疲惫不堪。后来五七干校的干部越来越多,房子就不够住了。于是,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就在肖洼的地方自己动手建住房。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墙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他动作稍慢了一点儿,结果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梅传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几次去找五七干校的领导理论,但作用不大。
梅传德的照顾
范长江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每天的任务是挑大粪,完不成任务就没有饭吃。一次,因天气太热范长江的身体承受不住,病倒了,所规定的任务没有按时完成,这一下可惹了祸,监管人员对他严加了看管,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让他到邻居家串门,不能与林场的职工干部和周围群众接触说话,更不让他往外发信件。到了夜晚,批斗会上逼着他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稍有停顿迎来的便是皮肉吃苦。
有一次,梅传德看到范长江艰难地挑着大粪,压得腰都弯曲了,便心疼地说:“长江兄,你可以放下大粪挑子歇一歇吗?老是这样挑下去,会累坏的。”范长江看四周无人便说:“梅师傅,谢谢你的关心,我如果一歇着,和你说话,被俺内部的人看见了,反映给头儿,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说完他挑着大粪一摇一晃地坚持着继续往前走。梅金红说,记得那天范长江挑着大粪,还没有走到地里,天就下起大雨来。由于慌不择路,没有走好,他跌倒在地,大粪泼在地上和身上。他艰难而又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挑着大粪桶,冒着瓢泼大雨往回走。身体本就很虚弱,经过这么一折腾,又一次病到了。后来休息了一段时间,身体稍微有些好转,就又挑起大粪来。
一封未寄出的信
范长江的身体稍有好转后,很想吃点有味道的饭菜,他和干校领导反映却遭到拒绝。梅传德得知此事,对妻子说:“长江兄病了,想吃点有味道的饭菜,咱养的有鸡,杀一只给他擀点鸡肉面条补补身子。”夜里10点多钟,趁大部分人都已入睡了,梅传德端着妻子做的鸡肉面条,喊开了范长江的门说:“得知你病了,嘴里没有味道,这是你弟妹给你做的鸡肉面条,快趁热喝吧。”范长江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喝。两碗鸡肉面条下肚,他的精神好多了。“梅师傅,实话实说,我并没有什么病,只是我白天挑大粪,夜晚挨批斗,体力消耗量大,规定的伙食标准低吃不饱,造成营养跟不上,迫使我的身体逐渐消瘦。如果完不成当天所规定的任务,就不让吃饭,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那天夜里,范长江与梅传德谈到凌晨两点多钟才分手。
为了进一步批倒批臭以范长江为首的老干部,校方派人到乡下购买了高粱杆箔,埋下木柱子,然后把高粱秆箔拉开,用绳子系在木柱上,把写好的大字报张贴上。院子里、村道路两旁,大字报越贴越多,凡是能贴上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范长江看到批自己的大字报,气愤地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
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反映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期间挨批斗的真实情况,范长江利用写检讨的机会,写了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毛主席的,另一封是写给周恩来总理的。那天半夜,范长江怀揣写好的信,摸到梅传德家的窗户下,轻声地喊道:“梅师傅,是我呀!”梅传德听出是范长江的声音,翻身跳下床去给他开门。范长江进屋之后,从怀里掏出两封信说:“梅师傅,托你把我这两封送到驻军邮政所,替我买两个信封和两张邮票。”说完把钱从衣兜里掏出来。梅传德说:“不用买了,信封邮票我們家有,你把钱装起来吧!”梅传德从箱子里取出两个信封和两张邮票放在桌子上。梅金红听到了范长江与梅传德的对话,她说:“范叔叔你把这两封信交给我吧,我们学校离驻军邮政所很近,我把信送到邮政所,返回学校是不会耽误上课的。”
第二天一大早,梅金红拿着两封信来到驻军邮政所,很小心地把信投入邮箱,然后上学去了。翌日午饭后,干校领导拿着两封信,出现在范长江的面前说:“范长江,你好大胆!你是个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竟敢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告发干校领导,我看你是不要命了!”范长江说:“我写信并没有告干校领导,我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我的真实情况。”原来校方早已给驻军邮政所的工作人员作了安排,凡是五七干校,特别是以范长江为首的老干部投寄信件,都要经过校方检查。这次,范长江可招了大罪。那天夜里,校方派人对范长江又批又斗,打得范长江浑身是伤,走路活动都相当困难。梅传德得知此事跑去质问校领导:“范长江是高级记者,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大贡献,是一位有功之臣,你们为什么对他进行批斗,还动手打他?他身犯何法何罪?”校方考虑到两个单位的友好关系,便耐心地向梅传德解释说:“梅师傅,我理解你对老同志的关心,可范长江是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再说了,范长江是我们单位的人,这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事,应由我们内部处理,因此,你还是少管点为好。至于范长江挨打的事,请你放心,从今天起,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动手打他了。”那次梅传德找五七干校领导的交涉还是起作用的。从那以后,范长江再也没有挨过打,只是过度的体力劳动一点也没有减少,仍然被限制着人身自由,所有的信件还是要经校方检查。 最后一面
1970年10月22日夜晚,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开完批斗会,已是夜里10点多钟,范长江小心翼翼的摸到梅金红家的窗户下,轻声喊她父亲:“梅师傅,是我呀,快给我开门呀,我有话要给你说。”梅传德听出是范长江的声音,连忙跳下床去给他开门。范长江进屋之后,还没能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盖有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公章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双手郑重地递给梅传德说:“我把这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送给你,留个纪念,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你就会想起来我的。”梅传德接过书翻了翻说:“长江兄,你还是在这本书上签个名,写几句赠言吧!”范长江沉思了片刻说:“我的名声不好,以莫须有的罪名,划定我为反革命,所以这名字就不要签了,赠言也就不写了,免得你受牵连。”梅传德说:“我不认为你是反革命!在我心里,你是一个大好人,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非常崇拜你,你写了那么多通讯,教育了那么多人,使广大读者认清了形势,提高了思想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范长江打断梅传德的话说:“现在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用,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盼头。”梅传德说:“老兄,你不要难过,过度的伤心对你的身体会有极大的危害,你还是多多地放宽心,耐心地等待,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中央、毛主席会公正地处理你的问题的。”范长江在临走之前对梅传德说,让他订一份《红旗》杂志,让他好好地学习。送走了范长江,梅传德返回到屋内,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再次走出屋,来到范长江的住室门外,屋内没有灯光,也没有什么动静,推门也推不开,再次用手摸门,里面上了暗锁。梅传德在范长江的门外站了好一会儿,心想他可能睡着了,现在已经后半夜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偷偷给范长江开追悼会
翌日下着小雨,吃早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范长江不见了,放下饭碗就到处找。梅传德得知这一消息,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参加到寻找的队伍中。结果各个地方都找遍了,也不见范长江踪影。有人提出果园和菜园里没有找。于是人们来到果园和菜园里找,还是没有。突然有人大喊:“快来人啊,这水井里有人。”7时左右,有人在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的菜园子旁一口深7米、直径1.5米左右的水井里,发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范长江的尸体,他只穿着一身单薄的中山装。大家一起奔跑过来,围着水井往里面看,果然漂浮着一具尸体,大家认出此人正是范长江,梅传德一边打捞一边泣不成声:“长江兄啊!你为啥要寻短见……”而有的人却说:“范长江是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死。”大家把范长江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用塑料布把他的尸体裹起。一切就绪,五七干校姓高的校长,一方面安排通知他的家人,一方面安排给中央拍电报。周恩来总理回电说:“范长江是著名的高级记者,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应该把他的尸体运回北京再作处理。”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回电说:“范长江已定为反革命、叛徒,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把他的尸体就地掩埋。”五七干校的高校长执行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找来几位村民,在确山芦庄不远处花龙沟一个叫“金牛山”东山的山坡上,刨了一个坑,下面鋪上松木板,四面用松木板围着,然后把范长江的尸体放进去,上面盖上松木板,也没有用铁钉给钉上,就这样培上土给埋了。当时,梅传德提出给范长江开追悼会一事被拒绝,他不死心,组织起范长江平时要好的其他9位村民,他们年龄大都在40岁到60岁之间,在夜间,偷偷开了一个很简单的追悼会,会上大家都哭了。1976年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范长江的冤案被平反,他的儿子专程来到河南确山芦庄,把他父亲范长江的尸骨挖出来,运回北京火化后埋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新闻家和社会活动家,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民和冲口村民在原水井附近,给范长江立了一块纪念碑,并盖了一座小亭子。2014年夏,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确山县瓦岗镇芦庄村,缅怀中国新闻事业先驱者范长江走过的最后一段悲伤路。沿原“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门前的一条路,我来到范长江罹难的地方。路边长着一棵弯着腰的老棠梨树,这棵老棠梨树没有按常规向朝阳处弯腰,而是相悖面向西北深深低着头,且枝繁叶茂。老树低头处正是范长江罹难的那眼机井。当地人民都称这棵树叫“悲哀树”“思念树”。